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行迹多么明显，也不论证据多么充分，或者侦查多么完美，最能有力指控罪犯的莫过于犯罪人自己的供词。毋庸赘言，刑讯逼供这一既违法又应受到谴责的行为是所有审讯技术中最无效的，因为这种做法会驱使当事人因为胆怯或者害怕折磨而做出假的供词。这不仅会使案件离事情的真相越来越远，还会使最明了的事情变得混乱复杂。因此，一个好的警察应该运用纯粹的“心理战”，促使嫌疑人忘记自我保护的本能，从而达到一个看似反常的结果：以供词定罪。
　　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就佐证了这一方法。故事讲的是“韦尔西里案”，案件的审讯人是比利时司法部的勒内·勒沙警长。
　　韦尔西里1892年生于比利时的沙勒罗瓦，是当地的一个菜农。他的女儿玛丽一马德莱娜生于1918年，平日里帮助父亲打理生意。父女俩看起来关系十分亲密。韦尔西里个子高大，棕色头发，身材魁梧，这与他那茶色的脸色和两只凹陷的眼睛形成鲜明对比，他的双眼离得很近又炯炯有神，眼下总是带着淡淡的黑眼圈，使他现出一丝病态。不过，这仍是一个看起来十分冷静、聪明老实又稳重的人。他的女儿玛丽-马德莱娜是一个讨人喜欢的棕发姑娘，看起来性格要更为复杂一些：时而兴奋激昂，时而稳重细心，时而又迷迷糊糊充满幻想。她的笑容就能说明一切：她的笑可以是活泼的，也可以是淘气的，可以是忧郁的，也可以是温柔的，可不管怎样，都是迷人的。丧偶之后，韦尔西里与一名法籍女子再婚，可她怎么也没办法和她的继女和睦相处。等玛丽一马德莱娜到了15岁的时候，父亲把她送到了位于法国北部的祖母家生活，可这小姑娘似乎难以忍受远离父亲：她央求他把自己接回来。韦尔西里很容易就心软了，于是小姑娘回到了家中。而家中两个女人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韦尔西里把女儿嫁给了北方的一个法国小伙子。可刚刚在北方安下家来，玛丽一马德莱娜就开始为这段婚姻感到懊悔。她写信给父亲请他再次把她接回家中。这一次，韦尔西里依然没有经受住女儿迫切的恳求。
　　1937年，韦尔西里和妻子搬到了里尔。而玛丽-马德莱娜，在刚刚生下一个孩子后，也到了里尔和他们相聚，而且就住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她的父亲在郊区租下了一大片菜地，玛丽一马德莱娜偶尔去帮他干些活。似乎就是从那时候起家中开始长期不和。很快，韦尔西里就与妻子分居，和女儿及外孙住进了菜园里的房子。于是，韦尔西里夫人就和朋友说她丈夫对女儿有一种过于明显的依恋感。就在这番有些令人浮想联翩的话说出口的第二天，几个人还看到玛丽-马德莱娜正在村子里买东西。这也是她最后一次露面。
　　玛丽一马德莱娜的突然失踪引发了众多议论。面对那些要个说法的人，她父亲称玛丽-马德莱娜带着他存放在写字台一个抽屉里的积蓄走了。他还说这次出走绝对不是暂时的，因为她还带走了全部的衣物。他承认说最近一段时间，她看起来很焦虑，但是她不肯将令她烦恼的问题向他倾诉。在女儿出走后，韦尔西里把外孙送到了寄宿学校，然后独自回到比利时生活。
　　然而，玛丽-马德莱娜的一些亲戚朋友对于她的杳无音信感到十分惊讶。出于担心，他们请求里尔检察院介入。有的人甚至直指是韦尔西里制造了这起失踪。比利时警方传唤了他。负责调查的勒沙警官进行了例行讯问。他问韦尔西里是否对女儿出走后未再露面感到奇怪。韦尔西里似乎也承认了这件事很奇怪。警官还提醒他，自己是应那些关心他女儿遭遇的亲戚朋友们的请求才展开调查的。韦尔西里坚称他什么也不知道，甚至在勒沙警官暗示怀疑他知道更多而有所隐瞒的时候表示出了强烈的抗议。他明确说，如果说这场失踪会给某个人带来什么损害的话，那这个人就是他。他女儿不正是拿走了他的积蓄吗？此外，他表示不理解警官的追查：他女儿已经成年了，她有权做她喜欢的事。至于那些介入其中的人，他们就是在掺和与他们毫不相干的事。警官沉思地看着韦尔西里：要相信这目光意味深长，因为韦尔西里随即做出了强烈的反应。他大喊道：“您想说您怀疑我为了什么事情而让我的女儿失踪？这太可笑了，我爱她。”
　　接着就是一轮比一轮更愤怒的抗议。最后，韦尔西里表示不再接受任何讯问。他对警方仅凭几句风言风语就来纠缠一个无可指摘的公民这一行为很是愤慨。警官也只好接受韦尔西里的缄默和他所陈述的理由，但也获得准许可以到他家里去看一眼玛丽-马德莱娜“出走”时没有带走的东西。
　　于是，一封玛丽-马德莱娜写给她父亲的信落入了警官的手中。这封信是1938年写的。当时，韦尔西里还没有和妻子分开。这封信可能会成为一个重要线索，因为它毫无疑问地证明了玛丽-马德莱娜与她父亲曾保持着不正当的关系。
　　这一调查中的新发现使里尔机动警察有了正式介入的理由。从1939年初起，警方对整片菜园进行了搜查。警察们特别关注了一个温室下面的土地，据韦尔西里后来说，这块地是在他女儿失踪前不久，他翻来准备种植番茄的。番茄苗确实在那儿种着，但在下面，一米深的地方，警方发现了一具高度腐烂的女尸。尸体很快被确认身份，果然就是玛丽-马德莱娜。尸检显示死者是被绳子勒死的。
　　作为重大嫌疑人的韦尔西里第二次来到勒沙警官面前受审。勒沙警官决定这一次不再犯上次审问时的错误。第一次问讯时，他就已经从容不迫地看透了对方。他后来明白，他当时应该尽量不要显得傲慢或者显得居高临下，这会让嫌疑人有所警觉和防备。所以，在这次的对话中，他保持冷静、沉着和客观。他只是说，既然现在玛丽-马德莱娜的尸体已经找到了，案件就有了新的发展，那么他就要问一些问题。韦尔西里坐在他的对面，脸被照得明亮清晰，这是为了使勒沙警官能捕捉到他任何一丁点的迟疑、条件反射和反应。勒沙警官小心地避免使用任何可能会使嫌犯感到不愉快或是抑制他的情绪、妨碍他坦白的词语。任何时候他都不谈及玛丽一马德莱娜遗物中的那封信，也不用类似于“性关系”、“乱伦”或是“谋杀”等词语。相反，他运用甚至是过度使用了委婉的说辞。他询问嫌犯“与女儿间感情关系”的性质。最后，当他需要换种方式来谈及这场谋杀的时候，他说这是场“意外”。这样一来，在起初否认后，韦尔西里渐渐坦白了一半。那些本可以令他警觉的话一直也没被警官说出口，因此他也没什么好反驳的。他承认自己是杀死女儿的凶手。他的说法既是在辩护又是在控诉。他时而将脸前倾，时而与警官四目相对，用低沉的声音解释道： 　　“很长时间以来，我的妻子都唆使我杀掉玛丽一马德莱娜，因为她对我过分的感情妨碍了我们的幸福。而在她看来，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彻底解决问题，除非杀掉她。她说杀掉她之后，就把尸体埋在地里，这是很简单的事。她要求我挖坑，甚至监督我做。我只能假装同意，我确实刨了地，但我实际上是准备种东西。同时我在考虑如何能让我女儿躲避我妻子对她的仇恨。我带着她和她的孩子来到了菜园里的房子，然后我去找她丈夫想试着让他们重归于好。但是一直找不到他。别无他法，我只得坚持要玛丽一马德莱娜回到祖母家住，但也没有成功。最后，在一次关于我妻子的激烈争吵中，玛丽-马德莱娜说我是懦夫。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非常生气，挥拳打了她。当我看到她倒在地上发出嘶哑的喘息声，我整个人惊慌失措。在确信给了她致命一击之后，为了缩短她的痛苦我勒死了她。随后，出于害怕，我把她埋在了温室下面。”
　　虽然根据韦尔西里的供词已经足以指控他犯有伤人致死罪，但警官仍不满足。因为他的职责就是让法律得以实施，而法律对于意外事故造成伤害的量刑相对较轻，但对于故意且有预谋的杀人罪则要判处终身监禁。某种直觉告诉警官，韦尔西里的说辞是在掩盖一个更大的罪行；如果相信他的供认，很可能就会枉法。总而言之，韦尔西里是把他女儿的死的道德责任全都推到了他妻子身上。而她妻子，即便否认，也难免不被起诉并被定罪。不过，在任何情况下，仅凭被告的指控都不能构成足够的证据。
　　于是警官决定再次审问嫌犯。这一次也一样，他尽力保持冷静，对对方几乎表现出一种恭敬的态度。他拿定主意不要求他的招供。双方紧张地较量着，谁都不能有任何的失误，比如，威胁他说会有更高一级的人来审问他。这样罪犯就会觉得自己远胜于对手，就会肆无忌惮地说谎，因为这让他确信现在审讯他的人属于无能之辈。因此，勒沙警官在寻找一种方法，让被告觉得他们之间有“共同语言”。得让韦尔西里信任他，这是让韦尔西里坦白一切的必要条件。
　　韦尔西里坐在警官面前，一动不动，准备着步步为营的防守。这时，勒沙警长刻意地扫了几眼卷宗，然后抬起头叹息道：“唉，女人啊！”这是一句让人捉摸不透的感慨，没准会引起对方的什么反应。但韦尔西里并没有吭声。他可能在想：“瞧，警官也一样，想必是跟女人扯上麻烦了。”勒沙没有气馁，他装出一副很理解的样子聊起了韦尔西里夫人难以相处的性格。与一个脾气暴躁的女人生活在一起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何况精神方面的因素往往会对身体上的行为产生影响。警官用一种善解人意的语气说道：“如果两个人大白天都合不来的话，那夜里自然也不会和谐。”他暗示这种情况通常会引起些令人不快的事。不管是不是，男人就会开始怀疑自己的性能力，并为此焦虑。警官把自己当成是坐在他对面的那个人，那个人的问题自然也就成了他的问题。他总结道：“总之，要想家庭生活幸福、关系平衡，男人还是需要对那方面感到放心才行。”
　　勒沙警长说这番话是那样的真切，好像韦尔西里全都可以作证似的，以至于韦尔西里连声赞同，声音虽小却很清晰。警长于是巧妙地继续他的自言自语。他聊了很久罪犯的女儿，又谈起他自己的妻子和女儿，罪犯的接话开始比较迟疑，后来渐渐变得明确，从而有力地证实了警长早先的假设。他字斟句酌地让韦尔西里明白，他已经猜到了韦尔西里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行为机理，并且认定这一机理和他的性行为密切相关。很快，韦尔西里只得承认玛丽一马德莱娜可能患有“恋父情结”，总是对他充满情欲。当然，他长时间以来一直在抵抗这种诱惑，但他承认他本能的排斥还是没能战胜要扮演一个性能力强的男人这一角色的想法。而这一角色，她的妻子也许没能给他扮演的机会。总之，他最终在色诱面前投降了，但马上又感到了一种强烈的负罪感。警官在说这些的时候就好像是在说一些稀松平常的事，而韦尔西里，起初还保持警惕，后来就放松下来，渐渐没有了戒备。警官进一步攻心，对韦尔西里的两难境地表示同情和怜悯：一边是想要证明自己性能力的合理需求，一边是不断加深的对于自己和这种父女关系的厌恶。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玛丽-马德莱娜才是真正的罪犯，是她造成了韦尔西里与妻子的彻底失和，现在离结案只差一步了。勒沙警官轻快地跨过了这最后一步。是的，韦尔西里居然没有发表任何轰动性声明！他没说过一句“是”或者“不是”，却是不言自明地同意了勒沙警长的分析。勒沙警长一点一点地细细剖析了他的心事。他料想到韦尔西里曾经试图战胜自己的情欲，希望重拾夫妻生活，远离玛丽一马德莱娜，但一直遭到拒绝分开的女儿的强烈反对。
　　终于，勒沙警长进入了本案的关键：父亲想摆脱女儿玛丽-马德莱娜的控制，这一愿望怎么会驱使他去杀人呢？他对于脑海中出现这一疑问没有表现出气愤。对于韦尔西里说的谎话、表现出的镇定、不道德和厚颜无耻等，他尽量不露惊讶之色。无论如何，他不想让韦尔西里把他看成一个道德审判者，或是一个严厉的法官。他有点像是一位倾听忏悔的神甫，让人吐露真心更多的是为了减轻其痛苦，而不是为了惩罚罪犯。他只是冷静地听取对方说话。他暗示韦尔西里，驱使他杀人的那种冲动再正常不过了，因为他需要除掉罪恶的情欲的对象。在他看来，这难道不是唯一的可以回归正道的出路吗？
　　终于，勒沙警长期待已久的时刻来到了：韦尔西里一下子有了信任，一种不需要理智的信任，也就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信任。我们可以这么说吧，韦尔西里犯的错应该一直沉重地压在他的良心深处，但直到此刻，他的谨慎让他始终不敢说出真相，以求解脱。不过，他对勒沙警长怀有的信任让他抛掉了所有的自卫本能和所有的恐惧，他供认了一切：长期乱伦、预谋犯罪，还有他妻子的无辜。
　　但是，警察破案从来没有十全十美的。这不，比利时司法机关开始推测玛丽一马德莱娜很可能已经怀了她父亲的孩子，所以这应该是韦尔西里杀人的直接动机。上级认为必须查清楚这一点，于是勒沙警长开始进行新一轮审问。
　　当他将要再次坐在韦尔西里对面的时候，勒沙警长笃信稳操胜券。到目前为止，他获得的供词比他期待的还要重要。韦尔西里相信他。这一点勒沙警长看得出来，从韦尔西里看他的样子看出来的。于是，在一种完全自然合理的自满情绪的驱使下，勒沙警长忘记了他先前一再要求自己的谨慎。很可能是在他跟韦尔西里打招呼时不由自主地露出了一丝冷淡，甚至可能是他的态度显出了某种傲慢的威严。他朝韦尔西里瞟了一眼，韦尔西里马上就明白了。警长不该放下他那副和蔼可亲、善解人意的面具。韦尔西里什么都明白了。无论警官再怎么努力地修补他的态度造成的不快印象，都为时已晚。他已经说出了那些忌讳的词语，什么“乱伦，怀孕的女儿，犯罪动机”，等等。韦尔西里怔住了。他感到警官是在等他坦白，因此干脆地表示他什么都不会再说了。
　　的确，他一直到最后都保持了沉默。另外，由于玛丽一马德莱娜的尸体已经腐烂，警方无法在其身上找到任何怀孕的迹象。韦尔西里后来被判处终身苦役。
　　这一小小的失误证明，纯粹的心理作用可以产生真正的供词，而促使心理发挥作用的正是审讯者，并且只能是他一个人。即便是最小的失误，如挑衅、暴力，乃至小小的偏见等，都可能决定性地影响案件的关键进程，也就是说决定性地影响我们最接近事实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