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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现代新诗，挟“诗界革命”之威，充当“五四”文学革命先驱。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使其在极为先进、科学，乃至庞杂的思想基础上突破语言的藩篱，开拓奋进，成为时代主体精神之强力的载体。郭沫若新诗应运而生，以《女神》破除一切陈规旧套的自由奔放形式、火山爆发般的叛逆激情取代了初期白话诗那种平坦自然而又缺乏想象和强烈情感的平实诗风。
关键词：新诗风 时代肖子 郭沫若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一
中国现代新诗，在晚清“诗界革命”到“五四”前后的初期白话诗的历史过渡中产生。龚自珍以“欲为平易近人诗，下笔情深不自持”的姿态，首开近代诗风。而戊戌变法前后，更有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等大力鼓吹“诗界革命”，提出“以文为诗”的口号，试图对整个旧体诗的结构加以变革，从而发出了新诗运动的强力先声。新诗则挟“诗界革命”之威而一马当先，成为“五四”文学革命先驱。新诗的第一批名篇，如沈尹默的《月夜》、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胡适的《鸽子》，在语言形式上突出了新诗的特质及新诗的建立过程。而1920年3月胡适的《尝试集》作为中国第一部新诗集，表现出不怕失败，勇于创新的大胆尝试，反映了新诗逐步由旧诗的违格、再构，直至诞生出全新的新诗的具体过程，揭示了早期新诗从旧体诗中逐步蝉蜕的过渡性特征。也就表现出这一时期新诗的最大意义尚局限于突破文言这一语言的牢笼，仅仅只是在形式上的突破。虽然“五四”前新诗人对旧派诗的批评是义无反顾的，意欲彻底打破旧体诗虚假的、腐朽的、僵化的形式枷锁。他们是勇敢的，却又是天真的。以至于从1917年到1920年，白话新诗不但很少能捉真实的诗意，相反却难以摆脱对于旧诗词虚假的依附。
但“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彻底的反封建民主革命，它使新文学具备了极为先进、科学，乃至庞杂的思想基础。民主科学、人道、个性、共产主义等各种大异于“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旧封建文学传统的新思想、新观念，当然不会仅仅满足于语言形式的变换，它强烈要求新诗在突破语言的藩篱之后乘胜进击，开拓奋进，成为时代主体精神之强力载体。面对时代的呼唤，应运而生的就是郭沫若的新诗，尤其是他的作品《女神》以破除一切陈规旧套的自由奔放形式、火山爆发般的叛逆激情取代了初期白话诗那种平坦自然而又缺乏想象和强烈情感的平实诗风。故而闻一多在《女神之时代精神》一文里大赞“《女神》真不愧为时代第一个肖子”。它的问世，迅速结束了“五四”诗坛上的“尝试”时代，开一代诗风，引领新诗踏上新里程。
二
郭沫若的家庭既给他以丰富充足的传统文化滋养，又给他带来了民主、变革的新鲜气息。他生在四川乐山的沙湾镇，家中颇为富足，因而享受了家塾残酷的封建“教刑”，而山中聚集的讲义气、劫富济贫的“土匪”曾在少年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成为叛逆性格的萌芽。在小学和中学，都由于反叛的行径，数次被学校“斥退”。到了年青时代，使他极为反感并造成莫大痛苦的包办婚姻，更激发了他对旧礼教的痛恨。长兄郭橙坞是民主革命派，辛亥革命后，曾任川边驻京代表，促成了郭沫若出川和留学日本。
郭沫若天资聪慧，感觉敏锐，长于想象，感情异常丰富而易冲动，性格外向直露，浪漫开放，极富诗人天资。在日本，他接受了西学的浸淫，饱尝弱国子民的屈辱，也受到爱情滋润。各种西方思潮都引起他的兴趣：革命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无神论，还有东方印度的“梵”。在文学上，“我接近了太戈尔、雪莱、莎士比亚、海涅、歌德、席勤”（《我的学生时代》）。而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精神却依然在郭沫若的个性意识中牢固地占据着一席之地。屈原及楚辞在他眼中即是两千年前的“五四”，而陶潜、王维则被等同为泰戈尔式的冲淡。总之，“五四”时处于日本的郭沫若，文化精神上简直丰富到了繁杂的境地。而这正是“五四”时代精神之所在：西学东渐，除旧布新，感情激荡，充满理想。可以说，郭沫若的思想、经历、才情、爱情都合上了时代的节拍。所以，“伟大的诗人在写他自己的时候就是在写他的时代”（艾略特语）。
《女神》可谓“五四”时代中国国民大觉醒、大奋起，是狂热追求个性解放朝代潮流的集中体现。诗集中抒情主人公主体意识空前勃发，个性极度张扬，反对一切对于个性的束缚。作为医学院的大学生，他率真地用自然科学的公式将其对于诗的理解提炼为一个公式：诗=（直觉+情调+想象）+（适当的文字）。特别把文字（语言）放在最后，仅仅作为形式（form）来考虑，而把直觉、情感和想象当成最为重要的因素。成就了他“狂飙突进”式的诗歌激情。请看《天狗》中的“我”：“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吞了，我把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这是何等巨大、强有力，是何等充满自信的人啊，是人的伟大与尊严的象征，是勃发的主体意识与泛神思想结合的庞然巨物。他蔑视一切神的权威，能够踏破一切神定的规矩，砸碎一切礼教的束缚。藉此目空一切的狂想，在令人敬仰、俯伏的宇宙万物面前，诗人所具有的，也就是一种超自然的审美了。《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中面对滚滚而来的洪涛，面对具有无限魔力似要将整个地球掀翻的太平洋，也只有超乎自然的“我”才能欣赏了。
如此时代、巨人、狂情，当然唯有激越奔放的浪漫主义方式才能承载了。故郭沫若源于卢梭、歌德，深受华兹华斯影响的“情绪”化“自我表现”，以惠特曼式的浪漫主义作为喷火口，在《女神》中展现“五四”狂飙突进式的时代精神，形成了火山爆发般内在热情的“自然流露”，是“生底颤动”“灵底喊叫”（《三叶集》），是岩浆之喷射炽热。《凤凰涅磐》《女神之再生》更显示出翻江倒海之磅薄气势、惊涛拍岸之亢扬情调；兼之精采绝伦的奇异想像，美妙奇特的神化色彩，成就了现代新诗中最为出类拔萃的浪漫主义杰作。
《女神》在现代新诗建设中的特别贡献还在于突破了华夏农本生活的陆地文明传统，引进了西方特异的蓝色文明——海洋精神。炎黄子孙世代以农为本，海岸即成了陆地文明的生存界限。古代诗人笔下的海洋多是烟波缥缈，神秘莫测，可望而不可及。故古典诗歌津津乐道的是宁静、详和的田园风光。唯见山野田畴各安其位，村落乡民怡然自得；江河川流，月出日落。而郭沫若生性好奇、敏锐、大胆。他漂洋过海，留学扶桑，傍海而居。读的是西洋书，爱的是东洋女，其审美视点发生了质的改变：由观海、渡海直至全身心投入洋中“浴海”，与大海来“一个圆形舞蹈”！“我在这舞蹈场中戏弄波涛！我的血和海浪同潮”（《浴海》）。在他笔下，无限的大洋鼓动着“男性的音调”，起伏翻腾，动荡不息，茫茫一片，毫无参照，在中国诗史上首次真实地展现出了大海的真切景况和全新意象。1919年9月，郭沫若最先发表在《学灯》“新文艺栏”中的就是《抱和儿浴搏多湾中》和《鹭鹚》，给萌动中的国民带来了撼破传统的心灵感应。 这一海洋精神贯注于《女神》之中，建构起了一种全新海潮般滚动不息的动态美。郭沫若自言为“气韵”。他一改古典诗美中词语与词语、意象与意象间的微妙关合；没有“诗眼”之类需要白发苦呤的细细锤炼，而代之以整个诗句间不息的推动。恰如海潮般起伏动荡，其中传达出具有整体性的美的情愫。这种由西洋文明促成的审美心态与动态诗美构建的短暂统一，是郭沫若对新诗的最大贡献，实际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如《笔立山头展望》中写的虽是静止的现代都市，但在诗人眼里，整个城市都沸腾了一般，竞成了躁动的海洋。他如《晨安》《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均充盈着难以为常人所名状的海洋神韵，令后世仰止，难于为继。
三
通过上面梳理的一些材料，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五四”时期中国现代新诗拓进中郭沫若诗作所带来的新风尚。
1 “时代的肖子”
《女神》在新诗坛出现，如亘古洪荒，汹涌澎湃，气吞山河，横扫一切；或是“天狗”，要把日月星辰，全宇宙都“吞”了；忽为“炉中煤”，“有火一样的心肠”。他的诗篇以极大的激情抒写温暖、光明、太阳，这正反映了“五四”时代的需要，而“五四”的时代精神反过来又赋予诗人以激越的情调。他从时代的制高点上，对古老民族在“五四”高潮中的伟大觉醒作了色彩鲜明的象征性反映。最为突出的是《炉中煤》，诗人自喻为正在炉中燃烧的煤，而把祖国比作“年青的女郎”。作为“先驱者”，被时代所驱使，为了民族，去实现人生的价值。其异常活跃丰富、大胆奇特的想象，仿佛诗歌插上了翅膀腾飞起来。这使得新诗的诗性特征由此特别突出，从而大大提升了中国新诗的质素。它真实体现了“五四”时代所要求于新诗的情感大解放和诗体的大解放，创立了自由体诗的格局。它所体现的浪漫主义精神、美学原则及其独特的审美倾向，照亮了整个“五四”新诗坛。闻一多在《女神之时代精神》一文里写道：“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仅在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20世纪底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底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第一个肖子。”
2 转型期的大“杂家”
接受外国文化思潮的影响，郭沫若是庞杂的。泛神论、民主主义、进化论，意象派、浪漫主义，印度的佛教与泰戈尔哲学等，兼收并蓄，为我所用。只要反封建，一切政治、社会、宗教、科学、文艺、教育的“匪徒”均在礼赞之列。然而，《女神》反对偶像崇拜的诗歌并不是泛神论和卢梭民主思想的抽象演绎，而是活生生的艺术形象。他的诗作流注着一种敢于对偶像统治世界宣布“否定一切”的叛逆激情。这个否定了一切天上的和人间的偶像，冲决了一切精神罗网的自我形象，在诗人的思想和艺术境界中，居于很崇高的地位，他是被当做偶像，当做神来赞美的。在斯宾诺莎那里，神是大自然。在郭沫若这里是不受人为的教条束缚的个性——泛神论成了“泛我论”。《女神》及其后几部诗集拓展了新诗广阔的领域，使中国诗歌最终完成了从古典向现代的历史性变迁。只是在作诗的初期受泰戈尔清新平和诗风的影响，致力冲淡，也写了一些幽婉恬静的自然风光，如《天上的街市》。
3 传统的“叛逆者”
通过新异的海洋精神展现，歌颂象征工业革命、近代文明的无限壮丽的自然生命力。“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诗人以“无限的太平洋鼓奏着男性的音调”，仿佛“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歌唱“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充满男性的阳刚；在诗情演泽的节奏上，他全力鼓奏着对于黄色农业社会陌生的蓝色海韵。意味着被两千多年封建传统抑制的人的欲望、人的要求，面对西太平洋勃发的创造活力与人性的恣肆状态，表现出对人的自由、个性、权利、尊严的追求与向往，达到前所未有的力度与广度。他以前无古人的情感力量，冲击着封建精神大厦，他那洪钟大吕般的诗歌，奏出了不可遏止的、撼人心魄的音调，真正体现了人类情感解放在中国的实现。中国诗人几千年来未曾有过的情感宣泄，在“五四”那一个时辰，通过郭沫若的新诗彻底爆发了出来。
当然，在新诗的创作中，郭沫若也不自觉地反映了中华古典诗歌的内在底蕴。冯文炳就这一点在《谈新诗》中指出：“郭沫若的新诗里楚国骚豪的气氛确是很重。”秉承了远古的自然雄性与粗犷。
最后，郭沫若显然是在具备一定偶然因子的促使下，在较短时期内对新诗的发展作出了特异的贡献，而后即消失在新诗的进一步建设与发展之外，其中奥秘，本文浅有涉猎，而深层析解，尚待同人共切磋。
参考文献：
[1] 四川人民出版社编：《郭沫若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 李怡：《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 苏光文、胡国强：《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4] 冯文炳：《谈新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作者简介：许利平，男，1959—，四川夹江县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汉语应用教学，工作单位：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关键词：新诗风 时代肖子 郭沫若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一
中国现代新诗，在晚清“诗界革命”到“五四”前后的初期白话诗的历史过渡中产生。龚自珍以“欲为平易近人诗，下笔情深不自持”的姿态，首开近代诗风。而戊戌变法前后，更有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等大力鼓吹“诗界革命”，提出“以文为诗”的口号，试图对整个旧体诗的结构加以变革，从而发出了新诗运动的强力先声。新诗则挟“诗界革命”之威而一马当先，成为“五四”文学革命先驱。新诗的第一批名篇，如沈尹默的《月夜》、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胡适的《鸽子》，在语言形式上突出了新诗的特质及新诗的建立过程。而1920年3月胡适的《尝试集》作为中国第一部新诗集，表现出不怕失败，勇于创新的大胆尝试，反映了新诗逐步由旧诗的违格、再构，直至诞生出全新的新诗的具体过程，揭示了早期新诗从旧体诗中逐步蝉蜕的过渡性特征。也就表现出这一时期新诗的最大意义尚局限于突破文言这一语言的牢笼，仅仅只是在形式上的突破。虽然“五四”前新诗人对旧派诗的批评是义无反顾的，意欲彻底打破旧体诗虚假的、腐朽的、僵化的形式枷锁。他们是勇敢的，却又是天真的。以至于从1917年到1920年，白话新诗不但很少能捉真实的诗意，相反却难以摆脱对于旧诗词虚假的依附。
但“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彻底的反封建民主革命，它使新文学具备了极为先进、科学，乃至庞杂的思想基础。民主科学、人道、个性、共产主义等各种大异于“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旧封建文学传统的新思想、新观念，当然不会仅仅满足于语言形式的变换，它强烈要求新诗在突破语言的藩篱之后乘胜进击，开拓奋进，成为时代主体精神之强力载体。面对时代的呼唤，应运而生的就是郭沫若的新诗，尤其是他的作品《女神》以破除一切陈规旧套的自由奔放形式、火山爆发般的叛逆激情取代了初期白话诗那种平坦自然而又缺乏想象和强烈情感的平实诗风。故而闻一多在《女神之时代精神》一文里大赞“《女神》真不愧为时代第一个肖子”。它的问世，迅速结束了“五四”诗坛上的“尝试”时代，开一代诗风，引领新诗踏上新里程。
二
郭沫若的家庭既给他以丰富充足的传统文化滋养，又给他带来了民主、变革的新鲜气息。他生在四川乐山的沙湾镇，家中颇为富足，因而享受了家塾残酷的封建“教刑”，而山中聚集的讲义气、劫富济贫的“土匪”曾在少年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成为叛逆性格的萌芽。在小学和中学，都由于反叛的行径，数次被学校“斥退”。到了年青时代，使他极为反感并造成莫大痛苦的包办婚姻，更激发了他对旧礼教的痛恨。长兄郭橙坞是民主革命派，辛亥革命后，曾任川边驻京代表，促成了郭沫若出川和留学日本。
郭沫若天资聪慧，感觉敏锐，长于想象，感情异常丰富而易冲动，性格外向直露，浪漫开放，极富诗人天资。在日本，他接受了西学的浸淫，饱尝弱国子民的屈辱，也受到爱情滋润。各种西方思潮都引起他的兴趣：革命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无神论，还有东方印度的“梵”。在文学上，“我接近了太戈尔、雪莱、莎士比亚、海涅、歌德、席勤”（《我的学生时代》）。而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精神却依然在郭沫若的个性意识中牢固地占据着一席之地。屈原及楚辞在他眼中即是两千年前的“五四”，而陶潜、王维则被等同为泰戈尔式的冲淡。总之，“五四”时处于日本的郭沫若，文化精神上简直丰富到了繁杂的境地。而这正是“五四”时代精神之所在：西学东渐，除旧布新，感情激荡，充满理想。可以说，郭沫若的思想、经历、才情、爱情都合上了时代的节拍。所以，“伟大的诗人在写他自己的时候就是在写他的时代”（艾略特语）。
《女神》可谓“五四”时代中国国民大觉醒、大奋起，是狂热追求个性解放朝代潮流的集中体现。诗集中抒情主人公主体意识空前勃发，个性极度张扬，反对一切对于个性的束缚。作为医学院的大学生，他率真地用自然科学的公式将其对于诗的理解提炼为一个公式：诗=（直觉+情调+想象）+（适当的文字）。特别把文字（语言）放在最后，仅仅作为形式（form）来考虑，而把直觉、情感和想象当成最为重要的因素。成就了他“狂飙突进”式的诗歌激情。请看《天狗》中的“我”：“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吞了，我把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这是何等巨大、强有力，是何等充满自信的人啊，是人的伟大与尊严的象征，是勃发的主体意识与泛神思想结合的庞然巨物。他蔑视一切神的权威，能够踏破一切神定的规矩，砸碎一切礼教的束缚。藉此目空一切的狂想，在令人敬仰、俯伏的宇宙万物面前，诗人所具有的，也就是一种超自然的审美了。《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中面对滚滚而来的洪涛，面对具有无限魔力似要将整个地球掀翻的太平洋，也只有超乎自然的“我”才能欣赏了。
如此时代、巨人、狂情，当然唯有激越奔放的浪漫主义方式才能承载了。故郭沫若源于卢梭、歌德，深受华兹华斯影响的“情绪”化“自我表现”，以惠特曼式的浪漫主义作为喷火口，在《女神》中展现“五四”狂飙突进式的时代精神，形成了火山爆发般内在热情的“自然流露”，是“生底颤动”“灵底喊叫”（《三叶集》），是岩浆之喷射炽热。《凤凰涅磐》《女神之再生》更显示出翻江倒海之磅薄气势、惊涛拍岸之亢扬情调；兼之精采绝伦的奇异想像，美妙奇特的神化色彩，成就了现代新诗中最为出类拔萃的浪漫主义杰作。
《女神》在现代新诗建设中的特别贡献还在于突破了华夏农本生活的陆地文明传统，引进了西方特异的蓝色文明——海洋精神。炎黄子孙世代以农为本，海岸即成了陆地文明的生存界限。古代诗人笔下的海洋多是烟波缥缈，神秘莫测，可望而不可及。故古典诗歌津津乐道的是宁静、详和的田园风光。唯见山野田畴各安其位，村落乡民怡然自得；江河川流，月出日落。而郭沫若生性好奇、敏锐、大胆。他漂洋过海，留学扶桑，傍海而居。读的是西洋书，爱的是东洋女，其审美视点发生了质的改变：由观海、渡海直至全身心投入洋中“浴海”，与大海来“一个圆形舞蹈”！“我在这舞蹈场中戏弄波涛！我的血和海浪同潮”（《浴海》）。在他笔下，无限的大洋鼓动着“男性的音调”，起伏翻腾，动荡不息，茫茫一片，毫无参照，在中国诗史上首次真实地展现出了大海的真切景况和全新意象。1919年9月，郭沫若最先发表在《学灯》“新文艺栏”中的就是《抱和儿浴搏多湾中》和《鹭鹚》，给萌动中的国民带来了撼破传统的心灵感应。 这一海洋精神贯注于《女神》之中，建构起了一种全新海潮般滚动不息的动态美。郭沫若自言为“气韵”。他一改古典诗美中词语与词语、意象与意象间的微妙关合；没有“诗眼”之类需要白发苦呤的细细锤炼，而代之以整个诗句间不息的推动。恰如海潮般起伏动荡，其中传达出具有整体性的美的情愫。这种由西洋文明促成的审美心态与动态诗美构建的短暂统一，是郭沫若对新诗的最大贡献，实际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如《笔立山头展望》中写的虽是静止的现代都市，但在诗人眼里，整个城市都沸腾了一般，竞成了躁动的海洋。他如《晨安》《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均充盈着难以为常人所名状的海洋神韵，令后世仰止，难于为继。
三
通过上面梳理的一些材料，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五四”时期中国现代新诗拓进中郭沫若诗作所带来的新风尚。
1 “时代的肖子”
《女神》在新诗坛出现，如亘古洪荒，汹涌澎湃，气吞山河，横扫一切；或是“天狗”，要把日月星辰，全宇宙都“吞”了；忽为“炉中煤”，“有火一样的心肠”。他的诗篇以极大的激情抒写温暖、光明、太阳，这正反映了“五四”时代的需要，而“五四”的时代精神反过来又赋予诗人以激越的情调。他从时代的制高点上，对古老民族在“五四”高潮中的伟大觉醒作了色彩鲜明的象征性反映。最为突出的是《炉中煤》，诗人自喻为正在炉中燃烧的煤，而把祖国比作“年青的女郎”。作为“先驱者”，被时代所驱使，为了民族，去实现人生的价值。其异常活跃丰富、大胆奇特的想象，仿佛诗歌插上了翅膀腾飞起来。这使得新诗的诗性特征由此特别突出，从而大大提升了中国新诗的质素。它真实体现了“五四”时代所要求于新诗的情感大解放和诗体的大解放，创立了自由体诗的格局。它所体现的浪漫主义精神、美学原则及其独特的审美倾向，照亮了整个“五四”新诗坛。闻一多在《女神之时代精神》一文里写道：“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仅在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20世纪底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底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第一个肖子。”
2 转型期的大“杂家”
接受外国文化思潮的影响，郭沫若是庞杂的。泛神论、民主主义、进化论，意象派、浪漫主义，印度的佛教与泰戈尔哲学等，兼收并蓄，为我所用。只要反封建，一切政治、社会、宗教、科学、文艺、教育的“匪徒”均在礼赞之列。然而，《女神》反对偶像崇拜的诗歌并不是泛神论和卢梭民主思想的抽象演绎，而是活生生的艺术形象。他的诗作流注着一种敢于对偶像统治世界宣布“否定一切”的叛逆激情。这个否定了一切天上的和人间的偶像，冲决了一切精神罗网的自我形象，在诗人的思想和艺术境界中，居于很崇高的地位，他是被当做偶像，当做神来赞美的。在斯宾诺莎那里，神是大自然。在郭沫若这里是不受人为的教条束缚的个性——泛神论成了“泛我论”。《女神》及其后几部诗集拓展了新诗广阔的领域，使中国诗歌最终完成了从古典向现代的历史性变迁。只是在作诗的初期受泰戈尔清新平和诗风的影响，致力冲淡，也写了一些幽婉恬静的自然风光，如《天上的街市》。
3 传统的“叛逆者”
通过新异的海洋精神展现，歌颂象征工业革命、近代文明的无限壮丽的自然生命力。“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诗人以“无限的太平洋鼓奏着男性的音调”，仿佛“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歌唱“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充满男性的阳刚；在诗情演泽的节奏上，他全力鼓奏着对于黄色农业社会陌生的蓝色海韵。意味着被两千多年封建传统抑制的人的欲望、人的要求，面对西太平洋勃发的创造活力与人性的恣肆状态，表现出对人的自由、个性、权利、尊严的追求与向往，达到前所未有的力度与广度。他以前无古人的情感力量，冲击着封建精神大厦，他那洪钟大吕般的诗歌，奏出了不可遏止的、撼人心魄的音调，真正体现了人类情感解放在中国的实现。中国诗人几千年来未曾有过的情感宣泄，在“五四”那一个时辰，通过郭沫若的新诗彻底爆发了出来。
当然，在新诗的创作中，郭沫若也不自觉地反映了中华古典诗歌的内在底蕴。冯文炳就这一点在《谈新诗》中指出：“郭沫若的新诗里楚国骚豪的气氛确是很重。”秉承了远古的自然雄性与粗犷。
最后，郭沫若显然是在具备一定偶然因子的促使下，在较短时期内对新诗的发展作出了特异的贡献，而后即消失在新诗的进一步建设与发展之外，其中奥秘，本文浅有涉猎，而深层析解，尚待同人共切磋。
参考文献：
[1] 四川人民出版社编：《郭沫若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 李怡：《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 苏光文、胡国强：《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4] 冯文炳：《谈新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作者简介：许利平，男，1959—，四川夹江县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汉语应用教学，工作单位：乐山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