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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事关农民的切身利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农村的和谐稳定。加强农村的生态环境保护，不仅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更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举措。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大背景下，龙岩市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形势不容乐观。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做好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必须确立环境保护底线，建设新型城镇，必须按照生态文明的理念把乡村建设得更像乡村，因此，必须把统筹城乡环保作为统筹城乡工作的核心内容之一，把农村的环保指标纳入各级政府政绩考核体系中；必须改革创新，注重根治“乡村病”。
关键词：农村；城镇化；环境保护；龙岩市
中图分类号：D92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20-0135-05
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加快与普及，如果不重视环境问题，势必出现农村环境污染的规模和影响不断扩大的局面，这与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着眼农民，涵盖农村，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是不相吻合的。因此，对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进行研究和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就龙岩市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所形成的农村环境保护问题展开探索，旨在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探索一条“代价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续”的农村环境保护新路子，把对农村环境的损伤降低到最低，以期实现人们向往已久的幸福最大化的生活模式。
一、新型城镇化是解决农村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的根本途径
城市化或城镇化（Urbanization）是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是随着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不断向城镇集聚，从而农村人口不断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农村地域向城镇地域转化、城镇数量增加和规模不断扩大、城镇生产生活方式和城镇文明不断向农村传播扩散的历史过程[1]。核心在于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着眼农民，涵盖农村，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集约、智能、绿色、低碳，贯穿于城镇化全过程。首先体现在人的观念、体制和行为上。强化城市和区域生态规划，处理好城市建设中眼前和长远、局部和整体、效率与公平、分割与整合的生态关系，强化和完善生态物业管理、生态占用补偿、生态绩效问责、战略环境影响评价、生态控制性详规等法规政策。其次是体现在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生态方法和技术方面。生态集约包括生态资源、生产关系和经营方式的集约，特别是土地、水、生物资源的集约规划、集约建设和集约管理。低碳循环包括化石能源的清洁、高效、生态利用，可再生能源合理开发、有机替代，以及资源循环再生等等。城乡融合互动，推进生产高效循环、生活幸福低碳、生态绿色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总结出新型城镇化的四大新的本质特征：（1）指导思想新——把城镇化看作是一个自然生长过程、是我国发展必经的综合演化过程；（2）发展内涵新——坚持提高城镇化的质量，而非简单地看重城市化率；（3）基本原则新——在城镇化过程中坚持把握以人为本、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四大原则；（4）规划落实新——必须按照国家规划要求，扎实地落实好6项任务：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高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提高城镇建设水平、加强对城镇化的管理[2]。
从整体上看，我国城镇化依然滞后，也出现了类似城市病的苗头和各种问题，并导致了其他社会经济问题特别是农村环境保护问题的产生，在城镇化发展进入加速推进阶段，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亟须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
首先，继续保持一定的城镇化速度，是尽快改变城镇化滞后状态的需要。无论是从城市化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还是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我国城镇化水平都是滞后的。城镇化滞后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问题，需要通过继续保持一定的城镇化速度，尽快改变城镇化滞后状态才能得到解决。
其次，推进新型城镇化是解决城镇化问题的需要。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的城镇化基本上是比较健康的，但是，也的确局部存在几种值得反思的属于病态城镇化倾向的不良现象，如半城镇化、被城镇化、“贵族化”城镇化和“大跃进”城镇化等现象。此外，由于缺乏有效措施和调控机制，在城镇化宏观整体布局上，还存在着大城市过度集聚、小城镇发展无序，地区发展失衡、城市之间的关系不协调等问题。这些问题虽然还没有发展为严重的城市病，但如果不采取科学的城镇化战略，尽早预防和治理，就很可能积重难返，无法根治。
第三，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还有利于城镇化问题带来的各种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城镇化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其他各种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例如，由于半城镇化造成了我国数量庞大农业转移人口和日益严重的农民工问题；再如，由于城市偏向政策和城乡要素难以自由流动，造成的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出现的双二元结构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由于城镇化滞后、城镇化质量不高造成的，也必须依靠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才能解决。
二、龙岩市城镇化发展给农村带来的环境问题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往往以牺牲农业和小城镇发展为代价，造成农村凋敝、生态空间退化、城乡发展失衡，以及人口资源向大城市过度集中、环境不堪重负、区域发展失衡等问题，龙岩市的情况也不能例外。
1.高速城镇化占用农村大量资源
一方面，龙岩市城镇化率逐年提高。2014年，全市城镇常住人口131.32万人，比2005年增加25.83万人，增长19.7%；市域城镇化率50.9%，比2005年增加12.4个百分点，新罗区的城镇化率超过全省平均水平6.9个百分点[3]。另一方面，龙岩市城镇化建设占用和毁坏了大量农村资源，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损害。一是城镇建成区面积不断扩大，占用大量可耕地，2014年全市建成区面积为103.08平方公里，比2005年增加36.37平方公里。其中，龙岩中心城市建成区面积45平方公里，比2005年增长50%[3]。二是原有服务城乡居民的公用基础设施虚无化，即原来各公务机构为城乡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厕、饮水点、农产品销售市场、畜禽交易点、休闲处等几乎被转让或开发为房地产商务经营。三是一些开发商为了减少成本的支出，以损害农村公共环境利益为代价，大量使用天然林木材作为建筑施工用的撑杆、模版、围栏、家具，将树根开发为根雕装饰，将树枝叶化作纤维板材纸浆，将古树、大树、名树移植城镇“绿化”，形成大量的“树挪窝死”的惨状。同时，为了给商家的建筑物让位，在城镇、集镇原本“占错了位”的古树、大树、名树被大量消灭、砍伐，失去了原有“天人合一”草木。 2.城镇化增加了农村建筑固体废弃物污染
随着城镇水、电、气、路、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建成，建筑固体废弃物逐渐增多。据多个乡镇了解，近年来建筑固废物呈逐年增长趋势，2014年建筑固废物是2000年的5倍。城镇生活垃圾产生量也迅速增加，原有城镇、集镇的居住、生活、经营区域及周边区域环境污浊化，灰霾、灰物、“脏乱差”、乱停乱放、阻碍通行式的施工、装运、堆积，环保、住建、工商等行政部门疏于管理和注重追究，造成居民难以工作、生活、居住。据测算，2001—2014年城镇垃圾产生量年平均增长近10%。龙岩市城镇垃圾80%以上采取填埋处理，焚烧处理比重尚未超过20%，无害化处理率一直很低，一半以上的乡镇政府所在地陷入垃圾包围之中。
3.城镇污染企业向农村转移
在高速城镇化过程中，城镇土地日益稀缺，价格迅速上升，“生态门槛”不断提高，一些小造纸、小水泥、小化工等污染性较强的企业向农村转移。因为排污收费与处罚费用低、污染受害人司法维权难、地方保护主义多、农村环保不受重视等原因，污染企业迁移到农村后很少进行治污设施投资，随意排放污水、浓烟和灰尘，“三废”排放更胜以前。《2011年龙岩市环境状况公报》报道：龙岩中心城区自然降尘量8.38吨/平方公里·月，漳平城区自然降尘量 5.80吨/平方公里·月[4]，导致农村水质、土壤与大气环境的污染，耕地、园地、菜地的土壤被污染，蔬菜食物、呼吸的空气中致癌物质不断增多。
4.城镇生产生活污染物向农村转移与扩散
在高速城镇化进程中，龙岩市很多城镇生态系统不堪重负，为缓解自身生态压力，把污染物直接向农村转移与扩散。一是把城市垃圾堆放场放在农村，90%以上的城镇垃圾在周边农村堆放或填埋。经估算，2000—2013年累计堆放或填埋量超过5 000万吨，逐渐污染周围农村的水、土壤与大气环境。例如，20世纪未武平县在城郊青云山新建了一个大型露天垃圾填埋场，无任何处理措施，严重污染周边的空气、水源。二是城镇化建设造成大面积的森林、草地、湿地、库塘、河沟、湖泊、坡地等被肆意开发，木材、树木被连根取走、运出，致使农村居民饮用水源地和饮用水的污染和湿地枯竭、土地裸露，农业用水困难。三是农村生产生活污染严重。农业大量使用（施用）工业化肥、农膜、农药、兽药、饲料、日用品包装等，加速农家肥、有机肥、青饲料的散失与短缺；村镇居民产生大量的生活污水和垃圾；规模化养殖及水产养殖造成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使得一些村庄成了污染的“重灾区”，打破了农村原有生态系统的内部平衡，严重降低了系统内自我净化能力。
5.高速城镇化建设对农村水环境造成了不利影响
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生活污水、生产废水，增加污水排放量。一是急需、必需的公用（公益性）基础设施未能先行一步建设和配套，造成污水、垃圾、灰尘、烟灰加倍污染，却难以收集、集中无害化处置，大量未经处理或虽经处理但不达标的工业废水与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江河，据估算，2000—2013年全市未经处理的污水累计排放量超过15亿吨，引起农业灌溉用水和农村居民饮用水恶化。二是除园林绿化、环境卫生外的大部分城镇基础设施建成后会导致城镇硬化地面增加，减少暴露土壤量，使得雨水向地下渗透大为减少，从而导致降水形成的地表水径流量增大，容易被硬化地面上的垃圾所污染，形成大量的污水排放，严重污染江河湖泊的水质和生态环境。三是城镇化建设设置不合理、施工不科学容易引起城镇内涝。2012年秋季武平岩前镇、去年夏季龙岩城区等多个乡镇在强降雨中出现严重内涝，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过度硬化。四是城镇化建设过度开采地下水容易引起地下水补充不足。当前越来越多的城市地下水过度开采，出现地面下沉，这与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导致城镇过度硬化、无法留住天降雨水有很大关系。
三、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路径
1.理性回归幸福最大化的生活模式
高速城镇化给城镇居民带来了另一些负效应：城市污染增加、交通恶化、房价提升，这些负效应都会变成城镇居民必须承受的生活成本。当城市规模超出一定临界点之后，城市居民从城市获得的美好生活的正效应就会被负效应所抵消，甚至出现负效应大于正效应。于是，人们开始理性回归幸福最大化的生活模式。
被现代主流观念认定的让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化生活模式是一种满足GDP增长和资本增值、满足于无穷贪欲的，所有消费都依赖货币购买的城市幸福生活，其实质就是一种加剧能源和环境危机的高消费、高能耗的生活[5]。所以，今天当人们遇到能源和环境危机的时候，当我们用生态文明的财富观来审视乡村生活时，则会发现儿童时代乡村幸福生活无比美好、令人无限怀恋，则会发现乡村生活模式为我们医治工业文明病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幸福生活模式，乡村生活模式恰恰是一种贴近生态文明的幸福生活模式[6]。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在多元文明、文化与生活方式并存中实现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均衡发展，是生态文明和生态经济发展的新模式，通过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低碳而智慧的生活，通过物质与精神的和谐实现富足而有意义的生活，通过人与社会的和谐实现互助与公平的生活，是理性回归幸福生活最大化的必然选择。首先，基于自给自足的低能耗、低成本的消费恰恰是符合生态文明价值的文明生活，乡村特有的自给自足的食品消费、许多自我服务生活消费，虽然没有创造出能够增加GDP的交换价值，但为自己提供了新鲜、环保、安全、不受物价因素影响的日常食品。其次，贴近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乡村生活，使农民拥有了在城市很难获得的有利身心健康、怡情养心的生态财富，这是大自然恩赐给他们田园风光、诗意山水、与自然生命和谐相处的生态环境福利。第三，乡村特有的熟人文化环境和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的乡土文化，包含了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禁忌文化、调节人际和谐的乡规民俗文化，处处彰显出村民的智慧和情感，不仅是中国五千年文化的活化石，而且也是医治工业文明病的最好解药。第四，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乡村生活正遭受着工业化浪潮的灭顶之灾，同时也正在寻找着立足新时代的新定位和新坐标，乡村生活方式有现代城市生活不可替代的价值，如远离喧嚣、贴近自然的诗意环境，熟人社会、人情浓厚的淳朴民风，历史沉淀而形成的丰富而神秘的民俗文化，低碳消费与高环境福利的生活方式，这一切都是大都市生活方式中所短缺的[5]。 城镇化不是用城市取代农村，而是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并行发展的过程，复归乡村价值并实现两元共存的城镇化才是中国特色城镇化的核心所在[5]。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的基础设施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公路通到了各个村庄，开通了网络，当更多的人把农村生活也作为一种选择的时候，农村就会变得更有活力，更适合人居住和发展，这是一个良性循环，使农村成为另一种生活选择。
2.确立环境保护底线，把城镇建设得更像城镇
建设绿色低碳新型城镇，就是要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到城镇化的过程中去，由过去片面注重追求城市规模的扩张，转变为以提升城镇的生态文明、公共服务等内涵为中心，以城镇总体生态环境、产业结构、社区建设、消费方式的优化转型为出发点和归宿，以方便、和谐、宜居、低碳为目标，全面建设绿色环境、绿色经济、绿色社会、绿色人文、绿色消费的生态城镇，谋求新型城镇经济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道路。
一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中要建立严格的空间环境管控制度，形成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国土开发格局[5]。确立环境资源开发利用底线，遏制对大自然环境资源的过度开发、无限制的索取、低效的利用；守住环境质量健康安全的底线，将健康安全的环境质量和公平共享的环境公共服务作为城镇化建设的前置条件，以人群健康和生态平衡为基准，将提供清洁的空气、安全的饮水、健康的环境等作为政府必须履行的职责，强化保障措施，加大供给力度，让人们看到政府的努力，给人们以明确的预期。
二是城市新区和新兴城镇的建设要执行更严格的环保标准。城镇化建设的主要方式是建设城市新区，发展新兴城镇。在推进城市新区与新兴城镇的建设过程中，必须更严格地执行环保标准，走“低碳、绿色城镇化”道路，在城镇总体布局上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为此，要更加重视低碳城市建设的总体布局和规划，优化建筑格局，因地制宜设计建筑，与自然和环境相和谐，避免过分依赖高耗能运行模式；更加注重绿色低碳环保产业的发展，在城镇建筑上强制使用环保材料；更加注重建筑物周边的绿化建设。更严格地控制单位土地上的建筑密度和人口密度，更严格地执行地表水与空气质量执行Ⅱ级标准，在注重提高建筑物节能标准、提高家用电器能效、提高汽车燃油经济性等技术节能和低碳措施的同时，改变过度追求物质享受的消费理念和高碳消费方式，鼓励大众低碳出行、减少资源浪费。
三是把改善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旧城改造的核心内容。设置明确的环保标准，如降低旧城区人口密度，外迁污染型企业，不破坏原有的植被，不影响原有的湖泊和河流，不缩小原有的透水地面，充分利用空坪隙地多建小型绿地（公园），并在道路、广场、车站等建绿化带，减少硬化地面，注意发挥绿化带向地下渗水的功能，在房屋、庭院进行垂直绿化；城镇郊区则强化植树造林，建立大型公园、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
3.按照生态文明的理念“把乡村建设得更像乡村”
城市和农村各自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和存在的价值。城镇化建设不仅仅是建房子，还包括生活、生产、产业结构、品牌、金融等一个系统，一个美丽的村庄也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同样包括生活、生产、土壤改良、生态平衡、农家乐、旅游等系统。按照生态文明的理念把乡村建设得更像乡村，就是中国乡村规划设计院院长李昌平所主张的“五我乡村。即我村我素：具有我村的元素和独特性；我村我品：有特色的品位、品格、品质和品牌；我村我业：能够形成自我发展的产业；我村我家：能够成为自己的精神家园、生活的乐园；我村我根：能够吸引认祖归根、告老回乡、祖代相传的永续发展的乡村[7]。
一是发挥农村居民在环保中的主体作用，重视农村居民的环保诉求，增加农村居民在农村环境管理中的决策参与权，充分发挥农民对污染企业的监督作用，支持农村污染受害人通过司法程序获得足够的赔偿和补偿。从实务工作的实际情况来看，农村居民并不是不关心农村问题，只不过是由于话语权、社会参与权的缺失使其失去了基本的行动能力。通过小组工作、社区工作，可以有效提升农村居民的环保意识和行动能力，可以将政府制定的环境政策、措施向村民解读阐释，可以帮助农民制定社区规划，发挥地方性知识的优势，改变农村环保认知偏差和图式曲解，可以整合各种社会优势资源关注农村环境问题，提供技术指导、说明和培训，形塑他们自身的行为习惯并提升他们的自律能力，可以依托自身专业特性，收集信息数据构建政府居民互动的平台和中介。
二是传承好中国优秀的乡村传统文化。在中国乡村传统文化里，读书可以容身，耕田可以致富，读而费耕，饥寒交迫，耕而不读，礼仪损亡。耕读文化并不简单指一个农民自身的个人奋斗，更具有家族奋斗的内容，还包括与自然和谐共处，与邻里和睦相处等丰富的内涵。随着新时代下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我们更要强调这种传统的“耕读文化”，这是美丽乡村建设所追求的“魂”。同时，优美的田园风光就是美丽乡村独具韵味的气质。传承优秀的文化内涵，依托特有的风光景观，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起乡愁，是美丽乡村建设所追求的目标。
三是发展生态型循环农业。按照“减少投入、减少污染”要求，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根据耕地地力状况和作物需肥要求，在土壤测试的同时发布主要农作物施肥配方，将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应用到水稻和经济作物中，努力提高化肥利用率，减少用量，减少污染。推广农药减量控害增效技术，减少化学农药用量，提高农药利用效果，规范生产和使用农业投入品减少氮、磷和重金属等污染物的排放。按照“创新模式、产业循环”要求，实行废物处理无害化、资源化，推广“资源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循环农业发展模式，将上一产业的废弃物或副产品作为下一产业的原料利用，如水稻、蘑菇、芦笋、西瓜、茭白、秸秆、桑枝条、食用菌等产业循环模式。推广“畜禽排泄物沼气作物”模式和沼气、沼液、沼渣的再次利用，农作物秸秆一般作为畜牧饲料、还田肥料、食用菌基料、生物质能料和板材、编织加工材料等再次利用；食用菌废菌棒作为有机肥再次利用，既可培肥土壤，又可松软土层，提高产量和品质。推广农业投入品及包装物的重复使用和回收，把周边农用的瓶、罐和农用薄膜等进行集中回收加工利用。 四是加大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实施以保护农村饮用水源为重点的“水源清洁”示范工程，支持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饮用水源保护设施和分散式饮用水水源地截污基础设施建设[8]。市人大代表林建平、韩振春、谢志彬建议，应把保障饮用水安全作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首要任务，加强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监测和监管，坚决依法取缔水源保护区内的排污口，禁止有毒、有害物质进入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制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应急预案，强化水污染事故的预防和应急处理，确保群众饮水安全。实施以整治集中连片村庄生活污水和垃圾为重点的“家园清洁”示范工程，建设一批适合农村特点的、相对完善的、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污水处理和垃圾收集处置设施，使得示范区内农村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得到妥善处理[8]；实施以整治农村畜禽养殖和面源污染为重点的“田园清洁”示范工程，支持对畜禽养殖小区和畜禽散养密集区实施畜禽养殖污染治理与废弃物综合利用项目[8]。市人大代表魏文、郑建芳、陈小兴认为，应严格控制农村地区工业污染，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环保准入门槛，禁止工业和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继续加强养殖污染防治；建立治理养殖业污染的长效机制，实现养殖废弃物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与此同时，加大农村生活污染治理力度，提高农村生活垃圾收集率、清运率和处理率，通过集中力量在农村大量兴建固废与污水无害化处理设施，集中连片整治一批环境问题最为突出、群众反映最为强烈的“问题村”，使当地环境污染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农村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群众切实得到实惠。人大代表林建平、韩振春、谢志彬建议，应把保障饮用水安全作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首要任务，加强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监测和监管，坚决依法取缔水源保护区内的排污口，禁止有毒、有害物质进入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制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应急预案，强化水污染事故的预防和应急处理，确保群众饮水安全。
4.把统筹城乡环保作为统筹城乡工作的核心内容之一，把农村的环保指标纳入各级政府政绩考核体系中
农村城镇化在整个经济社会自然系统内，没有特别考虑环境与自然资源的影响，容易对生态环境形成忽视甚至损伤。如一些工业企业为了产出最大化，会不顾资源的更新和环境的吸收能力而不断增加生产，以资源和环境的破坏为代价，形成粗放型经营模式。协调农村城镇化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核心内容就是要把农村城镇化发展建立在环境和自然资源良性循环的基础上，将资源环境因素纳入农村城镇化的社会经济大系统。这样，引入自然资源环境因素后，经济系统就成为整个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经济系统与自然资源环境系统之间就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从而使农村城镇化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有机地结合起来。
一是实行行政首长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将环境质量和环境保护工作列入各级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主要内容，并定期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报告环境保护工作。各级政府尤其是县、乡镇政府应当承担起农村环保工作的责任，乡镇应设立专门负责的环保工作的干部（据了解目前一些乡镇虽设有环保员，但往往身兼数职，无力承担维护环境责任），承担起辖区内的环保宣传和监督责任。坚持党政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的原则，设置专门的环保机构，配置专门的环保管理人员，切实加强对农村生态环境资源保护工作的组织领导，每年定期对辖区农村环保工作进行专题研究，制定工作计划，检查落实，每年解决一、二项当地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问题。
二是应将环境管理与污染控制纳入官员政绩考核体系。明确规定市、县党政领导班子必须吸收环保部门参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城市和区域建设等方面的综合决策，把辖区内重大的生态环境问题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将城市发展的环境保护专项规划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在项目规划、用地审批上实行环境保护前置审批；将环保执法环境的好坏纳入考核体系，将排污费的征收与使用管理要纳入考核体系，将同级财政对环保部门的经费保障情况纳入考核体系，将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工作纳入考核。只有这样，才能从源头控制当前这种以环境恶化换经济增长的势头，才能确保《环境保护法》等环境管理法律法规的真正实施。
三是创新官员政绩考核方法手段。确保环保指标纳入官员政绩考核体系落到实处，变单一的“官考官”为复合的“官考官+民考官”。搭建起一个公众参与评价的平台，把人大、政协、司法、新闻媒体、人民团体都纳入其中，扩大基层群众在干部考核中的评判权。将组织部门对干部的基本考察和政府对干部的政绩考核“统”在一起，将对干部素质情况的测评与经济工作、环保工作等成果考核“捆”在一起，作为任免奖惩干部的主要依据。
5.改革创新，根治“乡村病”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必然选择。李克强总理强调，“推进新型城镇化，就是要以人为核心，以质量为关键，以改革为动力，使城镇真正成为人们的安居之处、乐业之地。” [9]漠视统筹城乡发展，盲目追求高速城镇化，不仅造成日益严峻的“城市病”，也带来日趋严重的“乡村病”。注重根治“乡村病”，应成为新型城镇化努力破解的新课题。
一是创新城镇化发展体制机制。在人口城镇化方面，实行居住证制度，完善人口信息管理利用制度，完善“三区两园”建设和管理体制机制，稳步推进撤县设区，积极推进乡改镇、村改居，加快推进镇改街道，适时推动乡镇撤并，创新行政区划管理体制。在土地城镇化方面，健全节约集约用地制度，深化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严格保护耕地资源，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实行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生态补偿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实行最严格的环境监管制度，建立资源环境产权交易机制，强化生态环境保护。
二是创新农村环境保护投入机制。制定并推行有利于农村环境保护的经济政策，逐年增加农村环境保护的财政预算，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并安排一定比例的排污费专项资金用于农村环境保护。试行绿色信贷政策，促进企业开展污染治理和升级改造。建立绿色保险的市场信用机制，促进企业加强环境风险管理，利用保险机制和市场手段转移污染事故风险，有效缓解污染事故纠纷引发的矛盾。建立专项补助机制，鼓励企业开展污染减排和优化升级。加大对节能减排项目财政支持，建立重点耗能企业、重点污染源企业节能减排考核制度，对于能够产生较大的污染减排效益、使用清洁生产技术、改善和提高生态环境质量、保护区域生态安全等方面的资金给予优先补助；改革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提高排污收费标准，使其能充分抵消污染者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尤其是要在开发区实行更严格的禁排制度，加大违法惩处力度；以流域环境要素的生态补偿为基础，从流域水资源的角度，征收流域生态补偿税、建立流域生态补偿基金。 三是建立农业和农村自然资源核算制度。农业和农村自然资源核算是实现农业和农村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它有助于确定或确认自然资源的最佳或最适度的利用水平，有利于适量地、及时地判断其在数量、质量和价值量等方面的变化，有助于防止和纠正自然资源过度消耗的现象。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这种制度。因此，参照有关国家做法，建议国家尽快在相关职能部门（如国家统计局、国土资源部）增设专门负责全国农业和农村自然资源核算的机构，从统计入手，规范核算项目，调整和增设农业自然资源统计项目，逐步实现定期化、规范化、公开化的农业和农村自然资源报告制度，并由中央向地方推广。
四是强化农村环境监管与执法力度。其中包括：建立健全农村环境监测体系，开展污染企业专项治理，对可以通过整改实现减排降污的企业强化督办，落实治污整改方案；建立健全农村环保专项法律法规，对不符合法律、政策或治污无望的企业坚决予以取缔；加强对落户农村的新建项目管理，提高环保准入标准；加大农村矿区综合整治，在矿区推行生产技术改造、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积极应用先进的采矿技术和设备，升级采矿工艺水平，全面提升采矿率和回采率，减少资源浪费，同时，加大对违法污染企业的处罚力度，使处罚标准高于治污成本。
五是创新并普及农村环保实用技术。加强科技攻关，因地制宜地开发低成本、高效率的污水、垃圾处理技术。农办、环保、农林、科技等部门应加强对农村污染治理技术的服务指导，并把这一工作纳入各部门的职责范围，加强试点工作。加快现有成果的转化、推广，特别是针对不同地区环境特点，采取成本较低的环保技术，结合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清洁生产，把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秸秆等资源化利用。应着重推广太阳能、沼气等适合农村使用的清洁能源。
六是加大农村环保宣传教育力度。广大农民群众既是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受益者，也是主力军。应加强指导、培训、宣传教育，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手段，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舆论宣传和科普宣传，积极引导广大农民从自身做起，自觉培养健康文明的生产、生活、消费方式。农村主要领导干部在农村环保中具有导向性作用，应采取有效措施，着重提高其环境保护意识。在中小学开展环境保护教育，组织实施环境保护实践，在全社会树立保护环境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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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 佳]
关键词：农村；城镇化；环境保护；龙岩市
中图分类号：D92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20-0135-05
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加快与普及，如果不重视环境问题，势必出现农村环境污染的规模和影响不断扩大的局面，这与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着眼农民，涵盖农村，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是不相吻合的。因此，对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进行研究和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就龙岩市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所形成的农村环境保护问题展开探索，旨在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探索一条“代价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续”的农村环境保护新路子，把对农村环境的损伤降低到最低，以期实现人们向往已久的幸福最大化的生活模式。
一、新型城镇化是解决农村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的根本途径
城市化或城镇化（Urbanization）是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是随着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不断向城镇集聚，从而农村人口不断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农村地域向城镇地域转化、城镇数量增加和规模不断扩大、城镇生产生活方式和城镇文明不断向农村传播扩散的历史过程[1]。核心在于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着眼农民，涵盖农村，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集约、智能、绿色、低碳，贯穿于城镇化全过程。首先体现在人的观念、体制和行为上。强化城市和区域生态规划，处理好城市建设中眼前和长远、局部和整体、效率与公平、分割与整合的生态关系，强化和完善生态物业管理、生态占用补偿、生态绩效问责、战略环境影响评价、生态控制性详规等法规政策。其次是体现在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生态方法和技术方面。生态集约包括生态资源、生产关系和经营方式的集约，特别是土地、水、生物资源的集约规划、集约建设和集约管理。低碳循环包括化石能源的清洁、高效、生态利用，可再生能源合理开发、有机替代，以及资源循环再生等等。城乡融合互动，推进生产高效循环、生活幸福低碳、生态绿色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总结出新型城镇化的四大新的本质特征：（1）指导思想新——把城镇化看作是一个自然生长过程、是我国发展必经的综合演化过程；（2）发展内涵新——坚持提高城镇化的质量，而非简单地看重城市化率；（3）基本原则新——在城镇化过程中坚持把握以人为本、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四大原则；（4）规划落实新——必须按照国家规划要求，扎实地落实好6项任务：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高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提高城镇建设水平、加强对城镇化的管理[2]。
从整体上看，我国城镇化依然滞后，也出现了类似城市病的苗头和各种问题，并导致了其他社会经济问题特别是农村环境保护问题的产生，在城镇化发展进入加速推进阶段，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亟须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
首先，继续保持一定的城镇化速度，是尽快改变城镇化滞后状态的需要。无论是从城市化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还是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我国城镇化水平都是滞后的。城镇化滞后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问题，需要通过继续保持一定的城镇化速度，尽快改变城镇化滞后状态才能得到解决。
其次，推进新型城镇化是解决城镇化问题的需要。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的城镇化基本上是比较健康的，但是，也的确局部存在几种值得反思的属于病态城镇化倾向的不良现象，如半城镇化、被城镇化、“贵族化”城镇化和“大跃进”城镇化等现象。此外，由于缺乏有效措施和调控机制，在城镇化宏观整体布局上，还存在着大城市过度集聚、小城镇发展无序，地区发展失衡、城市之间的关系不协调等问题。这些问题虽然还没有发展为严重的城市病，但如果不采取科学的城镇化战略，尽早预防和治理，就很可能积重难返，无法根治。
第三，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还有利于城镇化问题带来的各种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城镇化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其他各种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例如，由于半城镇化造成了我国数量庞大农业转移人口和日益严重的农民工问题；再如，由于城市偏向政策和城乡要素难以自由流动，造成的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出现的双二元结构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由于城镇化滞后、城镇化质量不高造成的，也必须依靠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才能解决。
二、龙岩市城镇化发展给农村带来的环境问题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往往以牺牲农业和小城镇发展为代价，造成农村凋敝、生态空间退化、城乡发展失衡，以及人口资源向大城市过度集中、环境不堪重负、区域发展失衡等问题，龙岩市的情况也不能例外。
1.高速城镇化占用农村大量资源
一方面，龙岩市城镇化率逐年提高。2014年，全市城镇常住人口131.32万人，比2005年增加25.83万人，增长19.7%；市域城镇化率50.9%，比2005年增加12.4个百分点，新罗区的城镇化率超过全省平均水平6.9个百分点[3]。另一方面，龙岩市城镇化建设占用和毁坏了大量农村资源，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损害。一是城镇建成区面积不断扩大，占用大量可耕地，2014年全市建成区面积为103.08平方公里，比2005年增加36.37平方公里。其中，龙岩中心城市建成区面积45平方公里，比2005年增长50%[3]。二是原有服务城乡居民的公用基础设施虚无化，即原来各公务机构为城乡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厕、饮水点、农产品销售市场、畜禽交易点、休闲处等几乎被转让或开发为房地产商务经营。三是一些开发商为了减少成本的支出，以损害农村公共环境利益为代价，大量使用天然林木材作为建筑施工用的撑杆、模版、围栏、家具，将树根开发为根雕装饰，将树枝叶化作纤维板材纸浆，将古树、大树、名树移植城镇“绿化”，形成大量的“树挪窝死”的惨状。同时，为了给商家的建筑物让位，在城镇、集镇原本“占错了位”的古树、大树、名树被大量消灭、砍伐，失去了原有“天人合一”草木。 2.城镇化增加了农村建筑固体废弃物污染
随着城镇水、电、气、路、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建成，建筑固体废弃物逐渐增多。据多个乡镇了解，近年来建筑固废物呈逐年增长趋势，2014年建筑固废物是2000年的5倍。城镇生活垃圾产生量也迅速增加，原有城镇、集镇的居住、生活、经营区域及周边区域环境污浊化，灰霾、灰物、“脏乱差”、乱停乱放、阻碍通行式的施工、装运、堆积，环保、住建、工商等行政部门疏于管理和注重追究，造成居民难以工作、生活、居住。据测算，2001—2014年城镇垃圾产生量年平均增长近10%。龙岩市城镇垃圾80%以上采取填埋处理，焚烧处理比重尚未超过20%，无害化处理率一直很低，一半以上的乡镇政府所在地陷入垃圾包围之中。
3.城镇污染企业向农村转移
在高速城镇化过程中，城镇土地日益稀缺，价格迅速上升，“生态门槛”不断提高，一些小造纸、小水泥、小化工等污染性较强的企业向农村转移。因为排污收费与处罚费用低、污染受害人司法维权难、地方保护主义多、农村环保不受重视等原因，污染企业迁移到农村后很少进行治污设施投资，随意排放污水、浓烟和灰尘，“三废”排放更胜以前。《2011年龙岩市环境状况公报》报道：龙岩中心城区自然降尘量8.38吨/平方公里·月，漳平城区自然降尘量 5.80吨/平方公里·月[4]，导致农村水质、土壤与大气环境的污染，耕地、园地、菜地的土壤被污染，蔬菜食物、呼吸的空气中致癌物质不断增多。
4.城镇生产生活污染物向农村转移与扩散
在高速城镇化进程中，龙岩市很多城镇生态系统不堪重负，为缓解自身生态压力，把污染物直接向农村转移与扩散。一是把城市垃圾堆放场放在农村，90%以上的城镇垃圾在周边农村堆放或填埋。经估算，2000—2013年累计堆放或填埋量超过5 000万吨，逐渐污染周围农村的水、土壤与大气环境。例如，20世纪未武平县在城郊青云山新建了一个大型露天垃圾填埋场，无任何处理措施，严重污染周边的空气、水源。二是城镇化建设造成大面积的森林、草地、湿地、库塘、河沟、湖泊、坡地等被肆意开发，木材、树木被连根取走、运出，致使农村居民饮用水源地和饮用水的污染和湿地枯竭、土地裸露，农业用水困难。三是农村生产生活污染严重。农业大量使用（施用）工业化肥、农膜、农药、兽药、饲料、日用品包装等，加速农家肥、有机肥、青饲料的散失与短缺；村镇居民产生大量的生活污水和垃圾；规模化养殖及水产养殖造成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使得一些村庄成了污染的“重灾区”，打破了农村原有生态系统的内部平衡，严重降低了系统内自我净化能力。
5.高速城镇化建设对农村水环境造成了不利影响
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生活污水、生产废水，增加污水排放量。一是急需、必需的公用（公益性）基础设施未能先行一步建设和配套，造成污水、垃圾、灰尘、烟灰加倍污染，却难以收集、集中无害化处置，大量未经处理或虽经处理但不达标的工业废水与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江河，据估算，2000—2013年全市未经处理的污水累计排放量超过15亿吨，引起农业灌溉用水和农村居民饮用水恶化。二是除园林绿化、环境卫生外的大部分城镇基础设施建成后会导致城镇硬化地面增加，减少暴露土壤量，使得雨水向地下渗透大为减少，从而导致降水形成的地表水径流量增大，容易被硬化地面上的垃圾所污染，形成大量的污水排放，严重污染江河湖泊的水质和生态环境。三是城镇化建设设置不合理、施工不科学容易引起城镇内涝。2012年秋季武平岩前镇、去年夏季龙岩城区等多个乡镇在强降雨中出现严重内涝，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过度硬化。四是城镇化建设过度开采地下水容易引起地下水补充不足。当前越来越多的城市地下水过度开采，出现地面下沉，这与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导致城镇过度硬化、无法留住天降雨水有很大关系。
三、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路径
1.理性回归幸福最大化的生活模式
高速城镇化给城镇居民带来了另一些负效应：城市污染增加、交通恶化、房价提升，这些负效应都会变成城镇居民必须承受的生活成本。当城市规模超出一定临界点之后，城市居民从城市获得的美好生活的正效应就会被负效应所抵消，甚至出现负效应大于正效应。于是，人们开始理性回归幸福最大化的生活模式。
被现代主流观念认定的让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化生活模式是一种满足GDP增长和资本增值、满足于无穷贪欲的，所有消费都依赖货币购买的城市幸福生活，其实质就是一种加剧能源和环境危机的高消费、高能耗的生活[5]。所以，今天当人们遇到能源和环境危机的时候，当我们用生态文明的财富观来审视乡村生活时，则会发现儿童时代乡村幸福生活无比美好、令人无限怀恋，则会发现乡村生活模式为我们医治工业文明病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幸福生活模式，乡村生活模式恰恰是一种贴近生态文明的幸福生活模式[6]。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在多元文明、文化与生活方式并存中实现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均衡发展，是生态文明和生态经济发展的新模式，通过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低碳而智慧的生活，通过物质与精神的和谐实现富足而有意义的生活，通过人与社会的和谐实现互助与公平的生活，是理性回归幸福生活最大化的必然选择。首先，基于自给自足的低能耗、低成本的消费恰恰是符合生态文明价值的文明生活，乡村特有的自给自足的食品消费、许多自我服务生活消费，虽然没有创造出能够增加GDP的交换价值，但为自己提供了新鲜、环保、安全、不受物价因素影响的日常食品。其次，贴近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乡村生活，使农民拥有了在城市很难获得的有利身心健康、怡情养心的生态财富，这是大自然恩赐给他们田园风光、诗意山水、与自然生命和谐相处的生态环境福利。第三，乡村特有的熟人文化环境和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的乡土文化，包含了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禁忌文化、调节人际和谐的乡规民俗文化，处处彰显出村民的智慧和情感，不仅是中国五千年文化的活化石，而且也是医治工业文明病的最好解药。第四，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乡村生活正遭受着工业化浪潮的灭顶之灾，同时也正在寻找着立足新时代的新定位和新坐标，乡村生活方式有现代城市生活不可替代的价值，如远离喧嚣、贴近自然的诗意环境，熟人社会、人情浓厚的淳朴民风，历史沉淀而形成的丰富而神秘的民俗文化，低碳消费与高环境福利的生活方式，这一切都是大都市生活方式中所短缺的[5]。 城镇化不是用城市取代农村，而是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并行发展的过程，复归乡村价值并实现两元共存的城镇化才是中国特色城镇化的核心所在[5]。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的基础设施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公路通到了各个村庄，开通了网络，当更多的人把农村生活也作为一种选择的时候，农村就会变得更有活力，更适合人居住和发展，这是一个良性循环，使农村成为另一种生活选择。
2.确立环境保护底线，把城镇建设得更像城镇
建设绿色低碳新型城镇，就是要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到城镇化的过程中去，由过去片面注重追求城市规模的扩张，转变为以提升城镇的生态文明、公共服务等内涵为中心，以城镇总体生态环境、产业结构、社区建设、消费方式的优化转型为出发点和归宿，以方便、和谐、宜居、低碳为目标，全面建设绿色环境、绿色经济、绿色社会、绿色人文、绿色消费的生态城镇，谋求新型城镇经济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道路。
一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中要建立严格的空间环境管控制度，形成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国土开发格局[5]。确立环境资源开发利用底线，遏制对大自然环境资源的过度开发、无限制的索取、低效的利用；守住环境质量健康安全的底线，将健康安全的环境质量和公平共享的环境公共服务作为城镇化建设的前置条件，以人群健康和生态平衡为基准，将提供清洁的空气、安全的饮水、健康的环境等作为政府必须履行的职责，强化保障措施，加大供给力度，让人们看到政府的努力，给人们以明确的预期。
二是城市新区和新兴城镇的建设要执行更严格的环保标准。城镇化建设的主要方式是建设城市新区，发展新兴城镇。在推进城市新区与新兴城镇的建设过程中，必须更严格地执行环保标准，走“低碳、绿色城镇化”道路，在城镇总体布局上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为此，要更加重视低碳城市建设的总体布局和规划，优化建筑格局，因地制宜设计建筑，与自然和环境相和谐，避免过分依赖高耗能运行模式；更加注重绿色低碳环保产业的发展，在城镇建筑上强制使用环保材料；更加注重建筑物周边的绿化建设。更严格地控制单位土地上的建筑密度和人口密度，更严格地执行地表水与空气质量执行Ⅱ级标准，在注重提高建筑物节能标准、提高家用电器能效、提高汽车燃油经济性等技术节能和低碳措施的同时，改变过度追求物质享受的消费理念和高碳消费方式，鼓励大众低碳出行、减少资源浪费。
三是把改善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旧城改造的核心内容。设置明确的环保标准，如降低旧城区人口密度，外迁污染型企业，不破坏原有的植被，不影响原有的湖泊和河流，不缩小原有的透水地面，充分利用空坪隙地多建小型绿地（公园），并在道路、广场、车站等建绿化带，减少硬化地面，注意发挥绿化带向地下渗水的功能，在房屋、庭院进行垂直绿化；城镇郊区则强化植树造林，建立大型公园、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
3.按照生态文明的理念“把乡村建设得更像乡村”
城市和农村各自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和存在的价值。城镇化建设不仅仅是建房子，还包括生活、生产、产业结构、品牌、金融等一个系统，一个美丽的村庄也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同样包括生活、生产、土壤改良、生态平衡、农家乐、旅游等系统。按照生态文明的理念把乡村建设得更像乡村，就是中国乡村规划设计院院长李昌平所主张的“五我乡村。即我村我素：具有我村的元素和独特性；我村我品：有特色的品位、品格、品质和品牌；我村我业：能够形成自我发展的产业；我村我家：能够成为自己的精神家园、生活的乐园；我村我根：能够吸引认祖归根、告老回乡、祖代相传的永续发展的乡村[7]。
一是发挥农村居民在环保中的主体作用，重视农村居民的环保诉求，增加农村居民在农村环境管理中的决策参与权，充分发挥农民对污染企业的监督作用，支持农村污染受害人通过司法程序获得足够的赔偿和补偿。从实务工作的实际情况来看，农村居民并不是不关心农村问题，只不过是由于话语权、社会参与权的缺失使其失去了基本的行动能力。通过小组工作、社区工作，可以有效提升农村居民的环保意识和行动能力，可以将政府制定的环境政策、措施向村民解读阐释，可以帮助农民制定社区规划，发挥地方性知识的优势，改变农村环保认知偏差和图式曲解，可以整合各种社会优势资源关注农村环境问题，提供技术指导、说明和培训，形塑他们自身的行为习惯并提升他们的自律能力，可以依托自身专业特性，收集信息数据构建政府居民互动的平台和中介。
二是传承好中国优秀的乡村传统文化。在中国乡村传统文化里，读书可以容身，耕田可以致富，读而费耕，饥寒交迫，耕而不读，礼仪损亡。耕读文化并不简单指一个农民自身的个人奋斗，更具有家族奋斗的内容，还包括与自然和谐共处，与邻里和睦相处等丰富的内涵。随着新时代下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我们更要强调这种传统的“耕读文化”，这是美丽乡村建设所追求的“魂”。同时，优美的田园风光就是美丽乡村独具韵味的气质。传承优秀的文化内涵，依托特有的风光景观，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起乡愁，是美丽乡村建设所追求的目标。
三是发展生态型循环农业。按照“减少投入、减少污染”要求，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根据耕地地力状况和作物需肥要求，在土壤测试的同时发布主要农作物施肥配方，将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应用到水稻和经济作物中，努力提高化肥利用率，减少用量，减少污染。推广农药减量控害增效技术，减少化学农药用量，提高农药利用效果，规范生产和使用农业投入品减少氮、磷和重金属等污染物的排放。按照“创新模式、产业循环”要求，实行废物处理无害化、资源化，推广“资源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循环农业发展模式，将上一产业的废弃物或副产品作为下一产业的原料利用，如水稻、蘑菇、芦笋、西瓜、茭白、秸秆、桑枝条、食用菌等产业循环模式。推广“畜禽排泄物沼气作物”模式和沼气、沼液、沼渣的再次利用，农作物秸秆一般作为畜牧饲料、还田肥料、食用菌基料、生物质能料和板材、编织加工材料等再次利用；食用菌废菌棒作为有机肥再次利用，既可培肥土壤，又可松软土层，提高产量和品质。推广农业投入品及包装物的重复使用和回收，把周边农用的瓶、罐和农用薄膜等进行集中回收加工利用。 四是加大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实施以保护农村饮用水源为重点的“水源清洁”示范工程，支持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饮用水源保护设施和分散式饮用水水源地截污基础设施建设[8]。市人大代表林建平、韩振春、谢志彬建议，应把保障饮用水安全作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首要任务，加强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监测和监管，坚决依法取缔水源保护区内的排污口，禁止有毒、有害物质进入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制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应急预案，强化水污染事故的预防和应急处理，确保群众饮水安全。实施以整治集中连片村庄生活污水和垃圾为重点的“家园清洁”示范工程，建设一批适合农村特点的、相对完善的、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污水处理和垃圾收集处置设施，使得示范区内农村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得到妥善处理[8]；实施以整治农村畜禽养殖和面源污染为重点的“田园清洁”示范工程，支持对畜禽养殖小区和畜禽散养密集区实施畜禽养殖污染治理与废弃物综合利用项目[8]。市人大代表魏文、郑建芳、陈小兴认为，应严格控制农村地区工业污染，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环保准入门槛，禁止工业和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继续加强养殖污染防治；建立治理养殖业污染的长效机制，实现养殖废弃物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与此同时，加大农村生活污染治理力度，提高农村生活垃圾收集率、清运率和处理率，通过集中力量在农村大量兴建固废与污水无害化处理设施，集中连片整治一批环境问题最为突出、群众反映最为强烈的“问题村”，使当地环境污染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农村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群众切实得到实惠。人大代表林建平、韩振春、谢志彬建议，应把保障饮用水安全作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首要任务，加强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监测和监管，坚决依法取缔水源保护区内的排污口，禁止有毒、有害物质进入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制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应急预案，强化水污染事故的预防和应急处理，确保群众饮水安全。
4.把统筹城乡环保作为统筹城乡工作的核心内容之一，把农村的环保指标纳入各级政府政绩考核体系中
农村城镇化在整个经济社会自然系统内，没有特别考虑环境与自然资源的影响，容易对生态环境形成忽视甚至损伤。如一些工业企业为了产出最大化，会不顾资源的更新和环境的吸收能力而不断增加生产，以资源和环境的破坏为代价，形成粗放型经营模式。协调农村城镇化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核心内容就是要把农村城镇化发展建立在环境和自然资源良性循环的基础上，将资源环境因素纳入农村城镇化的社会经济大系统。这样，引入自然资源环境因素后，经济系统就成为整个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经济系统与自然资源环境系统之间就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从而使农村城镇化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有机地结合起来。
一是实行行政首长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将环境质量和环境保护工作列入各级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主要内容，并定期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报告环境保护工作。各级政府尤其是县、乡镇政府应当承担起农村环保工作的责任，乡镇应设立专门负责的环保工作的干部（据了解目前一些乡镇虽设有环保员，但往往身兼数职，无力承担维护环境责任），承担起辖区内的环保宣传和监督责任。坚持党政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的原则，设置专门的环保机构，配置专门的环保管理人员，切实加强对农村生态环境资源保护工作的组织领导，每年定期对辖区农村环保工作进行专题研究，制定工作计划，检查落实，每年解决一、二项当地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问题。
二是应将环境管理与污染控制纳入官员政绩考核体系。明确规定市、县党政领导班子必须吸收环保部门参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城市和区域建设等方面的综合决策，把辖区内重大的生态环境问题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将城市发展的环境保护专项规划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在项目规划、用地审批上实行环境保护前置审批；将环保执法环境的好坏纳入考核体系，将排污费的征收与使用管理要纳入考核体系，将同级财政对环保部门的经费保障情况纳入考核体系，将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工作纳入考核。只有这样，才能从源头控制当前这种以环境恶化换经济增长的势头，才能确保《环境保护法》等环境管理法律法规的真正实施。
三是创新官员政绩考核方法手段。确保环保指标纳入官员政绩考核体系落到实处，变单一的“官考官”为复合的“官考官+民考官”。搭建起一个公众参与评价的平台，把人大、政协、司法、新闻媒体、人民团体都纳入其中，扩大基层群众在干部考核中的评判权。将组织部门对干部的基本考察和政府对干部的政绩考核“统”在一起，将对干部素质情况的测评与经济工作、环保工作等成果考核“捆”在一起，作为任免奖惩干部的主要依据。
5.改革创新，根治“乡村病”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必然选择。李克强总理强调，“推进新型城镇化，就是要以人为核心，以质量为关键，以改革为动力，使城镇真正成为人们的安居之处、乐业之地。” [9]漠视统筹城乡发展，盲目追求高速城镇化，不仅造成日益严峻的“城市病”，也带来日趋严重的“乡村病”。注重根治“乡村病”，应成为新型城镇化努力破解的新课题。
一是创新城镇化发展体制机制。在人口城镇化方面，实行居住证制度，完善人口信息管理利用制度，完善“三区两园”建设和管理体制机制，稳步推进撤县设区，积极推进乡改镇、村改居，加快推进镇改街道，适时推动乡镇撤并，创新行政区划管理体制。在土地城镇化方面，健全节约集约用地制度，深化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严格保护耕地资源，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实行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生态补偿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实行最严格的环境监管制度，建立资源环境产权交易机制，强化生态环境保护。
二是创新农村环境保护投入机制。制定并推行有利于农村环境保护的经济政策，逐年增加农村环境保护的财政预算，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并安排一定比例的排污费专项资金用于农村环境保护。试行绿色信贷政策，促进企业开展污染治理和升级改造。建立绿色保险的市场信用机制，促进企业加强环境风险管理，利用保险机制和市场手段转移污染事故风险，有效缓解污染事故纠纷引发的矛盾。建立专项补助机制，鼓励企业开展污染减排和优化升级。加大对节能减排项目财政支持，建立重点耗能企业、重点污染源企业节能减排考核制度，对于能够产生较大的污染减排效益、使用清洁生产技术、改善和提高生态环境质量、保护区域生态安全等方面的资金给予优先补助；改革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提高排污收费标准，使其能充分抵消污染者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尤其是要在开发区实行更严格的禁排制度，加大违法惩处力度；以流域环境要素的生态补偿为基础，从流域水资源的角度，征收流域生态补偿税、建立流域生态补偿基金。 三是建立农业和农村自然资源核算制度。农业和农村自然资源核算是实现农业和农村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它有助于确定或确认自然资源的最佳或最适度的利用水平，有利于适量地、及时地判断其在数量、质量和价值量等方面的变化，有助于防止和纠正自然资源过度消耗的现象。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这种制度。因此，参照有关国家做法，建议国家尽快在相关职能部门（如国家统计局、国土资源部）增设专门负责全国农业和农村自然资源核算的机构，从统计入手，规范核算项目，调整和增设农业自然资源统计项目，逐步实现定期化、规范化、公开化的农业和农村自然资源报告制度，并由中央向地方推广。
四是强化农村环境监管与执法力度。其中包括：建立健全农村环境监测体系，开展污染企业专项治理，对可以通过整改实现减排降污的企业强化督办，落实治污整改方案；建立健全农村环保专项法律法规，对不符合法律、政策或治污无望的企业坚决予以取缔；加强对落户农村的新建项目管理，提高环保准入标准；加大农村矿区综合整治，在矿区推行生产技术改造、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积极应用先进的采矿技术和设备，升级采矿工艺水平，全面提升采矿率和回采率，减少资源浪费，同时，加大对违法污染企业的处罚力度，使处罚标准高于治污成本。
五是创新并普及农村环保实用技术。加强科技攻关，因地制宜地开发低成本、高效率的污水、垃圾处理技术。农办、环保、农林、科技等部门应加强对农村污染治理技术的服务指导，并把这一工作纳入各部门的职责范围，加强试点工作。加快现有成果的转化、推广，特别是针对不同地区环境特点，采取成本较低的环保技术，结合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清洁生产，把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秸秆等资源化利用。应着重推广太阳能、沼气等适合农村使用的清洁能源。
六是加大农村环保宣传教育力度。广大农民群众既是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受益者，也是主力军。应加强指导、培训、宣传教育，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手段，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舆论宣传和科普宣传，积极引导广大农民从自身做起，自觉培养健康文明的生产、生活、消费方式。农村主要领导干部在农村环保中具有导向性作用，应采取有效措施，着重提高其环境保护意识。在中小学开展环境保护教育，组织实施环境保护实践，在全社会树立保护环境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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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孝德.生态财富观与中国乡村幸福生活模式[N].中国经济时报，2011-06-01.
[6]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调研组.确立环境底线 建设新型城镇（零距离）——关于积极应对城镇化中环保挑战的调研报告[R/OL].www.
qzwb.com/gb/conten，2014-07-16.
[7] 李昌平.我们的新农村建设——在新农村建设论坛的发言[EB/OL].www.szhgh.com/Article/，2012-03-26.
[8] 龙岩市人民政府.龙岩市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项目管理暂行办法，2011-05-25.
[9] 李克强.在专门邀请两院院士和有关专家到中南海听取城镇化研究报告并与大家座谈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09-10.
[责任编辑 王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