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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著名旅美作家，1958年生于上海，二十余岁开始发表作品，以中、英双语创作小说，是少数多产、高质、涉猎度广泛的作家，也是海外华人作家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其代表作有《少女小渔》《小姨多鹤》《赴宴者》《扶桑》《天浴》《寄居者》《金陵十三钗》《铁梨花》等。严歌苓的小说被广泛地拍成电视剧和电影，其作品不仅受到各大导演的喜爱，同时也得到了许多观众的追捧。
海外华人写作的一大主题就是思乡——那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愁，但在严歌苓的作品里，有关这些的描述却并不太多，她所触及的，更多的是华人如何融入当地社会的奋争。她善于把人物置于政治、历史、战争的大背景下去描写，在复杂的环境中展现人物命运，且更注重人物塑造和细节描写。在她看来，不论地域几回流转，朝代多少变迁，“人都是殊途同归那点事儿，写来写去，无非都要正视和承受人间悲苦，挖掘和敬畏生命能量”。赴美十余年，严歌苓描绘了一个个优秀而艰难的华人角色，如何千方百计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努力与尴尬，怎样在大洋彼岸长歌当哭、远望当归。
作为一名杰出的女性作家，严歌苓始终关注着女性世界，执著于对女性的书写，其小说中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让人印象深刻，她善于表现不同身份的女性在各自的生存状态下带给读者的女性意识的昭示：或体现女性生命的尊严，或讲述女性本能的生命延续，或宣泄女性不满宿命的反抗等。这一切表明她们没有在各自生存的环境中迷失停顿，而是以一种鲜明的个性、卓然超群的姿势，展示着女性独特的生命意识。这些女性往往成为男权社会不可多得的“异类”，在男性中心的历史背景下，展示出卓越的风采和独特的魅力。
严歌苓在描写不同环境中的女性时，都以自身女性经验为基础，对女性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情感变化、生存质态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思考，她笔下的女性时而单一，时而复杂，在交替轮回中演绎出女性纷繁多姿的人生。因此可以说，严歌苓小说中这种浓厚的女性意识不仅指的是性别意识，更主要是指女性的文化立场。她的视野在文化领域延展，关注中西文化冲突中女性边缘化的生存境遇，关注无际宿命展望中女性的爱恨情缘。
对人性的审视、剖析、反省是严歌苓小说创作的核心和兴趣所在。无论是对于东西方文化的阐释，还是对底层人物的关怀以及对历史的重新评价，都折射出复杂的人性、哲思和批判意识，严歌苓在历史与记忆的沉淀中审视人性的变迁，从女性的角度揭示人性的力量，人性是她固执的探求与思索。严歌苓曾说过，“我的写作，想得更多的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人性能走到极致。在非极致的环境中，人性的某些东西可能会永远隐藏。我没有写任何‘运动’，我只是关注人性本质的东西，所有的民族都可以理解，容易产生共鸣。”这才是她作为一个文人作家所具有的独特人文情怀与责任感。
严歌苓创作的一系列女性形象中，大部分都是边缘的、弱势的。可就是这些边缘弱势的女性，却折射出丰富复杂的现实和人性。她能够把这些女性的命运与挣扎表现得淋漓尽致，这跟严歌苓本人的个性与经历有着一定的关系。严歌苓出生于一个文艺世家，父亲和爷爷是作家，母亲是演员。在知识分子家庭的熏陶下，她从小阅读了大量的文学著作，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2岁时，她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舞蹈演员，在祖国大江南北奔波巡演。20岁时，严歌苓在中越前线当战地记者，那些伤员对生命的渴望，深深震撼了她。从前线医院回来后，严歌苓写下一些诗歌和小说，并开始在军区报纸上发表文章。1978年发表处女作童话诗《量角器与扑克牌的对话》，1980年发表了电影文学剧本《心弦》，次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成影片，获得各界好评。从此，严歌苓开始在文坛崛起。
走出国门时，严歌苓已经是一个成熟而通透的作家了。初到美国后，面对汹涌而至的西方文学冲击，她的写作观念一度溃不成军。痛则思变，她开始读英文原著，同时，她重新审视自己多年的文学积累。而她新的文字，则因脱离了母语语境而变成了一种“新的中文”。“其实我就是一只文学候鸟，”严歌苓说。而现在，她又有着怎样的感触呢？“目前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对我而言是非常理想的，条件可以允许我行万里路，有时候这可能更重要一点吧。我可以不断地了解人，了解他们在各种境况下的生存状态。走的地方越多，见的人越多，一个作家所得到的矿藏就越丰富，我是一个比较幸运的人，而且也不是跑马观花。”
2006年是严歌苓的回归年，这一年春天，她带回了《第九个寡妇》和《一个女人的史诗》，这两部长篇小说对她而言，都是发酵后的果实，芬芳怡人。在这两部作品中，严歌苓依然延续着她“去文明”的写作特质，“我企图用文学的假设去证明，女性像海一样把礁石包含起来。这种包容与撕碎的关系不能证明女性就是弱者”。其中，《一个女人的史诗》书写了一个女人心灵的苦难史，将女人心灵经受的磨难通过爱情、婚姻表现出来，在平凡生活中上演了一部轰轰烈烈的女人成长史，堪称是一部女人的成长史诗。
在传统的叙事里，史诗是一种庄严的文学体裁，内容为民间传说或歌颂英雄功绩的长篇叙事诗，它涉及的主题可以包括历史事件、民族、宗教或传说。从书名上看，《一个女人的史诗》应该是关于一位女子的长篇叙事诗，这位女子要么非常传奇，要么功绩卓著，要么其操守、其事迹、其经历卓尔不凡。而在小说中，作者沿袭了她对女性、女性情感问题的持续关注和思考，把—个平凡女性爱恨纠结的人生置于波澜壮阔、纵横捭阖的历史沧桑下，以漫卷城楼的红色为背景和基调，写女人与革命并行的至死无悔的至爱，赋予其史诗的风格，其全女性的叙事视角带来了对传统史诗的颠覆。
严歌苓说：“《一个女人的史诗》从名字就能看出来是一个历史跨度很大的小说。我非常喜欢有跨度的东西。”的确，这部小说贯穿了国共内战、大部队进城、土改、“四清”、“反右”、三年自然灾害、“文革”等重大历史事件，讲述了一个女人从16岁到46岁期间的“故事”，真实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环境，而女主人公田苏菲的爱情故事就是在这样的话语背景中展开的。在严歌苓眼里，“女人不在乎历史，只在乎心里的情感世界”。但是，当女人的感情世界多次被颠覆时，就会寻找情感的疆土和版图，因此“女人的情感史就是她的史诗。想想田苏菲的一生，她不清楚历史长河发生了什么，她只是将自己的一生献给自己所爱的人，但是就是这样简单的生活在爱中的女人，却恰恰使得国家的历史做了她的陪衬”。 亲历了那个红色年代，如今严歌苓行走在异国的土地上，濡染着欧美女性主义文化、带着深刻女性关怀的她，再次回望那个崇尚宏大叙事、以革命史诗淹没私人情感、以男性视角观照一切的书写惯例，她的《一个女人的史诗》呈现了一种颠覆性、解构性书写意味，一种对高度一体化的革命话语规范与渗透男权意识的传统女性话语规范的双重裂解，在这裂解的隙处，呈现出被遮蔽的女性经验。一个具有懵懂女性意识的人——田苏菲，穿越历史的迷雾向我们走来，展现了她的生存之真。
严歌苓笔下的女性所具有的独特魅力，不仅仅是那种在重压下所表现出的韧性与坚强，更重要的是，她发现了其实女性除了忍受苦难，更可以将自己从苦难中拯救出来，通过承认苦难是生命的常态，进而取消了女性与苦难、与男性的对峙关系，通过自己生命感觉的丰盈确证了自身的存在，通过在恶劣严酷环境中女性的温厚情怀超越了苦难对人性的摧残，所以，我们在她的小说中一再看到一种潜在的韧性。
这种关于女性韧性的表达始终是严歌苓的书写姿势，这些闪耀着人性光辉的女性在苦难中懂得了承担的意义，她们散发出温顺善良、谦卑坚韧、宽容柔顺、善解人意的奇异美感，在各式救赎中完成了一次次人性的美好展望。同时，严歌苓在彰显人性中真善美一面的同时，更深入挖掘了人性复杂的本质，并通过女性对自我的认识和肯定最终完成自我认同。严歌苓的女性书写，像是打开了一扇扇透视人性的窗口，我们从这些窗口中探视到更加真实的人性图景，美不胜收。
严歌苓用自己的经历书写着一个个不寻常女性的欢乐、悲喜和人性的复杂与无奈，在她的笔下，人性是赤裸的，是让人惧怕而又不得不面对的。她为作为“弱者”的女性书写着一份属于她们的尊严和生存原则，这无关于社会的发展与伦理纲常，仅仅是一种内心情感的极端迸发。同时，在东西方文化的边缘地带，她游刃有余地游走着，将自身的遭遇与见闻痛快地宣泄出来。这种独特的不同于国内作家的叙述方式，给读者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理解和领悟，带来了别样的审美感受。严歌苓曾经说过，“我的写作，想得更多的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人性能走到极致。在非极致的环境中，人性的某些东西可能会永远隐藏。我没有写任何‘运动’，我只是关注人性本质的东西，所有的民族都可以理解，容易产生共鸣。”的确，严歌苓在按照她的想法努力实践着，每一部作品都无比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对人类的关怀和责任感，这便也还原了文学是“人学”的本质吧。
很多作家在写作的过程中，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创作的源泉渐渐枯竭，但是严歌苓却像织毛线一样自然地写作。严歌苓颇为自信：“写作这个活动，对我来说自然快乐。每天往下走，这两个人物突然出现了有意思的互动，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对话，写完了的对话不是你想出来的，你就站在他的角度上一想，写出来这样的对话，形成上面的呼应，完全在你的控制之外。作为小说家来说，每天有未知的人物等着他，而且总是偶然地出现，不是你完全想象得到。这就是写小说的人为什么一直写下去。你在开始时对人物有基调设计，开始的行为是你给他设计的，通过行为语言设计基调，后来他就有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意志，走了自己的路，你跟着他走，一直往下走。我认为未知是艺术中最有魅力的。”
严歌苓的写作速度比较快，一般的写作周期是两三个月。这与生活环境总是变化有关，她尽可能地在固定的环境中完成一部作品，否则会由于自然条件的变化而使写作的语调发生变化。“我不敢保证我不变。每一部小说我都希望找到一种完整的语调，非常感官的，神奇的，抓住了非常好写，非常畅通，失去了就进入堵塞状态。”虽然写得快，但是她孕育的时间很长。“我在写这一部的时候，同时酝酿下一部，写《第九个寡妇》和《一个女人的史诗》时，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放案台上。有新四军的，慰安妇的，南京大屠杀的，所有我认为想写的东西，都做资料研究。写得快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很少改动。我写作相信第一感觉。第一次撞入思维中的总是最好的。而且回头再改，尝试有没有比它更好的说法——没有，顶多把不喜欢的字去掉，使这句话更简洁、更经济。”
严歌苓笔下的人物，其实多少有点她自己的影子——有股子坚韧劲。严歌苓一直把坚韧看作一个人“最优越的素质”。“只有顽强坚韧将如数报偿你所付出的一切：时间、精力、辛苦而枯索的整整一段青春。”严歌苓的坚韧体现在写作上时，几乎有点自虐的意味，“我极怕坐到椅子上，极怕拾起笔。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德行，一旦拾起笔，会把自己倾榨到再也写不出一个字。”从成名作《少女小渔》，到1996年创作、2002年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前10名的《扶桑》等作品，再到《第九个寡妇》和《一个女人的史诗》，严歌苓一直痴迷于塑造女人，她甚至将着手创作一部以抗战为背景的女性题材的小说，延续她的“女性写作情结”。
写作对今天的严歌苓来说，更像是率性而为的一种享受。“我希望写的时候就狂写，玩的时候就疯玩。有时正是写得来劲的时候，必须搁下，这是我最火的事。往往我都争取早起写一点，使创作的情绪、语气不中断。”她快乐自由地写，写得津津有味，她希望自己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都为中国的文学画廊增添一个与众不同的形象。她那么热爱生活，除每天早上固定的写作，她常常在下午去健身房锻炼，晚上做晚餐，而且不时会举行家宴或参加别人的家宴，要么就看电影。她还喜欢逛艺术市场，搜集了很多的民间艺术品。这样一位丰产的作家，她的生活依然丰富多彩充满乐趣，也许正因为此，她的作品才充满了无穷的变数。
海外华人写作的一大主题就是思乡——那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愁，但在严歌苓的作品里，有关这些的描述却并不太多，她所触及的，更多的是华人如何融入当地社会的奋争。她善于把人物置于政治、历史、战争的大背景下去描写，在复杂的环境中展现人物命运，且更注重人物塑造和细节描写。在她看来，不论地域几回流转，朝代多少变迁，“人都是殊途同归那点事儿，写来写去，无非都要正视和承受人间悲苦，挖掘和敬畏生命能量”。赴美十余年，严歌苓描绘了一个个优秀而艰难的华人角色，如何千方百计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努力与尴尬，怎样在大洋彼岸长歌当哭、远望当归。
作为一名杰出的女性作家，严歌苓始终关注着女性世界，执著于对女性的书写，其小说中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让人印象深刻，她善于表现不同身份的女性在各自的生存状态下带给读者的女性意识的昭示：或体现女性生命的尊严，或讲述女性本能的生命延续，或宣泄女性不满宿命的反抗等。这一切表明她们没有在各自生存的环境中迷失停顿，而是以一种鲜明的个性、卓然超群的姿势，展示着女性独特的生命意识。这些女性往往成为男权社会不可多得的“异类”，在男性中心的历史背景下，展示出卓越的风采和独特的魅力。
严歌苓在描写不同环境中的女性时，都以自身女性经验为基础，对女性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情感变化、生存质态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思考，她笔下的女性时而单一，时而复杂，在交替轮回中演绎出女性纷繁多姿的人生。因此可以说，严歌苓小说中这种浓厚的女性意识不仅指的是性别意识，更主要是指女性的文化立场。她的视野在文化领域延展，关注中西文化冲突中女性边缘化的生存境遇，关注无际宿命展望中女性的爱恨情缘。
对人性的审视、剖析、反省是严歌苓小说创作的核心和兴趣所在。无论是对于东西方文化的阐释，还是对底层人物的关怀以及对历史的重新评价，都折射出复杂的人性、哲思和批判意识，严歌苓在历史与记忆的沉淀中审视人性的变迁，从女性的角度揭示人性的力量，人性是她固执的探求与思索。严歌苓曾说过，“我的写作，想得更多的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人性能走到极致。在非极致的环境中，人性的某些东西可能会永远隐藏。我没有写任何‘运动’，我只是关注人性本质的东西，所有的民族都可以理解，容易产生共鸣。”这才是她作为一个文人作家所具有的独特人文情怀与责任感。
严歌苓创作的一系列女性形象中，大部分都是边缘的、弱势的。可就是这些边缘弱势的女性，却折射出丰富复杂的现实和人性。她能够把这些女性的命运与挣扎表现得淋漓尽致，这跟严歌苓本人的个性与经历有着一定的关系。严歌苓出生于一个文艺世家，父亲和爷爷是作家，母亲是演员。在知识分子家庭的熏陶下，她从小阅读了大量的文学著作，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2岁时，她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舞蹈演员，在祖国大江南北奔波巡演。20岁时，严歌苓在中越前线当战地记者，那些伤员对生命的渴望，深深震撼了她。从前线医院回来后，严歌苓写下一些诗歌和小说，并开始在军区报纸上发表文章。1978年发表处女作童话诗《量角器与扑克牌的对话》，1980年发表了电影文学剧本《心弦》，次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成影片，获得各界好评。从此，严歌苓开始在文坛崛起。
走出国门时，严歌苓已经是一个成熟而通透的作家了。初到美国后，面对汹涌而至的西方文学冲击，她的写作观念一度溃不成军。痛则思变，她开始读英文原著，同时，她重新审视自己多年的文学积累。而她新的文字，则因脱离了母语语境而变成了一种“新的中文”。“其实我就是一只文学候鸟，”严歌苓说。而现在，她又有着怎样的感触呢？“目前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对我而言是非常理想的，条件可以允许我行万里路，有时候这可能更重要一点吧。我可以不断地了解人，了解他们在各种境况下的生存状态。走的地方越多，见的人越多，一个作家所得到的矿藏就越丰富，我是一个比较幸运的人，而且也不是跑马观花。”
2006年是严歌苓的回归年，这一年春天，她带回了《第九个寡妇》和《一个女人的史诗》，这两部长篇小说对她而言，都是发酵后的果实，芬芳怡人。在这两部作品中，严歌苓依然延续着她“去文明”的写作特质，“我企图用文学的假设去证明，女性像海一样把礁石包含起来。这种包容与撕碎的关系不能证明女性就是弱者”。其中，《一个女人的史诗》书写了一个女人心灵的苦难史，将女人心灵经受的磨难通过爱情、婚姻表现出来，在平凡生活中上演了一部轰轰烈烈的女人成长史，堪称是一部女人的成长史诗。
在传统的叙事里，史诗是一种庄严的文学体裁，内容为民间传说或歌颂英雄功绩的长篇叙事诗，它涉及的主题可以包括历史事件、民族、宗教或传说。从书名上看，《一个女人的史诗》应该是关于一位女子的长篇叙事诗，这位女子要么非常传奇，要么功绩卓著，要么其操守、其事迹、其经历卓尔不凡。而在小说中，作者沿袭了她对女性、女性情感问题的持续关注和思考，把—个平凡女性爱恨纠结的人生置于波澜壮阔、纵横捭阖的历史沧桑下，以漫卷城楼的红色为背景和基调，写女人与革命并行的至死无悔的至爱，赋予其史诗的风格，其全女性的叙事视角带来了对传统史诗的颠覆。
严歌苓说：“《一个女人的史诗》从名字就能看出来是一个历史跨度很大的小说。我非常喜欢有跨度的东西。”的确，这部小说贯穿了国共内战、大部队进城、土改、“四清”、“反右”、三年自然灾害、“文革”等重大历史事件，讲述了一个女人从16岁到46岁期间的“故事”，真实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环境，而女主人公田苏菲的爱情故事就是在这样的话语背景中展开的。在严歌苓眼里，“女人不在乎历史，只在乎心里的情感世界”。但是，当女人的感情世界多次被颠覆时，就会寻找情感的疆土和版图，因此“女人的情感史就是她的史诗。想想田苏菲的一生，她不清楚历史长河发生了什么，她只是将自己的一生献给自己所爱的人，但是就是这样简单的生活在爱中的女人，却恰恰使得国家的历史做了她的陪衬”。 亲历了那个红色年代，如今严歌苓行走在异国的土地上，濡染着欧美女性主义文化、带着深刻女性关怀的她，再次回望那个崇尚宏大叙事、以革命史诗淹没私人情感、以男性视角观照一切的书写惯例，她的《一个女人的史诗》呈现了一种颠覆性、解构性书写意味，一种对高度一体化的革命话语规范与渗透男权意识的传统女性话语规范的双重裂解，在这裂解的隙处，呈现出被遮蔽的女性经验。一个具有懵懂女性意识的人——田苏菲，穿越历史的迷雾向我们走来，展现了她的生存之真。
严歌苓笔下的女性所具有的独特魅力，不仅仅是那种在重压下所表现出的韧性与坚强，更重要的是，她发现了其实女性除了忍受苦难，更可以将自己从苦难中拯救出来，通过承认苦难是生命的常态，进而取消了女性与苦难、与男性的对峙关系，通过自己生命感觉的丰盈确证了自身的存在，通过在恶劣严酷环境中女性的温厚情怀超越了苦难对人性的摧残，所以，我们在她的小说中一再看到一种潜在的韧性。
这种关于女性韧性的表达始终是严歌苓的书写姿势，这些闪耀着人性光辉的女性在苦难中懂得了承担的意义，她们散发出温顺善良、谦卑坚韧、宽容柔顺、善解人意的奇异美感，在各式救赎中完成了一次次人性的美好展望。同时，严歌苓在彰显人性中真善美一面的同时，更深入挖掘了人性复杂的本质，并通过女性对自我的认识和肯定最终完成自我认同。严歌苓的女性书写，像是打开了一扇扇透视人性的窗口，我们从这些窗口中探视到更加真实的人性图景，美不胜收。
严歌苓用自己的经历书写着一个个不寻常女性的欢乐、悲喜和人性的复杂与无奈，在她的笔下，人性是赤裸的，是让人惧怕而又不得不面对的。她为作为“弱者”的女性书写着一份属于她们的尊严和生存原则，这无关于社会的发展与伦理纲常，仅仅是一种内心情感的极端迸发。同时，在东西方文化的边缘地带，她游刃有余地游走着，将自身的遭遇与见闻痛快地宣泄出来。这种独特的不同于国内作家的叙述方式，给读者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理解和领悟，带来了别样的审美感受。严歌苓曾经说过，“我的写作，想得更多的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人性能走到极致。在非极致的环境中，人性的某些东西可能会永远隐藏。我没有写任何‘运动’，我只是关注人性本质的东西，所有的民族都可以理解，容易产生共鸣。”的确，严歌苓在按照她的想法努力实践着，每一部作品都无比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对人类的关怀和责任感，这便也还原了文学是“人学”的本质吧。
很多作家在写作的过程中，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创作的源泉渐渐枯竭，但是严歌苓却像织毛线一样自然地写作。严歌苓颇为自信：“写作这个活动，对我来说自然快乐。每天往下走，这两个人物突然出现了有意思的互动，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对话，写完了的对话不是你想出来的，你就站在他的角度上一想，写出来这样的对话，形成上面的呼应，完全在你的控制之外。作为小说家来说，每天有未知的人物等着他，而且总是偶然地出现，不是你完全想象得到。这就是写小说的人为什么一直写下去。你在开始时对人物有基调设计，开始的行为是你给他设计的，通过行为语言设计基调，后来他就有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意志，走了自己的路，你跟着他走，一直往下走。我认为未知是艺术中最有魅力的。”
严歌苓的写作速度比较快，一般的写作周期是两三个月。这与生活环境总是变化有关，她尽可能地在固定的环境中完成一部作品，否则会由于自然条件的变化而使写作的语调发生变化。“我不敢保证我不变。每一部小说我都希望找到一种完整的语调，非常感官的，神奇的，抓住了非常好写，非常畅通，失去了就进入堵塞状态。”虽然写得快，但是她孕育的时间很长。“我在写这一部的时候，同时酝酿下一部，写《第九个寡妇》和《一个女人的史诗》时，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放案台上。有新四军的，慰安妇的，南京大屠杀的，所有我认为想写的东西，都做资料研究。写得快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很少改动。我写作相信第一感觉。第一次撞入思维中的总是最好的。而且回头再改，尝试有没有比它更好的说法——没有，顶多把不喜欢的字去掉，使这句话更简洁、更经济。”
严歌苓笔下的人物，其实多少有点她自己的影子——有股子坚韧劲。严歌苓一直把坚韧看作一个人“最优越的素质”。“只有顽强坚韧将如数报偿你所付出的一切：时间、精力、辛苦而枯索的整整一段青春。”严歌苓的坚韧体现在写作上时，几乎有点自虐的意味，“我极怕坐到椅子上，极怕拾起笔。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德行，一旦拾起笔，会把自己倾榨到再也写不出一个字。”从成名作《少女小渔》，到1996年创作、2002年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前10名的《扶桑》等作品，再到《第九个寡妇》和《一个女人的史诗》，严歌苓一直痴迷于塑造女人，她甚至将着手创作一部以抗战为背景的女性题材的小说，延续她的“女性写作情结”。
写作对今天的严歌苓来说，更像是率性而为的一种享受。“我希望写的时候就狂写，玩的时候就疯玩。有时正是写得来劲的时候，必须搁下，这是我最火的事。往往我都争取早起写一点，使创作的情绪、语气不中断。”她快乐自由地写，写得津津有味，她希望自己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都为中国的文学画廊增添一个与众不同的形象。她那么热爱生活，除每天早上固定的写作，她常常在下午去健身房锻炼，晚上做晚餐，而且不时会举行家宴或参加别人的家宴，要么就看电影。她还喜欢逛艺术市场，搜集了很多的民间艺术品。这样一位丰产的作家，她的生活依然丰富多彩充满乐趣，也许正因为此，她的作品才充满了无穷的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