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隐士是“士”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而衍生出的隐士文化，体现了中国士大夫向往自由，追求天人合一，不为名利世俗所累的精神，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隐士这个现象之所以值得注意，正是因为“士”在这个社会上发生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我们应当辩证地看待隐士的在历史上的作用，既要对他高尚污的节操予以赞扬，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对隐士的消极避世和某些利用“终南捷径”来当作当官的敲门砖的假隐士予以批判。
　　关键词：隐士;古代;中国
　　一、何谓隐士
　　“隐士”中的“隐”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释为“蔽”，就是隐蔽，躲藏起来的意思，隐士意为隐蔽的士大夫。他们居住在山林草野或是城市之中，不追逐功名利禄，不愿在朝廷为官，而是追求在山林之中的自然旷达、天人合一的逍遥境界。
　　“士”是古代传统贵族阶层中地位最低的一个阶层，在《礼记王制》中，将“士”分为上士、中士、下士。下士与庶人相衔接，主持着各部门的基层事务。到了春秋后期，凡是有一德一艺的人都可以称作“士”，分为学士、策士、术士、食客四大类。在春秋战国这个“大变革”时代，“士”经历了一个转折性的阶段，他们突破了社会身份、封建关系的束缚，以维护追求“道”的精神自任，用更高的精神“道”来批判社会、抗礼王侯。
　　“隐士”有多种称谓，史书中也纷纷为其立传。“逸民”、“隐逸”、“高逸”、“遗逸”、“高士”、“真隐”，这些都是历代史书典籍中用来称呼“隐士”的名称。隐士是士大夫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隐士”一词，最早见于《荀子》的《正论篇》，“天子者......道德纯备，知慧甚明，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动从服以化顺之，天下无隐士，无遗善”，西晋时期的著名隐士皇甫谧在《高士传序》中认为早在尧舜禹时期就出现了隐士，“洪崖先生创高见于上皇之代，许由、善卷不降节于唐虞之朝。”[1]洪崖先生便是黄帝时期的乐官，仙号洪崖，除此之外还有尧时的隐士被衣、王倪、齧缺、许由、子州支父、壤父以及，舜时的高士善卷、石户之农、蒲衣子，但皇甫谧记载的最早隐士的依据很多都是来自《庄子》中的记载，带有许多神话色彩。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里对“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逸”[2]的说法持怀疑态度，而是为伯夷叔齐列传，将它们看作是中国最早的隐士。但是春秋战国时期“士”才从贵族社会的最底层脱离出来，形成一个独特的“士阶层”，在士阶层形成以前，应该是不能算作隐士的。
　　“隐士”就是隐居不仕的“士”人，需要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道德品质，否则和在深山里砍柴的人没有什么区别“含贞素养，文以艺业。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3]除此之外还需要较大的名气，否则其他人无法知道他“隐”。他们是有才能、有学问、有机会出仕，但是却选择归隐不仕的人。
　　二、“隐士”的思想来源
　　儒道两家的思想是隐逸文化的重要思想来源，儒家提出“适时而隐”，以天下是否“有道”作为进退的标准。道家思想则强调“适性而隐”讲求无为，以“性”作为出入世的标准，不能让自己的天性受到束缚。
　　儒家虽然一直强调“积极入世”，但同时也未曾否定“出世”。“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4]，孔子认为的“隐”是有条件的“隐”是在危邦、乱邦、政治失去了秩序的情况下隐居起来，隐居的目的并非是为了单纯的“避世”而是为了“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4]。孟子发挥了孔子的“仕隐”理论，“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5]。孟子认为君子求仕的目的并不在于追求荣华富贵，而是要贯彻自己的治国理念，要坚守道义，如果没有达到这样的目的，那便可隐身遁世。
　　庄子的哲学思想士隐逸思想的集大成者。庄子将绝对的精神自由放在首位，主张解除一切对个体的束缚尤其是功名利禄的羁绊。在《大宗师》里，庄子将生与死等齐，超越了世俗的生死境界。在《庄子》的《列御寇》中，庄周将死之际，他反对弟子们厚葬他，他要把天地作为下葬的棺椁，将日月、星辰作为装饰物，将自然界的万物当作葬品，并且认为这样的葬具是世间最好的陪葬品。在《庄子》中除了隐士形象之外，还有《逍遥游》中的“神人”形象。在《大宗师》中的“真人”形象。《庄子》一书，对后世的隐士思想影响巨大，成为他们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
　　儒表法里的古代中国政治制度，使得传统中国一直存在着法家制度文化与儒家典籍之间的对立。儒家文化无法达成的失意，法家思想的压抑迫使他们找寻一个喘气的机会。而道家思想就是适应这种巨大落差的生存方式。
　　三、隐士出现的原因
　　1、“士”阶层的出现
　　春秋后期战国时代，“学在官府”被打破，私学兴起，使得原來由贵族垄断的文化学术向社会下层传播。“士”在西周时只是作为贵族的最低一级，贵族政治的衰微使得一部分贵族失去了贵族的身份而沦落为士阶层，同时一部分平民获得知识技艺，上升为“士”。“隐士”也是“士”的一部分，所以“隐士”的出现应当在“士”阶层出现之后。
　　2、不当时命
　　庄子在《缮性》篇中写道，“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6]古代的隐士并不是他们想要隐藏自己的才能，而是不当时命，这是他们的存身之道。“不当时命”便是点出了士人隐居的重要原因。中国历史上隐士出现的第一个高峰是在王莽篡权之后，《后汉书》中的《蔡邕传》携家属逃入深山，与鲍氏、卓茂等不仕新室[5]这样的隐士还有许多，如卓茂、孔休等人。他们忠于刘氏天下，对王莽篡权有极大愤慨，所以选择隐居不仕。东汉末期宦官专权、政治黑暗、党锢之祸，政治环境恶劣，隐居者盖不可胜数，东汉时期是隐士出现的一大高潮时期。明末清初，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许多汉族士大夫选择隐居不仕以此显示对明王朝的中心，借以抵抗清政府，如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都是非常有名的思想家。明末清初是隐士出现的一大高峰。 　　3、士人地位的提高
　　秦统一后构建了帝国的政治框架，建立了官僚政治体系，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度，实行军功爵制。西汉进一步完善选官制度，实行察举制、征辟制，士人有了合法的通道进行做官。“士”在国家的生活中越来越重要，隐士群体也逐渐发展起来。在封建统治者的眼中，隐士是作为一种掌握统治的真理的特殊人才，他们的出现既表示当时的政治环境可能非常黑暗，同时在他们手中也掌握着治国平天下的方法。所以历代王朝对隐士都非常礼遇，有“举逸士”这样招揽人才的方式。东汉时期，汉光武帝采取了积极的人才政策，鼓励隐士参与政治，大倡名节，嘉奖不仕王莽政权的隐士，东汉皇帝崇尚儒学，兴办太学，会群儒于白虎观，东汉末期的太学生占据洛阳居民的十分之一，可见想见当时的士人规模之大。东汉的士人也形成了自己庞大的文化风尚，他们崇尚清谈，褒贬时政、品评人物。不仅如此，出现了许多“不应辟举”的现象，当时留有史载的有韦著、杨厚、周燮、法真、申屠蟠等名士。除了“驯至东汉，其风益盛，盖当时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以赴之”[6]通过不应辟举使得自己更有利入世之外，这些人往往也希望通过不应辟举得到更高的社会评价和心理满足感，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选择隐居不仕所得到的名声超过王朝的官位。同时，统治者也能从中获利，宋代范仲淹曾评论汉光武帝刘秀与严子陵之间的故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7]双方都从中获利，变成了一场政治作秀。
　　隐士在唐朝也大量出现，唐代帝王不仅下诏大量征召隐士，而且有隐士征召的科目，清人徐松《登科考记》中记载了高宗显庆四年的“养志丘园嘉遁之风戴远科”，中宗景龙二年的“藏器晦迹科”、玄宗天宝四年的“高蹈不仕科”、德宗贞元十一年的“隐居丘园不求闻达科”、穆宗长庆二年的“山人科”等。隐士本就是与入仕相矛盾的，现在竟然专门设科作为正式的入仕途径，很大程度上会促进假意归隐的隐士出现。
　　“假隐士”他们并未有真正归隐的心，只是将归隐当作沽名钓誉的手段，当作求仕的敲门砖。最为著名的便是唐代的卢藏用在考中进士后，去终南山隐居，后以高士被聘，授官左拾遗，他曾指着终南山说“此中大有嘉处”。[8]
　　隐士以其高尚的节操，不羁的品格，淡然超脱的处世态度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道独特风景。是数千年来人们在浊世中翻滚，寻求自由的精神依托。在无法治国齐家平天下时，士人纷纷归隐山林，用一种消极的方式保全自身。同时也有因为忠君爱国而隐退的，纷纷隐居不仕以显示对于前朝的忠心耿耿。李白在其诗《笑歌行》中“巢由洗耳有何益，夷齐饿死终无成”，这些隐士的精神让人折服，但他们于事无益，更不用说那些“假隐士”了。
　　参考文献：
　　[1]皇甫谧.高士传序[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1
　　[2]司马迁.史记.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635
　　[3]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579
　　[4]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94、200
　　[5]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95：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