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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地打村，过去上粮也叫上公粮，或是叫交国家粮。
上世纪60年代末，我8岁的样子，就知道了上粮是生产队的头等大事。每年春种的时候，生产队长杨大叔就会调集好的籽种、化肥，安排肥沃的田地播种。到秋收的时候，杨大叔就站在田埂上，像审视自己的孩子一样，看着，挑选着，哪几块稻谷长得成熟饱满，就放了单独收割，作为上交给国家的上等粮。
从田里收割回来的稻谷还不能直接上交，要放在晒场上晒，叫晒公粮。按生产队长杨大叔说的，晒公粮还不得马虎，不然，金灿灿的粮食就弄成霉味腐烂掉了，岂能上给国家？所以，晒公粮要看日头好不好。如果遇上“烂九黄”的丑天气，一连十几天的淫雨，还未晒干的稻谷得从晒场上又搬回队房里堆放。
稻谷一搬回队房，队长杨大叔的心也跟着搬进了队房。他生怕稻谷堆会发霉腐烂，叫上队房保管员和几个强劳动力，用铁铲子像拌砂灰一样，不停地翻弄堆积得高高的稻谷。我们还隐隐约约聆听到他嘴里不停地祈求着：“老天爷啊，睁睁眼吧！快晴起来，我们好把粮晒干了交给国家呀！”
秋雨绵绵，雨脚仍然歇不下来。杨大叔急了，揪起一帮社员，跪在队房前，恁家说求雨，他们来个求日头露个红脸。
许是他们感动了苍天，头天祈求，第二天早上就晴开了。杨大叔欣喜若狂，跑进队房抓起稻谷捧着说：“稻宝贝，你有救了，你可以上晒场了，不几天就把你交到粮点去了。”上粮不是简易的，很繁杂，像杨大叔说的，有操不完的心。按粮点的收购时间，九月上完稻谷后，紧接着，十月就轮到上玉米了。上玉米比上稻谷麻烦，收割回来的玉米棒要扳下玉米籽晒干了，方可上交给国家。
队里召集扳玉米籽时，晒场就成了全生产队的集中营，也是大伙儿叫得欢乐的故事场。白天下地劳作的父母们，晚上收工回来吃过晚饭，带着一家老小走上晒场，又忙开了扳玉米籽的活儿。那时候队里没有通电，借着一缕月光，父母们把挑箩或背箩搬到堆积如山的玉米大堆子上，把一个个玉米棒挑背到留给自家干活儿的小块空地上，全家人围拢在一起，把一个个玉米棒上的玉米籽扳了下来。扳玉米籽时间久了，我们双手会发麻生疼，身子骨也酸溜溜的，好在有扳下来的玉米籽掉进箩筐“叮叮咚咚”的美妙声响伴隨，活儿仍然干得欢势。
粮食虽然没有富贵贫贱之分，但上粮有等级划分，主要有两种，一是稻谷，二是玉米，还有附带着小麦、荞子、蚕豆一些杂粮。稻谷是粮中王。因为老家稻田少，种出的稻谷也少，而国家每年下给生产队的上粮任务稻谷是占大头。这让生产队长杨大叔伤脑壳，如果把稻谷全部上交给国家，那么生产队社员苦了一年到头，逢年过节连一顿白米饭都弄不着吃，能说得过去吗？好在社员们怀有一颗为国上好粮的红心，说：“现在国家穷，部队上、工厂里、单位上，不少人等着吃粮，就多上给国家吧。”
上粮的路难行，弯弯曲曲，像羊肠子似的。队里上粮只有靠人挑运。这要在规定的时间完成上粮任务，是十分艰巨的。队长杨大叔无奈，只有把上粮的斤头分到各家各户，与记工分挂起钩来。这可为难着劳动力少的人家了，他们会急得吃睡不宁，满村上跑，央求看有没有人帮忙。如果没有，只有狠下心来，拉上自家未成年的娃娃走进了上粮的行列。
就在那种情形下，还不到十岁的我，在母亲多病出不了重力、无助的泪眼里，我像驾上辕的牛被父亲拉了给顶上。只见父亲用洗干净的尿素口袋装上十多公斤的公粮，用两根麻绳捆起来叫我背上，跟着肩挑七十多公斤公粮的他，向粮点进发。
一路艰辛，一路汗水，走不到过半的路，我就掉队了。那一坨重如铁巴的粮食压在身上，两条细小的麻绳把两只肩头磨破出血，疼痛难忍，我“呜呜”哭了。挑着粮上前的父亲听到我的哭声，放下粮担，转回来气势汹汹地骂：“背球大点公粮，还搁得住号什么号！”被父亲一吼，我不敢哭了，咬紧牙背着粮仍然往前走，那无声的泪水洒满了一路。
上粮如“战场”。如果安排在白天稍微好点，安排在晚上昏天黑地的就更困难了。为了争抢上粮时间，队长杨大叔会发号令：今晚去上粮，不然明天来不及了。家家只有准备火把，一条上粮山路上，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拉起了长长的火龙，像当年红军急行军一样，火把映红了一山一林。我仍然逃不掉，只是父亲考虑到夜里的安全，给我背的粮食相对少点。
漫漫上粮路，黑漆漆的山林间。那些不甘沉寂的姑娘、小伙子扯开嗓子唱起了山歌。起初小伙子打“嗷哈”挑逗小姑娘，唱：“哥想小妹心发慌，想说小妹做婆娘，上粮回去请媒娘，来年我俩配成双。”小姑娘对唱：“哥想小妹莫发慌，等天要等天放光，如果我俩有缘分，何愁俩人不成双。”一路的火把，一路的山歌，在山里摇摇晃晃，飘起飘落。姑娘、小伙子竟然忘了忙着上粮，在途中放下粮担，唱个情投意合，抑或是比唱个输赢。第二天到了粮点，耽误了上粮时间，气得生产队长杨大叔大发脾气，嚷着要扣他们的工分。吓得姑娘、小伙子不敢吱声，甘愿被扣。后来杨大叔后悔过，被他扣过工分的姑娘、小伙子唱山歌竟然唱成几对夫妻了。
直至上世纪70年代中期，在队长杨大叔的带领下，从队里修通到粮点的简易公路。队里买了一辆大马车，替代了人工上粮。用大马车上粮，大概有四年多的时间吧。到80年代初，村里实行了“大包干”。集体土地下放到户，有如春天一下点燃了村民种粮的积极性，一年年种粮收粮犹如芝麻开花——节节高。上粮任务这下按人头下给各家各户。到秋收上来上粮的时候，一家家用小马车或开着手扶拖拉机，提前就把公粮上交粮点了。
这样持续了二十多年，村民们做梦也没想到，2004年，国家出台了实行粮食直补政策。村民们如释重负，在沐浴着党的阳光里，幸福无比地说：“农民种粮不上粮，国家还给种粮补贴，只有共产党才会对咱老百姓好啊！”
责任编辑：黄艳秋
美术插图：吴 彦
上世纪60年代末，我8岁的样子，就知道了上粮是生产队的头等大事。每年春种的时候，生产队长杨大叔就会调集好的籽种、化肥，安排肥沃的田地播种。到秋收的时候，杨大叔就站在田埂上，像审视自己的孩子一样，看着，挑选着，哪几块稻谷长得成熟饱满，就放了单独收割，作为上交给国家的上等粮。
从田里收割回来的稻谷还不能直接上交，要放在晒场上晒，叫晒公粮。按生产队长杨大叔说的，晒公粮还不得马虎，不然，金灿灿的粮食就弄成霉味腐烂掉了，岂能上给国家？所以，晒公粮要看日头好不好。如果遇上“烂九黄”的丑天气，一连十几天的淫雨，还未晒干的稻谷得从晒场上又搬回队房里堆放。
稻谷一搬回队房，队长杨大叔的心也跟着搬进了队房。他生怕稻谷堆会发霉腐烂，叫上队房保管员和几个强劳动力，用铁铲子像拌砂灰一样，不停地翻弄堆积得高高的稻谷。我们还隐隐约约聆听到他嘴里不停地祈求着：“老天爷啊，睁睁眼吧！快晴起来，我们好把粮晒干了交给国家呀！”
秋雨绵绵，雨脚仍然歇不下来。杨大叔急了，揪起一帮社员，跪在队房前，恁家说求雨，他们来个求日头露个红脸。
许是他们感动了苍天，头天祈求，第二天早上就晴开了。杨大叔欣喜若狂，跑进队房抓起稻谷捧着说：“稻宝贝，你有救了，你可以上晒场了，不几天就把你交到粮点去了。”上粮不是简易的，很繁杂，像杨大叔说的，有操不完的心。按粮点的收购时间，九月上完稻谷后，紧接着，十月就轮到上玉米了。上玉米比上稻谷麻烦，收割回来的玉米棒要扳下玉米籽晒干了，方可上交给国家。
队里召集扳玉米籽时，晒场就成了全生产队的集中营，也是大伙儿叫得欢乐的故事场。白天下地劳作的父母们，晚上收工回来吃过晚饭，带着一家老小走上晒场，又忙开了扳玉米籽的活儿。那时候队里没有通电，借着一缕月光，父母们把挑箩或背箩搬到堆积如山的玉米大堆子上，把一个个玉米棒挑背到留给自家干活儿的小块空地上，全家人围拢在一起，把一个个玉米棒上的玉米籽扳了下来。扳玉米籽时间久了，我们双手会发麻生疼，身子骨也酸溜溜的，好在有扳下来的玉米籽掉进箩筐“叮叮咚咚”的美妙声响伴隨，活儿仍然干得欢势。
粮食虽然没有富贵贫贱之分，但上粮有等级划分，主要有两种，一是稻谷，二是玉米，还有附带着小麦、荞子、蚕豆一些杂粮。稻谷是粮中王。因为老家稻田少，种出的稻谷也少，而国家每年下给生产队的上粮任务稻谷是占大头。这让生产队长杨大叔伤脑壳，如果把稻谷全部上交给国家，那么生产队社员苦了一年到头，逢年过节连一顿白米饭都弄不着吃，能说得过去吗？好在社员们怀有一颗为国上好粮的红心，说：“现在国家穷，部队上、工厂里、单位上，不少人等着吃粮，就多上给国家吧。”
上粮的路难行，弯弯曲曲，像羊肠子似的。队里上粮只有靠人挑运。这要在规定的时间完成上粮任务，是十分艰巨的。队长杨大叔无奈，只有把上粮的斤头分到各家各户，与记工分挂起钩来。这可为难着劳动力少的人家了，他们会急得吃睡不宁，满村上跑，央求看有没有人帮忙。如果没有，只有狠下心来，拉上自家未成年的娃娃走进了上粮的行列。
就在那种情形下，还不到十岁的我，在母亲多病出不了重力、无助的泪眼里，我像驾上辕的牛被父亲拉了给顶上。只见父亲用洗干净的尿素口袋装上十多公斤的公粮，用两根麻绳捆起来叫我背上，跟着肩挑七十多公斤公粮的他，向粮点进发。
一路艰辛，一路汗水，走不到过半的路，我就掉队了。那一坨重如铁巴的粮食压在身上，两条细小的麻绳把两只肩头磨破出血，疼痛难忍，我“呜呜”哭了。挑着粮上前的父亲听到我的哭声，放下粮担，转回来气势汹汹地骂：“背球大点公粮，还搁得住号什么号！”被父亲一吼，我不敢哭了，咬紧牙背着粮仍然往前走，那无声的泪水洒满了一路。
上粮如“战场”。如果安排在白天稍微好点，安排在晚上昏天黑地的就更困难了。为了争抢上粮时间，队长杨大叔会发号令：今晚去上粮，不然明天来不及了。家家只有准备火把，一条上粮山路上，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拉起了长长的火龙，像当年红军急行军一样，火把映红了一山一林。我仍然逃不掉，只是父亲考虑到夜里的安全，给我背的粮食相对少点。
漫漫上粮路，黑漆漆的山林间。那些不甘沉寂的姑娘、小伙子扯开嗓子唱起了山歌。起初小伙子打“嗷哈”挑逗小姑娘，唱：“哥想小妹心发慌，想说小妹做婆娘，上粮回去请媒娘，来年我俩配成双。”小姑娘对唱：“哥想小妹莫发慌，等天要等天放光，如果我俩有缘分，何愁俩人不成双。”一路的火把，一路的山歌，在山里摇摇晃晃，飘起飘落。姑娘、小伙子竟然忘了忙着上粮，在途中放下粮担，唱个情投意合，抑或是比唱个输赢。第二天到了粮点，耽误了上粮时间，气得生产队长杨大叔大发脾气，嚷着要扣他们的工分。吓得姑娘、小伙子不敢吱声，甘愿被扣。后来杨大叔后悔过，被他扣过工分的姑娘、小伙子唱山歌竟然唱成几对夫妻了。
直至上世纪70年代中期，在队长杨大叔的带领下，从队里修通到粮点的简易公路。队里买了一辆大马车，替代了人工上粮。用大马车上粮，大概有四年多的时间吧。到80年代初，村里实行了“大包干”。集体土地下放到户，有如春天一下点燃了村民种粮的积极性，一年年种粮收粮犹如芝麻开花——节节高。上粮任务这下按人头下给各家各户。到秋收上来上粮的时候，一家家用小马车或开着手扶拖拉机，提前就把公粮上交粮点了。
这样持续了二十多年，村民们做梦也没想到，2004年，国家出台了实行粮食直补政策。村民们如释重负，在沐浴着党的阳光里，幸福无比地说：“农民种粮不上粮，国家还给种粮补贴，只有共产党才会对咱老百姓好啊！”
责任编辑：黄艳秋
美术插图：吴 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