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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内众多高校之中，青岛科技大学是在产学研合作方面探索较多、开展较成熟的学校，尤其是它孕育了青岛人的骄傲一软控，一直被津津乐道。
本刊记者专程走访了青岛科技大学，和来自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三位教授进行了交流碰撞，他们各自对“校企合作存在哪些阻碍”的话题发表了意见。
《商周刊》：您认为，目前阻碍产学研合作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王志义（青岛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最大的障碍就是国家政策引导的问题。按照目前考核机制，我们这些大学老师实际上是不适合于搞产学研的，因为职称的评价标准是论文的发表数量。
杜芳林（青岛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常务副院长）：我觉得，跟考核机制没有太大关系，关键还是要转变全民意识，尤其是企业家的意识。现在的企业家，赚了钱，不投在技术研究上。
王志义：这也不能光怨企业家。坦白说，我们这些大学老师，开展的科研项目有多少项是可以转化的？有多少是根据生产实际去立项的？这主要还是归因于政策指挥棒，如果它是以生产实际为中心，让大部分高校面向企业需求，那就好了。以青岛科技大学为例，从1995年到2005年，是科研成果最丰硕的时期，获得了许多科技奖项，当时在青岛市、甚至山东省都是一个典型。现在为什么退步了？就是因为从2005年以后，开始过于重视论文发表。现在，跟我们大学老师的利益直接挂钩的就是评职称，而评职称需要什么？论文。
其实，现在很多企业家都非常反感老师，甚至反感高校。因为他们认为，高校老师都是夸夸其谈，没有真材实料。
杜芳林：我不太认同，我认为，现在一些企业家的眼光还是比较短浅，他们太在意技术能不能立竿见影。实际上，在国外，十个项目中，有一个成功了，企业就能赚钱，就满意了，他们容忍失败，可是中国的企业是：你上—个，就必须盈利一个。科研本身就是必须容忍失败的，如果企业想要保持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有这种意识：我投入的钱，有很大一部分是不打算收回的。虽然，我们一些老师由于跟企业接触少，做了一些对于企业来讲“没有用”的研究，但是反过来说，要求每个高校老师都跟企业保持密切联系，也不切合实际。基础性研究也是必须有人做的，它是国家科技发展的原动力，没有它就没有后劲。
王培山（青岛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书记）：现在，大学老师缺什么？第一，为了完成教学任务，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搞科研。第二，缺乏信息的收集，我要搞研发，必须得了解现在我所处的这个专业、我所从事的这个研究，有哪些企业需要它？没有针对性的研究，结果最后都是束之高阁。第三，老师们缺乏对接的途径，为什么我们经常组织各种形式的对接活动，包括跟校友（尤其是企业老板）建立联络？为什么我们学校层面，包括市科技局等部门也是有意识地打造平台，让科研人员和企业进行对接和交流？因为老师们不愿出去，也没有门路，搞产学研必须要走出校门，必须要进入企业，而且必须要走到企业的一线，到现场去跟一线的研发团队交流碰撞。
《商周刊》：产学研合作方式有哪几种？
杜芳林：一是与企业联合成立高新技术公司，第二是成果转让给企业，再一种是共同研发，专利共同所有，还有一种是共建，企业出钱建实验室和研发中心，我们来承担科研与转化。
《商周刊》：哪一种方式比较有效？
王志义：很难说。现在中国很多企业并不进行自主研发，它们有各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和战略，所以很难确定高校跟他们开展哪种产学研合作的方式更有效，要看具体情况。
杜芳林：实际上，中国有很多产学研项目是进行不下去的，因为有很多企业不讲信用。比如，你说你技术入股，最后，你可能一分钱也拿不到。
王志义：对！因为你不了解企业的财务运行情况，现在很多企业是两本账，特别是民营企业，你都不知道他们的收入是多少，你怎么分红？
《商周刊》：青岛缺乏中试机构，会不会也，给教师的科技成果转化带来很大不便？
王志义：对，中试机构很欠缺。
杜芳林：其实市内也有很多孵化基地，里面建有中试机构。
王志义：但是，这些孵化基地是这样的——如果你自主创业，注册公司，你可以进入孵化基地，但如果我做好了一个科研成果，不想成立公司，只想找个地方做中试，这就进不了孵化器。况且，现在青岛市区的孵化园区几乎都满了，原因是很多孵化基地缺乏退出机制，现在新创立的高新技术企业很多要跑到胶州等地孵化。
经过与三位青岛科技大学教授的碰撞性交流，记者感到，目前校企合作仍然是障碍多多，但主要问题集中于三个：首先，教育部确立的制度导向，并不足够有利于高校与企业展开合作，这是宏观根源。其次，校企双方的信任度还有待加强，克服磨合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最后，双方仍然缺乏“相亲”平台，需要学校、政府搭建更多对接交流会给予碰撞的机会。
本刊记者专程走访了青岛科技大学，和来自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三位教授进行了交流碰撞，他们各自对“校企合作存在哪些阻碍”的话题发表了意见。
《商周刊》：您认为，目前阻碍产学研合作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王志义（青岛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最大的障碍就是国家政策引导的问题。按照目前考核机制，我们这些大学老师实际上是不适合于搞产学研的，因为职称的评价标准是论文的发表数量。
杜芳林（青岛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常务副院长）：我觉得，跟考核机制没有太大关系，关键还是要转变全民意识，尤其是企业家的意识。现在的企业家，赚了钱，不投在技术研究上。
王志义：这也不能光怨企业家。坦白说，我们这些大学老师，开展的科研项目有多少项是可以转化的？有多少是根据生产实际去立项的？这主要还是归因于政策指挥棒，如果它是以生产实际为中心，让大部分高校面向企业需求，那就好了。以青岛科技大学为例，从1995年到2005年，是科研成果最丰硕的时期，获得了许多科技奖项，当时在青岛市、甚至山东省都是一个典型。现在为什么退步了？就是因为从2005年以后，开始过于重视论文发表。现在，跟我们大学老师的利益直接挂钩的就是评职称，而评职称需要什么？论文。
其实，现在很多企业家都非常反感老师，甚至反感高校。因为他们认为，高校老师都是夸夸其谈，没有真材实料。
杜芳林：我不太认同，我认为，现在一些企业家的眼光还是比较短浅，他们太在意技术能不能立竿见影。实际上，在国外，十个项目中，有一个成功了，企业就能赚钱，就满意了，他们容忍失败，可是中国的企业是：你上—个，就必须盈利一个。科研本身就是必须容忍失败的，如果企业想要保持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有这种意识：我投入的钱，有很大一部分是不打算收回的。虽然，我们一些老师由于跟企业接触少，做了一些对于企业来讲“没有用”的研究，但是反过来说，要求每个高校老师都跟企业保持密切联系，也不切合实际。基础性研究也是必须有人做的，它是国家科技发展的原动力，没有它就没有后劲。
王培山（青岛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书记）：现在，大学老师缺什么？第一，为了完成教学任务，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搞科研。第二，缺乏信息的收集，我要搞研发，必须得了解现在我所处的这个专业、我所从事的这个研究，有哪些企业需要它？没有针对性的研究，结果最后都是束之高阁。第三，老师们缺乏对接的途径，为什么我们经常组织各种形式的对接活动，包括跟校友（尤其是企业老板）建立联络？为什么我们学校层面，包括市科技局等部门也是有意识地打造平台，让科研人员和企业进行对接和交流？因为老师们不愿出去，也没有门路，搞产学研必须要走出校门，必须要进入企业，而且必须要走到企业的一线，到现场去跟一线的研发团队交流碰撞。
《商周刊》：产学研合作方式有哪几种？
杜芳林：一是与企业联合成立高新技术公司，第二是成果转让给企业，再一种是共同研发，专利共同所有，还有一种是共建，企业出钱建实验室和研发中心，我们来承担科研与转化。
《商周刊》：哪一种方式比较有效？
王志义：很难说。现在中国很多企业并不进行自主研发，它们有各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和战略，所以很难确定高校跟他们开展哪种产学研合作的方式更有效，要看具体情况。
杜芳林：实际上，中国有很多产学研项目是进行不下去的，因为有很多企业不讲信用。比如，你说你技术入股，最后，你可能一分钱也拿不到。
王志义：对！因为你不了解企业的财务运行情况，现在很多企业是两本账，特别是民营企业，你都不知道他们的收入是多少，你怎么分红？
《商周刊》：青岛缺乏中试机构，会不会也，给教师的科技成果转化带来很大不便？
王志义：对，中试机构很欠缺。
杜芳林：其实市内也有很多孵化基地，里面建有中试机构。
王志义：但是，这些孵化基地是这样的——如果你自主创业，注册公司，你可以进入孵化基地，但如果我做好了一个科研成果，不想成立公司，只想找个地方做中试，这就进不了孵化器。况且，现在青岛市区的孵化园区几乎都满了，原因是很多孵化基地缺乏退出机制，现在新创立的高新技术企业很多要跑到胶州等地孵化。
经过与三位青岛科技大学教授的碰撞性交流，记者感到，目前校企合作仍然是障碍多多，但主要问题集中于三个：首先，教育部确立的制度导向，并不足够有利于高校与企业展开合作，这是宏观根源。其次，校企双方的信任度还有待加强，克服磨合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最后，双方仍然缺乏“相亲”平台，需要学校、政府搭建更多对接交流会给予碰撞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