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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为了明确手机依赖对高职学生社交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探寻改善手机依赖现状以提高社交自我效能感的理论基础。方法：对广西某职业学院的学生开展问卷调查。使用SPSS和AMOS软件对收纳的数据实施项目剖析和信度效度检验。结果：《手机依赖指数量表》和《社交自我效能感量表》在高职学生群组中具备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手机依赖在失控性、戒断性维度与社交自我效能感之间提示明显的负相关，能够预测高职学生的社交自我效能感水平。结论：合理干预手机依赖的失控性或戒断性行为，能够降低高职学生手机依赖所致的负面效应。
[关 键 词] 高职学生;手机依赖;相关性
[中图分类号] G44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0603（2021）32-0040-02
根据最新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6月，我国手机互联网用户规模达9.3亿，与2020年3月相比，新增用户3546万，手机互联网用户规模占所有用户比例高达99.2%，同比增加0.1个百分点[1]。手机互联网用户人数的迅速增长，诱发手机依赖等亚健康状况，尤其是高职学生的手机依赖现象，正逐步引发社会各業的关注。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把手机和电脑网络依赖列为一种精神科疾病。
伴随手机的智能化发展，当今高职学生在日常学习与生活中愈发不能脱离手机。庞大的校园“低头族”群体，令手机依赖状况越来越严重。手机依赖，也称“手机成瘾症”“手机过度使用症”，它是指个体由于不正确使用手机而引发生理或心理的不适证候[2]。海内外学者的研究证实，手机依赖在高职学生的心理和行为方面产生的不良影响，主要体现在自我控制缺陷、焦虑、人际敏感、学业拖延、睡眠障碍等方面[3，4]。
社会自我效能感又称“社会效能感”或“社会自我效能感”，是指自我效能感在社会领域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它是躯体在社会交往中投入社会任务的能力，是发展与维系人际关系的信心及信念[5]。尽管涉及技术依赖（包含手机依赖、网络成瘾等）对高职学生社交效能感影响的研究寥寥无几，但是普遍认同技术依赖会对高职学生的社会交往乃至学业成绩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本研究以梧州职业学院学生作为调查对象，采用《手机依赖指数量表》（MPAI）和《社交自我效能感量表》对高职学生的手机依赖状况和社交自我效能感开展探讨。本研究集中解答两个问题：①《手机依赖指数量表》（MPAI）对高职学生是否有效？②手机依赖对社交自我效能感有何影响？
一、对象与方法
以梧州职业学院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从已调查人群中筛选出入学成绩的变异系数较小（平均成绩高，标准差小，较为稳定，即入学成绩水平相当）的六个班级，采用抛硬币随机抽样法将六个班级中的手机依赖者（以班级为单位）随机分为：试验组（122人）与对照组（125人）。通过问卷星网上调查问卷或纸质调查问卷形式实施测试，共发放并回收有效问卷494份，其中干预前247份，干预后247份，男生140人，女生354人。所有受试者均未曾参与类似试验，并自愿接受此次试验。
（一）研究工具
1.《手机依赖指数量表》
《手机依赖指数量表》（英文简称：MPAI），由香港Leung编制，合计17个项目，包括4个分量表：失控性症状（7个条款）、戒断性症状（4个条款）、逃避性症状（3个条款）和低效性症状（3个条款）。
2.《社交自我效能感量表》
《社交自我效能感量表》，由Smith和Betz编制，国内学者孟慧和范津砚等人修订的中文版。
（二）研究过程
将受试者实行分组后，分别就对照组和试验组成员提出要求，向培训参与人员进行注意事项和保密原则的教育。在持续三个月的团体辅导干预期间，所有试验组成员在每周一和周四晚上8点到9点之间不得使用手机的短信和应用程序功能，在教室内接受积极认知疗法的团体辅导，而对照组成员在此时间段内则不采取任何辅助措施。
基于20世纪90年代三位杰出的心理学家德尔·西格尔、马克·威廉姆斯和约翰·蒂斯代尔设想的积极认知疗法方案，对其疗法囊括的团体辅导内容给予改进。保留方案中与个人情绪、肉体感知的相关原始内容，增添了“对手机合理使用的探讨环节、个体对手机信息知晓但不采取行动的训练”。
干预前及干预后（即三个月后），使用的施测量表包含《手机依赖指数量表》《社交自我效能感量表》。
二、统计方法
采用软件SPSS21.0对数据实施统计学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Pearson分析、回归分析，采用软件Mplus8.2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开展中介效应的检验。
三、结果
（一）《手机依赖指数量表》的检验
选用极端分组法，予以权衡量表项目的区分度，进一步测算每组项目与量表的相关程度。分析结果表明，每组项目的临界值均为显著的（P<0.05），关联系数介于0.32～0.65之间，都大于0.3。详见表1。
选用软件AMOS23.0，采取最大似然法，针对量表数据实施验证性因子分析，获取两种模型的估计参数与拟合指数。结果显示，模型一虽然亦拟合，但是AGFI、NFI、IFI、TLI均<0.90，提示拟合指标不够理想，综上所述，拟合程度模型二优于模型一。详见表2。 （二）《社交自我效能感量表》的检验
使用软件AMOS23.0对《社交自我效能感量表》施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所有拟合指标均令人满意。详见表3。
（三）高职学生手机依赖与社交自我效能感之间的相关性检验
结果提示：失控性、戒断性行为与社交自我效能感之间具有相当明显的负相关（P<0.01），而其余行为亦存在负相关（P<0.05）。详见表4。
四、讨论
（一）《手机依赖指数量表》
在整个项目的诠释过程中，《手机依赖指数量表》所有项目的临界值均具有统计学意义，项目与量表评分的相关系数介于0.32～0.65之间，表明高职学生手机依赖量表各项目辨识度表现良好。此结果与钟亿华[6]等人以高职学生作为被试对象的研究观点相同。
（二）高职学生手机依赖情况
在此项研究中，超过40%的高职学生依赖手机，这一比例与其他研究观点相仿。一部分原因是随着移动电话的进一步普及，移动互联网用户数量的提升，令手机依赖现象愈发严重。另一部分原因是把判断题从5点评分法更改为分类数据而导致的偏倚，或许采用2点评分法更合适。于性别差异维度，本项研究还发现，不同性别高职学生的手机依赖发生率差异凸显，女生更依赖手机。此观点与甘良梅[7]等人得出的结论“女学生手机依赖倾向的总分超过男学生”一致。高蓉[8]将性别差异归咎于女学生更多地使用手机以满足其社交及购物需求，而考虑到男生使用手机更多地应用于互联网游戏。
（三）高职学生手机依赖与社交自我效能感的关联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手机依赖各维度评分与社交自我效能感评分之间呈现负相关。该结果与沈克[9]等人的研究结论大致相同，所有负相关的结果似乎与以下普遍理解更为一致：手机依赖程度越高，效能感功效越低。此外，本研究中相关系数的绝对值相对较小，或许由于采纳的样本量较大（N=494），于皮尔逊积差相关的角度而言，当样本量偏大时，相关系数则容易变小。
五、結论
通过本项研究，得出以下论断：
（1）《手机依赖指数量表》和《社交自我效能感量表》具备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作为高职学生手机依赖和社交自我效能感的衡量工具。
（2）在接受调查的494名高职学生中，有214名手机成瘾者，占总数的43.32%。
（3）手机依赖的失控性、戒断性行为能够预测高职学生的社交自我效能感，为了提高高职学生的社交自我效能，建议通过从手机依赖失控性、戒断性的角度降低高职学生手机依赖的困扰。
参考文献：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发布[EB/OL].http：//www.cac.gov.cn/2020-10/03/c_1 603289157982893.htm.
[2]熊捷，周宗奎，陈武，等.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的编制[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2，26（3）：222-224.
[3]梁艳，胡晓斌，杜珊，等.兰州市大学生手机依赖症对人际敏感的影响[J].中国学校卫生，2018，39（10）：1492-1494.
[4]徐济泽，何静文，肖磊，等.军校医学生手机成瘾与睡眠质量的相关研究[J].第二军医大学学报，2019，40（12）：1389-1392.
[5]Smith HM，Betz NE.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scale of perceived social self-efficacy[J]. Journal of Career Assessment，2000，
8（3）：283-301.
[6]钟亿华.高职大学生手机依赖心理及干预策略研究[J].淮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20（5）：82-84.
[7]甘良梅，胡春梅.高职大学生自我控制、人际困扰与手机依赖的关系研究[J].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19（3）：32-35.
[8]高蓉.大学生手机依赖对孤独感的影响及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D].合肥：安徽医科大学，2019.
[9]沈克，范徵.社交效能感对网络依赖的影响研究[J].上海管理科学，2018，40（6）：92-97.
◎编辑 张 慧
[关 键 词] 高职学生;手机依赖;相关性
[中图分类号] G44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0603（2021）32-0040-02
根据最新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6月，我国手机互联网用户规模达9.3亿，与2020年3月相比，新增用户3546万，手机互联网用户规模占所有用户比例高达99.2%，同比增加0.1个百分点[1]。手机互联网用户人数的迅速增长，诱发手机依赖等亚健康状况，尤其是高职学生的手机依赖现象，正逐步引发社会各業的关注。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把手机和电脑网络依赖列为一种精神科疾病。
伴随手机的智能化发展，当今高职学生在日常学习与生活中愈发不能脱离手机。庞大的校园“低头族”群体，令手机依赖状况越来越严重。手机依赖，也称“手机成瘾症”“手机过度使用症”，它是指个体由于不正确使用手机而引发生理或心理的不适证候[2]。海内外学者的研究证实，手机依赖在高职学生的心理和行为方面产生的不良影响，主要体现在自我控制缺陷、焦虑、人际敏感、学业拖延、睡眠障碍等方面[3，4]。
社会自我效能感又称“社会效能感”或“社会自我效能感”，是指自我效能感在社会领域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它是躯体在社会交往中投入社会任务的能力，是发展与维系人际关系的信心及信念[5]。尽管涉及技术依赖（包含手机依赖、网络成瘾等）对高职学生社交效能感影响的研究寥寥无几，但是普遍认同技术依赖会对高职学生的社会交往乃至学业成绩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本研究以梧州职业学院学生作为调查对象，采用《手机依赖指数量表》（MPAI）和《社交自我效能感量表》对高职学生的手机依赖状况和社交自我效能感开展探讨。本研究集中解答两个问题：①《手机依赖指数量表》（MPAI）对高职学生是否有效？②手机依赖对社交自我效能感有何影响？
一、对象与方法
以梧州职业学院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从已调查人群中筛选出入学成绩的变异系数较小（平均成绩高，标准差小，较为稳定，即入学成绩水平相当）的六个班级，采用抛硬币随机抽样法将六个班级中的手机依赖者（以班级为单位）随机分为：试验组（122人）与对照组（125人）。通过问卷星网上调查问卷或纸质调查问卷形式实施测试，共发放并回收有效问卷494份，其中干预前247份，干预后247份，男生140人，女生354人。所有受试者均未曾参与类似试验，并自愿接受此次试验。
（一）研究工具
1.《手机依赖指数量表》
《手机依赖指数量表》（英文简称：MPAI），由香港Leung编制，合计17个项目，包括4个分量表：失控性症状（7个条款）、戒断性症状（4个条款）、逃避性症状（3个条款）和低效性症状（3个条款）。
2.《社交自我效能感量表》
《社交自我效能感量表》，由Smith和Betz编制，国内学者孟慧和范津砚等人修订的中文版。
（二）研究过程
将受试者实行分组后，分别就对照组和试验组成员提出要求，向培训参与人员进行注意事项和保密原则的教育。在持续三个月的团体辅导干预期间，所有试验组成员在每周一和周四晚上8点到9点之间不得使用手机的短信和应用程序功能，在教室内接受积极认知疗法的团体辅导，而对照组成员在此时间段内则不采取任何辅助措施。
基于20世纪90年代三位杰出的心理学家德尔·西格尔、马克·威廉姆斯和约翰·蒂斯代尔设想的积极认知疗法方案，对其疗法囊括的团体辅导内容给予改进。保留方案中与个人情绪、肉体感知的相关原始内容，增添了“对手机合理使用的探讨环节、个体对手机信息知晓但不采取行动的训练”。
干预前及干预后（即三个月后），使用的施测量表包含《手机依赖指数量表》《社交自我效能感量表》。
二、统计方法
采用软件SPSS21.0对数据实施统计学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Pearson分析、回归分析，采用软件Mplus8.2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开展中介效应的检验。
三、结果
（一）《手机依赖指数量表》的检验
选用极端分组法，予以权衡量表项目的区分度，进一步测算每组项目与量表的相关程度。分析结果表明，每组项目的临界值均为显著的（P<0.05），关联系数介于0.32～0.65之间，都大于0.3。详见表1。
选用软件AMOS23.0，采取最大似然法，针对量表数据实施验证性因子分析，获取两种模型的估计参数与拟合指数。结果显示，模型一虽然亦拟合，但是AGFI、NFI、IFI、TLI均<0.90，提示拟合指标不够理想，综上所述，拟合程度模型二优于模型一。详见表2。 （二）《社交自我效能感量表》的检验
使用软件AMOS23.0对《社交自我效能感量表》施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所有拟合指标均令人满意。详见表3。
（三）高职学生手机依赖与社交自我效能感之间的相关性检验
结果提示：失控性、戒断性行为与社交自我效能感之间具有相当明显的负相关（P<0.01），而其余行为亦存在负相关（P<0.05）。详见表4。
四、讨论
（一）《手机依赖指数量表》
在整个项目的诠释过程中，《手机依赖指数量表》所有项目的临界值均具有统计学意义，项目与量表评分的相关系数介于0.32～0.65之间，表明高职学生手机依赖量表各项目辨识度表现良好。此结果与钟亿华[6]等人以高职学生作为被试对象的研究观点相同。
（二）高职学生手机依赖情况
在此项研究中，超过40%的高职学生依赖手机，这一比例与其他研究观点相仿。一部分原因是随着移动电话的进一步普及，移动互联网用户数量的提升，令手机依赖现象愈发严重。另一部分原因是把判断题从5点评分法更改为分类数据而导致的偏倚，或许采用2点评分法更合适。于性别差异维度，本项研究还发现，不同性别高职学生的手机依赖发生率差异凸显，女生更依赖手机。此观点与甘良梅[7]等人得出的结论“女学生手机依赖倾向的总分超过男学生”一致。高蓉[8]将性别差异归咎于女学生更多地使用手机以满足其社交及购物需求，而考虑到男生使用手机更多地应用于互联网游戏。
（三）高职学生手机依赖与社交自我效能感的关联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手机依赖各维度评分与社交自我效能感评分之间呈现负相关。该结果与沈克[9]等人的研究结论大致相同，所有负相关的结果似乎与以下普遍理解更为一致：手机依赖程度越高，效能感功效越低。此外，本研究中相关系数的绝对值相对较小，或许由于采纳的样本量较大（N=494），于皮尔逊积差相关的角度而言，当样本量偏大时，相关系数则容易变小。
五、結论
通过本项研究，得出以下论断：
（1）《手机依赖指数量表》和《社交自我效能感量表》具备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作为高职学生手机依赖和社交自我效能感的衡量工具。
（2）在接受调查的494名高职学生中，有214名手机成瘾者，占总数的43.32%。
（3）手机依赖的失控性、戒断性行为能够预测高职学生的社交自我效能感，为了提高高职学生的社交自我效能，建议通过从手机依赖失控性、戒断性的角度降低高职学生手机依赖的困扰。
参考文献：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发布[EB/OL].http：//www.cac.gov.cn/2020-10/03/c_1 603289157982893.htm.
[2]熊捷，周宗奎，陈武，等.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的编制[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2，26（3）：222-224.
[3]梁艳，胡晓斌，杜珊，等.兰州市大学生手机依赖症对人际敏感的影响[J].中国学校卫生，2018，39（10）：1492-1494.
[4]徐济泽，何静文，肖磊，等.军校医学生手机成瘾与睡眠质量的相关研究[J].第二军医大学学报，2019，40（12）：1389-1392.
[5]Smith HM，Betz NE.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scale of perceived social self-efficacy[J]. Journal of Career Assessment，2000，
8（3）：283-301.
[6]钟亿华.高职大学生手机依赖心理及干预策略研究[J].淮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20（5）：82-84.
[7]甘良梅，胡春梅.高职大学生自我控制、人际困扰与手机依赖的关系研究[J].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19（3）：32-35.
[8]高蓉.大学生手机依赖对孤独感的影响及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D].合肥：安徽医科大学，2019.
[9]沈克，范徵.社交效能感对网络依赖的影响研究[J].上海管理科学，2018，40（6）：92-97.
◎编辑 张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