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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张艺谋1987-2010年间的电影以及宣传片的研究，笔者发现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解读，对其作品褒贬不一，也造成了国家形象的正负对峙。但是，这些研究总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正面弘扬与反面批判，且批评多于赞美，但事物皆有两面性，一味地批评是有失偏颇的。张艺谋电影之所以成功，必定有其过人之处。即使他电影中有贩卖中国的贫穷、落后之嫌，但这未尝不是代表着人们开始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历史的审慎的思辨和浓重的反思。
国家形象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从侧面体现出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影响力。国家形象，作为一种主观印象，实际上构成了人们对于一个国家及其民众的心理预设。大众对一个国家的主观印象往往通过一个国家的电影或者其他媒介来了解和认识这一国家、民族或者文化的历史和现实。所以，以电影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在传播国家形象上是不可忽视的。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经济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也越来越重要。张艺谋电影的巨大成功和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使世界各地得以通过他的电影来重新建构中国。中国人民迫切希望摆脱近代以来，古老、封建、腐败的中国以及西方世界心中“东亚病夫”的形象。正因为此，张艺谋被认为是中国形象的代言人。他的电影在传播中国国家形象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对于张艺谋1987-2010年的电影以及宣传片，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解读，评价也是褒贬不一的，但主要存在着两种观点：正面弘扬与反面批判。正面赞扬的是他电影中所展现的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以及对中国传统元素的弘扬；反面的批評主要从后殖民主义角度解读，认为他执著于伪民俗与乡土中国的呈现，故意迎合西方看客的“中国想像”，从而造成国家形象的正负对峙。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急于重塑自身积极的、正面的国家形象。然而，张艺谋善于揭露中国的阴暗面，这对国民来说是难于接受的。但是换个角度思考，电影中展现的民族缺陷，也正暗示着中国人开始对民族传统进行深刻反思，体现出一种大气而坦荡的精神气概。中国虽古老且近代落后，但现代中国是一个充满生命力且正在崛起的东方大国。
为了对张艺谋电影中所塑造的正负对峙的国家形象有更好的理解，本文选取最近20多年优秀的研究论文中所阐述的主要观点加以概括和评述，从而更好地评判其电影在传播国家形象中的价值。
一、正面国家形象的构建
（一）中国元素的运用
乔炜佳的《张艺谋电影作品中的中国元素》，阐述了中国元素在电影场景中的运用。张艺谋电影运用了大量带有中国特色的元素，如高粱地、草原、竹林、荒漠和庭院等。电影《红高粱》中的色彩浓烈，整部电影被红色包围，如火红的高粱地，红色的盖头、花轿以及血泊。它营造出一个特定的造型空间，整体呈现出豪放的风格，颂扬了中华民族激扬昂奋的民族精神，也体现出对完美自由的自然生命的渴望与赞美。在电影《英雄》以及《十面埋伏》中，功夫元素展现出其独特魅力，体现出中国武术的源远流长。张艺谋在电影中所选取的都是极具代表性的中国元素，如《大红灯笼高高挂》的高大院落、《菊豆》中的徽派建筑、《英雄》里的大片胡杨林。这不仅是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延续，更是为了将中国文化的发扬光大，将中国电影做得更加精彩绝伦，将中国各种优秀传统文化传扬到世界各个角落。
刘强的《中国当代审美文化下的张艺谋电影》指出，张艺谋在场景设置、象征手法和中国特色元素等方面均做出了宝贵的探索与创新运用。张艺谋电影体现出炎黄子孙追求自由的顽强意志和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具有强烈的人文精神。张艺谋将《红高粱》拍得轰轰烈烈、张张扬扬的样子，以寻求“国力之强盛不衰，民性之激扬发展”。李阳的《张艺谋的传统民族元素与审美现代性》认为，张艺谋电影始终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民族元素的重视和自己独特的见解，渗透着他对民族个性和传统文化的传承，并融入现代的价值判断，穿插进审美的现代观，展现了中国的特有民族传统与民族精神气质。
（二）民族精神的展现
袁玉琴、张微在《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综述》中指出，第五代导演更加注重对民族精神的挖掘和对文化的反思。他们主张以终极的人文情怀审视民族精神和古老文化来创造中国的影像世界，呈现给世界一种别具一格的文化想象和中国形象，传达出中国电影对于民族精神和文化的深切感悟与反思。孟萌、吴肇利的《从电影《红高粱》看“原始生命力”的艺术表现》，阐述了张艺谋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人文精神的反思与赞扬。在电影《红高粱》中，张艺谋重点凸显了酒神精神里的自由野性之美，酒神精神源于西方的价值理念，象征着对自由的热爱与追寻。电影中的人物追求自由顽强意志和对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的宣泄，把已被封闭社会压成扁平存在的人的自由唤醒。红高粱酒代表着原始野性精神，也代表着生命传承和欲望的宣泄，透露出强烈的人文意识。他们敢爱敢恨，崇尚自由，冲破束缚去抗击传统道德和世俗观念。这和自由的酒神精神不谋而合，都是对原始、狂野的生命力的宣泄，体现出中国人生生不息的生命气势和痛快淋漓的人生态度。
梁华、张晓霞的《浅析张艺谋电影中的民族精神》，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张艺谋电影中所体现的民族精神。一是压抑束缚中对自由的不懈追求。电影《菊豆》描写了女性在旧社会伦理、吃人的礼教下对自由的渴望，为了获得人性的解放，他们以不屈的精神反抗不合理的制度。二是锲而不舍的执著精神。从《秋菊打官司》到《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女性都有“一根筋”的性格核心，电影赞扬了她们对认定事情那份锲而不舍的精神。张艺谋在电影中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有着执著精神气概的女性形象，她们深情演绎着中华民族那不抛弃、不放弃的信念。三是侠义情怀的礼赞。在电影《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张艺谋从多方面为观者构建了一个个满怀侠义的精神世界，充满了对人生的体悟和探讨，体现出浓郁的民族文化特色。电影中的武侠情节是对五千年传承下来侠义精神的礼赞以及对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述说。
张艺谋不止步于电影这一媒介去传播中国的民族精神，他先后拍了很多宣传片，如申奥片、申博片等。他以平实质朴和客观细腻的创作手法，为全世界呈现了一个充满人文意识的影像中国。赵鑫、林茜在《中国国家形象影像作品的编创策略及其对影视编辑的启示——以北京申奥片、上海申博片和国家形象宣传片角度篇为例》中，论述了张艺谋用平实的生活记录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的国民风貌，“带领那些陌生的外国观众去触碰中国社会的肌理，感受中国的脉动，聆听中国的真实之音”。张艺谋运用了许多章节主题，不同篇章凸显了中国民族精神：他们自信与祥和、传统与现代、深沉与激情、热情与活泼、团结与友爱。 二、负面国家形象的构建
（一）伪民俗的偏好
杜庆春从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角度出发，深刻分析了张艺谋电影的“献媚性”。他认为张艺谋的成功主要源于被殖民的文化心理范式，这种潜意识中自发的型构最终使他的创作有意识地向西方偏离，有一种迎合趋同西方文化的心理。他的电影着意于将所谓的文化“奇观”、怪异与民俗的以及落后的东西呈现给西方世界。这对于一直对神秘的东方抱有猎奇心态的西方大众是新鲜且刺激的，进而暴露出植根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中的鄙风陋俗以及病态的精神缺陷。
国内最早将张艺谋电影置于“后殖民的语境”下进行解读的批评文章是张颐武的《全球性后殖民语境中的张艺谋》，文章指出，张艺谋执著于表现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神秘的边缘化处境，那里有最古老、最封建、最传统的民族历史文化，所有的这些东方的阴暗面都是为西方看客而精心制作的。古大勇的《从“后殖民”视角比较鲁迅与张艺谋的“丑陋的中国人”叙述》和刘旭的《后殖民审丑观：张艺谋电影东方意象的背后》都是从后殖民理论角度进行解读，阐述了张艺谋为了迎合西方想像，精心设计以臆造民俗为中心的符合西方口味的“中国形象”。张艺谋的电影为了特定的目的，把非真实的、夸张的伪民俗作为电影的重头戏，执著于描写病态的、怪异的、妖魔化的中国去迎合西方看客，揭自己的伤疤供人欣赏，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张艺谋偏重的伪民俗喜好会更加深化西方的“中国想像”。
（二）乡土中国的呈现
张艺谋的电影总是把人带入遥远的过去，让人领略原始或者边缘的神秘、野蛮、朴素甚至是愚昧。他早期大部分电影的叙述背景都设立在中国偏僻、落后、闭塞的乡土农村。王旭文的《张艺谋电影的乡土性研究》指出，“乡土性体现在艺术特色上，在影像对乡土环境的空间特色与时间特色的表达和建构中，比如孤立于封闭的乡村环境，具有农业文明的特色，停滞不前的时间存在，荒蛮或粗粝的个体存在”。另外，这些乡土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导演的主观表达和态度。刘旭的《后殖民审丑观：张艺谋电影东方意象的背后》指出，张艺谋早期的电影集中体现了乡土中国的偏僻、落后、闭塞的形象，人物通常被挤压在角落，他们贫穷、愚昧、原始、肮脏，被封建落后所控制着。当这些被打上导演鲜明主观表达印记的电影传播出去，必定会更加固化古老、神秘、落后和愚昧的中华民族形象。现当代以来，西方社会之所以对中国印象如此之差，与张艺谋“乡土中国的呈现”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著名美国影评人罗杰·艾伯顿曾在《芝加哥论坛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说：“首先，我承认自己无知。在奥运会前，我对中国感到困惑且带有偏见。这种印象是从很多电影中获得的，其中有《大红灯笼高高挂》《末代皇帝》，还有《活着》《菊豆》这类影片。所有这些影片描述的中国给人一种距离感、陌生感和差异感。伴随着这些影像而来的是一种浓厚的冷战氛围和把中国视作敌对超级大国的观念。我看过上海和北京城市面貌的照片，我也想象过数千万人生活在贫困和古老的社会环境中。”
三、结语
综上所述，张艺谋在20多年的影像历程中，创造了电影界的一个神话。对他作品的研究主要有两种倾向，形成了正负两种力量，除了巨大的赞誉，围绕其作品也总有第二种声音持续的存在。最多的就是对他的电影从后殖民理论进行解剖，认为他可以丑化东方文明的伪民俗，献媚于西方，传播中国的落后丑陋的负面形象。
但是，张艺谋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深情关注，对民族生存状态的反思，对人性的剖析，对民族文化心理探寻以及对人文情怀的坚守在构建中国国民性方面是值得肯定的。从《红高粱》开始到申奥片，张艺谋一步一个脚印地在影片中运用中国特色的元素来表达他内心对这些古老传统的热爱与尊敬。他在影像中对民族精神的歌颂无不渗透每个角落，體现出中国人那生生不息的生命气势和痛快淋漓的人生态度。张艺谋电影中那些偏狭、自私的生命形象，民族性格阴暗面也凸显出中国人敢于自揭伤疤的民族自信和反思。人们不应该站在民族主义的道德制高点挥舞批评的大棒去指责。一国形象不是几部电影能决定的。中国有落后，但那不是全部。所以，张艺谋电影中中国元素的成功运用，生生不息的民族生命力的展现对国家正面形象传播的价值是值得赞扬的。
（上海海事大学）
国家形象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从侧面体现出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影响力。国家形象，作为一种主观印象，实际上构成了人们对于一个国家及其民众的心理预设。大众对一个国家的主观印象往往通过一个国家的电影或者其他媒介来了解和认识这一国家、民族或者文化的历史和现实。所以，以电影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在传播国家形象上是不可忽视的。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经济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也越来越重要。张艺谋电影的巨大成功和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使世界各地得以通过他的电影来重新建构中国。中国人民迫切希望摆脱近代以来，古老、封建、腐败的中国以及西方世界心中“东亚病夫”的形象。正因为此，张艺谋被认为是中国形象的代言人。他的电影在传播中国国家形象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对于张艺谋1987-2010年的电影以及宣传片，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解读，评价也是褒贬不一的，但主要存在着两种观点：正面弘扬与反面批判。正面赞扬的是他电影中所展现的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以及对中国传统元素的弘扬；反面的批評主要从后殖民主义角度解读，认为他执著于伪民俗与乡土中国的呈现，故意迎合西方看客的“中国想像”，从而造成国家形象的正负对峙。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急于重塑自身积极的、正面的国家形象。然而，张艺谋善于揭露中国的阴暗面，这对国民来说是难于接受的。但是换个角度思考，电影中展现的民族缺陷，也正暗示着中国人开始对民族传统进行深刻反思，体现出一种大气而坦荡的精神气概。中国虽古老且近代落后，但现代中国是一个充满生命力且正在崛起的东方大国。
为了对张艺谋电影中所塑造的正负对峙的国家形象有更好的理解，本文选取最近20多年优秀的研究论文中所阐述的主要观点加以概括和评述，从而更好地评判其电影在传播国家形象中的价值。
一、正面国家形象的构建
（一）中国元素的运用
乔炜佳的《张艺谋电影作品中的中国元素》，阐述了中国元素在电影场景中的运用。张艺谋电影运用了大量带有中国特色的元素，如高粱地、草原、竹林、荒漠和庭院等。电影《红高粱》中的色彩浓烈，整部电影被红色包围，如火红的高粱地，红色的盖头、花轿以及血泊。它营造出一个特定的造型空间，整体呈现出豪放的风格，颂扬了中华民族激扬昂奋的民族精神，也体现出对完美自由的自然生命的渴望与赞美。在电影《英雄》以及《十面埋伏》中，功夫元素展现出其独特魅力，体现出中国武术的源远流长。张艺谋在电影中所选取的都是极具代表性的中国元素，如《大红灯笼高高挂》的高大院落、《菊豆》中的徽派建筑、《英雄》里的大片胡杨林。这不仅是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延续，更是为了将中国文化的发扬光大，将中国电影做得更加精彩绝伦，将中国各种优秀传统文化传扬到世界各个角落。
刘强的《中国当代审美文化下的张艺谋电影》指出，张艺谋在场景设置、象征手法和中国特色元素等方面均做出了宝贵的探索与创新运用。张艺谋电影体现出炎黄子孙追求自由的顽强意志和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具有强烈的人文精神。张艺谋将《红高粱》拍得轰轰烈烈、张张扬扬的样子，以寻求“国力之强盛不衰，民性之激扬发展”。李阳的《张艺谋的传统民族元素与审美现代性》认为，张艺谋电影始终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民族元素的重视和自己独特的见解，渗透着他对民族个性和传统文化的传承，并融入现代的价值判断，穿插进审美的现代观，展现了中国的特有民族传统与民族精神气质。
（二）民族精神的展现
袁玉琴、张微在《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综述》中指出，第五代导演更加注重对民族精神的挖掘和对文化的反思。他们主张以终极的人文情怀审视民族精神和古老文化来创造中国的影像世界，呈现给世界一种别具一格的文化想象和中国形象，传达出中国电影对于民族精神和文化的深切感悟与反思。孟萌、吴肇利的《从电影《红高粱》看“原始生命力”的艺术表现》，阐述了张艺谋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人文精神的反思与赞扬。在电影《红高粱》中，张艺谋重点凸显了酒神精神里的自由野性之美，酒神精神源于西方的价值理念，象征着对自由的热爱与追寻。电影中的人物追求自由顽强意志和对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的宣泄，把已被封闭社会压成扁平存在的人的自由唤醒。红高粱酒代表着原始野性精神，也代表着生命传承和欲望的宣泄，透露出强烈的人文意识。他们敢爱敢恨，崇尚自由，冲破束缚去抗击传统道德和世俗观念。这和自由的酒神精神不谋而合，都是对原始、狂野的生命力的宣泄，体现出中国人生生不息的生命气势和痛快淋漓的人生态度。
梁华、张晓霞的《浅析张艺谋电影中的民族精神》，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张艺谋电影中所体现的民族精神。一是压抑束缚中对自由的不懈追求。电影《菊豆》描写了女性在旧社会伦理、吃人的礼教下对自由的渴望，为了获得人性的解放，他们以不屈的精神反抗不合理的制度。二是锲而不舍的执著精神。从《秋菊打官司》到《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女性都有“一根筋”的性格核心，电影赞扬了她们对认定事情那份锲而不舍的精神。张艺谋在电影中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有着执著精神气概的女性形象，她们深情演绎着中华民族那不抛弃、不放弃的信念。三是侠义情怀的礼赞。在电影《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张艺谋从多方面为观者构建了一个个满怀侠义的精神世界，充满了对人生的体悟和探讨，体现出浓郁的民族文化特色。电影中的武侠情节是对五千年传承下来侠义精神的礼赞以及对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述说。
张艺谋不止步于电影这一媒介去传播中国的民族精神，他先后拍了很多宣传片，如申奥片、申博片等。他以平实质朴和客观细腻的创作手法，为全世界呈现了一个充满人文意识的影像中国。赵鑫、林茜在《中国国家形象影像作品的编创策略及其对影视编辑的启示——以北京申奥片、上海申博片和国家形象宣传片角度篇为例》中，论述了张艺谋用平实的生活记录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的国民风貌，“带领那些陌生的外国观众去触碰中国社会的肌理，感受中国的脉动，聆听中国的真实之音”。张艺谋运用了许多章节主题，不同篇章凸显了中国民族精神：他们自信与祥和、传统与现代、深沉与激情、热情与活泼、团结与友爱。 二、负面国家形象的构建
（一）伪民俗的偏好
杜庆春从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角度出发，深刻分析了张艺谋电影的“献媚性”。他认为张艺谋的成功主要源于被殖民的文化心理范式，这种潜意识中自发的型构最终使他的创作有意识地向西方偏离，有一种迎合趋同西方文化的心理。他的电影着意于将所谓的文化“奇观”、怪异与民俗的以及落后的东西呈现给西方世界。这对于一直对神秘的东方抱有猎奇心态的西方大众是新鲜且刺激的，进而暴露出植根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中的鄙风陋俗以及病态的精神缺陷。
国内最早将张艺谋电影置于“后殖民的语境”下进行解读的批评文章是张颐武的《全球性后殖民语境中的张艺谋》，文章指出，张艺谋执著于表现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神秘的边缘化处境，那里有最古老、最封建、最传统的民族历史文化，所有的这些东方的阴暗面都是为西方看客而精心制作的。古大勇的《从“后殖民”视角比较鲁迅与张艺谋的“丑陋的中国人”叙述》和刘旭的《后殖民审丑观：张艺谋电影东方意象的背后》都是从后殖民理论角度进行解读，阐述了张艺谋为了迎合西方想像，精心设计以臆造民俗为中心的符合西方口味的“中国形象”。张艺谋的电影为了特定的目的，把非真实的、夸张的伪民俗作为电影的重头戏，执著于描写病态的、怪异的、妖魔化的中国去迎合西方看客，揭自己的伤疤供人欣赏，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张艺谋偏重的伪民俗喜好会更加深化西方的“中国想像”。
（二）乡土中国的呈现
张艺谋的电影总是把人带入遥远的过去，让人领略原始或者边缘的神秘、野蛮、朴素甚至是愚昧。他早期大部分电影的叙述背景都设立在中国偏僻、落后、闭塞的乡土农村。王旭文的《张艺谋电影的乡土性研究》指出，“乡土性体现在艺术特色上，在影像对乡土环境的空间特色与时间特色的表达和建构中，比如孤立于封闭的乡村环境，具有农业文明的特色，停滞不前的时间存在，荒蛮或粗粝的个体存在”。另外，这些乡土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导演的主观表达和态度。刘旭的《后殖民审丑观：张艺谋电影东方意象的背后》指出，张艺谋早期的电影集中体现了乡土中国的偏僻、落后、闭塞的形象，人物通常被挤压在角落，他们贫穷、愚昧、原始、肮脏，被封建落后所控制着。当这些被打上导演鲜明主观表达印记的电影传播出去，必定会更加固化古老、神秘、落后和愚昧的中华民族形象。现当代以来，西方社会之所以对中国印象如此之差，与张艺谋“乡土中国的呈现”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著名美国影评人罗杰·艾伯顿曾在《芝加哥论坛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说：“首先，我承认自己无知。在奥运会前，我对中国感到困惑且带有偏见。这种印象是从很多电影中获得的，其中有《大红灯笼高高挂》《末代皇帝》，还有《活着》《菊豆》这类影片。所有这些影片描述的中国给人一种距离感、陌生感和差异感。伴随着这些影像而来的是一种浓厚的冷战氛围和把中国视作敌对超级大国的观念。我看过上海和北京城市面貌的照片，我也想象过数千万人生活在贫困和古老的社会环境中。”
三、结语
综上所述，张艺谋在20多年的影像历程中，创造了电影界的一个神话。对他作品的研究主要有两种倾向，形成了正负两种力量，除了巨大的赞誉，围绕其作品也总有第二种声音持续的存在。最多的就是对他的电影从后殖民理论进行解剖，认为他可以丑化东方文明的伪民俗，献媚于西方，传播中国的落后丑陋的负面形象。
但是，张艺谋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深情关注，对民族生存状态的反思，对人性的剖析，对民族文化心理探寻以及对人文情怀的坚守在构建中国国民性方面是值得肯定的。从《红高粱》开始到申奥片，张艺谋一步一个脚印地在影片中运用中国特色的元素来表达他内心对这些古老传统的热爱与尊敬。他在影像中对民族精神的歌颂无不渗透每个角落，體现出中国人那生生不息的生命气势和痛快淋漓的人生态度。张艺谋电影中那些偏狭、自私的生命形象，民族性格阴暗面也凸显出中国人敢于自揭伤疤的民族自信和反思。人们不应该站在民族主义的道德制高点挥舞批评的大棒去指责。一国形象不是几部电影能决定的。中国有落后，但那不是全部。所以，张艺谋电影中中国元素的成功运用，生生不息的民族生命力的展现对国家正面形象传播的价值是值得赞扬的。
（上海海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