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稍加留意，校办厂、厂办校、工学结合、半工半读等职业教育领域非常时髦的词语早在几十年前就被使用，所以，许多年龄稍长的职业教育界前辈经常说：目前职业教育中的许多做法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尝试过，今天的职业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炒过去的冷饭。真的是这样吗？陆定一，这位倡导创办新中国第一所农村职业中学的“宣传思想战线的卓越领导人”，1958年发表的题为《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长文也许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无需教育专家，任何中国人都可以历数今天中国的教育病：一切以考试为中心、教育活动脱离社会实际、忽视学生的个体发展、学生死读书读死书、学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类似的对教育的批评在中外教育史上比比皆是，新中国成立时共产党人的教育主张也是针对这些症状而来。陆定一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决策者们相信，这些不仅是教育病，也是社会病，是因为整个社会是由资产阶级架构的，教育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必然会出现“为教育而教育，劳心与劳力分离，教育由专家领导”的状态。要想改变这一切，必须从根本上砸碎资产阶级思想统治教育的局面，所以，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来取代资产阶级的教育方针。
　　但教育怎样才能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呢？陆定一并未急着对已经采取或即将采取举措进行解释，作为党内主管教育的最高领导者，他首先非常专业地通过重新界定知识一下子抽走了“资产阶级教育”的基石。他提出了关于知识的二分法——关于阶级斗争的知识和关于生产斗争的知识，他认为这两种知识都是实践性的知识。他引用毛泽东的话说：“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由于知识都是实践的、具体的、非抽象的，所以知识就不可能再由少数人把控，而应由人民群众来创造。这种由人民群众参与创造的知识把“现成书本上的知识”和“偏于感性和局部的知识”结合起来，是“比较完全的知识”，而教育的目的就在于“使学生得到比较完全的知识”（毛泽东语）。
　　当生产与传授一种全新的知识成为无产阶级教育的全新使命时，资产阶级的旧知识就很自然地逐步演变成了被反对的对象，而那些曾经把持这些知识的知识分子自然也就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再后来，当这一使命走向极端后， “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得到流行，张铁生考试交白卷得到举国上下的褒奖就不足为怪了。
　　在陆定一发表该文的同一年，江西诞生了一所全新的大学——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生不必经过严格的学业考试，只要有足够的生产劳动经验即可入学，入学后在遍布江西的垦殖场边参加生产劳动边学习实用的生产技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为陆定一的文章做了非常好的注脚。以此学校为原型，1975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电影《决裂》，大卫·波德维尔在《世界电影史》中如此评价这部电影：
　　“毛泽东曾指出年轻人是他的‘革命接班人’，然而他却认为他们不必受太好的教育，因为教育使人自以为高人一等，是优越于其他人的精英。他认为大学不应该采取严格的入学规定，因为这样做会把农民与工人排除在外。在《决裂》中，龙校长是一名狂热的毛泽东主义者，他受命接管了一所大学，而这所大学的原主管人不准没受过教育的农民和工人入学。”
　　显然，在大卫·波德维尔这个西方人看来，《决裂》所体现的教育思想带有极浓重的反智主义色彩。事实上，革命年代的中国否定学术权威、否定知识的价值是确实是一件很时髦的事。尽管用陆定一的话来说，共产党人反对的并非所有知识，而是不与实践相结合的“现成的书本上的知识”，但这类知识毕竟代表人类知识的方向，所以用今天的标准来看，当时的中国就是一个反智的场域。
　　但正如电影所展示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招生曾经非常火爆，1961年时，分校达到了100多所，学生有5万人之多，要知道，这些都是传统机制下无缘教育的青年！共大的办学机制、办学成效如何暂且不论，单就其吸引了大量中低知识程度的青年而言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从这个角度来说，布迪厄在《再生产》一书中的论断是有解释价值的——所有教育行动客观上都是一种符号暴力，是再生产统治阶级或被统治阶级的文化专断，共产党人试图做的正是通过文化专断重构无产阶级的实践知识体系，实现实践知识对整个知识体系的领导。
　　只是，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真的割裂得如此彻底吗？难道只有抑制了理论知识才能重构实践知识吗？共产党人为何特意地把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进行绝然对立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教育被提升到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的高度，也就是说，教育并不只是供人读书的机制，而是一种改造社会的工具，而这恰恰就是今天的教育与几十年前教育最大的区别，也是过去的半工半读、校中厂等办学行为与今天最大的区别。
　　（作者系江苏理工学院职教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