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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时光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头，迎来了全国“两会”。
这是审议“十二五”规划的会议，这是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会议，这是力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会议。
民生与民心
《做大切好财富大蛋糕——代表委员建言收入差距、垄断利润、国民共富三大话题》，这是新华社3月2日刊播的“两会新华视点”电讯。把财富这个“大蛋糕”做大，而且还要把这蛋糕切好分好——这是一个十分形象、非常贴切的比喻。
相比于过去，毫无疑问，我们在总体上都更加富裕了。也就是说，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把财富这个大蛋糕做得相当大，国家统计局刚发布的2010年统计公报表明，我国去年GDP为397983亿元，比上年增长10.3%。GDP近40万亿，超过了日本，成为居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财富大蛋糕越大，民生的“大本营”才能越牢靠；在这里，国民财富无疑是一个前提、一个基础。
但是，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处依然存在，收入差距大，垄断利润高，“上下俱富”的国民共富理想尚未达到，这无疑成了公众关心关注的焦点。政协委员迟福林说得好：“国民共富是国家发展的目标，要把百姓的蛋糕做大切好。”是的，政府确实应该确立两大方面的约束性指标：一是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二是劳动者报酬的增长，以确保城乡居民收入赶上GDP的增速。
公民收入差距太大、国民共富程度不高，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会引起人心不满、社会不安的，因为那与社会文明、公众福祉相背离。早在1906年，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就说，“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若干年之后的1912年，他在上海南京路同盟会机关的演说中又说到：“夫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义者，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耳，反对少数人占经济之势力，垄断社会之富源耳。”这是革命先行者深刻的洞见。所以，生民平等、民生公平，是我们巩固民生大本营的必由之路径。
“建设之首要在民生”。这是孙中山先生的理念。1924年，他在“民生主义”第一讲中明晰地讲到：“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之后他还说：“民生就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因为民生不遂，所以社会的文明不能发达……社会中的各种变态都是果，民生问题才是因。”民生维系着民心，民生问题处理不好不到位，民生建设不佳不给力，不仅使民众失去幸福感，而且会失去社会安稳发展的原动力。
国计民生，民生国计——民生就是国家的真正大计。
保障的一体化和公平化
城乡社会保障，需要通过一体化来实现公平化。比如医保这一块，现在农村建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解决了很多农村社会矛盾，“农民看病也能报销医药费”的好处深得民心，但一年几十元的“新农合”是很低水平的保障，与城市的总体保障水平相差甚远。农民，尤其是普通家庭的孩子，一旦得了大病，基本上还是走投无路。在微博上常常出现这类求助帖，可见大病医保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从医疗资源看，我国7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从医保等社保费用看，更是大头集中在城市。这是巨大的城乡差距。同时，我国还有大量贫困人口、大片贫困地区在农村。政协委员沈雯就建议提高贫困线，现有的贫困线——人均年纯收入1196元，至少应翻番至2400元。低水平的贫困线，使上亿人仅仅是在书面数字上“被脱贫”。温饱都未解决，何谈社会保障？哪来的内需消费能在他们身上“拉动”？
人与人之间的能力有差距，个人在社会上的成就大小肯定不同。但是，由政府提供的保障，应该追求公益性、公平性，“一视同仁”才是最宝贵的。
改革成果，国民共享；保障短板，国家拉长。公共产品短缺、公共服务不均衡问题，若想得到有效解决，亟须政府尽快转型——由经济建设型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
被幸福VS被发展
“否则就可能出现老百姓‘被幸福’‘被发展’的现象。”3月4日新华社一则“两会”电讯的最后，引述了政协委员孙南申的话，说的是“基尼系数”这量化数字，如何统计大有讲究，须由权威、独立的机构来判定，“不能让被考核者自说自话，也不能盲目攀比排名”。
代表委员提出，当前应更加重视收入分配改革，重视缩小贫富差距，将“基尼系数”等社会发展指标纳入政府考核体系。“基尼系数”是收入分配差异指标，数值最小为“0”，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均，最大为“1”，表示绝对不平均，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警戒线”。
政协主席贾庆林做工作报告时就提出，要继续关注和促进民生改善，“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目的就是缩小贫富差距，这是民生改善必须翻越的“坎”，要在发展中逐步解决，使全体百姓都能过上幸福的好日子。
幸福不是“被幸福”，发展不是“被发展”。百姓不需要“被”——没有“被”，才有“真”。如果只在统计数字中“发展与幸福”，那么这个“发展与幸福”也来得太容易了。国家统计局给“两会”新闻中心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31省市区GDP之和超全国总量近3.5万亿。全国总量不到40万亿，这里的“超量”还真是不少。除了因统计口径而重复计算外，毋庸讳言，“水分”是个重要原因。一级一级往上报的数字，一定要真实“统计”出来，而避免“定夺”出来。
发展本身也是个相对概念，需要“相对论”。比如有个民间说法：“过去百万是富翁，现在百万算贫穷。”这是指家庭财富不同时期的收支比——确实，现在如果你的家当总共只有一百万的话，那基本就是个中低收入的无房户；生一场大病，就立刻返贫。这“大数字”离幸福感也颇远，那么“浮云”般夸大的数字，距离百姓幸福感就更远了。
有保障，才会有幸福；有尊严，才会有幸福。《“让人民幸福”成今年两会新词》，这是3月4日《参考消息》头条的大标题，集纳了外媒有关报道。幸福感、幸福指数、他为人民谋幸福，其实都是老语词。因为要考核“使人民幸福”的能力，所以官员感到有压力。为官为政不能是“他为自己谋幸福”。更重要的是，幸福不是“让”幸福，若是“让”，那也可以“不让”。
从8%变为7%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经过未来五年努力，实现“十二五”规划的各项目标，我国的综合国力就会有更大的提升，人民生活就会有更大的改善，国家面貌就会发生更大的变化。
公众有诸多现实期待，回应也非常实在。面对CPI在高位徘徊、通胀压力巨大，稳定物价总水平成了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面对高房价、“居不易”，今年全国要开工建设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住房共1000万套；面对收入低、差距大、消费弱，则有“着力提高城乡低收入群众的基本收入，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来应对……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左右；“十二五”年均增7%，2015年GDP超55万亿元。从8%变为7%，别看只降低一个百分点，已初见追求GDP的态度有所变化。我们当然期待今后“保七”比“保八”轻松些，让各地政府腾出更多的精力用于改善民生，逐步摆脱“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怪圈……
面朝未来，谁都希望“春暖花开”。但是当今中国，恰好处在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特殊时期。就劳动力领域看，我们很可能要迎来“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转折；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瑟·刘易斯提出的理论，中国现今的“用工荒”与此不无关系。
智者聚集，集思广益；齐心协力，破解难题。经济增长“一俊遮百丑”迟早要成为历史，民富优先，正确导向；追求公平，恒久发展。
共和国是法律的王国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吴邦国委员长庄重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新华社3月10日电）
截至2011年2月，我国现行有效法律共有239件，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性法规近8600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基本做到有法可依。
一个法治国家，首先要做到有法律，法律还要完备，还要形成体系。但“形成体系”并不意味着什么法律都有了，今后就不用立法了。不是的，法律从来都是与时共进的产物；有些已有的法律，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也要不断修订完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说得好：法律体系的形成只是完成了一个阶段性的目标，今后的工作会更艰巨，难度会更大。
“共和国是法律的王国而不是人的王国”，这是英国著名政治法律思想家詹姆士·哈林顿的法律名言。哈林顿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思想家，他通过名著《大洋国》来阐述共和制的思想，表达了“共和国是法律的王国而不是人的王国”这一脍炙人口的重要命题。这一经典命题，也反映了亚里士多德等法治主义先驱对后世的影响力。理想的共和国，一定是“法律的王国”，而不是“人的王国”——即“人治的王国”。哈林顿的理想的共和国中，执政官在公布典章制度时，标明了两个大字——自由；自由是共和国的价值追求，但要实现这一价值目标，则必须依赖于法律。
有了好的法律和法律体系，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才能长治久安。法治永远胜过人治。这是基本的法治常识，也是我们致力于法律体系建设的出发点和原动力。
法律是必须被尊重、被信仰的。如果有了法律，但被弃之不顾，那么法律就形同虚设。我们有一句很通俗的话，就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物权法出来后，有些权力中人却置之不顾，肆意侵害公民的物权。执法者知法犯法，是任何一个法治国家所不容许的。一个普通百姓犯法，那大抵是个人的事；而一个执法者犯法，所损害的则是国家的司法形象和法律尊严。在这一方面，执法者还真是不能“把自己等同于百姓”的。
共和国，更应该是认真严格执行法律的王国。
（作者单位：杭州都市快报）
这是审议“十二五”规划的会议，这是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会议，这是力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会议。
民生与民心
《做大切好财富大蛋糕——代表委员建言收入差距、垄断利润、国民共富三大话题》，这是新华社3月2日刊播的“两会新华视点”电讯。把财富这个“大蛋糕”做大，而且还要把这蛋糕切好分好——这是一个十分形象、非常贴切的比喻。
相比于过去，毫无疑问，我们在总体上都更加富裕了。也就是说，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把财富这个大蛋糕做得相当大，国家统计局刚发布的2010年统计公报表明，我国去年GDP为397983亿元，比上年增长10.3%。GDP近40万亿，超过了日本，成为居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财富大蛋糕越大，民生的“大本营”才能越牢靠；在这里，国民财富无疑是一个前提、一个基础。
但是，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处依然存在，收入差距大，垄断利润高，“上下俱富”的国民共富理想尚未达到，这无疑成了公众关心关注的焦点。政协委员迟福林说得好：“国民共富是国家发展的目标，要把百姓的蛋糕做大切好。”是的，政府确实应该确立两大方面的约束性指标：一是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二是劳动者报酬的增长，以确保城乡居民收入赶上GDP的增速。
公民收入差距太大、国民共富程度不高，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会引起人心不满、社会不安的，因为那与社会文明、公众福祉相背离。早在1906年，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就说，“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若干年之后的1912年，他在上海南京路同盟会机关的演说中又说到：“夫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义者，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耳，反对少数人占经济之势力，垄断社会之富源耳。”这是革命先行者深刻的洞见。所以，生民平等、民生公平，是我们巩固民生大本营的必由之路径。
“建设之首要在民生”。这是孙中山先生的理念。1924年，他在“民生主义”第一讲中明晰地讲到：“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之后他还说：“民生就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因为民生不遂，所以社会的文明不能发达……社会中的各种变态都是果，民生问题才是因。”民生维系着民心，民生问题处理不好不到位，民生建设不佳不给力，不仅使民众失去幸福感，而且会失去社会安稳发展的原动力。
国计民生，民生国计——民生就是国家的真正大计。
保障的一体化和公平化
城乡社会保障，需要通过一体化来实现公平化。比如医保这一块，现在农村建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解决了很多农村社会矛盾，“农民看病也能报销医药费”的好处深得民心，但一年几十元的“新农合”是很低水平的保障，与城市的总体保障水平相差甚远。农民，尤其是普通家庭的孩子，一旦得了大病，基本上还是走投无路。在微博上常常出现这类求助帖，可见大病医保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从医疗资源看，我国7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从医保等社保费用看，更是大头集中在城市。这是巨大的城乡差距。同时，我国还有大量贫困人口、大片贫困地区在农村。政协委员沈雯就建议提高贫困线，现有的贫困线——人均年纯收入1196元，至少应翻番至2400元。低水平的贫困线，使上亿人仅仅是在书面数字上“被脱贫”。温饱都未解决，何谈社会保障？哪来的内需消费能在他们身上“拉动”？
人与人之间的能力有差距，个人在社会上的成就大小肯定不同。但是，由政府提供的保障，应该追求公益性、公平性，“一视同仁”才是最宝贵的。
改革成果，国民共享；保障短板，国家拉长。公共产品短缺、公共服务不均衡问题，若想得到有效解决，亟须政府尽快转型——由经济建设型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
被幸福VS被发展
“否则就可能出现老百姓‘被幸福’‘被发展’的现象。”3月4日新华社一则“两会”电讯的最后，引述了政协委员孙南申的话，说的是“基尼系数”这量化数字，如何统计大有讲究，须由权威、独立的机构来判定，“不能让被考核者自说自话，也不能盲目攀比排名”。
代表委员提出，当前应更加重视收入分配改革，重视缩小贫富差距，将“基尼系数”等社会发展指标纳入政府考核体系。“基尼系数”是收入分配差异指标，数值最小为“0”，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均，最大为“1”，表示绝对不平均，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警戒线”。
政协主席贾庆林做工作报告时就提出，要继续关注和促进民生改善，“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目的就是缩小贫富差距，这是民生改善必须翻越的“坎”，要在发展中逐步解决，使全体百姓都能过上幸福的好日子。
幸福不是“被幸福”，发展不是“被发展”。百姓不需要“被”——没有“被”，才有“真”。如果只在统计数字中“发展与幸福”，那么这个“发展与幸福”也来得太容易了。国家统计局给“两会”新闻中心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31省市区GDP之和超全国总量近3.5万亿。全国总量不到40万亿，这里的“超量”还真是不少。除了因统计口径而重复计算外，毋庸讳言，“水分”是个重要原因。一级一级往上报的数字，一定要真实“统计”出来，而避免“定夺”出来。
发展本身也是个相对概念，需要“相对论”。比如有个民间说法：“过去百万是富翁，现在百万算贫穷。”这是指家庭财富不同时期的收支比——确实，现在如果你的家当总共只有一百万的话，那基本就是个中低收入的无房户；生一场大病，就立刻返贫。这“大数字”离幸福感也颇远，那么“浮云”般夸大的数字，距离百姓幸福感就更远了。
有保障，才会有幸福；有尊严，才会有幸福。《“让人民幸福”成今年两会新词》，这是3月4日《参考消息》头条的大标题，集纳了外媒有关报道。幸福感、幸福指数、他为人民谋幸福，其实都是老语词。因为要考核“使人民幸福”的能力，所以官员感到有压力。为官为政不能是“他为自己谋幸福”。更重要的是，幸福不是“让”幸福，若是“让”，那也可以“不让”。
从8%变为7%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经过未来五年努力，实现“十二五”规划的各项目标，我国的综合国力就会有更大的提升，人民生活就会有更大的改善，国家面貌就会发生更大的变化。
公众有诸多现实期待，回应也非常实在。面对CPI在高位徘徊、通胀压力巨大，稳定物价总水平成了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面对高房价、“居不易”，今年全国要开工建设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住房共1000万套；面对收入低、差距大、消费弱，则有“着力提高城乡低收入群众的基本收入，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来应对……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左右；“十二五”年均增7%，2015年GDP超55万亿元。从8%变为7%，别看只降低一个百分点，已初见追求GDP的态度有所变化。我们当然期待今后“保七”比“保八”轻松些，让各地政府腾出更多的精力用于改善民生，逐步摆脱“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怪圈……
面朝未来，谁都希望“春暖花开”。但是当今中国，恰好处在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特殊时期。就劳动力领域看，我们很可能要迎来“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转折；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瑟·刘易斯提出的理论，中国现今的“用工荒”与此不无关系。
智者聚集，集思广益；齐心协力，破解难题。经济增长“一俊遮百丑”迟早要成为历史，民富优先，正确导向；追求公平，恒久发展。
共和国是法律的王国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吴邦国委员长庄重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新华社3月10日电）
截至2011年2月，我国现行有效法律共有239件，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性法规近8600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基本做到有法可依。
一个法治国家，首先要做到有法律，法律还要完备，还要形成体系。但“形成体系”并不意味着什么法律都有了，今后就不用立法了。不是的，法律从来都是与时共进的产物；有些已有的法律，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也要不断修订完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说得好：法律体系的形成只是完成了一个阶段性的目标，今后的工作会更艰巨，难度会更大。
“共和国是法律的王国而不是人的王国”，这是英国著名政治法律思想家詹姆士·哈林顿的法律名言。哈林顿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思想家，他通过名著《大洋国》来阐述共和制的思想，表达了“共和国是法律的王国而不是人的王国”这一脍炙人口的重要命题。这一经典命题，也反映了亚里士多德等法治主义先驱对后世的影响力。理想的共和国，一定是“法律的王国”，而不是“人的王国”——即“人治的王国”。哈林顿的理想的共和国中，执政官在公布典章制度时，标明了两个大字——自由；自由是共和国的价值追求，但要实现这一价值目标，则必须依赖于法律。
有了好的法律和法律体系，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才能长治久安。法治永远胜过人治。这是基本的法治常识，也是我们致力于法律体系建设的出发点和原动力。
法律是必须被尊重、被信仰的。如果有了法律，但被弃之不顾，那么法律就形同虚设。我们有一句很通俗的话，就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物权法出来后，有些权力中人却置之不顾，肆意侵害公民的物权。执法者知法犯法，是任何一个法治国家所不容许的。一个普通百姓犯法，那大抵是个人的事；而一个执法者犯法，所损害的则是国家的司法形象和法律尊严。在这一方面，执法者还真是不能“把自己等同于百姓”的。
共和国，更应该是认真严格执行法律的王国。
（作者单位：杭州都市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