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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29日,一名富士康公司员工从其深圳龙华工业园区14楼的宿舍坠楼身亡。这是一个月来富士康公司的第三起自杀案。不光是富士康,近年来包括华为在内的一些著名企业也都曾出现员工自杀的事件,这曾让华为总裁任正非寝食难安。在给员工的一封信中,任正非表达了自己的不解和疑惑:“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员工积极、开放、正派地面对人生?我思考再三,不得其解。”
当然,更让任正非焦急的,是因自杀事件引起的全社会对华为的讨伐。富士康也因此背上了“血汗工厂”的恶名。员工选择走上绝路,企业有无法推脱的责任。
工作压力,极端事件的主因
2008年央视经济频道和北京盛心阳光心理咨询公司联合做了一个有关职场心理的调查,在对进入“CCTV最佳雇主调查”前20家名单企业的3552名员工所做的问卷调查显示:有4.4%的员工,在半年时间内曾经有过要自杀的念头,有0.7%的人曾经尝试过自杀。这个数据让我们颇为震惊。
一份来自权威部门的调查资料显示在近二十多年来,可统计的企业家及企业高管中就有1200名死于自杀。2009年《白领健康调查研究报告》显示:超过九成白领存在不同程度心理压力,14%的男性白领称“目前压力很大,已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
在这些自杀事件中,有男有女,有高管,有普通员工,有挣钱多的,有挣钱少的,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自杀原因都与工作和生活压力有直接关系。相比过去多数自杀案的直接诱因是情感纠葛和家庭纠纷,这个变化相当明显。
现在一些媒体会把自杀事件和生活贫困紧密联系在一起。其实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以日本为例,社会早已解决了贫困问题,政府提供了全面的社会保障,但自杀数字依然居高不下,现在平均每年有三万人自杀,按人口平均比中国高将近一倍。在中国每年20万左右的自杀者中,结构也在发生大的变化。以前农村妇女占到了自杀人数的80%,而现在这个比率明显下降。与此同时,职工、尤其是男性职工的自杀比例在不断提高。
自杀来源于压力,压力来源于社会对人的价值判断。工业化社会总体上给了一种单一的成功评判标准。财富获取上的成功,地位上的成功,被当成人生惟一的奋斗目标,如果没有达到,这样的人生就是不值得过的人生。在这种价值判断下,大部分人都不得不背上了沉重的压力。
不堪重负的年轻一代
在公司中,由于竞争激烈,加上企业严格的考核和奖惩制度,使得这种对比更进一步被放大。在和别人相比时,人们很容易产生强烈的挫败感。因此不是失败本身,而是失败感,造就了自杀案的提高和人们普遍的不幸福感。
当然对于任何一家公司来说,都不可能因为员工的压力大而放松对业绩的追求、对管理制度的严格执行。但如果雇主能同时重视在企业文化中注入人文关怀,则有助于将一些恶性事件的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
以去年富士康的孙丹勇案为例。刚进入公司不久的大学生孙丹勇从生产线拿到手机,清点数量后暂存。第二天,孙丹勇打开纸箱让提货人确认数量,随后有事离开现场,回来后清点发现少一台手机。寻找无果孙上报了主管。结果孙遭到粗暴对待,三名富士康员工直接到孙丹勇租住房屋搜查,并多次威逼胁迫孙丹勇要其交出样机。
就这样,一起制造型企业经常发生的货品丢失案,在基层管理者的粗暴操作下演变成了一桩命案。
而这种粗暴的管理存在于大量企业之中。与以往员工选择忍气吞声态度不同的是,面对着巨大生存压力和成功压力,整个社会的浮躁感强烈地影响着职场新人们的心理状态。在以往被看成能忍则忍的事件,今天就可能成为导致员工的自杀甚至杀人的极端事件。
令人担忧的是,不少企业对此却毫无准备,依然延续过去的粗放、粗鲁、粗暴的管理模式。
承担员工的解压责任
自杀是极端个案,虽然在大部分企业中发生的概率不大,但由于员工压力过大导致的组织氛围恶化,工作效率降低却比比皆是。很多企业看似精准、科学的管理制度却并不能创造良好的业绩,原因就在于此。
除了转变管理理念和方式,一些企业已开始向专业心理咨询机构购买心理咨询服务。在这些企业里,任何一个员工都可以随时向心理专家求助。这样的服务已经解救了不少有自杀倾向的员工。
一位从事这项服务的心理学家向我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主管非常焦急地给心理专家打电话,因为他坚信自己的下属最近产生了明显的厌世情绪和自杀倾向:该员工曾提到“活着没意思”,后来就连续几天请假,几位与该员工关系较好的同事发现该员工完全切断了自己与外界的联系,而且连续好几天把自己关在家里闭门不出。
主管很焦急,希望专家给出一些建议。咨询师建议主管先和员工沟通并向其推荐心理咨询帮助,但随后发现该员工不愿意接受这个服务,于是专家协助主管采取了紧急措施。通过权威机构的介入,在员工同意的基础上,由同事陪同进行精神科的诊断和药物治疗。最后,通过双方的配合,该员工的生命安全得到了保障,并自愿进行了进一步治疗。
最近几年,抑郁症的发生率越来越多,但90%的抑郁症患者没有接受过心理治疗。这些抑郁患者,很可能成为下一个自杀者。企业通过引入心理咨询服务,防患于未然,是一项非常值得考虑的员工福利。
现在看来,为员工减压,防患于未然,已经不再是一项可有可无的工作。而应当是像企业对劳动安全问题一样对待的基础性工作。这既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也应该成为企业文化建设和管理理念的一部分。
(本文作者系央视经济频道《今日观察》评论员)
责任编辑:李 源
当然,更让任正非焦急的,是因自杀事件引起的全社会对华为的讨伐。富士康也因此背上了“血汗工厂”的恶名。员工选择走上绝路,企业有无法推脱的责任。
工作压力,极端事件的主因
2008年央视经济频道和北京盛心阳光心理咨询公司联合做了一个有关职场心理的调查,在对进入“CCTV最佳雇主调查”前20家名单企业的3552名员工所做的问卷调查显示:有4.4%的员工,在半年时间内曾经有过要自杀的念头,有0.7%的人曾经尝试过自杀。这个数据让我们颇为震惊。
一份来自权威部门的调查资料显示在近二十多年来,可统计的企业家及企业高管中就有1200名死于自杀。2009年《白领健康调查研究报告》显示:超过九成白领存在不同程度心理压力,14%的男性白领称“目前压力很大,已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
在这些自杀事件中,有男有女,有高管,有普通员工,有挣钱多的,有挣钱少的,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自杀原因都与工作和生活压力有直接关系。相比过去多数自杀案的直接诱因是情感纠葛和家庭纠纷,这个变化相当明显。
现在一些媒体会把自杀事件和生活贫困紧密联系在一起。其实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以日本为例,社会早已解决了贫困问题,政府提供了全面的社会保障,但自杀数字依然居高不下,现在平均每年有三万人自杀,按人口平均比中国高将近一倍。在中国每年20万左右的自杀者中,结构也在发生大的变化。以前农村妇女占到了自杀人数的80%,而现在这个比率明显下降。与此同时,职工、尤其是男性职工的自杀比例在不断提高。
自杀来源于压力,压力来源于社会对人的价值判断。工业化社会总体上给了一种单一的成功评判标准。财富获取上的成功,地位上的成功,被当成人生惟一的奋斗目标,如果没有达到,这样的人生就是不值得过的人生。在这种价值判断下,大部分人都不得不背上了沉重的压力。
不堪重负的年轻一代
在公司中,由于竞争激烈,加上企业严格的考核和奖惩制度,使得这种对比更进一步被放大。在和别人相比时,人们很容易产生强烈的挫败感。因此不是失败本身,而是失败感,造就了自杀案的提高和人们普遍的不幸福感。
当然对于任何一家公司来说,都不可能因为员工的压力大而放松对业绩的追求、对管理制度的严格执行。但如果雇主能同时重视在企业文化中注入人文关怀,则有助于将一些恶性事件的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
以去年富士康的孙丹勇案为例。刚进入公司不久的大学生孙丹勇从生产线拿到手机,清点数量后暂存。第二天,孙丹勇打开纸箱让提货人确认数量,随后有事离开现场,回来后清点发现少一台手机。寻找无果孙上报了主管。结果孙遭到粗暴对待,三名富士康员工直接到孙丹勇租住房屋搜查,并多次威逼胁迫孙丹勇要其交出样机。
就这样,一起制造型企业经常发生的货品丢失案,在基层管理者的粗暴操作下演变成了一桩命案。
而这种粗暴的管理存在于大量企业之中。与以往员工选择忍气吞声态度不同的是,面对着巨大生存压力和成功压力,整个社会的浮躁感强烈地影响着职场新人们的心理状态。在以往被看成能忍则忍的事件,今天就可能成为导致员工的自杀甚至杀人的极端事件。
令人担忧的是,不少企业对此却毫无准备,依然延续过去的粗放、粗鲁、粗暴的管理模式。
承担员工的解压责任
自杀是极端个案,虽然在大部分企业中发生的概率不大,但由于员工压力过大导致的组织氛围恶化,工作效率降低却比比皆是。很多企业看似精准、科学的管理制度却并不能创造良好的业绩,原因就在于此。
除了转变管理理念和方式,一些企业已开始向专业心理咨询机构购买心理咨询服务。在这些企业里,任何一个员工都可以随时向心理专家求助。这样的服务已经解救了不少有自杀倾向的员工。
一位从事这项服务的心理学家向我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主管非常焦急地给心理专家打电话,因为他坚信自己的下属最近产生了明显的厌世情绪和自杀倾向:该员工曾提到“活着没意思”,后来就连续几天请假,几位与该员工关系较好的同事发现该员工完全切断了自己与外界的联系,而且连续好几天把自己关在家里闭门不出。
主管很焦急,希望专家给出一些建议。咨询师建议主管先和员工沟通并向其推荐心理咨询帮助,但随后发现该员工不愿意接受这个服务,于是专家协助主管采取了紧急措施。通过权威机构的介入,在员工同意的基础上,由同事陪同进行精神科的诊断和药物治疗。最后,通过双方的配合,该员工的生命安全得到了保障,并自愿进行了进一步治疗。
最近几年,抑郁症的发生率越来越多,但90%的抑郁症患者没有接受过心理治疗。这些抑郁患者,很可能成为下一个自杀者。企业通过引入心理咨询服务,防患于未然,是一项非常值得考虑的员工福利。
现在看来,为员工减压,防患于未然,已经不再是一项可有可无的工作。而应当是像企业对劳动安全问题一样对待的基础性工作。这既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也应该成为企业文化建设和管理理念的一部分。
(本文作者系央视经济频道《今日观察》评论员)
责任编辑:李 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