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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名将张爱萍单枪匹马走敌后，开辟皖东北根据地；大智大勇反“扫荡”，收复和扩大苏北抗日根据地，立下了赫赫战功。他纵横捭阖，所向披靡，靠的是什么？是党的正确领导，是群众的大力支援，还有他出色的治军才能。他所领导的新四军9旅被时任中共中原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刘少奇赞誉为“正规化党军”。在当时游击战争的环境下，被党的地区最高负责人誉为“正规化党军”可不容易！俗话说，严师出高徒，强将手下无弱兵。信然！张爱萍治军，首先从起居作息、军容风纪抓起。笔者曾访问过不少当年的老同志，听他们讲了许多故事。这些小故事很有意思，也很有趣，至今仍有教育意义。
我是给四个口袋敬礼
抗战时期，部队很艰苦，我军的着装是很简朴的，无论是干部还是战士，其服装的样式是一样的。除高级干部的军装外，一般的军装上衣只有胸前两个小口袋。但也有个别干部爱漂亮，与地方又有这样那样的关系，能搞到布的，便自己做四个口袋的上装。
27团就有这么一个营级干部。他做了一件有四个口袋的中山装，在当时应该说是时新货。休息天，便得意地穿着上了街。碰巧，让张爱萍见着了。张爱萍二话不说，先向他一个立正，又打了—个敬礼。那干部见旅长向他敬礼，感到很突然，一时脑子都蒙住了。按规定，下级见到上级，下级应先向上级行礼。他不明白旅长为什么先给自己敬礼。他定了定神，赶忙举起手来还礼，不解地问：“首长，您怎么反过来向我敬礼？”张爱萍说：“我不是给你敬礼。我是给你四个口袋的衣服敬礼！”这话，不无挖苦的意味。但那干部很快领会了旅长的意思。事后，张爱萍对那个干部说：“我们是一支新组建的部队，组织纪律本来就需要加强。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当干部的，更要处处以身作则，给部队做样子。指挥员的行动是最好的命令。干部先把自己管好了，才能去管好别人，部队才能听你的。”这虽说是一件小事，但对部队影响很大。从此，干部们再不敢另做四个口袋的上装了。更重要的是，懂得了干部本身应该以身作则，战士们才能服你、听你的道理。
哪个穿皮鞋上操？
一天出操，张爱萍照例早早地来到了操场。队伍陆续进来了。忽然听到部队的步伐声有些异样。这异样的声音来自旅直属队。循着这声音，张爱萍发现一位侦察参谋脚上穿了一双皮鞋。旅部曾有过规定，出操时不准穿皮鞋，但这位参谋却违反了规定。“哪个穿皮鞋上操？”张爱萍很严厉地问道。侦察参谋只好出列。“把皮鞋脱下来！”张爱萍厉声命令，“继续跑步！”
侦察参谋一般都是首长亲自挑选的最优秀、最机敏的干部，当然也是他们很喜欢的干部。但张爱萍并没有因喜欢他们而对他们放纵迁就。相反，他认为机关参谋，特别是侦察参谋，单独活动多，容易养成自由散漫的习性，对他们应该抓得更加严格一些。
这个破表，又慢了！
有一位老红军干部，是个营长，打仗很勇敢，但部队一闲下来，他就变得有些稀稀拉拉，吊儿郎当。清晨，起床号响过了。张爱萍已经来到部队的宿营地。他总是比号兵起得还要早。这时，他在逐个检查着营地，当检查到这个营时，部队竟还没有动静。张爱萍走到营长住房门口，这位营长才猛然发现旅长来了。
他慌忙起床。为掩饰自己没有按时起床，偷偷地在被窝里将手上的表拨了拨，并故作惊讶道：“啊呀，这个破表，又慢了！”
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玩的这个花样并不高明，是瞒不过旅长锐利的目光的。张爱萍当然也知道他在被窝下做了什么，但没有戳穿他，也没有批评他，只是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这一眼，看得那位营长简直无地自容！事后，这位营长说：“旅长没有批评我，可是看他那眼色，比批评我还难受。从此，我再也不敢在他面前讲瞎话了。”张爱萍是在用不批评的方式教育人。
毛泽东的大弟媳王淑兰解放后甘居韶山故里工作
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毛泽东舍小家为大家，动员组织自己所有的亲人参加革命，他一家先后有6位亲人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幸存的亲人没有一人在中央或地方担任要职，曾在革命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的大弟媳王淑兰，只留在韶山故里做接待和宣传讲解工作。
毛泽民的结发妻子王淑兰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他刚刚在韶山宾馆住下，就问韶山公社书记毛继生：“四嫂呢？她在不在家里？”
毛继生说：“她到长沙去了。今天上午，我们已派人去接她回来！”毛泽东说：“对，应该请她回来。她回来了，就有人帮待客了！”
这里所说的四嫂，就是毛泽东大弟弟毛泽民的结发妻子王淑兰。毛泽民在家族排行第四，按乡里习惯，人们都称呼其妻为四嫂。王淑兰是一位缠过是的旧式女性。她和毛泽民的结合，是依照流传千百年的传统老规矩办理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由于王淑兰出身农家，她嫁到韶山南岸上屋场毛家后，很快就适应了农村新媳妇的生活。每天雄鸡刚刚报晓，她就起床，生火做饭，清扫庭院，缝补浆洗，喂猪放鸭。农忙季节，也时常下田干活，一天到晚总是忙前忙后，经常要忙到月上树梢，才有歇息的机会。对于这样繁重的家务劳动，王淑兰从来都没有怨言，自然获得邻里的夸赞和公婆的喜欢。
虽然是包办婚姻，王淑兰和毛泽民却十分恩爱，相敬如宾。短短几年时间，他们生育了三男二女。不幸的是，除女儿毛远志长大成人外，其余都先后夭折。作为母亲，王淑兰尽到了最大的责任。如果不是大哥毛泽东的一项伟大计划使她的生活发生了重大转折，她也许也会像千千万万的农村妇女一样，生儿育女，勤劳苦作，默默无闻地走完人生旅程。
毛家的两位老人相继去世后，按照乡俗，家中由长兄主持家政。但毛泽东常年在外，小弟毛泽覃也在长沙求学，毛泽民便成了事实上的户主。1921年春节，毛泽东和毛泽覃从长沙回韶山老家过年。毛泽民觉得，应该趁这个机会，将家中的收支情况告诉哥哥和弟弟。
家中不时有客人来串门。毛泽东和毛泽覃也忙着拜访亲友和同学。正月初八，是母亲文氏的冥诞。晚上，兄弟妯娌围炉烤火，吃南瓜子，抽旱烟，一家人十分融洽。毛泽民搬出账本，将这几年家庭的种种变故以及各项开支，细细讲给大家听。毛泽东向他扬扬手，示意他不要再说了。 这些年来，毛泽东很少过问家事，全靠毛泽民夫妇在家操劳。尤其是在父母最后的日子里，求医问药，端茶送水，都靠他们夫妇二人。因此他很感激弟弟和弟媳。但自从在北京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后，毛泽东已树立了改造中国的志向。他觉得如果老纠缠在这些银钱出进的家庭事务中，最后至多成为一个像父亲那样的谷米商人，或是猪牛经纪人。可农村最缺少的，不是精明的生意人，而是矢志改造旧农村、建设新世界的革命者。他多么希望弟弟也和自己一起，来干这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于是，他缓缓地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我看这些账就不要算了，田也不要种了。你才20多岁，跟我到长沙去，再读点书，一边干点活，将来做些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事吧！”
毛泽民有点动心，但也有顾虑。他说：“可是，家里的田土总不能让它荒了吧。房子不住人，也会破败掉的。”毛泽东说：“田让给家里穷又会种田的人种去。房屋也让给没房的人家去住。至于别的东西，该送的就送人，该丢的就丢了！”说着，把目光投向王淑兰：“四嫂，你想不想得通？”
王淑兰是南岸上屋场唯一的女主人，她的意见至关重要。毛泽东每次回家，总要带回许多新鲜的消息。听大哥说过苏俄实现了共产社会，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乍听这些，她总觉得那是遥远的事。现在，大哥说，田土送给别人种，房子借给别人住。大哥是不是想首先在自己家里实行“共产社会”呢？王淑兰呆住了。但她一向敬重大哥，既然他把共产主义社会描绘得那么美好，而且又十分肯定地预言这个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她还犹豫什么呢？她迎着大哥期待的目光，坚定地说：“为了奔一个好社会，丢弃一点坛坛罐罐，我想得通。”
于是，韶山十里八乡立即爆出一条新闻：南岸上屋场毛顺生阿公的几个崽女，还有儿媳妇，把田土都送人了，房屋也借给别人住了，连过年剩下的熏鱼腊肉，也送给了左邻右舍和亲戚朋友。乡亲们都觉得好稀罕。直到许多年后，人们才明白过来，正是这种义无反顾的毁家兴邦的决心和勇气，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航船。
她和毛泽民一起去了长沙
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王淑兰和毛泽民一起去了长沙。丈夫在大哥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当庶务，一边管吃喝拉撒，一边学习革命理论，投身革命运动。她则在家料理家务，抚育儿女。家里常有许多人来，彻夜谈论着革命工作，有时也争论得面红耳赤。这时候，王淑兰往往默默地坐在一旁，不时沏茶续水，尽一个主妇的责任。这样，通过旁听，她也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几年之后，她回韶山生孩子，正赶上乡里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孩子一满月，她便投入其中，当上了韶山女界联合会执行委员，以大胆泼辣而著称于韶山冲。1926年秋收以后，毛氏公祠祭祖。根据祠堂惯例，这是男人们的事情。王淑兰偏偏不信，她带领一群毛姓女子，跑进祠堂，和男人们平起平坐，一起吃祠堂的祭祖酒，打破了女人不能进祠堂的旧习。由于她的出色表现，这年冬天，王淑兰被吸收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以后长达20多年的革命斗争中，不管环境有多么险恶，个人有多少困难，她都没有辜负这个光荣的称号。
“马日事变”后，国民党反动军队来韶山“清乡”，王淑兰无法安身，只好跑到长沙，后来离开湖南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9年，因叛徒出卖，她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长沙井湾子陆军监狱。因室里没有床铺，地上铺着潮湿的稻草，没有阳光，空气不对流，屋里臭气熏天，真是一座典型的人间地狱！严冬来r，外面下起了纷纷扬扬的大雪。一天下午放风时，男监那边有人向女监打来一个雪球，女监这边也进行还击，雪仗越打越激烈。突然，有一个雪球落地开花，露出一张纸条。王淑兰警觉起来，连忙抓起那个纸条，闪进屋里。只见纸条上写着：我们要联合起来进行斗争！
王淑兰一思忖，用铅笔也写了一张纸条：我们同意。她把纸条捏进雪球里，使劲扔过去。雪球恰好打在那个丢雪球过来的人的脑门上，引得哨楼上守望的士兵哈哈大笑。
通过这种方法，他们串联了监狱中的6名共产党员，成立了临时党支部。王淑兰被选为女监党小组长。他们开展了要求改善政治犯生活条件的斗争，要求改睡稻草为铺板，延长放风时间，女监政治犯要和刑事犯分开……坚持了半个月，狱方被迫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王淑兰坐监狱的时候，带着6岁的女儿毛远志。同狱有一位叫罗醒的女共产党员，带着5岁儿子小华初。由于监狱里常常有人被拉出去枪毙，这两位拖儿带女的女共产党人相约，不管将来谁牺牲了，留下的后代，就由活着的人抚养成人。1930年7月27日，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攻克长沙，救出了正在狱中受难的共产党人。王淑兰一双小脚，不能跟队伍行军打仗，组织上叫她就地隐蔽。罗醒则随红军转移，临行前，她把儿子华初领到王淑兰跟前，叫他跪下：“孩子，从今以后，这就是你的亲娘！”王淑兰拉起孩子，说：“对，你就是我的孩子。要饭时，我多要一口，一定要把孩子拉扯大！”送别了罗醒，王淑兰带着弦子，开始了漫长的流浪生活。她要过饭，当过用人，乞食补衣，历尽了人间沧桑。
全国解放后，王淑兰来到北京。按照惯例，对于这样一位历尽苦难、为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女性，组织上是应该委以重任的。但王淑兰没有文化，而且年纪也不轻了，因此，组织上考虑安排她到一个环境幽雅的地方去休养。然而，王淑兰坚决不干。她的理由很简单，她是一个革命者，只有不停地工作，生命才会有意义，让她闲着，肯定会闷出病来。她主动向组织请求：干不了大事，看大门守仓库也行。这怎么能说得过去呢？组织上为难了。因此，她的工作安排就一直落实不下来。
一天，毛泽东把她接去，两人拉起了家常。毛泽东说：“四嫂，听说我们南岸上屋场老家，每天都有许多客人去，也不晓得有没有人招待。我想请你回到那里去，帮我待待客，你看如何？”是啊，这么多客人来了，却没有主人在家，这多么失礼呀！“行，我马上回去，扫地烧茶，敬烟待客！”王淑兰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毛泽东笑了，说：“也不要你扫地烧茶，你可以找几个助手。乡下有句俗话，在家不会迎宾客，出门方知少主人。只要不怠慢了四方宾客就好！”就这样，王淑兰告别京城，昼夜兼程回到了韶山，在招待所做接待工作。
我是给四个口袋敬礼
抗战时期，部队很艰苦，我军的着装是很简朴的，无论是干部还是战士，其服装的样式是一样的。除高级干部的军装外，一般的军装上衣只有胸前两个小口袋。但也有个别干部爱漂亮，与地方又有这样那样的关系，能搞到布的，便自己做四个口袋的上装。
27团就有这么一个营级干部。他做了一件有四个口袋的中山装，在当时应该说是时新货。休息天，便得意地穿着上了街。碰巧，让张爱萍见着了。张爱萍二话不说，先向他一个立正，又打了—个敬礼。那干部见旅长向他敬礼，感到很突然，一时脑子都蒙住了。按规定，下级见到上级，下级应先向上级行礼。他不明白旅长为什么先给自己敬礼。他定了定神，赶忙举起手来还礼，不解地问：“首长，您怎么反过来向我敬礼？”张爱萍说：“我不是给你敬礼。我是给你四个口袋的衣服敬礼！”这话，不无挖苦的意味。但那干部很快领会了旅长的意思。事后，张爱萍对那个干部说：“我们是一支新组建的部队，组织纪律本来就需要加强。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当干部的，更要处处以身作则，给部队做样子。指挥员的行动是最好的命令。干部先把自己管好了，才能去管好别人，部队才能听你的。”这虽说是一件小事，但对部队影响很大。从此，干部们再不敢另做四个口袋的上装了。更重要的是，懂得了干部本身应该以身作则，战士们才能服你、听你的道理。
哪个穿皮鞋上操？
一天出操，张爱萍照例早早地来到了操场。队伍陆续进来了。忽然听到部队的步伐声有些异样。这异样的声音来自旅直属队。循着这声音，张爱萍发现一位侦察参谋脚上穿了一双皮鞋。旅部曾有过规定，出操时不准穿皮鞋，但这位参谋却违反了规定。“哪个穿皮鞋上操？”张爱萍很严厉地问道。侦察参谋只好出列。“把皮鞋脱下来！”张爱萍厉声命令，“继续跑步！”
侦察参谋一般都是首长亲自挑选的最优秀、最机敏的干部，当然也是他们很喜欢的干部。但张爱萍并没有因喜欢他们而对他们放纵迁就。相反，他认为机关参谋，特别是侦察参谋，单独活动多，容易养成自由散漫的习性，对他们应该抓得更加严格一些。
这个破表，又慢了！
有一位老红军干部，是个营长，打仗很勇敢，但部队一闲下来，他就变得有些稀稀拉拉，吊儿郎当。清晨，起床号响过了。张爱萍已经来到部队的宿营地。他总是比号兵起得还要早。这时，他在逐个检查着营地，当检查到这个营时，部队竟还没有动静。张爱萍走到营长住房门口，这位营长才猛然发现旅长来了。
他慌忙起床。为掩饰自己没有按时起床，偷偷地在被窝里将手上的表拨了拨，并故作惊讶道：“啊呀，这个破表，又慢了！”
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玩的这个花样并不高明，是瞒不过旅长锐利的目光的。张爱萍当然也知道他在被窝下做了什么，但没有戳穿他，也没有批评他，只是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这一眼，看得那位营长简直无地自容！事后，这位营长说：“旅长没有批评我，可是看他那眼色，比批评我还难受。从此，我再也不敢在他面前讲瞎话了。”张爱萍是在用不批评的方式教育人。
毛泽东的大弟媳王淑兰解放后甘居韶山故里工作
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毛泽东舍小家为大家，动员组织自己所有的亲人参加革命，他一家先后有6位亲人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幸存的亲人没有一人在中央或地方担任要职，曾在革命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的大弟媳王淑兰，只留在韶山故里做接待和宣传讲解工作。
毛泽民的结发妻子王淑兰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他刚刚在韶山宾馆住下，就问韶山公社书记毛继生：“四嫂呢？她在不在家里？”
毛继生说：“她到长沙去了。今天上午，我们已派人去接她回来！”毛泽东说：“对，应该请她回来。她回来了，就有人帮待客了！”
这里所说的四嫂，就是毛泽东大弟弟毛泽民的结发妻子王淑兰。毛泽民在家族排行第四，按乡里习惯，人们都称呼其妻为四嫂。王淑兰是一位缠过是的旧式女性。她和毛泽民的结合，是依照流传千百年的传统老规矩办理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由于王淑兰出身农家，她嫁到韶山南岸上屋场毛家后，很快就适应了农村新媳妇的生活。每天雄鸡刚刚报晓，她就起床，生火做饭，清扫庭院，缝补浆洗，喂猪放鸭。农忙季节，也时常下田干活，一天到晚总是忙前忙后，经常要忙到月上树梢，才有歇息的机会。对于这样繁重的家务劳动，王淑兰从来都没有怨言，自然获得邻里的夸赞和公婆的喜欢。
虽然是包办婚姻，王淑兰和毛泽民却十分恩爱，相敬如宾。短短几年时间，他们生育了三男二女。不幸的是，除女儿毛远志长大成人外，其余都先后夭折。作为母亲，王淑兰尽到了最大的责任。如果不是大哥毛泽东的一项伟大计划使她的生活发生了重大转折，她也许也会像千千万万的农村妇女一样，生儿育女，勤劳苦作，默默无闻地走完人生旅程。
毛家的两位老人相继去世后，按照乡俗，家中由长兄主持家政。但毛泽东常年在外，小弟毛泽覃也在长沙求学，毛泽民便成了事实上的户主。1921年春节，毛泽东和毛泽覃从长沙回韶山老家过年。毛泽民觉得，应该趁这个机会，将家中的收支情况告诉哥哥和弟弟。
家中不时有客人来串门。毛泽东和毛泽覃也忙着拜访亲友和同学。正月初八，是母亲文氏的冥诞。晚上，兄弟妯娌围炉烤火，吃南瓜子，抽旱烟，一家人十分融洽。毛泽民搬出账本，将这几年家庭的种种变故以及各项开支，细细讲给大家听。毛泽东向他扬扬手，示意他不要再说了。 这些年来，毛泽东很少过问家事，全靠毛泽民夫妇在家操劳。尤其是在父母最后的日子里，求医问药，端茶送水，都靠他们夫妇二人。因此他很感激弟弟和弟媳。但自从在北京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后，毛泽东已树立了改造中国的志向。他觉得如果老纠缠在这些银钱出进的家庭事务中，最后至多成为一个像父亲那样的谷米商人，或是猪牛经纪人。可农村最缺少的，不是精明的生意人，而是矢志改造旧农村、建设新世界的革命者。他多么希望弟弟也和自己一起，来干这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于是，他缓缓地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我看这些账就不要算了，田也不要种了。你才20多岁，跟我到长沙去，再读点书，一边干点活，将来做些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事吧！”
毛泽民有点动心，但也有顾虑。他说：“可是，家里的田土总不能让它荒了吧。房子不住人，也会破败掉的。”毛泽东说：“田让给家里穷又会种田的人种去。房屋也让给没房的人家去住。至于别的东西，该送的就送人，该丢的就丢了！”说着，把目光投向王淑兰：“四嫂，你想不想得通？”
王淑兰是南岸上屋场唯一的女主人，她的意见至关重要。毛泽东每次回家，总要带回许多新鲜的消息。听大哥说过苏俄实现了共产社会，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乍听这些，她总觉得那是遥远的事。现在，大哥说，田土送给别人种，房子借给别人住。大哥是不是想首先在自己家里实行“共产社会”呢？王淑兰呆住了。但她一向敬重大哥，既然他把共产主义社会描绘得那么美好，而且又十分肯定地预言这个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她还犹豫什么呢？她迎着大哥期待的目光，坚定地说：“为了奔一个好社会，丢弃一点坛坛罐罐，我想得通。”
于是，韶山十里八乡立即爆出一条新闻：南岸上屋场毛顺生阿公的几个崽女，还有儿媳妇，把田土都送人了，房屋也借给别人住了，连过年剩下的熏鱼腊肉，也送给了左邻右舍和亲戚朋友。乡亲们都觉得好稀罕。直到许多年后，人们才明白过来，正是这种义无反顾的毁家兴邦的决心和勇气，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航船。
她和毛泽民一起去了长沙
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王淑兰和毛泽民一起去了长沙。丈夫在大哥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当庶务，一边管吃喝拉撒，一边学习革命理论，投身革命运动。她则在家料理家务，抚育儿女。家里常有许多人来，彻夜谈论着革命工作，有时也争论得面红耳赤。这时候，王淑兰往往默默地坐在一旁，不时沏茶续水，尽一个主妇的责任。这样，通过旁听，她也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几年之后，她回韶山生孩子，正赶上乡里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孩子一满月，她便投入其中，当上了韶山女界联合会执行委员，以大胆泼辣而著称于韶山冲。1926年秋收以后，毛氏公祠祭祖。根据祠堂惯例，这是男人们的事情。王淑兰偏偏不信，她带领一群毛姓女子，跑进祠堂，和男人们平起平坐，一起吃祠堂的祭祖酒，打破了女人不能进祠堂的旧习。由于她的出色表现，这年冬天，王淑兰被吸收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以后长达20多年的革命斗争中，不管环境有多么险恶，个人有多少困难，她都没有辜负这个光荣的称号。
“马日事变”后，国民党反动军队来韶山“清乡”，王淑兰无法安身，只好跑到长沙，后来离开湖南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9年，因叛徒出卖，她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长沙井湾子陆军监狱。因室里没有床铺，地上铺着潮湿的稻草，没有阳光，空气不对流，屋里臭气熏天，真是一座典型的人间地狱！严冬来r，外面下起了纷纷扬扬的大雪。一天下午放风时，男监那边有人向女监打来一个雪球，女监这边也进行还击，雪仗越打越激烈。突然，有一个雪球落地开花，露出一张纸条。王淑兰警觉起来，连忙抓起那个纸条，闪进屋里。只见纸条上写着：我们要联合起来进行斗争！
王淑兰一思忖，用铅笔也写了一张纸条：我们同意。她把纸条捏进雪球里，使劲扔过去。雪球恰好打在那个丢雪球过来的人的脑门上，引得哨楼上守望的士兵哈哈大笑。
通过这种方法，他们串联了监狱中的6名共产党员，成立了临时党支部。王淑兰被选为女监党小组长。他们开展了要求改善政治犯生活条件的斗争，要求改睡稻草为铺板，延长放风时间，女监政治犯要和刑事犯分开……坚持了半个月，狱方被迫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王淑兰坐监狱的时候，带着6岁的女儿毛远志。同狱有一位叫罗醒的女共产党员，带着5岁儿子小华初。由于监狱里常常有人被拉出去枪毙，这两位拖儿带女的女共产党人相约，不管将来谁牺牲了，留下的后代，就由活着的人抚养成人。1930年7月27日，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攻克长沙，救出了正在狱中受难的共产党人。王淑兰一双小脚，不能跟队伍行军打仗，组织上叫她就地隐蔽。罗醒则随红军转移，临行前，她把儿子华初领到王淑兰跟前，叫他跪下：“孩子，从今以后，这就是你的亲娘！”王淑兰拉起孩子，说：“对，你就是我的孩子。要饭时，我多要一口，一定要把孩子拉扯大！”送别了罗醒，王淑兰带着弦子，开始了漫长的流浪生活。她要过饭，当过用人，乞食补衣，历尽了人间沧桑。
全国解放后，王淑兰来到北京。按照惯例，对于这样一位历尽苦难、为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女性，组织上是应该委以重任的。但王淑兰没有文化，而且年纪也不轻了，因此，组织上考虑安排她到一个环境幽雅的地方去休养。然而，王淑兰坚决不干。她的理由很简单，她是一个革命者，只有不停地工作，生命才会有意义，让她闲着，肯定会闷出病来。她主动向组织请求：干不了大事，看大门守仓库也行。这怎么能说得过去呢？组织上为难了。因此，她的工作安排就一直落实不下来。
一天，毛泽东把她接去，两人拉起了家常。毛泽东说：“四嫂，听说我们南岸上屋场老家，每天都有许多客人去，也不晓得有没有人招待。我想请你回到那里去，帮我待待客，你看如何？”是啊，这么多客人来了，却没有主人在家，这多么失礼呀！“行，我马上回去，扫地烧茶，敬烟待客！”王淑兰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毛泽东笑了，说：“也不要你扫地烧茶，你可以找几个助手。乡下有句俗话，在家不会迎宾客，出门方知少主人。只要不怠慢了四方宾客就好！”就这样，王淑兰告别京城，昼夜兼程回到了韶山，在招待所做接待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