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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放军装甲兵指挥学院原院长郭洪祥将军的介绍下，记者最近到北京复兴路26号大院采访了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原副院长、全国工程机械协会副理事长、江西籍将军郭振峰。
郭振峰的父亲郭应春是上世纪30年代初入伍的老红军，在江西革命根据地曾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的警卫员；新中国成立以后，曾任北京军区坦克一师师长、北京军区装甲兵副司令等重要职务。郭振峰从大学毕业以后，也一直在装甲兵系统工作，并被授予少将军衔。父亲是老红军，儿子是新中国新一代将军，父子俩都为我国的装甲兵事业不懈地贡献力量，在我数十年的采访和平时所接触到的人中，这是仅有的。
革命环境的教育与磨练
郭应春是江西泰和县冠朝镇大冈村老屋下人。1915年出生，1931年参加红军。在红军长征时，郭应春任侦察分队的侦察员。在艰苦的长征途中，他的腿受了伤，不能走路，只能爬行。周恩来途中看到后，关怀备至，把自己的担架让给了郭应春，使他能够顺利地到达遵义，并在遵义会议召开时及前后养伤两个月，恢复了身体，返回了部队。这事使他终生难忘，后向人介绍并写成《总理的担架》一文，被收入小学课本中。更使郭振峰不能忘怀的是，196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7国回来后，百忙中还抽出时间，在中南海西华厅家里请郭应春全家吃饭，并请他们观看电影《霓红灯下的哨兵》。周总理谈笑风生、平易近人、热情关怀的情景给郭振峰留下了深刻印象。
郭振峰将军至今保留着父亲的不少关于战争年代的珍贵材料。他给记者看郭应春于1983年3月写的5000来字的回忆文章《红二十九军进驻定边》。文章叙述了1936年红二十九军进驻定边的背景与任务、越过封锁线向定边挺进、开进定边城保卫边区以及1937年“双十二事变”以后的摩擦战斗和歼灭土匪范玉山等情况。定边地处陕西西北部，当时是陕西与内蒙、宁夏的物资交流的繁华地。郭应春时任红二十九军军部的侦察科长，他写的这些材料有的是亲身经历，有的是亲耳所闻，真实可靠，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郭振峰于1944年6月25日在延安出生。由于父亲是八路军团长，经常要行军打仗；母亲郭亚南也是1940年入伍的革命干部，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子女，郭振峰兄弟只能上幼儿园，生活在革命队伍的集体环境中。敌人来犯时，他们要转移。郭振峰说：“可以说我是在马背上长大的。电视连续剧《啊，摇篮》描写的就是我们当年生活的情景。晚上转移时为了不暴露目标，不能大声说话，小孩不许哭叫。”有一次转移时，幼小的郭振峰和弟弟分别坐在骡子背上的两个箩筐里。骡失前蹄，他从箩筐里掉了出来，朝路边的深渊滚下去。“一颗树挡住了，才捡回我一条命。”
父辈在江西苏区和长征路上与延安时期的故事和艰苦生活的锻炼，使郭振峰从小就受到良好的革命传统教育。
在人民解放军大学校里成长
1950年，郭振峰的父母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郭应春担任志愿军某师副师长，郭亚南担任师俘虏营教导员。郭振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在山西太原的育婴学校上幼儿园和小学。郭应春从朝鲜回国后，全家住在石家庄，郭振峰在石家庄第一中学念书。1960年，郭应春调北京。郭振峰考入北京市第八中学，1961年加入共青团，1963年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工业大学机械系精密仪器制造专业，1966年念大学三年级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8年，郭振峰大学毕业。按当时对大学毕业生的要求，他被分配到山西大同六十九军农场劳动。1969年，他入伍成为六十九军教导队的一员，不久调到北京军区坦克7师修理营当技师，这使他在大学所学专业有了用场。1971年，他被调到师后勤部当助理员，1973年调师后勤部战勤科当参谋，参加北京军区装甲兵第一期参谋训练班培训。在全军首次师级规模坦克演习中，他负责师后勤分队工作。由于工作出色，郭振峰于1974年调到坦克7师25团2营5连当连长。他在连长岗位上不仅能吃苦，而且一心扑在连队建设上，用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处处做战士的榜样。他的训练方法科学，不仅讲清“怎么做”，而且讲清“为什么要这样做”，全连军事训练成绩连年优秀，荣获军区装甲兵“训练先进连”光荣称号。战士们说，郭连长不仅训练抓得好，对我们也非常关心，没有干部子弟的架子，是我们的好连长。军区装甲兵领导来连队考察后说：“郭振峰是一个好苗子。”1976年，他被提升为团作训股股长（正营级）。
1977年，郭振峰被调任军委装甲兵司令员黄新廷的秘书。黄司令员还是装甲兵的党委书记，工作任务很重。作为秘书，郭振峰要为首长收集了解情况、陪首长到各地视察、准备会议文件和首长讲话稿等工作，也非常忙。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它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因工作需要，作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委装甲兵司令员黄新廷的秘书，郭振峰有幸清楚地了解这一重要会议的情况。这使他更加深刻地领会了重新确立的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伟大意义。
1980年，郭振峰调到军委装甲兵司令部军训处器材科任副科长（副团级），同时还做黄新廷司令员的秘书工作。直到1982年军委装甲兵撤销改为解放军总参谋部装甲兵部，郭振峰才离开黄司令员。黄司令员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对党、对人民、对军队的无限忠诚，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定性，很强的政治敏感性和政治鉴别力，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心，以及很高的领导水平和领导艺术，给郭振峰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从黄司令员身上学到不少优秀品质和工作经验、工作方法，这对他以后的工作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
1985年，郭振峰因任器材科副科长成绩突出，被提升为正团级；器材科的产品在全军训练模拟器材展览中，获一等奖，郭振峰也荣立三等功；他亲自研制成功的坦克稳定训练模拟器荣获全军科技进步二等奖。1988年，他被授予上校军衔。1992年，他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部兵种部训练保障局副局长（副师级），并被授予大校军衔。1993年9月至1996年7月，他到石家庄的陆军指挥学院学习，1999年又到长沙的国防科技大学学习了3个月的科技知识。这样，他的军事理论知识大大提高。1995年，他担任总参谋部兵种部装甲兵局副局长（正师级），1998年调任解放军总装备部通保部装甲兵局局长。
郭振峰在各级领导岗位上工作时，都能深入基层，特别是到艰苦的边远地区，如新疆、西藏、内蒙古等地，调查了解情况，为部队解决实际问题。黄新廷司令员等领导同志对他的评价是：政治立场坚定，能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一致；谦虚谨慎，团结同志；热爱部队工作，熟悉装甲兵业务；军政素质全面，具有很好的宏观谋划和组织协调能力。
在装甲兵工程学院的领导岗位上
1999年6月，郭振峰被调任装甲兵工程学院副院长（副军级）。2001年7月，他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新中国新一代不多的江西籍将军之一。
郭振峰副院长在新的领导岗位上主要负责学院的后勤保障和行政管理工作。他认真落实江泽民主席和中央军委关于军队社会化保障的指示，努力改善教职员工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学院面貌发生很大变化。装甲兵工程学院被解放军总后勤部选为东盟论坛会议代表和外宾的参观单位。2002年，出席东盟论坛会议的23个国家的38名武官和代表参观了学院。郭振峰副院长向他们介绍了学院经过3年改革取得的令人满意的成果，受到大家的赞赏。
郭振峰将军关注世界各国、特别是美英等发达国家和战乱地区的装甲兵情况，结合我军的实际，研究并发表了一批有分量的论文。他撰写的《提高我国坦克防护能力的思考》，在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分析了现代战场条件下坦克生存面临的重要威胁，强调了加强坦克主动式防护系统研究的重要性，特别提出了加强我军坦克防护系统应遵循的原则和技术途径。论文最后说：“采用主动式防护系统是提高坦克防护能力的必由之路，是现代战场条件下提高坦克战斗效能的关键，关系到陆军机械化部队的整体作战能力和未来发展。因此，在坦克主动防护系统的研究上，我们要敢于突破常规，大胆创造，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军发展的坦克防护道路。”
郭振峰将军曾担任永定河防汛指挥部副总指挥，为首都北京安全度汛作出了贡献。
郭振峰副院长十分关注江西的发展和变化，并尽力为江西作出贡献。他认为培养人才十分重要，提出并获上级批准，使装甲兵工程学院每年从江西招收的学员名额由一二十名增加到六七十名。
到国外考察访问
郭振峰曾先后到美国、英国、俄罗斯、以色列和刚果等国家考察和访问。在每个国家，他都认真听取人家介绍，细心观察了解情况，回国后写成文章或报告，供大家参考。他写的《以军装甲兵学校现状》，全面介绍了以色列装甲兵训练和学校建设情况，并提出了值得我军借鉴的建议。从英国考察剑桥、牛津等5所大学回来后，撰写了《英国主要大学学科建设的借鉴与思考》。访问俄罗斯回来后，将在俄拍摄的录像片编辑整理成《莫斯科之行》，受到解放军总参谋部外事局的好评。
泰国曾购买我国几十辆坦克，使用一段时间以后，有些有所损坏。郭振峰将军率团到泰国对此进行了考察，发现损坏的原因主要是使用不当造成的。郭将军提出了三条解决办法：1、将损坏的坦克运回中国修理；2、中国派技师带器材和零件到泰国来修理；3、在泰国建立修理厂修理。泰方认为郭将军分析得很有道理，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中国驻泰使馆武官为此十分高兴，认为这次访问很有成果。
他还不断向报纸等新闻媒体写稿，宣传报道装甲兵系统的优秀事迹和先进经验。仅《解放军报》头版头条就发表了他写的7篇报道。
在郭将军的书房里，除不少书籍外，记者还看到各种各样、大小不一的坦克模型。他家像一个小型坦克博物馆。谈起坦克，他绘声绘色，滔滔不绝，如数家珍。2002年11月底退休后，他除照顾80多岁的母亲和领导并参加全国工程机械协会的活动外，还关注着世界各国坦克的发展和动态，不时对有关单位提出一些建议和看法。他说：“我毕竟是干一辈子坦克事业的人。”
（作者系新华社记者）
责编/木艮
郭振峰的父亲郭应春是上世纪30年代初入伍的老红军，在江西革命根据地曾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的警卫员；新中国成立以后，曾任北京军区坦克一师师长、北京军区装甲兵副司令等重要职务。郭振峰从大学毕业以后，也一直在装甲兵系统工作，并被授予少将军衔。父亲是老红军，儿子是新中国新一代将军，父子俩都为我国的装甲兵事业不懈地贡献力量，在我数十年的采访和平时所接触到的人中，这是仅有的。
革命环境的教育与磨练
郭应春是江西泰和县冠朝镇大冈村老屋下人。1915年出生，1931年参加红军。在红军长征时，郭应春任侦察分队的侦察员。在艰苦的长征途中，他的腿受了伤，不能走路，只能爬行。周恩来途中看到后，关怀备至，把自己的担架让给了郭应春，使他能够顺利地到达遵义，并在遵义会议召开时及前后养伤两个月，恢复了身体，返回了部队。这事使他终生难忘，后向人介绍并写成《总理的担架》一文，被收入小学课本中。更使郭振峰不能忘怀的是，196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7国回来后，百忙中还抽出时间，在中南海西华厅家里请郭应春全家吃饭，并请他们观看电影《霓红灯下的哨兵》。周总理谈笑风生、平易近人、热情关怀的情景给郭振峰留下了深刻印象。
郭振峰将军至今保留着父亲的不少关于战争年代的珍贵材料。他给记者看郭应春于1983年3月写的5000来字的回忆文章《红二十九军进驻定边》。文章叙述了1936年红二十九军进驻定边的背景与任务、越过封锁线向定边挺进、开进定边城保卫边区以及1937年“双十二事变”以后的摩擦战斗和歼灭土匪范玉山等情况。定边地处陕西西北部，当时是陕西与内蒙、宁夏的物资交流的繁华地。郭应春时任红二十九军军部的侦察科长，他写的这些材料有的是亲身经历，有的是亲耳所闻，真实可靠，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郭振峰于1944年6月25日在延安出生。由于父亲是八路军团长，经常要行军打仗；母亲郭亚南也是1940年入伍的革命干部，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子女，郭振峰兄弟只能上幼儿园，生活在革命队伍的集体环境中。敌人来犯时，他们要转移。郭振峰说：“可以说我是在马背上长大的。电视连续剧《啊，摇篮》描写的就是我们当年生活的情景。晚上转移时为了不暴露目标，不能大声说话，小孩不许哭叫。”有一次转移时，幼小的郭振峰和弟弟分别坐在骡子背上的两个箩筐里。骡失前蹄，他从箩筐里掉了出来，朝路边的深渊滚下去。“一颗树挡住了，才捡回我一条命。”
父辈在江西苏区和长征路上与延安时期的故事和艰苦生活的锻炼，使郭振峰从小就受到良好的革命传统教育。
在人民解放军大学校里成长
1950年，郭振峰的父母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郭应春担任志愿军某师副师长，郭亚南担任师俘虏营教导员。郭振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在山西太原的育婴学校上幼儿园和小学。郭应春从朝鲜回国后，全家住在石家庄，郭振峰在石家庄第一中学念书。1960年，郭应春调北京。郭振峰考入北京市第八中学，1961年加入共青团，1963年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工业大学机械系精密仪器制造专业，1966年念大学三年级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8年，郭振峰大学毕业。按当时对大学毕业生的要求，他被分配到山西大同六十九军农场劳动。1969年，他入伍成为六十九军教导队的一员，不久调到北京军区坦克7师修理营当技师，这使他在大学所学专业有了用场。1971年，他被调到师后勤部当助理员，1973年调师后勤部战勤科当参谋，参加北京军区装甲兵第一期参谋训练班培训。在全军首次师级规模坦克演习中，他负责师后勤分队工作。由于工作出色，郭振峰于1974年调到坦克7师25团2营5连当连长。他在连长岗位上不仅能吃苦，而且一心扑在连队建设上，用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处处做战士的榜样。他的训练方法科学，不仅讲清“怎么做”，而且讲清“为什么要这样做”，全连军事训练成绩连年优秀，荣获军区装甲兵“训练先进连”光荣称号。战士们说，郭连长不仅训练抓得好，对我们也非常关心，没有干部子弟的架子，是我们的好连长。军区装甲兵领导来连队考察后说：“郭振峰是一个好苗子。”1976年，他被提升为团作训股股长（正营级）。
1977年，郭振峰被调任军委装甲兵司令员黄新廷的秘书。黄司令员还是装甲兵的党委书记，工作任务很重。作为秘书，郭振峰要为首长收集了解情况、陪首长到各地视察、准备会议文件和首长讲话稿等工作，也非常忙。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它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因工作需要，作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委装甲兵司令员黄新廷的秘书，郭振峰有幸清楚地了解这一重要会议的情况。这使他更加深刻地领会了重新确立的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伟大意义。
1980年，郭振峰调到军委装甲兵司令部军训处器材科任副科长（副团级），同时还做黄新廷司令员的秘书工作。直到1982年军委装甲兵撤销改为解放军总参谋部装甲兵部，郭振峰才离开黄司令员。黄司令员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对党、对人民、对军队的无限忠诚，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定性，很强的政治敏感性和政治鉴别力，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心，以及很高的领导水平和领导艺术，给郭振峰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从黄司令员身上学到不少优秀品质和工作经验、工作方法，这对他以后的工作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
1985年，郭振峰因任器材科副科长成绩突出，被提升为正团级；器材科的产品在全军训练模拟器材展览中，获一等奖，郭振峰也荣立三等功；他亲自研制成功的坦克稳定训练模拟器荣获全军科技进步二等奖。1988年，他被授予上校军衔。1992年，他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部兵种部训练保障局副局长（副师级），并被授予大校军衔。1993年9月至1996年7月，他到石家庄的陆军指挥学院学习，1999年又到长沙的国防科技大学学习了3个月的科技知识。这样，他的军事理论知识大大提高。1995年，他担任总参谋部兵种部装甲兵局副局长（正师级），1998年调任解放军总装备部通保部装甲兵局局长。
郭振峰在各级领导岗位上工作时，都能深入基层，特别是到艰苦的边远地区，如新疆、西藏、内蒙古等地，调查了解情况，为部队解决实际问题。黄新廷司令员等领导同志对他的评价是：政治立场坚定，能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一致；谦虚谨慎，团结同志；热爱部队工作，熟悉装甲兵业务；军政素质全面，具有很好的宏观谋划和组织协调能力。
在装甲兵工程学院的领导岗位上
1999年6月，郭振峰被调任装甲兵工程学院副院长（副军级）。2001年7月，他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新中国新一代不多的江西籍将军之一。
郭振峰副院长在新的领导岗位上主要负责学院的后勤保障和行政管理工作。他认真落实江泽民主席和中央军委关于军队社会化保障的指示，努力改善教职员工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学院面貌发生很大变化。装甲兵工程学院被解放军总后勤部选为东盟论坛会议代表和外宾的参观单位。2002年，出席东盟论坛会议的23个国家的38名武官和代表参观了学院。郭振峰副院长向他们介绍了学院经过3年改革取得的令人满意的成果，受到大家的赞赏。
郭振峰将军关注世界各国、特别是美英等发达国家和战乱地区的装甲兵情况，结合我军的实际，研究并发表了一批有分量的论文。他撰写的《提高我国坦克防护能力的思考》，在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分析了现代战场条件下坦克生存面临的重要威胁，强调了加强坦克主动式防护系统研究的重要性，特别提出了加强我军坦克防护系统应遵循的原则和技术途径。论文最后说：“采用主动式防护系统是提高坦克防护能力的必由之路，是现代战场条件下提高坦克战斗效能的关键，关系到陆军机械化部队的整体作战能力和未来发展。因此，在坦克主动防护系统的研究上，我们要敢于突破常规，大胆创造，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军发展的坦克防护道路。”
郭振峰将军曾担任永定河防汛指挥部副总指挥，为首都北京安全度汛作出了贡献。
郭振峰副院长十分关注江西的发展和变化，并尽力为江西作出贡献。他认为培养人才十分重要，提出并获上级批准，使装甲兵工程学院每年从江西招收的学员名额由一二十名增加到六七十名。
到国外考察访问
郭振峰曾先后到美国、英国、俄罗斯、以色列和刚果等国家考察和访问。在每个国家，他都认真听取人家介绍，细心观察了解情况，回国后写成文章或报告，供大家参考。他写的《以军装甲兵学校现状》，全面介绍了以色列装甲兵训练和学校建设情况，并提出了值得我军借鉴的建议。从英国考察剑桥、牛津等5所大学回来后，撰写了《英国主要大学学科建设的借鉴与思考》。访问俄罗斯回来后，将在俄拍摄的录像片编辑整理成《莫斯科之行》，受到解放军总参谋部外事局的好评。
泰国曾购买我国几十辆坦克，使用一段时间以后，有些有所损坏。郭振峰将军率团到泰国对此进行了考察，发现损坏的原因主要是使用不当造成的。郭将军提出了三条解决办法：1、将损坏的坦克运回中国修理；2、中国派技师带器材和零件到泰国来修理；3、在泰国建立修理厂修理。泰方认为郭将军分析得很有道理，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中国驻泰使馆武官为此十分高兴，认为这次访问很有成果。
他还不断向报纸等新闻媒体写稿，宣传报道装甲兵系统的优秀事迹和先进经验。仅《解放军报》头版头条就发表了他写的7篇报道。
在郭将军的书房里，除不少书籍外，记者还看到各种各样、大小不一的坦克模型。他家像一个小型坦克博物馆。谈起坦克，他绘声绘色，滔滔不绝，如数家珍。2002年11月底退休后，他除照顾80多岁的母亲和领导并参加全国工程机械协会的活动外，还关注着世界各国坦克的发展和动态，不时对有关单位提出一些建议和看法。他说：“我毕竟是干一辈子坦克事业的人。”
（作者系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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