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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陶瓷在铜官，铜官陶瓷看老街。”长沙陶瓷走过1200多年的历程，唐朝的熊熊炉火怎样掀动了现代人的记忆？铜官古镇起伏跌宕的陶瓷产业怎样续写昨日的辉煌？历史把这个产业传承的命题推到了当代人的面前。
1998年，从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黑石号”沉船上，人们打捞出水六万多件器物。20年后的秋天，其中的162件（套）瓷器回归长沙铜官窑博物馆，这些印着唐代诗词、格言、警句，画着中国花鸟图案、阿拉伯文饰的瓷器，经过九曲十八折的漫漫长路终于回到了它们的出生地，揭开了中国陶瓷外销历史的神秘面纱，令人惊诧、欢喜、反思，人们在挖掘中国陶瓷前世价值时，努力把它的今生故事描绘得更加绚丽多姿。
归！触摸大唐彩瓷的一路繁华
秋末冬初，我作为“著名作家采风团”的一员，随十几位作家来到了长沙铜官窑博物馆，用目光打量沉睡海底千百年，出水后仍然光芒有如新品的碗、瓶、执壶、香炉……古朴的造型，丰富的颜色，烧制在瓷器上的民间诗画，没有被经年日久的海水腐蚀，没有在地壳的运动中碎裂，这样的奇迹让我感叹我们的祖先是何等的勤劳智慧——制造出如此精美的器物;感叹岁月对中华文明又是何等的眷顾——用淤泥、海澡守护了这土与火共生的变体。以前，我与唐朝的接触，仅限于从诗词中想象那令人心醉神迷的情景，今天看到如此众多的客观存在的器物，感觉自己和唐朝是可以直视交流的，没有了随漫长岁月而来疏离之感。当我感叹着来到“黑石号”面前时，随大家一起停下了脚步，举目凝视这条沉船（按以1比1比例仿制的阿拉伯沉船），更是心潮激荡，浮想联翩。
历史呈螺旋状发展，文明在辩证中推进。“黑石号”瓷器的回归，见证了国家的一步步强大。
1998年，“黑石号”文物打捞出水后，当德国打捞专家沃特法面对堆积如山的器物，因不知此物来自何处愁眉不展时，突然在寻寻觅觅中发现了几个瓷碗上有中文字迹，经翻译得知上面写的是“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湖南道草市石诸孟子有名樊家记”……这无疑是找到了这批器物的“中国护照”，时间、地点一应俱全！宝物出生于中国湖南长沙，望城区的铜官窑就是樊家记的所在地。这个发现欢喜了沃特法，震惊了全世界！之前，有西方人认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纯粹是中国人的自吹自擂，仅从散落在少数国家的几个壶、碗、碟，就能说明曾有浩浩荡荡的海上贸易？这不是痴人说梦又能说明什么问题？然而，六万多件器物不早不晚，恰好是“一船证据出水来”，用自己的身份证明了一切。看看吧！许多瓷器是异域的器型，有着不同信仰的图文装饰，还有的直接标有出厂价格。谁能否认这不是大规模外销瓷！谁能指出，一船瓷器曾抵上西方小国一年的产值不是事实！
“著名作家采风团”一行参观完长沙铜官窑博物馆后，来到了有湖南省、望城区、铜官镇陶瓷专家和学者参加的交流研讨会，探讨铜官窑陶瓷的未来发展。著名文化学者尹汉胤的一席话给大家高昂的仰唐敬古热情泼了一瓢冷水。他说：“铜官窑瓷器无论创造了多么辉煌的历史，都是昨日黄花，今天的我们必须进行文化反思，为什么近代以来我们的制造业如此落后，铜官古镇如何做才能再现良好的发展前景。”尹汉胤这番话一出口，大家的面容有些尴尬。就在刚才，我们还为铜官窑在陶瓷史上创造的诸多“第一”而兴高采烈呢！
尹汉胤的话直击要害！我们哪来的资格躺在祖先的功劳簿上度日？我们陶瓷制造业从唐宋以后的巅峰滑落下去后，历经几度沉浮，到了近代受战乱的冲击几乎奄奄一息。陶瓷制造业与民族的屈辱捆在一起，陷落的历史不能忘记，产业的振兴和发展需要更多的人进行理性思考，端正科學态度。
去！陶瓷人走向异乡，寻找生存之路
走出交流研讨会的会场，我在宾馆里翻开《望城县志》，寻到了清代以来铜官窑陶瓷产业发展、衰败的脉络。“清同治年间，有‘铜官陶家千余户，沿河而居’的记载。民国三年（1914），铜官窑场林立，绵亘十里，有窑160多座，陶工9000余人，年产值300万银元……民国三十三年铜官沦陷，陶器生产几乎停顿。”民国三十三年（1944），这是长沙人最难以忘记的年份。抗日战争到了关键时期，经历了三次长沙保卫战的胜利后，这一年的第四次长沙保卫战失败了，日军占领了长沙，他们残忍地烧杀掠抢，摧毁了一千多年来让中华民族引以为傲长沙陶瓷产业。窑火熄了，窑工们流离失所，生活和生产都陷入艰难无序的状态，浩大的陶瓷生产大军也几乎全部溃散……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始励精图治，政府给铜官镇窑主发放贷款，组织失业工人自救，生产逐渐得以恢复。“1951年，有窑81座，窑主1261户，经工商登记891户，从业2612人，年产值101.57万元。”从此以后，铜官窑陶瓷产业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步伐的加快，得到了较快的发展。1978年2月成立了湖南省铜官陶瓷公司，到1987年，“有8个生产厂，职工6224人，年产陶器5000万件，产值2800万元，为建国初期的28倍”。这个数字极为喜人，可以说铜官窑又一次走进了大发展时期。但是，好景不长，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受塑料产品的冲击，加之产品更新换代没有跟上，生产规模逐渐萎缩。“1993年，铜官陶瓷总公司6个日用陶瓷生产厂家的产量、产值大幅下降，共亏损1127万元。1994年，6个日用陶瓷生产厂家有5个厂家先后停产，停产后大部分企业实行租赁或整体出售。”就这样，铜官陶瓷生产企业几乎在竞争中全军覆没，看不到更生希望的数千名职工全部下岗，生活没了着落后他们将何去何从？在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大多数人选择到大城市打工谋生。
普通员工走了，领导干部走了，著名陶瓷大师刘子振的第三代传人刘坤庭也走了。红红的窑火熄了，奔走往来的运货汽车、轮船销声匿迹了——铜官古镇进入了休眠期。
试问，有没有人在荒废的土地上坚守？有没有人日夜盼着归乡的日子来临？有没有外来者想在百废待兴的这片土地上扛起复兴的旗帜？
有！中华民族不认输、不屈服的禀赋从未消失。有人无论多难也未曾离开，有人听到家乡的呼唤立刻踏上了归程，有人站在满是泥泞的老街上发现了“颓废之美”，有人在景德镇市场饱和的情况下，看到了这个陶瓷古都潜在的商机……这一切，似乎都在等待一个良机，一声号令，只要听到千年古镇急切的呼唤，他们都会加足马力，投入到振兴铜官窑陶瓷产业的行列，像陶土、瓷泥那样裂变，共同点燃重生的火焰。 守，一片丹心映窑火
铜官窑陶瓷产业大萧条时期，以湖南人特有的“不怕苦、耐得烦、霸得蛮”品格坚守阵地的代表性人是陈海军和雍起林。
陈海军是原铜官陶瓷总公司二厂的工人，下岗后他没有随大流儿到沿海地区去打工，而是选择了创业。1995年，陈海军租赁了铜官陶瓷总公司一厂，三年后融资500万收购茶亭镇耐火材料厂，改建成湖南省海旭炻瓷有限公司，陈海军任董事长。
创业的路是艰难曲折的，在企业面临停业困境时，他也走到了是放弃还是坚守的十字路口。停业，可以从此不再为生产销售犯难，窑火熄了，就是一了百了。但是，陈海军想想自己，是从小学毕业就开始运淘泥，已经与陶瓷生产经营打交道二十多年了，就这样气馁认输实在心有不甘。他对自己说：“我是制瓷工人出身，铜官窑的炉火不能到了我们这一辈，就灭了。多难也要挺下去！”他硬是凭着矢志不移的蛮劲坚持下来了。
雍起林是面对各种诱惑也不离开家乡的陶瓷大师。早在20世纪60年代，雍起林因烧制大型领袖像一举成名;1981年就任铜官美术陶瓷厂副厂长;改革开放初期，受国家委派到突尼斯、意大利、德国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传承陶瓷技艺，当国外陶瓷公司想请他留下来时，他果断地拒绝了。当雍起林的同事把他的作品改了署名拿到日本参展获大奖，不久后真相大白时，日本的企业想聘请他去工作，他也毫不动摇地拒绝了。雍起林退休后，马上有沿海地区的企业想聘他当顾问，可他仍没有离开，而是到海旭炻瓷公司任技术总监。创建了自己的工作室后，一年设计制作工艺品达1050件，销售收入达2789万元。现如今，雍起林的工作室已经成为铜官老街上一张响当当的“名片”。
海旭炻瓷公司是铜官镇陶瓷企业的标杆，雍起林大师是铜官所有陶瓷人的标杆，他们的拼搏精神和所获得的成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和凝聚力，让铜官陶瓷人回归故乡，让外地人来铜官镇创业，看到了大有作为的希望。
来！在铜官老街打造时尚风情
来，来吧！当长沙市望城区委、区政府举全区之力推进铜官镇陶瓷产业复兴时，当听到家乡呼唤的号角时，身在异乡的铜官人准备返乡了。当志力于陶瓷生产、陶瓷艺术发展的专家得知铜官镇招商时，他们把目光看向了铜官老街，想象着古镇昔日的辉煌和如今的好政策将给他们的事业带来怎样的拉动，树起怎样引领潮流的一面旗帜。即便街道两旁的老房子已经破败，马路坑洼不平，工厂旧址遗迹斑斑……
刘坤庭回来了。这位中年陶瓷大师在他乡工作多年，但铜官镇的小桥流水，陶土清香的味道频频入梦成画。“居常土思兮心忧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这句古诗是他心灵焦虑的真实写照。尽管刘坤庭自言，“在广州一年的工资就能抵得上在铜官干一辈子的收入”。但祖父刘子振名震华夏的荣光、古老陶瓷技艺的传承，都需要家乡这片神奇的沃土，他义无反顾地回到了铜官老街。2018年，是刘坤庭回乡创业的第13个年头，他被评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刘志广回来了。他是出身于陶瓷工艺世家的下岗工人，南下广州、深圳、福建打拼十余年。2005年，他满怀憧憬回到了家乡，在老街创办了第一家“手工陶艺厂”，产品定位为仿古陶器。望城区政府推出重点打造、精准扶持项目后，他的工厂获得较快发展。他所设计创作的作品也多次在国内外大展获奖。
越来越多的銅官镇陶瓷人回来了。老街上的100多个商户中，有80%是返乡创业者开办的商铺、作坊。
刘兆明，是长沙理工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也是著名画家、诗人。当他第一次来到铜官老街时，原童车厂的废旧厂房让他从破败中发现了工业文化的厚重美。墙上喷涂的“工业学大庆”标语，1998年发大水时留下的印迹，“童车厂”的厂牌……“这些有历史感的遗迹与遍地窑厂的历史相呼应，形成铜官古镇的独特魅力”，刘教授这么一想立刻心花怒放，很快在老街上建起了“兆明艺墟工作室”。他在这里创作、制作陶瓷艺术品，也从事教学和艺术交流活动。每年都有几十拨中外艺术家来这里进行陶瓷艺术研究。
我们来到“兆明艺墟工作室”时，刘教授因在大学接待外国学者没能与我们会面，由他的一个学生向我们介绍作品：“刘教授的创作融抽象与具象于一体，作品能给观赏者带来极大的想象空间。最突出的也是最值得称道的特色是，陶土是铜官镇的（因为铜官的土适合做陶器，做瓷器的多用外购瓷土）、器型设计也是在唐代陶瓷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铜官窑是铜红釉的发源地，刘教授将这种鲜艳的色彩演绎得大器磅礴，让许多业界的专家交口相赞。”刘兆明是铜官老街上的时尚引领者，作品多次在全国工艺美术作品大展中获金奖、银奖。
甘勇是湖南醴陵县人，在景德镇经营陶瓷制品多年，当我问他，为什么要转致铜官古街开办公司时，他说：“铜官镇虽然自古就有陶都美誉，现在却是新兴市场，有政府的鼓励措施，有产业链上的许多环节需要完善，发展的空间更大。”甘勇是一位有创新头脑的经营者，注重产品制造与艺术家的创意相结合，增加瓷器的文化含量，为古街陶瓷生产经营带来了新风尚。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创客向铜官老街聚集，景象十分喜人。如果说“特色文化是经济发展引擎”只是一个概念，那么可以在铜官古镇看到，这个概念在现实中演绎得淋漓尽致。
在采风团离开铜官古镇时，望城区委宣传部长姚建刚说：“如果你们想来铜官老街创办工作室，望城区会提供各方面的便利条件和优惠措施。”听了这句话，我不免为之一怔。刚刚看过的一份资料显示，目前铜官镇陶瓷产业已经汇聚3000多人，这个数字整好是20世纪80年代繁盛时期的一半，是民国初期的三分之一，说明产业复兴正处在“半路”上。姚建刚部长的这句话，让我立刻感到望城区委、区政府这种敞开胸怀“招贤纳士”的做法，使整个产业规模超越往昔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铜官古镇在汇集了资金、技术、人才和文化创意的多方力量后，必将形成新规模、大格局的发展势头，创造更加辉煌的未来。
1998年，从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黑石号”沉船上，人们打捞出水六万多件器物。20年后的秋天，其中的162件（套）瓷器回归长沙铜官窑博物馆，这些印着唐代诗词、格言、警句，画着中国花鸟图案、阿拉伯文饰的瓷器，经过九曲十八折的漫漫长路终于回到了它们的出生地，揭开了中国陶瓷外销历史的神秘面纱，令人惊诧、欢喜、反思，人们在挖掘中国陶瓷前世价值时，努力把它的今生故事描绘得更加绚丽多姿。
归！触摸大唐彩瓷的一路繁华
秋末冬初，我作为“著名作家采风团”的一员，随十几位作家来到了长沙铜官窑博物馆，用目光打量沉睡海底千百年，出水后仍然光芒有如新品的碗、瓶、执壶、香炉……古朴的造型，丰富的颜色，烧制在瓷器上的民间诗画，没有被经年日久的海水腐蚀，没有在地壳的运动中碎裂，这样的奇迹让我感叹我们的祖先是何等的勤劳智慧——制造出如此精美的器物;感叹岁月对中华文明又是何等的眷顾——用淤泥、海澡守护了这土与火共生的变体。以前，我与唐朝的接触，仅限于从诗词中想象那令人心醉神迷的情景，今天看到如此众多的客观存在的器物，感觉自己和唐朝是可以直视交流的，没有了随漫长岁月而来疏离之感。当我感叹着来到“黑石号”面前时，随大家一起停下了脚步，举目凝视这条沉船（按以1比1比例仿制的阿拉伯沉船），更是心潮激荡，浮想联翩。
历史呈螺旋状发展，文明在辩证中推进。“黑石号”瓷器的回归，见证了国家的一步步强大。
1998年，“黑石号”文物打捞出水后，当德国打捞专家沃特法面对堆积如山的器物，因不知此物来自何处愁眉不展时，突然在寻寻觅觅中发现了几个瓷碗上有中文字迹，经翻译得知上面写的是“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湖南道草市石诸孟子有名樊家记”……这无疑是找到了这批器物的“中国护照”，时间、地点一应俱全！宝物出生于中国湖南长沙，望城区的铜官窑就是樊家记的所在地。这个发现欢喜了沃特法，震惊了全世界！之前，有西方人认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纯粹是中国人的自吹自擂，仅从散落在少数国家的几个壶、碗、碟，就能说明曾有浩浩荡荡的海上贸易？这不是痴人说梦又能说明什么问题？然而，六万多件器物不早不晚，恰好是“一船证据出水来”，用自己的身份证明了一切。看看吧！许多瓷器是异域的器型，有着不同信仰的图文装饰，还有的直接标有出厂价格。谁能否认这不是大规模外销瓷！谁能指出，一船瓷器曾抵上西方小国一年的产值不是事实！
“著名作家采风团”一行参观完长沙铜官窑博物馆后，来到了有湖南省、望城区、铜官镇陶瓷专家和学者参加的交流研讨会，探讨铜官窑陶瓷的未来发展。著名文化学者尹汉胤的一席话给大家高昂的仰唐敬古热情泼了一瓢冷水。他说：“铜官窑瓷器无论创造了多么辉煌的历史，都是昨日黄花，今天的我们必须进行文化反思，为什么近代以来我们的制造业如此落后，铜官古镇如何做才能再现良好的发展前景。”尹汉胤这番话一出口，大家的面容有些尴尬。就在刚才，我们还为铜官窑在陶瓷史上创造的诸多“第一”而兴高采烈呢！
尹汉胤的话直击要害！我们哪来的资格躺在祖先的功劳簿上度日？我们陶瓷制造业从唐宋以后的巅峰滑落下去后，历经几度沉浮，到了近代受战乱的冲击几乎奄奄一息。陶瓷制造业与民族的屈辱捆在一起，陷落的历史不能忘记，产业的振兴和发展需要更多的人进行理性思考，端正科學态度。
去！陶瓷人走向异乡，寻找生存之路
走出交流研讨会的会场，我在宾馆里翻开《望城县志》，寻到了清代以来铜官窑陶瓷产业发展、衰败的脉络。“清同治年间，有‘铜官陶家千余户，沿河而居’的记载。民国三年（1914），铜官窑场林立，绵亘十里，有窑160多座，陶工9000余人，年产值300万银元……民国三十三年铜官沦陷，陶器生产几乎停顿。”民国三十三年（1944），这是长沙人最难以忘记的年份。抗日战争到了关键时期，经历了三次长沙保卫战的胜利后，这一年的第四次长沙保卫战失败了，日军占领了长沙，他们残忍地烧杀掠抢，摧毁了一千多年来让中华民族引以为傲长沙陶瓷产业。窑火熄了，窑工们流离失所，生活和生产都陷入艰难无序的状态，浩大的陶瓷生产大军也几乎全部溃散……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始励精图治，政府给铜官镇窑主发放贷款，组织失业工人自救，生产逐渐得以恢复。“1951年，有窑81座，窑主1261户，经工商登记891户，从业2612人，年产值101.57万元。”从此以后，铜官窑陶瓷产业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步伐的加快，得到了较快的发展。1978年2月成立了湖南省铜官陶瓷公司，到1987年，“有8个生产厂，职工6224人，年产陶器5000万件，产值2800万元，为建国初期的28倍”。这个数字极为喜人，可以说铜官窑又一次走进了大发展时期。但是，好景不长，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受塑料产品的冲击，加之产品更新换代没有跟上，生产规模逐渐萎缩。“1993年，铜官陶瓷总公司6个日用陶瓷生产厂家的产量、产值大幅下降，共亏损1127万元。1994年，6个日用陶瓷生产厂家有5个厂家先后停产，停产后大部分企业实行租赁或整体出售。”就这样，铜官陶瓷生产企业几乎在竞争中全军覆没，看不到更生希望的数千名职工全部下岗，生活没了着落后他们将何去何从？在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大多数人选择到大城市打工谋生。
普通员工走了，领导干部走了，著名陶瓷大师刘子振的第三代传人刘坤庭也走了。红红的窑火熄了，奔走往来的运货汽车、轮船销声匿迹了——铜官古镇进入了休眠期。
试问，有没有人在荒废的土地上坚守？有没有人日夜盼着归乡的日子来临？有没有外来者想在百废待兴的这片土地上扛起复兴的旗帜？
有！中华民族不认输、不屈服的禀赋从未消失。有人无论多难也未曾离开，有人听到家乡的呼唤立刻踏上了归程，有人站在满是泥泞的老街上发现了“颓废之美”，有人在景德镇市场饱和的情况下，看到了这个陶瓷古都潜在的商机……这一切，似乎都在等待一个良机，一声号令，只要听到千年古镇急切的呼唤，他们都会加足马力，投入到振兴铜官窑陶瓷产业的行列，像陶土、瓷泥那样裂变，共同点燃重生的火焰。 守，一片丹心映窑火
铜官窑陶瓷产业大萧条时期，以湖南人特有的“不怕苦、耐得烦、霸得蛮”品格坚守阵地的代表性人是陈海军和雍起林。
陈海军是原铜官陶瓷总公司二厂的工人，下岗后他没有随大流儿到沿海地区去打工，而是选择了创业。1995年，陈海军租赁了铜官陶瓷总公司一厂，三年后融资500万收购茶亭镇耐火材料厂，改建成湖南省海旭炻瓷有限公司，陈海军任董事长。
创业的路是艰难曲折的，在企业面临停业困境时，他也走到了是放弃还是坚守的十字路口。停业，可以从此不再为生产销售犯难，窑火熄了，就是一了百了。但是，陈海军想想自己，是从小学毕业就开始运淘泥，已经与陶瓷生产经营打交道二十多年了，就这样气馁认输实在心有不甘。他对自己说：“我是制瓷工人出身，铜官窑的炉火不能到了我们这一辈，就灭了。多难也要挺下去！”他硬是凭着矢志不移的蛮劲坚持下来了。
雍起林是面对各种诱惑也不离开家乡的陶瓷大师。早在20世纪60年代，雍起林因烧制大型领袖像一举成名;1981年就任铜官美术陶瓷厂副厂长;改革开放初期，受国家委派到突尼斯、意大利、德国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传承陶瓷技艺，当国外陶瓷公司想请他留下来时，他果断地拒绝了。当雍起林的同事把他的作品改了署名拿到日本参展获大奖，不久后真相大白时，日本的企业想聘请他去工作，他也毫不动摇地拒绝了。雍起林退休后，马上有沿海地区的企业想聘他当顾问，可他仍没有离开，而是到海旭炻瓷公司任技术总监。创建了自己的工作室后，一年设计制作工艺品达1050件，销售收入达2789万元。现如今，雍起林的工作室已经成为铜官老街上一张响当当的“名片”。
海旭炻瓷公司是铜官镇陶瓷企业的标杆，雍起林大师是铜官所有陶瓷人的标杆，他们的拼搏精神和所获得的成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和凝聚力，让铜官陶瓷人回归故乡，让外地人来铜官镇创业，看到了大有作为的希望。
来！在铜官老街打造时尚风情
来，来吧！当长沙市望城区委、区政府举全区之力推进铜官镇陶瓷产业复兴时，当听到家乡呼唤的号角时，身在异乡的铜官人准备返乡了。当志力于陶瓷生产、陶瓷艺术发展的专家得知铜官镇招商时，他们把目光看向了铜官老街，想象着古镇昔日的辉煌和如今的好政策将给他们的事业带来怎样的拉动，树起怎样引领潮流的一面旗帜。即便街道两旁的老房子已经破败，马路坑洼不平，工厂旧址遗迹斑斑……
刘坤庭回来了。这位中年陶瓷大师在他乡工作多年，但铜官镇的小桥流水，陶土清香的味道频频入梦成画。“居常土思兮心忧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这句古诗是他心灵焦虑的真实写照。尽管刘坤庭自言，“在广州一年的工资就能抵得上在铜官干一辈子的收入”。但祖父刘子振名震华夏的荣光、古老陶瓷技艺的传承，都需要家乡这片神奇的沃土，他义无反顾地回到了铜官老街。2018年，是刘坤庭回乡创业的第13个年头，他被评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刘志广回来了。他是出身于陶瓷工艺世家的下岗工人，南下广州、深圳、福建打拼十余年。2005年，他满怀憧憬回到了家乡，在老街创办了第一家“手工陶艺厂”，产品定位为仿古陶器。望城区政府推出重点打造、精准扶持项目后，他的工厂获得较快发展。他所设计创作的作品也多次在国内外大展获奖。
越来越多的銅官镇陶瓷人回来了。老街上的100多个商户中，有80%是返乡创业者开办的商铺、作坊。
刘兆明，是长沙理工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也是著名画家、诗人。当他第一次来到铜官老街时，原童车厂的废旧厂房让他从破败中发现了工业文化的厚重美。墙上喷涂的“工业学大庆”标语，1998年发大水时留下的印迹，“童车厂”的厂牌……“这些有历史感的遗迹与遍地窑厂的历史相呼应，形成铜官古镇的独特魅力”，刘教授这么一想立刻心花怒放，很快在老街上建起了“兆明艺墟工作室”。他在这里创作、制作陶瓷艺术品，也从事教学和艺术交流活动。每年都有几十拨中外艺术家来这里进行陶瓷艺术研究。
我们来到“兆明艺墟工作室”时，刘教授因在大学接待外国学者没能与我们会面，由他的一个学生向我们介绍作品：“刘教授的创作融抽象与具象于一体，作品能给观赏者带来极大的想象空间。最突出的也是最值得称道的特色是，陶土是铜官镇的（因为铜官的土适合做陶器，做瓷器的多用外购瓷土）、器型设计也是在唐代陶瓷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铜官窑是铜红釉的发源地，刘教授将这种鲜艳的色彩演绎得大器磅礴，让许多业界的专家交口相赞。”刘兆明是铜官老街上的时尚引领者，作品多次在全国工艺美术作品大展中获金奖、银奖。
甘勇是湖南醴陵县人，在景德镇经营陶瓷制品多年，当我问他，为什么要转致铜官古街开办公司时，他说：“铜官镇虽然自古就有陶都美誉，现在却是新兴市场，有政府的鼓励措施，有产业链上的许多环节需要完善，发展的空间更大。”甘勇是一位有创新头脑的经营者，注重产品制造与艺术家的创意相结合，增加瓷器的文化含量，为古街陶瓷生产经营带来了新风尚。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创客向铜官老街聚集，景象十分喜人。如果说“特色文化是经济发展引擎”只是一个概念，那么可以在铜官古镇看到，这个概念在现实中演绎得淋漓尽致。
在采风团离开铜官古镇时，望城区委宣传部长姚建刚说：“如果你们想来铜官老街创办工作室，望城区会提供各方面的便利条件和优惠措施。”听了这句话，我不免为之一怔。刚刚看过的一份资料显示，目前铜官镇陶瓷产业已经汇聚3000多人，这个数字整好是20世纪80年代繁盛时期的一半，是民国初期的三分之一，说明产业复兴正处在“半路”上。姚建刚部长的这句话，让我立刻感到望城区委、区政府这种敞开胸怀“招贤纳士”的做法，使整个产业规模超越往昔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铜官古镇在汇集了资金、技术、人才和文化创意的多方力量后，必将形成新规模、大格局的发展势头，创造更加辉煌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