人类社会走向何方，取决于哪个国家提出的问题解决方案与治理模式更符合人类愿望，也取决于各国在合作与对抗、多边与单边、开放与封闭等重大课题上作出怎样的抉择。
　　2019年，世界经济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主要国家间经济、科技、金融等领域博弈加剧;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矛盾激化;国际经济秩序加速重构。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变的特征更趋明显。
　　纵观全球，人类社会面临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四大挑战，国际安全失序，社会动乱多发，非传统安全威胁进一步凸显，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

世界经济衰退风险持续累积

　　2019年，世界经济持续放缓，多家国际机构年内屡屡下调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0月下调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至3%，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低。经合组织9月将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从3.2%下调至2.9%。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将当前世界经济概括为“四低两高”特点，即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低收益、高债务和高杠杆。
　　低增长，主要表现是制造业不振、服务业萎缩、贸易和投资低迷。主要经济体之间经贸摩擦加剧，全球贸易投资面临更大不确定性，实体经济发展受挫，服务市场开始萎缩。贸易保护主义的负面效应凸显，成为拖累世界经济放缓的首要因素。
　　制造業方面，2019年7月摩根大通银行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49.3%，创近7年来最低值;服务业方面，马基特咨询机构发布的全球非制造业商业活动指数9月份数据为51.6，创该指数设立近10年来的最低值;货物贸易方面，世界贸易组织10月预测，2019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将仅微增1.2%，低于近10年平均水平。
　　政治因素对经济增长前景的影响也在上升，且与经济因素互相影响、互为因果，掌握经济主动权的国家为扩大基本盘、守住影响力不断改变规则，大国竞争进一步加剧，经贸、科技领域是博弈前沿。世界各国、各地区间政治经济关系经历深度调整。
　　低增长的同时，全球通胀水平也一直处在低位。全球货币宽松潮回归，2019年，低利率甚至是负利率呈蔓延之势，“钱不再能挣钱了”成为全球经济新注解。
　　2019年以来，发达和新兴经济体的30多家央行陆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欧洲央行9月宣布自2016年3月以来的首次降息，同时宣布重启QE。欧央行将隔夜存款利率下调10个基点至-0.5%。日本央行维持既有超宽松货币政策不变，短期利率保持在-0.1%，并继续购买长期国债，长期利率维持在零左右。美联储罕见地在三个月内降息三次，联邦基金利率调整为1.50%～1.75%。
　　新的货币宽松潮对实体经济提振作用有限，但会推高本已不菲的资产价格，对全球金融稳定造成负面影响。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朱民在2019年11月的一个演讲中说，全球股市越来越由公司业绩实体支撑走向流动性支撑，货币政策继续宽松，风险从银行和保险业转向企业，转向非金融机构，这历来是容易发生危机的薄弱点。
　　世界经济同时还面临高债务的挑战。当前，全球债务规模已超过全球经济总量的3倍，达到247万亿美元，全球债务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接近历史最高水平。美国国债已达到22.72万亿美元，并且还在继续增长。
　　种种信号显示，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风险累积，不确定性继续增加。中国人民银行2019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当前世界经济值得关注的问题和趋势包括：一是经贸摩擦仍是拖累全球经济的重要风险。虽然近期风险有所缓和，但不确定性犹存。持续的经贸摩擦将破坏全球供应链，并在中期内影响全球生产率和产出增长。二是全球宽松的货币环境助推金融资产价格和债务累积，金融体系脆弱性继续上升。在此背景下，风险因素可能导致避险情绪骤升冲击金融体系稳定，并影响全球经济增长。三是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环境对货币政策调控构成挑战，利率政策应对空间有限，继续实施量化宽松等非常规货币政策的边际效果较为有限。

发达国家集体陷入政经困局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刘军红指出，2019年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发达经济体集体陷入低速增长局面。
　　IMF2019年10月预测，发达经济体2019年和2020年经济增速均为1.7%。IMF下调美国2019年增速预期0.2个百分点至2.4%，上调2020年增速预期0.2个百分点至2.1%;下调欧元区2019年和2020年增速预期0.1和0.2个百分点至1.2%和1.4%;下调日本2019年GDP增速预期0.1个百分点至0.8%，预测日本2020年GDP增速将进一步下滑至0.5%。
　　工业生产是GDP的先行指标，2019年发达经济体工业生产集体出现萎缩，在刘军红看来非常值得关注。
　　2019年上半年美国工业产出和制造业产出连续两个季度下滑。9月美国制造业PMI指数降至47.8%，创下近十年新低。
　　德国、日本等传统制造业国家工业生产也大幅下降。德国联邦统计局2019年12月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10月德国制造业产出下降5.7%，遭遇2009年以来最严重衰退。2019年，日本制造业PMI除1月和4月外均在荣枯线以下，且呈连续下降态势，陷入近三年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萎缩。9月中旬公布的、被视为日本经济先行指标的日本机床订单数额大跌近四成，为日本经济拉响警报。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环境下，2019年以来，美联储启动预防式降息，欧央行进一步降息。然而美联储降息空间有限，日本和欧洲央行实行负利率，量化宽松政策的效应趋于弱化。 　　负利率，意味着资本找不到值得投资的项目了，凸显欧日等国生产要素困局。华泰证券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欧洲和日本均面临人口老龄化，希望通过科技周期实现增长复苏难度较大，因自然资源禀赋相对匮乏也难以形成比较优势。
　　发达国家经济困局激化深层次矛盾，民粹主义抬头，政治斗争加剧，软实力软肋频频暴露。
　　美国内部，从2019年年初政府关门危机到年底国会掀起弹劾案新高潮，内斗加剧，围绕总统权力的宪政之争升级，成为特朗普在“通俄门”后面临的最大政治危机。
　　對外，一方面美国重拾大国竞争，对战略对手做出清晰定义，重新定位外交与安全政策，应对大国竞争不遗余力;另一方面不断甩掉海外包袱，减少海外投入。
　　2019年，欧盟内外交困，焦虑感明显上升，一方面反对美国推行单边主义政策;另一方面也更多从竞争视角出发应对世界经济变局，提出“经济主权”概念，在产业政策和外资审查领域加强协调。
　　日本面临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国家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且将迎来更深刻变化的世界形势下，发达国家的文化局限、行为惯性和体制障碍，大大限制了其应对变局的选择空间，并有可能在积累、策动之余成为世界不安定因素的输出地。

发展中国家变被动为主动面临挑战

　　2019年，发展中国家外部环境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在提高自身经济影响力、应对外部冲击、夯实竞争基础方面，均面临持续挑战。
　　俄罗斯经济低速增长，动能不足，2019年上半年增速为0.7%。印度经济明显降速，2019年三季度增速降至4.5%，为6年多来最低水平，经济增长前景不乐观。

　　受美国影响较深的拉美地区增长普遍乏力，脆弱性凸显，多国出现货币贬值、通胀高企、股市动荡、国家风险指数攀升等现象。2019年，33个拉美国家中有23个国家经济增速速度放缓，14个国家经济增速不足1%。
　　2019年，众多非洲国家受高失业、高通胀和高赤字困扰。仅卢旺达、毛里求斯和摩洛哥少数国家，由于改革得力和营商环境改善，经济表现较好。

　　IMF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2019年和2020年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下调0.2和0.1个百分点至3.9%和4.6%。金砖国家中，IMF预测俄罗斯2019年经济增速为1.1%，印度为6.1%，巴西为0.9%，南非为0.7%。
　　IMF同时指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是2020年全球经济弱复苏的主要贡献力量。据IMF数据，以购买力平价计算，2018年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为59%，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约为8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认为，新兴经济体崛起，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地位更加重要。部分亚洲和非洲国家有可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领跑者。到2035年，发展中国家GDP规模将超过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和投资中的比重接近60%。
　　中国新兴经济体研究会会长张宇燕在新兴经济体研究会2019年会上说，世界经济变局的深刻变化，主要表现为东升西降、技术创新、权利意识觉醒、社会变革、人口老龄化、全球政治体系变化、国际货币体系变化等，因此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需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与合作，在把握国际大势的同时强化协调和配合，共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展望未来，发展中国家如何走出适合自身国情的持续增长道路值得关注。未来10年将是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10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积聚力量。发展中国家能否加大科技创新合作，跳出存量博弈的泥沼，着力创造全新经济空间？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原副会长王珍说，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尤其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挑战，唯不断创新才能跟得上潮流，把发展的希望定位在创新上，是有远见的正确选择。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战略机遇期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中国经济“稳定器”“推进器”的作用令人期待，中国的发展成为发展中国家自强的典范，地位、影响力、感召力进一步加大。
　　对此，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最新研究说，世界正在进入“亚洲世纪”，而中国是亚洲地区经济之锚，为邻近地区提供了联通和创新的平台。

国际规则与多边体制调整加速

　　2019年，国际经济秩序加速重构，二战后的国际规则和多边体制面临重大调整。
　　第一，围绕全球贸易新规则制定主导权的竞争更趋激烈。
　　首先，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正被重新定义和规划。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遭到严重挑战。
　　WTO四大功能中最重要的功能是上诉机构。由于美国不断阻挠，WTO上诉机构在2019年12月只剩一名法官，多边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停摆。
　　美欧日等已经富裕起来的国家试图改写多边贸易规则。特朗普曾多次抨击WTO，并威胁“退群”。2019年7月26日，特朗普签署备忘录，指示美国贸易代表使用一切可用手段确保WTO对发展中国家地位进行改革。随后，深受美国影响的巴西、韩国宣布放弃“发展中国家”地位。
　　WTO改革是全球经济治理领域里的一场重大博弈，何去何从将对全球贸易和国际经济格局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
　　其次，在全球贸易规则加速调整背景下，全球贸易圈层正在加速重组，抱团取暖、局部合作的趋势明显，国际贸易规则处于新一轮变革和重构期。 　　一方面，各国寻求国际合作越来越倚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路径。2019年1月举行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首届部长级会议重申维护自由贸易、反对保护主义。日本与欧盟签署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于2019年2月1日正式生效。7月7日，非洲大陆自贸区正式成立。11月4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结束全部文本谈判及实质上所有市场准入谈判。有关国家积极推进区域自由贸易安排，充分说明世界各国需要自由贸易与国际合作。
　　另一方面，主要大国间正通过谈判缔结新的区域或双边协定等方式，加速重塑全球贸易规则。发达国家主导的区域经贸合作新规则强调高标准、高水平的便利化与自由化。原产地规则、知识产权保护、数字贸易、服务业开放、环保劳动标准、竞争中立和国有企业等都成为CPTPP、《美墨加协定》等区域自贸协定的核心议题。
　　此外，发达国家加速建立数字化领域国际经贸标准。《美日数字贸易协定》和《美墨加协定》都制定了涉及数据流通的规则，并希望将这些规则体现在WTO的规则中，意在牵制发展中国家。在數字经济时代，由谁掌握制定规则的主导权或将极大地影响世界经济的走向。
　　第二，国际金融秩序出现新动向。
　　国际金融秩序受到美国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行为的严重破坏。2019年8月6日，美财政部不顾事实，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这一单边主义行为破坏了全球关于汇率问题的多边共识，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运行产生严重负面影响。
　　2019年10月，IMF决定推迟份额调整，这一削弱IMF代表性、治理能力与合法性的做法引致发展中国家的不满。
　　美国社交媒体巨头脸书计划推出数字加密货币Libra，对国际货币体系带来严重冲击。
　　第三，全球价值链受到冲击，新兴经济体成长空间“被压缩”。
　　全球价值链是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全球价值链深入发展，为发展中国家实现技术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带来新机遇。
　　世界银行在《2020年世界发展报告：在全球价值链时代以贸易促发展》中指出，全球价值链已占到世界贸易近50%。
　　报告同时指出，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价值链成长趋于平缓，近期抬头的保护主义也对全球价值链演变产生影响，全球价值链扩张面临停滞不前。
　　其他令全球价值链放缓的因素还包括：经济增长总体放缓，特别是投资方面;贸易改革步伐放缓，甚至出现倒退;一些最具活力的地区和行业已经自我形成了完整的价值链。
　　第四，科技创新成为大国竞争焦点。
　　科技进步和创新正在积聚促进变化的巨大能量，是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拓展全球经济新空间，主导全球经济态势的最重要变量。2019年全球科技发展亮点频现，但与此同时，个别国家不能接受别国科技快速发展，在国际科技合作领域频繁制造障碍，试图以“脱钩”来保持领先，大国竞争进入以科技创新为关键主线，辅之以经济、政治、舆论、安全等多维度的竞争。

大国博弈升温

　　2019年，大国博弈明显升温，强权政治和霸凌行径越来越脱下温情脉脉的外衣，全球治理步履维艰。
　　俄美博弈加剧。《中导条约》失效，《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难保，新一轮军备竞赛加剧，核战争风险上升。2019年12月12日，美军在加利福尼亚试射一枚陆基常规弹道导弹，这是美国在8月退出《中导条约》后首次试射受条约限制的弹道导弹。在委内瑞拉危机关头，俄罗斯果断出手支持马杜罗政府，美国制造政权更迭图谋落空。在叙利亚，美退俄进，俄拉近与沙特、埃及等的关系，在中东赢得一定战略主动权和话语权。而美国背弃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盟友，形象受损，并非消灭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头目巴格达迪所能弥补。
　　美欧裂痕持续加大。双方在贸易、伊核协议、气候变化、安全、能源、多边主义等问题上出现一系列纷争。欧洲对美信任降低，力图增强战略自主。马克龙主张欧洲应摆脱北约限制，加强欧洲防务。法德筹建“多边主义联盟”，力挺多边主义。欧洲同中国就加强全球治理、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自由贸易等重大问题达成广泛共识。
　　日印在大国关系重构中获益。日本贸易战略迎来新局面，巩固了与美国的盟友关系，改善了对华关系，发展了与欧、英、印、俄等的关系。与此同时，日印也随时注意避免成为大国博弈的“筹码”。
　　在国际经济秩序加速重构、大国关系深刻调整的大背景下，主要大国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进一步展开竞争，加紧争夺地缘政治影响力。印度、欧洲、非洲在全球博弈中的地位上升。
　　在亚洲，美国继续推进“印太战略”，搅局南海，向所谓的印太地区增派兵力。俄罗斯和欧洲等均加大了对印太地区的投入。马克龙提出法国版“印太战略”。美国还加大对中亚五国的拉拢，先后在努尔苏丹和纽约举行“C5+1”部长级会晤。美俄加大在中东博弈。
　　在拉美，美国重拾门罗主义，企图在委内瑞拉制造政权更迭，加大对古巴制裁，遭俄罗斯战略牵制。
　　在非洲，美国出台新非洲战略，将矛头指向中俄。日本举办第七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俄罗斯举办首届俄非峰会，寻求加强对非经济与安全合作。

全球治理步履维艰

　　2019年，世界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从亚洲到中东，从欧洲到拉美，一系列热点此起彼伏，一连串国家动荡频发，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蔓延，全球治理面临严峻挑战。
　　国际和地区安全风险上升。新一轮军备竞赛和核战争风险上升。沙特油田遭无人机袭击事件，令武装无人机问题凸显。中东局势紧张、印巴交火、巴以冲突、也门激战、利比亚内战等，给地区安全蒙上阴影。
　　反恐、网络安全、疫情和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严重。巴基斯坦、新西兰、斯里兰卡、伊朗、肯尼亚、菲律宾等国发生严重恐怖袭击。西方国家发生多起宗教场所恐怖袭击事件，极右翼恐怖主义成为西方国家国内安全重大威胁之一。数据显示，网络犯罪将导致2019年世界经济损失2.5万亿美元，比2018年增加60%。非洲猪瘟、麻疹、寨卡等肆虐。全球爆发多起重大火灾。极端天气频发，将全球气温推向更加危险的水平。12月15日闭幕的2019年联合国气候大会因各方分歧严重，未就《巴黎协定》第六条实施细则谈判这项核心任务达成共识。
　　世界多国政治与社会矛盾突出。多国发生程度不一的骚乱和暴力示威。智利甚至因为骚乱放弃主办APEC会议和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西方一些国家插手别国事务、企图制造“颜色革命”。西方国家政府和媒体对待发生在不同国家的暴乱别有用心地采取不同标准，再次暴露西方所谓民主、人权的虚伪和双标。
　　2019年，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成为全球治理中的高频词。
　　部分发达国家由于自身实力衰落，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减弱，不愿意继续提供公共产品，甚至退出多边主义制度框架，但又不愿看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中获得更大话语权。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受到单边主义威胁，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举步维艰。但是，国际社会支持多边主义的声音仍是主导力量，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
　　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力量对比的变化，一方面动摇了发达国家在全球规则制定上的主导地位，引发对抗反应;另一方面增强了发展中国家的谈判基础和谈判能力，参与规则制定意愿更强，底气更足。
　　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旗帜鲜明地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多边主义和多边贸易体制，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从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到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从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到中法全球治理论坛，从博鳌亚洲论坛到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中国积极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呼吁各国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响应和支持。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所首席研究员张茉楠说，全球化进入下半场，全球红利存量消失，增量尚未清晰。存量博弈导致国际局势失序和不确定性增加。但经济全球化潮流不可逆转，各国利益日益交融、命运更加休戚与共是大势所趋，应积极推动新型全球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使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