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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同文学翻译实践一样,文学翻译批评也常常为意识形态所操控。本文以林纾为个案,重点分析新文化运动前后林纾及“林译小说”在钱玄同等批评家那里为何声誉陡落,并受到猛烈抨击。期望在弥补微观个案不足之时,能使读者对林纾及其译作能有一个更为客观的判断,并进一步意识到翻译与政治关系密切,因此有必要深化翻译的政治层面研究。
关键词:翻译批评 意识形态 操控 林纾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一 导言
由于翻译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和权力体系下进行的,“翻译作为一种语言和跨文化交际行为,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同文学翻译实践一样,文学翻译批评活动在社会、历史、文化、文学观念等因素的影响下,也受社会和批评家意识形态的制约。20世纪初期,国内对林纾及“林译小说”的批评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
本文从微观角度出发,重点阐述为何一度赞誉颇多的林纾及“林译小说”在新文化运动前后却声誉陡落,受到钱玄同、鲁迅等人的猛烈抨击。期望读者在对他人话语之下的林纾有一个明确而全面认识之时,进一步意识到展开翻译的政治问题研究不仅必要,而且十分重要。
二 意识形态对林纾翻译批评的操控
林纾的翻译生涯始于《巴黎茶花女遗事》。这部令林纾“投笔哭者三数”的译作出版后,一时之间好语如潮。如《新小说品》评说道:“如初写《黄庭》,恰倒好处。”大翻译家严复发出了“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的感慨。
《巴黎茶花女遗事》之后,林纾又翻译了《黑奴吁天录》、《迦因小传》、《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块肉余生述》、《孝女耐儿传》、《战血馀腥》、《爱国二童子》等作品,并且都取得了不错的反响。陈熙绩这样评价林纾的译作:
“吾友林畏庐先生夙以译述泰西小说,寓其改良社会、激劝人心之雅志。自《茶花女》出,人知男女用情之宜正;自《黑奴吁天录》出,人知贵贱等级之宜平。若《战血馀腥》,则示人以军国之主义,若《爱国二童子》,则示人以实业之当兴。”
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内林译本“书出而众哗悦”,时人欣欣然抢购之,商务印书馆给林纾极高的稿酬且对林译稿基本不做任何改动,这些都足以证明林纾的翻译在当时是受到社会肯定的。
季广茂指出所谓主流“意识形态”包括两方面含义。“第一,它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对社会公众发生着强烈的影响;第二,它常常依靠政治权威维持自己的影响。”
晚清时期,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危机逐渐加深,这使得“救国图强”、“改良群治”成了时代最鲜明的主题。无论是政治上的保守派、改良派还是激进派,在这一问题上是没有多大分歧的。林纾也感受到了这种时代热情,并承担起“以译述醒我同胞”的角色,以古文家“文以载道”的敏感,迅即把翻译小说与重塑国民精神的时代主题结合起来:“吾谓欲开民智,必立学堂;学堂功缓,不如立会演说;演说又不易举,终之唯有译书。”林纾的这一翻译指导思想在其前期翻译中表现尤其明显。如选择《黑奴吁天录》是因为此书尤能惊醒国人亡国绝种之危机感,而翻译《布匿第二次战纪》、《埃斯兰情侠传》等也是希望唤起国人尚武精神,进而奋起维护国家主权。由于“主流意识形态总是‘定于一尊’的‘老大’”,“对社会公众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与主流意识形态基本吻合的林纾及“林译小说”在英敛之、陈熙绩等思想积极人士那里获得好评就不足为奇了。
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一书中对意识形态的本质做了辩证性分析。他指出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一种既肯定又否定的双重力量,其肯定的力量被称作“意识形态”,其否定力量被称为“乌托邦”。当然,这里“乌托邦”并非指乌托邦主义的虚拟与幻想,而是指一种针对现实社会“提供可替代的社会蓝图”,是一个对社会进行批判的,并追求一种可选择的社会,一个可以消除不合理的社会结构而建立一个和谐美满的社会的构想。正因如此,在“乌托邦”与社会总体意识形态对立与对抗、揭示与批判作用下,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并非是恒定不变的,先进的“反意识形态”终究会替代流行一时的意识形态。这也是林纾及“林译小说”在新文化运动前后饱受猛烈抨击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干将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古文自然成了他们首要的攻击目标。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2卷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他从“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文学进化论角度出发,认为应该废文言而倡白话。鉴于林纾在当时社会的影响力,文章自然要论及林纾,并把他所尊奉的韩柳欧曾的唐宋古文以及桐城派文章斥之为“死文字”,说模仿古代文章而写的古文只是“赝鼎”而已。同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2卷6号)上发表了措辞强烈的《文学革命论》,表明了更坚定的文学革命立场。为此,他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从思想上和艺术上向旧文学开了火。
对于废古之说,思想上已经趋于保守的林纾当然不能接受,于是他在同年2月8号的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了《论古文之不当废》,后又写了《论古文白话之消长》等文章宣扬白话文可以提倡,但古文不必因而废除的道理。不过,这时林纾的翻译家身份还没有成为“新文学”倡导者抨击的焦点,“林译小说”也并未成为“新世界”的“死对头”。钱玄同首先把林纾的翻译活动及“林译小说”列为批判对象。1917年6月在致陈独秀的信中,他暗示说应当把林纾也划入守旧派大营:“某大文豪用《聊斋志异》文笔和别人对译的外国小说,多失原意;并且自己搀进一种迂腐批评,这种译本还是不读的好……”随后为了给新文化运动造势,钱又和刘半农在《新青年》4卷3号上策划了一出双簧戏。于是,思想上背时的林纾卷入了与新文化干将的激烈口舌之争中,而这也严重影响了人们,尤其是新文化倡导者,对他的翻译活动和“林译小说”的评价。
钱玄同首先化名“王敬轩”,以封建文人的口吻写了《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诋毁《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并攻击白话文学为“荡妇所为”、“狂吠之谈”。为了给刘半农的批驳树立具体的靶子,迂腐守旧的“王敬轩”对林纾大加颂扬,硬将其捧上旧派核心的地位。同期还刊登了刘半农以《新青年》记者的名义写的一篇文章《复王敬轩书》。该文有差不多一半的篇幅是针对“王敬轩”的观点讽刺林纾的。其中针对林纾的翻译问题,刘半农认为林译有诸多“硬伤”,一是原稿选择不精,二是谬误太多,三是用唐代古文进行意译。三者中尤以语言问题最为严重:“当知译书与著书不同,著书以本身为主,译书应以原本为主体,所以译书的文笔,只能把本国文字去凑就外国文,绝不能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了来凑就本国文。”
当然,林纾也深知自己翻译的“短处”,对于上述批评不会感到意外。《复王敬轩书》一文中真正给林造成伤害的是讽刺他的古文功底不足,还抬出周作人与其并论。于是这一桩“双簧信”如钱刘等人所期望的那样起了效用。林纾果然开始向新文化阵营开火。1919年初,小说《荆生》的发表是导致林纾命运发生重大转折的事件。这篇小说丑诋陈独秀、钱玄同、胡适,将三人言论比做禽兽自语,并唤荆生跳将出来把他们消灭掉。然而,林纾的诅咒和痛恨根本无力阻止新文化运动的步伐,提倡拥白话而弃古文才符合社会的期求。可林纾并不甘心,于是给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写了一封长信,以恳切之词希望蔡元培能挽救“颓波”,重振纲常。然而,《公言报》未经与林纾商量就利用这封信大做文章。蔡元培1919年3月18日回信对林纾的观点给予驳斥。蔡先生明确表示北京大学并没有废古文而全用白话。而对于文言与白话之关系,他指出“白话与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内容一也”。为此还反问林纾:“《天演论》、《法意》、《原富》等,原文皆白话也,而严幼陵君译为文言;小仲马、迭更斯、哈德等所著小说皆白话也,而公译为文言。公能谓公及严君之所译高出于原本乎?”
蔡元培的观点不仅客观公允,也切中了林纾的要害,即林纾重文言轻白话。毕竟,文学的关键在于内容与形式并重,如果内容浅薄,即便使用文言也不如言之有物的白话。也许是过于心切,亦或是对蔡元培没寄予多大的希望,没有等到蔡先生的回信,林纾又写了一篇小说《妖梦》,把陈独秀、钱玄同、胡适乃至蔡元培一列骂倒。文中最中伤之处是将北大喻为地狱群鬼主持的“白话学堂”。小说一出,北大舆论一时哗然,群情激愤。林纾由此也彻底沦为不可宽恕之反动人物,遭到严厉批判和唾骂自是在所难免。
可以说,正是由于《荆生》、《妖梦》和《致蔡鹤卿太史书》相继发表,林纾在拥有或追求先进思想的时人心目中完全蜕变为“桐城谬种”的代言人、反动封建思想的象征,因此也招致了他们更为猛烈的反击与“围剿”。李大钊在1919年3月9日出版的《每周评论》上发表了《新旧思潮之激战》,文中严重正告林纾说真正觉悟之青年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钱玄同在《写在半农给启明的信底后面》一文中则以近乎漫骂的口吻痛斥身为“遗老”的林纾属“亡国践奴,至微至陋”之代表,并暗示不识ABCD的林纾没有资格翻译外国文学,更不配“大文豪”之称誉。鲁迅和梁启超言语虽不如钱那般激烈,但态度也十分明朗。鲁迅认为林纾是“现代的屠杀者”,“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代的空气,却偏要勒派腐朽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梁启超更是直截了当地评论说,无论在选材上还是在思想方面,“林译小说”都无甚价值:“……有林纾者,译小说百数余种,颇风行于时;然所译本,率皆欧洲第二三流作者。……纾治桐城古文,每译一书,辄‘因文见道’于新思想无与焉……”
尽管1919年林纾在报上就自己的《荆生》、《妖梦》向蔡元培等道歉,同年4月5日在《公言报》又发表了《腐解》一文,暗示自己只不过是位殉道者罢了,但思想上与时代潮流相背的林纾还是退出了历史舞台。可以说,正是由于逆潮流行事,五四前后的林纾几乎完全等同于“封建保守”、“顽固不化”的代名词,而他的翻译家声誉也因此名落千丈,为积极拥护新文化运动者所挖苦、嘲笑,乃至讥讽。“林译小说”似乎除去扮演“造币厂”的角色也别无他用了。特别是伴随着五四大潮愈发汹涌,翻译家林纾及“林译小说”更是淡出人们的视野。直至1924年,林纾过世,五四大潮渐衰,对林纾及“林译小说”的评论才少了些“怒语”,多了点“恕词”与公正评说。
三 结语
随着社会变迁、意识形态改变,林纾及“林译小说”在中国的声誉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褒奖之声有之,批判之音亦不乏,其间还夹杂着漫骂与中伤。可以说,飘荡于林纾翻译批评其间的声音,很大程度上就是时代之声的表证。从这个角度来看,本个案完全可以证明即便是翻译批评也同文学翻译活动一样,时常被“隐形之手”——意识形态所操纵着。
参考文献:
[1] 单继刚:《作为意识形态的进步话语》,沈阳出版社,2004年。
[2] 《简明大英百科全书》,台湾中华书局,1988年。
[3] 季广茂:《意识形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4] 王东风:《一只看不见的手: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纵》,《中国翻译》,2003年第5期。
[5] 孔庆茂:《林纾传》,团结出版社,1998年。
[6]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大华出版社,1971年。
[7] 严复:《严复集》(二),中华书局,1986年。
[8] 薛绥之等:《林纾研究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
[9] 陈平原:《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897-1916)》,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10] 谢少波:《抵抗的文化政治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11] 寒光:《林琴南》,中华书局,1935年。
[12] 张若英:《新文学运动史资料》,光明书局,1935年。
作者简介:
马锦然,女,1972—,辽宁锦州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教学法、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单位:辽宁工业大学。
刘杰辉,男,1973—,辽宁锦州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单位:辽宁工业大学。
关键词:翻译批评 意识形态 操控 林纾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一 导言
由于翻译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和权力体系下进行的,“翻译作为一种语言和跨文化交际行为,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同文学翻译实践一样,文学翻译批评活动在社会、历史、文化、文学观念等因素的影响下,也受社会和批评家意识形态的制约。20世纪初期,国内对林纾及“林译小说”的批评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
本文从微观角度出发,重点阐述为何一度赞誉颇多的林纾及“林译小说”在新文化运动前后却声誉陡落,受到钱玄同、鲁迅等人的猛烈抨击。期望读者在对他人话语之下的林纾有一个明确而全面认识之时,进一步意识到展开翻译的政治问题研究不仅必要,而且十分重要。
二 意识形态对林纾翻译批评的操控
林纾的翻译生涯始于《巴黎茶花女遗事》。这部令林纾“投笔哭者三数”的译作出版后,一时之间好语如潮。如《新小说品》评说道:“如初写《黄庭》,恰倒好处。”大翻译家严复发出了“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的感慨。
《巴黎茶花女遗事》之后,林纾又翻译了《黑奴吁天录》、《迦因小传》、《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块肉余生述》、《孝女耐儿传》、《战血馀腥》、《爱国二童子》等作品,并且都取得了不错的反响。陈熙绩这样评价林纾的译作:
“吾友林畏庐先生夙以译述泰西小说,寓其改良社会、激劝人心之雅志。自《茶花女》出,人知男女用情之宜正;自《黑奴吁天录》出,人知贵贱等级之宜平。若《战血馀腥》,则示人以军国之主义,若《爱国二童子》,则示人以实业之当兴。”
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内林译本“书出而众哗悦”,时人欣欣然抢购之,商务印书馆给林纾极高的稿酬且对林译稿基本不做任何改动,这些都足以证明林纾的翻译在当时是受到社会肯定的。
季广茂指出所谓主流“意识形态”包括两方面含义。“第一,它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对社会公众发生着强烈的影响;第二,它常常依靠政治权威维持自己的影响。”
晚清时期,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危机逐渐加深,这使得“救国图强”、“改良群治”成了时代最鲜明的主题。无论是政治上的保守派、改良派还是激进派,在这一问题上是没有多大分歧的。林纾也感受到了这种时代热情,并承担起“以译述醒我同胞”的角色,以古文家“文以载道”的敏感,迅即把翻译小说与重塑国民精神的时代主题结合起来:“吾谓欲开民智,必立学堂;学堂功缓,不如立会演说;演说又不易举,终之唯有译书。”林纾的这一翻译指导思想在其前期翻译中表现尤其明显。如选择《黑奴吁天录》是因为此书尤能惊醒国人亡国绝种之危机感,而翻译《布匿第二次战纪》、《埃斯兰情侠传》等也是希望唤起国人尚武精神,进而奋起维护国家主权。由于“主流意识形态总是‘定于一尊’的‘老大’”,“对社会公众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与主流意识形态基本吻合的林纾及“林译小说”在英敛之、陈熙绩等思想积极人士那里获得好评就不足为奇了。
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一书中对意识形态的本质做了辩证性分析。他指出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一种既肯定又否定的双重力量,其肯定的力量被称作“意识形态”,其否定力量被称为“乌托邦”。当然,这里“乌托邦”并非指乌托邦主义的虚拟与幻想,而是指一种针对现实社会“提供可替代的社会蓝图”,是一个对社会进行批判的,并追求一种可选择的社会,一个可以消除不合理的社会结构而建立一个和谐美满的社会的构想。正因如此,在“乌托邦”与社会总体意识形态对立与对抗、揭示与批判作用下,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并非是恒定不变的,先进的“反意识形态”终究会替代流行一时的意识形态。这也是林纾及“林译小说”在新文化运动前后饱受猛烈抨击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干将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古文自然成了他们首要的攻击目标。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2卷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他从“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文学进化论角度出发,认为应该废文言而倡白话。鉴于林纾在当时社会的影响力,文章自然要论及林纾,并把他所尊奉的韩柳欧曾的唐宋古文以及桐城派文章斥之为“死文字”,说模仿古代文章而写的古文只是“赝鼎”而已。同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2卷6号)上发表了措辞强烈的《文学革命论》,表明了更坚定的文学革命立场。为此,他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从思想上和艺术上向旧文学开了火。
对于废古之说,思想上已经趋于保守的林纾当然不能接受,于是他在同年2月8号的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了《论古文之不当废》,后又写了《论古文白话之消长》等文章宣扬白话文可以提倡,但古文不必因而废除的道理。不过,这时林纾的翻译家身份还没有成为“新文学”倡导者抨击的焦点,“林译小说”也并未成为“新世界”的“死对头”。钱玄同首先把林纾的翻译活动及“林译小说”列为批判对象。1917年6月在致陈独秀的信中,他暗示说应当把林纾也划入守旧派大营:“某大文豪用《聊斋志异》文笔和别人对译的外国小说,多失原意;并且自己搀进一种迂腐批评,这种译本还是不读的好……”随后为了给新文化运动造势,钱又和刘半农在《新青年》4卷3号上策划了一出双簧戏。于是,思想上背时的林纾卷入了与新文化干将的激烈口舌之争中,而这也严重影响了人们,尤其是新文化倡导者,对他的翻译活动和“林译小说”的评价。
钱玄同首先化名“王敬轩”,以封建文人的口吻写了《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诋毁《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并攻击白话文学为“荡妇所为”、“狂吠之谈”。为了给刘半农的批驳树立具体的靶子,迂腐守旧的“王敬轩”对林纾大加颂扬,硬将其捧上旧派核心的地位。同期还刊登了刘半农以《新青年》记者的名义写的一篇文章《复王敬轩书》。该文有差不多一半的篇幅是针对“王敬轩”的观点讽刺林纾的。其中针对林纾的翻译问题,刘半农认为林译有诸多“硬伤”,一是原稿选择不精,二是谬误太多,三是用唐代古文进行意译。三者中尤以语言问题最为严重:“当知译书与著书不同,著书以本身为主,译书应以原本为主体,所以译书的文笔,只能把本国文字去凑就外国文,绝不能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了来凑就本国文。”
当然,林纾也深知自己翻译的“短处”,对于上述批评不会感到意外。《复王敬轩书》一文中真正给林造成伤害的是讽刺他的古文功底不足,还抬出周作人与其并论。于是这一桩“双簧信”如钱刘等人所期望的那样起了效用。林纾果然开始向新文化阵营开火。1919年初,小说《荆生》的发表是导致林纾命运发生重大转折的事件。这篇小说丑诋陈独秀、钱玄同、胡适,将三人言论比做禽兽自语,并唤荆生跳将出来把他们消灭掉。然而,林纾的诅咒和痛恨根本无力阻止新文化运动的步伐,提倡拥白话而弃古文才符合社会的期求。可林纾并不甘心,于是给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写了一封长信,以恳切之词希望蔡元培能挽救“颓波”,重振纲常。然而,《公言报》未经与林纾商量就利用这封信大做文章。蔡元培1919年3月18日回信对林纾的观点给予驳斥。蔡先生明确表示北京大学并没有废古文而全用白话。而对于文言与白话之关系,他指出“白话与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内容一也”。为此还反问林纾:“《天演论》、《法意》、《原富》等,原文皆白话也,而严幼陵君译为文言;小仲马、迭更斯、哈德等所著小说皆白话也,而公译为文言。公能谓公及严君之所译高出于原本乎?”
蔡元培的观点不仅客观公允,也切中了林纾的要害,即林纾重文言轻白话。毕竟,文学的关键在于内容与形式并重,如果内容浅薄,即便使用文言也不如言之有物的白话。也许是过于心切,亦或是对蔡元培没寄予多大的希望,没有等到蔡先生的回信,林纾又写了一篇小说《妖梦》,把陈独秀、钱玄同、胡适乃至蔡元培一列骂倒。文中最中伤之处是将北大喻为地狱群鬼主持的“白话学堂”。小说一出,北大舆论一时哗然,群情激愤。林纾由此也彻底沦为不可宽恕之反动人物,遭到严厉批判和唾骂自是在所难免。
可以说,正是由于《荆生》、《妖梦》和《致蔡鹤卿太史书》相继发表,林纾在拥有或追求先进思想的时人心目中完全蜕变为“桐城谬种”的代言人、反动封建思想的象征,因此也招致了他们更为猛烈的反击与“围剿”。李大钊在1919年3月9日出版的《每周评论》上发表了《新旧思潮之激战》,文中严重正告林纾说真正觉悟之青年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钱玄同在《写在半农给启明的信底后面》一文中则以近乎漫骂的口吻痛斥身为“遗老”的林纾属“亡国践奴,至微至陋”之代表,并暗示不识ABCD的林纾没有资格翻译外国文学,更不配“大文豪”之称誉。鲁迅和梁启超言语虽不如钱那般激烈,但态度也十分明朗。鲁迅认为林纾是“现代的屠杀者”,“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代的空气,却偏要勒派腐朽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梁启超更是直截了当地评论说,无论在选材上还是在思想方面,“林译小说”都无甚价值:“……有林纾者,译小说百数余种,颇风行于时;然所译本,率皆欧洲第二三流作者。……纾治桐城古文,每译一书,辄‘因文见道’于新思想无与焉……”
尽管1919年林纾在报上就自己的《荆生》、《妖梦》向蔡元培等道歉,同年4月5日在《公言报》又发表了《腐解》一文,暗示自己只不过是位殉道者罢了,但思想上与时代潮流相背的林纾还是退出了历史舞台。可以说,正是由于逆潮流行事,五四前后的林纾几乎完全等同于“封建保守”、“顽固不化”的代名词,而他的翻译家声誉也因此名落千丈,为积极拥护新文化运动者所挖苦、嘲笑,乃至讥讽。“林译小说”似乎除去扮演“造币厂”的角色也别无他用了。特别是伴随着五四大潮愈发汹涌,翻译家林纾及“林译小说”更是淡出人们的视野。直至1924年,林纾过世,五四大潮渐衰,对林纾及“林译小说”的评论才少了些“怒语”,多了点“恕词”与公正评说。
三 结语
随着社会变迁、意识形态改变,林纾及“林译小说”在中国的声誉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褒奖之声有之,批判之音亦不乏,其间还夹杂着漫骂与中伤。可以说,飘荡于林纾翻译批评其间的声音,很大程度上就是时代之声的表证。从这个角度来看,本个案完全可以证明即便是翻译批评也同文学翻译活动一样,时常被“隐形之手”——意识形态所操纵着。
参考文献:
[1] 单继刚:《作为意识形态的进步话语》,沈阳出版社,2004年。
[2] 《简明大英百科全书》,台湾中华书局,1988年。
[3] 季广茂:《意识形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4] 王东风:《一只看不见的手: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纵》,《中国翻译》,2003年第5期。
[5] 孔庆茂:《林纾传》,团结出版社,1998年。
[6]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大华出版社,1971年。
[7] 严复:《严复集》(二),中华书局,1986年。
[8] 薛绥之等:《林纾研究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
[9] 陈平原:《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897-1916)》,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10] 谢少波:《抵抗的文化政治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11] 寒光:《林琴南》,中华书局,1935年。
[12] 张若英:《新文学运动史资料》,光明书局,1935年。
作者简介:
马锦然,女,1972—,辽宁锦州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教学法、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单位:辽宁工业大学。
刘杰辉,男,1973—,辽宁锦州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单位:辽宁工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