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威／编译
　　
　　乔治·格里芬的同事们，那些医术精湛的医学专家们都认为他将不久于人世。但是，他们却都忽略了一件事情。
　　
　　在我将近三十年的从医生涯中，主要的工作是研究癌症、血液病、艾滋病以及丙型肝炎等病症的用药及治疗。可能是过分相信医学技术的原因吧，对于我的那些病人，多数时间里，我都没有充分认识到“信心”给他们带来的影响。事实上，对于有关“信心”的种种童话式的故事或者传闻，我一直都是心存怀疑并且竭力避而不谈的。但是，直到那一次的那件事永远地改变了我对此的看法。
　　那是1987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去医院看望一位生病的同事。他叫乔治·格里芬，是哈佛大学的教授，也是我们病理学系备受尊敬和爱戴的系主任。他被诊断出患了胃癌，而且是最严重的那种。在像他这样的病例中，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的患者能够活上六个月，而能够活到九个月的患者则连百分之一都不到。尤其让人感到痛苦不堪且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胃癌正是乔治一生都在研究的疾病，可以这么说，没有谁还能比他更了解这种癌症的严重性及其可怕的预后了。
　　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乔治决定采用大剂量化疗与高强度放射治疗相结合的介入治疗法来治疗自己的疾病，尽管还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毒性极大的危险的治疗方法能够挽救像他这样的晚期癌症患者的生命，但是，他仍旧坚持这么做。很明显，他的这种治疗方法无疑是在加速自己的死亡，是在拿自己最后的生命来冒险，或者至少可以说是在剥夺自己原本可以待在家中与亲友相伴的最后的平静的日子。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会采用这种治疗方法来治疗像患乔治这样的疾病的患者的。但是，对于乔治的病，我是没有资格提出任何治疗意见的。
　　当我来到医院，走进乔治的病房的时候，顿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只见乔治静静地躺在病床上，身上盖着一床被子，一直盖到下巴的下面。他的双眼紧紧地闭着，眼窝也深深地陷了下去，不仅如此，他的脸色苍白，没有一丝血色，而嘴唇则呈现出青紫色，且干裂溃烂，渗着血丝。看着他的这副模样，一时之间，我甚至都开始怀疑他是不是已经死去了。也许是听到了我进门的动静，他缓缓地转过头来，看到了我。顿时，他的眼中涌出了泪水，并且还挣扎着想对我说话。
　　“哦，乔治，别说话，”我连忙阻止他道。他顺从地闭上了眼睛。乔治所采取的治疗方法有着非常严重的副作用，而这已经让乔治吃尽了苦头，尤其是对他身体内部的一些脆弱的组织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害，从他的嘴唇到直肠几乎都被化学药水烧焦、烧烂了，创面还流淌着鲜血。就这样，我在他的病床前待了一小会儿，当我要离开的时候，我想，平时，对待我的病人，我都会说上几句鼓励的话，告诉他们与癌症坚持斗争的重要性。根据这么多年来的临床经验来看，我知道，对于一些癌症患者来说，如果能够忍受得住残酷的治疗，癌症还是有可能会被根治的。但是，从乔治目前的病情来看，那些鼓励的话语明显是太虚弱无力了。因此，我只好对他说了几句老生常谈的话，诸如什么大家都很想念他啦，我们都很关心他并且希望他早日康复啦，等等。然后，我便和他告别了。
　　在接下来的好多天里，我一直都在想着乔治，并且，我一直都在想方设法地用我记忆中完全健康时候的乔治来覆盖掉我上一次去看望他时所见到的那个病入膏肓的可怕的乔治。那一年，乔治61岁，中等个儿，身材瘦长，没得癌症时，他的身体还是非常结实的，他的脸部五官端正，棱角分明，只是他的头发已然灰白，而且日渐稀疏。他曾经不顾一切地深入到亚洲最偏远的角落里去研究胃癌。乔治尤其对韩国和中国农村比较感兴趣，因为在这两个地方，疾病的发病率和发病范围都是非常高的。而他的这种对癌症的研究兴趣在他的第一位妻子因为结肠癌去世后越发地浓厚了。后来，乔治娶了一位韩国病理学家银河为妻。
　　尽管银河一直坚持要求乔治要好好休息，但是，一旦因为大剂量的化疗和放疗引起的化学烧伤有所好转，乔治就会回来每天工作二到三个小时。他已经瘦了将近三十磅了。
　　然后突然有一天，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有如电流一般迅速传遍了整个医院：乔治已经为自己预约了手术。“哦，上帝，他还不如直接用枪对准自己的脑袋算了！”一位同事闻讯后痛苦地说道。
　　在手术之前，医院对乔治进行了全面检查。CAT扫描结果显示，在经过了长时间大剂量的化疗和放疗之后，癌变组织及周围的淋巴结体积确实变小了，但是，这种由化疗和放疗所带来变化几乎总是暂时性的，而且也不能改变最终的结果。此外，即使医术再精湛的医生也无法通过手术来完全切除已经进入到乔治血管内且已经扩散至他的整个腹腔内并已生长得像大型铅弹那么大的大量癌细胞。要不了几个星期，癌细胞又会再度扩散。可以这么说，动大手术的最终结果只会缩短乔治原本就为数不多的余生。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次的手术结果大大超出了预期：在切除了那部分长着肿瘤的胃之后，医生又发现肿瘤的触角已经伸入到了食道之中，于是，又只好切除了食道下部的那三分之一食道，并且，又从乔治的肠子里剪下了一段，移植到乔治的胃和食道之间，将它们连接起来，这样乔治就可以吃东西了。
　　手术结束之后，病理学家们就开始在实验室里对乔治的那部分被切下来的胃展开了研究。研究发现，胃上的肿瘤已经死了，癌细胞也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医学教科书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癌细胞只是暂时躲藏了起来。虽然化疗和放疗杀死了大量的癌细胞，但是，还是会有许多癌细胞存活下来，并进入血液和淋巴系统内循环。要不了多久，新的癌变组织就会出现，癌瘤又会重新长满他的肠道，并进而占领他的胸腔，直到最后将他杀死。
　　作为一个在胃癌防治方面有着深入研究的医学家，乔治不可能不知道这些。但是，他却并不理会。而且，就在手术后不久，他又一次主动住进了医院，准备进行新一轮毒副作用更为严重的化学治疗和放射治疗。对此，我不禁感到有一种难言的悲哀。我对自己说，如果我是乔治的医生，我会把银河叫到一旁，问她为什么决定要重新進行化疗和放疗。避免让乔治再遭受无谓治疗所带来的痛苦，难道不是那个医生的职责吗？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十三年过去了。就在2000年十二月的一个寒冷的日子里，我正坐在一家医院的露天咖啡厅里品味着热腾腾香喷喷的咖啡。突然，我看到了乔治。于是，我连忙站起身来，向他走了过去。尽管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但是，他仍旧显得非常憔悴。只是在他热情地跟我打招呼的时候，他的双眼仿佛又充满了活力，声音也显得非常洪亮有力。
　　顿时，一种深深地自责与愧疚涌上我的心头。因为，毕竟我曾经以为乔治早就应该去世了。的确，如果当初乔治采纳了我的治疗建议的话，他是早就不在人世了。所幸的是，乔治始终坚持采用自己的治疗方法。
　　走到他的身边，我坐了下来，然后问他，当初为什么全然不顾学界对这种癌症的治疗态度而一意孤行地非要坚持采用极端的治疗方法呢？
　　“我当然知道那样做的后果，”他平静地答道。接着，他又告诉我说，当他从医院里回到家中的时候，他种了几株水仙花，来年春天的时候，它们将会开出美丽的花儿。“我对自己说，也许我还能够看到它们盛开，但是，看情形，我恐怕是看不到了。那么，就当它们是为摆放在我的坟墓前面的花环所准备的吧。”
　　“当时，我，实际上包括整个医院的医生，都不同意你的治疗方案，这个你知道吗？”我问他道。
　　“我当然知道，”乔治神情严肃地顿了顿，然后接着说道，“我知道对于像我这样的一个病人，人们会争论些什么。的确，无谓的治疗只会给我自己以及我的家人带来不必要的痛苦，而且还会把宝贵的社会财富白白地浪费在一个注定要死的人身上。”说到这儿，他眨了眨眼睛，然后，继续说道，“说句不太中听的话，实际上那些争论都带有一种要人领情的味道。其实，在我生病之前，我就明白这些。至于我怎么去做，我自己有选择的权利。”
　　“即使我没有获得成功，但那也是我惟一的选择，”他继续说道，“我也很想能够活下去，因此，我必须去与癌症搏斗。然后，不论结局如何，我都可以问心无愧地告诉自己说，我已经尽自己的所能去做好每一件事了。”
　　那么，最后，我们该怎么来看待他这个病例呢？
　　“这是一个医学奇迹，”乔治这样说道，并且，他特别强调了一下“医学”这个词。“因为即使是最严重、最可怕的癌症有时候也会被制止的。而有的时候，也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对我来说，乔治奇迹般地康复成了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相信：信心，坚定的信心，也会像我所能开出的任何一张药方或者是我所能采取的任何一种治疗措施一样重要。一个人即使在最令人绝望的境况之下，仍然怀有坚定的信心，实际上就是一种敢于与命运、与困境抗争的行动，它能让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它是人类精神的一部分：坚忍，并且给奇迹一个发生的机会。我越发地相信，信心就像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氧气一样，在我们的生命中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乔治·格里芬显然比我知道的要早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