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我收到过一封信，这是江苏省太仓县的一个女工读了我的《家庭》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婚姻的死亡与抢救》的文章后向我反映的情况。这件事一直压在我的心头，此后成为我下决心研究性科学的一个动力。
　　她在17岁的时候，由父母包办，嫁给了一个23岁的男人。他们没有感情，丈夫的性格又十分粗暴，可是因为收了人家的彩礼，第二年又生了女儿，离婚是不可能了。过了两年，她在工作中认识了一个男青年，以后两人逐渐产生了感情，终于在一个晚上发生了婚外性关系。他们十分恩爱，相见恨晚，但是深知这辈子成夫妻是不可能的，只有寄希望于来世了。他们的这种关系保持了16年，可是有一天不幸被丈夫发现了，于是这位妇女一下子坠入痛苦的深渊。丈夫又打又骂，不能谅解，在家里叫她下跪，而她则终日以泪洗面。在这长达6而的来信最后，她问我：“对我这已经死亡的婚姻，我该怎么办?”
　　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妇女痛苦得扭曲了的脸。我深深地同情她，我必须尽快地给她回信。但是，我写什么好呢?如果我公开地流露自己的同情，人家会不会说上海大学《社会》杂志的副主编同情“通奸”呢?我思之再三，只好复了她一封含含糊糊的信：一方面向她表示某种程度的同情，另一方面又说这种事总归不太好，还是应该先离婚寻找称心合意的男人——这种话我知道是空话、废话，如果她能离婚，就早离了，还等到今在?这种言不由衷的话有什么用，比白开水还没用。
　　我感到理论是多么苍白无力，我自己是多么无能!
　　我感到自己似乎是欠了这位妇女一笔债，我把她的来信保存好，而且有时在讲课中援引这个例子，说明人们在婚姻生活与性生活中的矛盾。1987年9月，我应苏州市妇联的邀请，去苏州讲课，听课的有苏州和邻近地区的妇女工作干部200余人。在讲课时，我也举到太仓县这位妇女的例子。课后，太仓县妇联主任老谢来找我了。
　　“刘老师，你方才讲课时举的是不是我们太仓县的事啊?”
　　“是的。”我回答。
　　“对这个问题，我们妇联出面解决一下，你看好不好?”
　　“太好了，这件事一直是我的一件心事呢，你们能解决，实在太好了。不过她的址我不让得了，我回上海后马上找一下那封信，给你寄来好吗?”我一回上海就办了这件事，老谢很负责，过了半个多月就复信了。她说，她们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那位给我来信的妇女，她目前还没有和丈夫离婚，但是双方都无感情；那位情夫也早已结婚成家，可是这对情人还是经常来往，甚至女方上下班还由情夫接送，双方的配偶也都不管。老谢的信中说：“这两上家庭目前都吵不闹，也没有离婚要求，双方的孩子也都大了，我们妇联也不能硬拆散这两个家庭。相反，这对情人目前还公开来往，影响总不太好，我们还要对他们提出劝告呢!”
　　她这一说，我倒抽了一口凉气，我反而引起妇联对他们的干涉了。不过，我如果是妇联主任，恐怕也只能这么做。遗憾的是，太仓县的这位妇女，一辈子只能这样过下去了，一辈子不能得到幸福了。
　　在这个世界上存在多少没有爱情的婚姻，有多少有情人在苦苦掙扎，而社会有时似乎对此束手无策，往往是在求稳定的考虑下掩盖了予盾。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婚外恋总是不好的，但是，如果在这个世界上还存在没有爱情的婚姻，就必然存在没有婚姻的爱情，所以，关键还是不断地完善婚姻，提高婚姻质量，人们的许多需求在婚姻范围内得到满足，由婚外情引起的矛盾、纠纷就自己减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