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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时代变动的中外儒学研究，恰如一面镜子，照透了诸多研究者身后的“理论预设”。第一，儒学虽与原始神道同源，但终究与玄学和宗教，流为二事，自觉长成东方式的知识体系；它也不会因为被标举成某种“国学”，就越发显得尊严别致。第二，政治史决定儒学史。缘饰吏事，多是中国士绅的世纪噩梦。儒学政治化实难负儒学现代化之重任。第三，经济文化学崛起后，东亚儒学遂成宠物。但生成于农业母体的儒学，在市场经济主流下的命运归宿，才是真挑战。总之，以儒学为道具，学界虽屡有新见，但与儒学何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