宙斯给了潘多拉一个盒子，并告诫这位地球上第一位女性：“绝对不能够打开。”结果只能是潘多拉打开了盒子，放出了邪恶、丑陋、嫉妒等一切病毒，然后就是交叉感染、作为DNA世代相传。现在我们知道，促使潘多拉违背宙斯警告打开魔盒的并非命令本身，而是该命令的修饰语“绝对”。这在心理学上称为“潘多拉效应”，简言之，就是禁与犯禁的因果关系。说白了，就是先有禁，继之有犯禁。升华了说，禁的存在价值就是被犯。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也基本如此：帝王要求臣民顺从，严禁犯上，结果都是以帝王被臣民推翻而告终。
　　基于此，成人网站和影碟封套上的“18禁”与其说是拒绝，不如说是挑逗。如火如荼的谍战片里遍布“绝密”文档，它们的命运才是谍战片能够存在的基本伦理。谙熟这一人类普遍心理特征，还可以形成层出不穷的投机主义。既然禁是被用来犯的，所禁事物的价值就会被放大被神化。我听说当代有诸多作家艺术家，非常希望自己的作品被当局禁掉，一些忧国忧民之士也希望通过被禁言而获得改变命运的捷径。这显然属于对潘多拉效应的恬不知耻的滥用，恭喜他们大多未能得逞。
　　从积极意义上来说，革命的本质就是犯禁，历史确实就是犯禁史。崔莺莺和张生冲破封建礼教追求婚姻自由—虽然最终是以门当户对（张生中榜）的方式达成婚约，算是对禁的妥协—本身就是犯禁就是革命行为，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西厢记》的作者将这对“狗男女”约会或媾合的地点设置在佛寺。而且该寺庙还有个意味深长的名字：“普救寺”。普救和普度一字之差，谬以千里。度乃维持高贵怜悯和训导庸众，救则是降低姿态下放到世俗之中刷新群体道德行为。
　　众所周知，佛门乃清净之地，清净体现在“十戒”之中，不杀生，不偷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不涂饰香粉，不歌舞观听，不坐高广大床，不非时食，不蓄金银财宝。在这十戒中，大多并非佛家独有，可谓历代高士自我修养的教材要点。唯独“不淫”是高士们做不到的。不淫无子嗣，人类何以繁衍？在不淫之地诲淫，王实甫写《西厢记》时确实应该一脸坏笑，不怪被禁，然后再成为革命样板书。不过，王实甫只是冒犯一下佛门净地，其前提是确认佛家的不淫之戒。僧侣淫乱，不仅有违戒律，亦为世俗不允。神父虐童，僧尼通奸，凡此种种之所以惊世骇俗、构成新闻，盖出于此。
　　如：和女伴在地铁喝酒嬉戏，带美女去酒店开房，开微博自称“北京和尚兄弟”，在法源寺遭僧众围堵报警—近日，两名身着僧衣海青的“僧人”照片在网上迅速蹿红。对此，中国佛教协会称，两男子系假冒和尚，破坏佛教界形象，呼吁有关部门严肃查处。事后记者通过调查发现，这两名假僧人是京漂歌手，因和唱片公司的经济纠纷无果，通过这一“行为艺术”引起关注，达到维权效果。不久之后，《深圳都市报》4月13日又以《“淫和尚”刚走“花尼姑”又来》）的标题报道了一位“尼姑”和城管偷情的照片。该尼姑是真是假、是不是炒作？其实已不重要，无论出于什么目的，“淫僧花尼”这一词组所能引起关注的价值已显而易见。这还能让我们联想到去年12月的“船震门事件”。因为描述过于精彩，不妨抄录在此：“目击者称当时在后海闲逛，忽然看见不远处的船在微微地震动，在水面上激起了层层波纹，而且听到船舱里传出了一些好似猫叫的‘呻吟’声。刚开始这声音很微弱，但后来越来越大，引发了众多人士围观。接下来的一幕让人吃惊不已，赫然见到一名老和尚与两名女子出来。”最终结果当然又不是僧人，而是画家安云霁。换言之，歌手、画家可以淫，僧尼是不可以的。所以人们无法容忍以下信息：网传有少林寺弟子爆料，释永信在海外最少有30亿美元存款，在美国、德国都有别墅，他曾经跟杨澜等明星有染，而且还包养一名北大叫李靖倩的女学生，并且跟李靖倩有一个小孩，现在母子住在德国！这一信息最终被归为“网络谣言”当然也是不用怀疑的，不赘。
　　我只是想说，“禁”作为制度和道德规范后，“犯禁”永远比“禁”更带劲。此外，咒骂和嘲讽犯禁，貌似合情合理正义凛然，但理论上是反动的，因为“禁”就是用来“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