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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亡国少年金成柱(金日成小时候的名字——引者注)和大富豪的儿子张蔚华同班同桌念书,看起来仿佛是历史的安排,通过这奇异的组合,我们的史无前例的友情开始发芽开花,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缘。”
——引自朝鲜外文出版社中文版金日成回忆录《与世纪同行》第四卷
金日成与张蔚华故事
1924年年底,朝鲜抗日爱国人士金亨稷为逃避日寇追捕,流亡到中国东北小镇抚松。三个月后,金亨稷的儿子金日成步行千里从朝鲜平壤来到抚松寻父。很快金日成与家境殷实的中国少年张蔚华成为同窗知己。共同的志向使他们一起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洪流,并在凶险的斗争中结下患难之交。“九一八”事变后,金日成领导朝鲜志士组成的武装队伍在长白山区与日寇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张蔚华以开照相馆和书店作掩护,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上山为金日成的抗日武装输送急需的枪支弹药和生活用品。叛徒向日寇出卖了张蔚华,张蔚华不幸被捕。敌人为了从张蔚华口中获得金日成司令部的位置,对他进行了种种严刑拷打。但都没能使张蔚华屈服,为了抓住金日成,敌人又出了一个毒招,将张蔚华放回家中,以他作诱饵诱捕金日成。
开始,张蔚华想咬断自己的舌头,那样,即使在神志不清时也不会说出对于他来说那太熟悉的地名——金日成打游击的地方。但很快他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因为即使不能说话了,日本人还会逼他用笔写。而且,只要他活着,金日成就一定会想方设法营救他。也就是说只要他活着,敌人就有抓住金日成的可能。只有死,敌人的希望才能破灭。
以自己的死来换取金日成及其司令部的安全,这就是张蔚华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最后决定。于是,他喝下了洗照片用的烧胃烂肠的升汞。
那天是1937年10月27日,张蔚华25岁,他把自己的生命永恒地固定在了25岁。
金日成接到张蔚华最后托人送来的信后,悲痛万分,他把对战友的的怀念都倾泻到了对日本鬼子的仇恨上。
光复独立后的朝鲜百废待兴,金日成作为国家元首和内阁首相,需要为民族振兴所做的工作太多了。但领袖没有忘记当年的救命恩人,一直在苦寻烈士的遗孤。
1984年胡耀邦总书记访朝使这个故事有了美好的继续。张蔚华的儿子张金泉给总书记写了一封信,托他转交给金日成主席。
1985年,张金泉收到了朝方的邀请函,他全家被邀请赴朝参加金日成主席73岁诞辰日庆祝活动。从此金日成与张蔚华的友谊又在领袖与烈士后代们的身上延续下去了。
写书、出书人的感动
通过金日成同志的回忆录等方式,朝鲜人民早就知道领袖与张蔚华生死情谊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在中国却一直鲜为人知。2001年7月,我收到东北一位名叫吕明辉的作者的来信,说他写了一本《金日成与张蔚华》的书,希望在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随信还附有吉林省委书记王云坤在一份文件上关于介绍宣传张蔚华烈士事迹的批示。这是一封很平常的作家联系出书的信件,但信中所叙述的故事却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在出版社领导的积极支持下,我很快与作者吕明辉取得了联系,请他来北京面谈。8月中旬,作者带着书稿及随张蔚华烈士子女访问朝鲜的录像光盘从东北通化赶到北京。通过与作者交谈和审读书稿,我被金日成与张蔚华之间的生死情谊深深感动了。金日成主席与张蔚华烈士及其子女的友情延续了六十多年,涉及五代人,历经坎坷,大悲大喜,实乃中朝传统友谊沃土上盛开的一朵奇葩。金日成主席生前曾把张蔚华喻为朝中友谊的象征,赞扬他为朝鲜革命建立了丰功伟绩。
作者是带着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来写这本书的。他完全被书中人物崇高的精神所感动,是在一种精神亢奋的状态下写完这本书的。在写作的那些日子里,他每每为书中人物的真挚友情和为革命的献身精神所感动,以至于常常写着写着会激动得泪流满面,无法继续下去。他说他写这本书与他以前写的多部书的感觉都不一样,完全是在精神升华的境界中写成的。作为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在加工书稿的过程中,我也被一种崇高的精神感染着,并深感把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介绍给广大读者,让中朝两国人民鲜血凝成的友谊世代传送、发扬光大,是世界知识出版社义不容辞的责任。
2002年4月,《金日成与张蔚华》一书出版了。世界知识出版社在北京图书大厦举办了首发式。朝鲜驻华大使、新闻出版署的有关领导及首都各大媒体的记者出席了首发式。这本书出版后,引起朝鲜方面的极大重视。朝鲜党史研究所认为世界知识出版社为朝中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为此热情邀请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王成家带团出访朝鲜,同时准备在朝鲜国内以最快的速度将此书翻译成朝鲜文出版发行,让更多的朝鲜人了解中朝友谊史上的这段佳话。
(本文作者为《金日成与张蔚华》一书的责任编辑)▲
金日成的话
“他为了我,为了朝鲜革命的司令部,为了朝中两国人民的共同事业,在枪炮声震耳欲聋的中华大地上,撇下妻子和彩虹般美丽的全部理想,壮烈地牺牲了……死有千情万状,其中最痛苦的莫过于自杀。前途无量的青年要自杀,更是需要非凡的果敢和狠心的。自古以来主动舍弃生命者,大有人在,然而,他们绝大多数是为自己而自杀的。而像张蔚华那样为别人而自杀的先例,是前所未有的。张蔚华的自尽可以说是舍己为人式牺牲中最崇高、最壮烈的牺牲……”
“活着的人同亡友之间的友情也能继续保持下去吗?每当有人这样问我的时候,我就回答说能保持下去。现在也这样回答。我对张蔚华一家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的情谊,在抚松举行的竖碑仪式,有力地证明这一回答是肯定的。
把纪念碑送走以后,我的心情轻松一些了。但是,即便竖起了千万个那样的纪念碑,难道能报答张蔚华为我捐躯的恩情吗?”
“活着的人不可忘记牺牲的人。只有生者不忘死者,他们的友情才是巩固的、真挚的和永恒的。如果活着的人忘记了已故的人,那么他们的友情就在那一刻归于寂灭。我认为,常常回忆已故的人,广泛宣传他们的业绩,细心照顾他们的后代,忠实地继承他们的遗志,是活着的对前一代人、对先烈、对已故革命同志应尽的情义。如果没有这种道义,就不会有历史和传统的真正继承。”
——引自朝鲜外文出版社中文版金日成回忆录《与世纪同行》第四卷
金日成与张蔚华故事
1924年年底,朝鲜抗日爱国人士金亨稷为逃避日寇追捕,流亡到中国东北小镇抚松。三个月后,金亨稷的儿子金日成步行千里从朝鲜平壤来到抚松寻父。很快金日成与家境殷实的中国少年张蔚华成为同窗知己。共同的志向使他们一起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洪流,并在凶险的斗争中结下患难之交。“九一八”事变后,金日成领导朝鲜志士组成的武装队伍在长白山区与日寇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张蔚华以开照相馆和书店作掩护,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上山为金日成的抗日武装输送急需的枪支弹药和生活用品。叛徒向日寇出卖了张蔚华,张蔚华不幸被捕。敌人为了从张蔚华口中获得金日成司令部的位置,对他进行了种种严刑拷打。但都没能使张蔚华屈服,为了抓住金日成,敌人又出了一个毒招,将张蔚华放回家中,以他作诱饵诱捕金日成。
开始,张蔚华想咬断自己的舌头,那样,即使在神志不清时也不会说出对于他来说那太熟悉的地名——金日成打游击的地方。但很快他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因为即使不能说话了,日本人还会逼他用笔写。而且,只要他活着,金日成就一定会想方设法营救他。也就是说只要他活着,敌人就有抓住金日成的可能。只有死,敌人的希望才能破灭。
以自己的死来换取金日成及其司令部的安全,这就是张蔚华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最后决定。于是,他喝下了洗照片用的烧胃烂肠的升汞。
那天是1937年10月27日,张蔚华25岁,他把自己的生命永恒地固定在了25岁。
金日成接到张蔚华最后托人送来的信后,悲痛万分,他把对战友的的怀念都倾泻到了对日本鬼子的仇恨上。
光复独立后的朝鲜百废待兴,金日成作为国家元首和内阁首相,需要为民族振兴所做的工作太多了。但领袖没有忘记当年的救命恩人,一直在苦寻烈士的遗孤。
1984年胡耀邦总书记访朝使这个故事有了美好的继续。张蔚华的儿子张金泉给总书记写了一封信,托他转交给金日成主席。
1985年,张金泉收到了朝方的邀请函,他全家被邀请赴朝参加金日成主席73岁诞辰日庆祝活动。从此金日成与张蔚华的友谊又在领袖与烈士后代们的身上延续下去了。
写书、出书人的感动
通过金日成同志的回忆录等方式,朝鲜人民早就知道领袖与张蔚华生死情谊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在中国却一直鲜为人知。2001年7月,我收到东北一位名叫吕明辉的作者的来信,说他写了一本《金日成与张蔚华》的书,希望在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随信还附有吉林省委书记王云坤在一份文件上关于介绍宣传张蔚华烈士事迹的批示。这是一封很平常的作家联系出书的信件,但信中所叙述的故事却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在出版社领导的积极支持下,我很快与作者吕明辉取得了联系,请他来北京面谈。8月中旬,作者带着书稿及随张蔚华烈士子女访问朝鲜的录像光盘从东北通化赶到北京。通过与作者交谈和审读书稿,我被金日成与张蔚华之间的生死情谊深深感动了。金日成主席与张蔚华烈士及其子女的友情延续了六十多年,涉及五代人,历经坎坷,大悲大喜,实乃中朝传统友谊沃土上盛开的一朵奇葩。金日成主席生前曾把张蔚华喻为朝中友谊的象征,赞扬他为朝鲜革命建立了丰功伟绩。
作者是带着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来写这本书的。他完全被书中人物崇高的精神所感动,是在一种精神亢奋的状态下写完这本书的。在写作的那些日子里,他每每为书中人物的真挚友情和为革命的献身精神所感动,以至于常常写着写着会激动得泪流满面,无法继续下去。他说他写这本书与他以前写的多部书的感觉都不一样,完全是在精神升华的境界中写成的。作为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在加工书稿的过程中,我也被一种崇高的精神感染着,并深感把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介绍给广大读者,让中朝两国人民鲜血凝成的友谊世代传送、发扬光大,是世界知识出版社义不容辞的责任。
2002年4月,《金日成与张蔚华》一书出版了。世界知识出版社在北京图书大厦举办了首发式。朝鲜驻华大使、新闻出版署的有关领导及首都各大媒体的记者出席了首发式。这本书出版后,引起朝鲜方面的极大重视。朝鲜党史研究所认为世界知识出版社为朝中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为此热情邀请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王成家带团出访朝鲜,同时准备在朝鲜国内以最快的速度将此书翻译成朝鲜文出版发行,让更多的朝鲜人了解中朝友谊史上的这段佳话。
(本文作者为《金日成与张蔚华》一书的责任编辑)▲
金日成的话
“他为了我,为了朝鲜革命的司令部,为了朝中两国人民的共同事业,在枪炮声震耳欲聋的中华大地上,撇下妻子和彩虹般美丽的全部理想,壮烈地牺牲了……死有千情万状,其中最痛苦的莫过于自杀。前途无量的青年要自杀,更是需要非凡的果敢和狠心的。自古以来主动舍弃生命者,大有人在,然而,他们绝大多数是为自己而自杀的。而像张蔚华那样为别人而自杀的先例,是前所未有的。张蔚华的自尽可以说是舍己为人式牺牲中最崇高、最壮烈的牺牲……”
“活着的人同亡友之间的友情也能继续保持下去吗?每当有人这样问我的时候,我就回答说能保持下去。现在也这样回答。我对张蔚华一家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的情谊,在抚松举行的竖碑仪式,有力地证明这一回答是肯定的。
把纪念碑送走以后,我的心情轻松一些了。但是,即便竖起了千万个那样的纪念碑,难道能报答张蔚华为我捐躯的恩情吗?”
“活着的人不可忘记牺牲的人。只有生者不忘死者,他们的友情才是巩固的、真挚的和永恒的。如果活着的人忘记了已故的人,那么他们的友情就在那一刻归于寂灭。我认为,常常回忆已故的人,广泛宣传他们的业绩,细心照顾他们的后代,忠实地继承他们的遗志,是活着的对前一代人、对先烈、对已故革命同志应尽的情义。如果没有这种道义,就不会有历史和传统的真正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