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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读了一位智者的书，里面写道，内心透射出来的形象是神，这偶像就会给人力量，因为人的内心空虚又恐惧。如果一件事的因已经开始，它不可避免地制造一个果，被特定的文化或文明局限及牵制的整个过程，可以称之为命运。贾平凹信命。
1 写小说写长了，越来越不喜欢热闹，越来越不会处理事情。这与我小时候一样，脑子快，嘴巴慢，口不从心，一紧张反应更慢。小时候的我比现在更不爱说话，反而喜欢听别人说，也正是这样的性格，让我成为一个喜欢写作的人。
我已经写了很多年了，年轻的时候写诗，是受李贺的影响。李贺经常骑着毛驴想他的诗句，突然有了一个句子就写下来装进袋囊里。我也这样苦思冥想地寻找过诗句，但往往写成了让编辑去审，编辑说，我是把充满了诗意的每一句写成了没有诗意的一首诗。
改写散文和小说后，恰逢是一个新的时期。那时候新写的小说追求写得有哲理，有观念，写得标新立异，现在看来，虽然充满激情，但刻意作势，太过矫情。我也是这样。年轻时特别讲究技巧，对句子的修饰很多，被评价那些写得好的文章里，总能摘录出一些段落，漂漂亮亮地摆在那儿。
现在年龄大了，火气小了。写作、说话和处理问题一样，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就像我年轻时候读李白，觉得那首“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简直是大白话儿，太简单了。现在明白过来，要让我自己去写，打死也写不出来。这些都是日后才逐渐明白的道理。最容易的其实最难，最朴素的其实最奢华。在小说里，什么叫写活了，逼真了才能活，逼真就得写实，写实就是写日常，写伦理。脚蹬地才能跃起，任何现代主义的艺术都建立在扎实的写实功力之上。
我也曾在自己的一幅画中感叹过：“吾爱东坡好潇洒好率真，不拘一格作文章，出外好奇看世事。晚回静夜乱读书，当今谁是苏二世呢？”苏东坡的才气很大，他的才情也在于此。很多作家的东西写多了你看多了，就会知道他接下来写什么，但苏东坡不一样，你永远不知道他的路数。有一句话，外行看他的东西说我会，内行看了摇头说不会。真正的好东西永远朴素简单，花里胡哨五光十色的都不是好作品。
2 《古炉》我写了四年。写作中期，我得了一尊明代铜佛，是童子佛，赤身裸体，有繁密的发髻，有垂肩的大耳，两条特长的胳膊，一手举过头顶指天，一手垂下过膝指地，意思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这尊佛就供在我的书桌上，他注视着我的写作，在我的意念里，他也是“神明”赋予了我小说中的人物“狗尿苔”，我也恍恍惚惚认定狗尿苔其实是一位天使。
我小说中的人物都是这样得来，不管最后他被我写成什么样子，都有一个我熟悉的原型。同事、家人，抑或现在坐在我面前采访的你，都可能出现在我笔下。比如你说我写女人有特色，我下笔的时候也有一个具体的生活原型，再融入不同的元素，否则这个人会浮起来，哪怕到最后，原型的特点只剩下百分之二十。
我的小说中出现过各式各色的女人，有人说那部分文字的味道很浓重。我对女人有自己的评价。女人评价女人不准确，需要男人来评价。就像阴阳一样，男女也属于两极分化。
3 写作是我立身立本的东西。我曾说，以写字养写作。我感激我的字画，字画收入让我没有了经济压力，从而不再在写作中考虑市场，能让我安静地写我想写的东西。有人求字我尽量满足，太忙时不写，有些也不值得写。这些已经足以让我自由地写作，因为家里没有买房或者小孩上学这些急需钱的压力。我不想着过豪华日子，物质要求不高，吃穿不求，我很满足。但我不写正经东西，一写正经东西人就废。
《古炉》一出来，很多人联想到我家里的收藏。那也只是我的爱好。淘换回来置于眼前，是想营造一种古代文人的氛围。我收进来的东西不会再卖出去，没有太值钱的，都是自己喜欢的。我不收贵重的东西，贵重东西只能锁在柜子里不敢让人看。不喜欢也不可能买回来，还得花钱。我没有意外之财，每一分钱都是自己用手写出来。
我仍然处于手工业时代，最早学电脑没学会。小时候没学过拼音，又不会说普通话，用陕西话一拼就不一样了，一天天拖下来，后来干脆不用。现在这么大年龄，也不再学了。西北地方人的性格和习性就是踏踏实实、自自在在地活着，不张狂，不轻浮。我的想法是能伏多少就伏多少。这也让我存有另一种乡土观念，人一生能写多少字、能做多少事是固定的。我用电脑噼里啪啦打完了，以后还写什么。我比较信命，这也是根植于三秦那片土地里的一种惯性意识。
对夸我和骂我的人，我都不作声。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有人夸得要命，骂也骂得一塌糊涂。到现在，研究我的人也很多，我看到的专著就有十多本。能看到的我都看，里面有些话一时可能不理解，以后还是会产生影响，我记住这些话，慢慢思考，做没做，有没有道理，目的是为了以后写得更好，我不忌讳评价。创作是一个肚量和能量的问题。每个作家都不是为全民写作，只给一部分人写。别人骂我去回，太耽误时间。在这点上，我仍然喜欢听别人怎么说。
就像有人曾说我会炒作，我啥时候会炒作，我写完书稿一扔，怎么出版怎么编辑怎么改动，我一概不管。坐等收书。一个作家的好坏在于几十年都写了什么 ，不在于几年写了什么 。世事如此。把该干的事干完。骂和委屈随潮起伏。六十年一个甲子，看待一个作家和人至少也要五十年。一部作品出来，五十年后没人看，没人提出来，根本谈不上好不好。
4 五十岁以后，周围的熟人有些开始死亡，去火葬场的次数增多，我便知道自已是老了。老了就提醒自己：一定不要贪恋位子，不吃凉粉便腾板凳；一定不去抛头露面，能不参加的活动坚决抹下脸去拒绝，一定不要偏执。一定不要嫉妒别人。我现在都快六十了，但生活节奏和三十四十岁时没有差别，忙得一塌糊涂。
每天早上七点半离开家去工作室，晚上一点多回到家。一天和家人见不了面，我回去时，上初中的小女儿睡了，我离开时，她还没醒。所以，我跟她也是早晚不见，各忙各事。我早上和晚上写作，间隙在作协还要开会、办刊物，被聘为文学院院长还要带博士，加上隔三差五的社会活动，我不爱干，硬着头皮不停地干。我对孩子也没希望，只有一条，学校学的很多东西比如数理化，毕业后都派不上什么用。现在一切只为就业，不学也没办法。我的要求是好赖高中毕业。
我最喜欢一个人住间房子。有茶有烟有个烂电视，我就可以过一个月。与人交往很累。你跟我交往现在这样，十年后还是这个样子。我不喜欢一见面就自来熟。人必须要共同经历一些事情才可以长交往。这是一门最大的学问。我就想清静一会儿。我晚上从不写作，每天晚上走一个多小时的路。我的睡眠时间很少，质量很好，写作期心里放不下，睡不踏实，经常做着梦思考。
经常有人跟我讨论作家圈子的事，你告诉我最近新出炉了2011年作家富豪榜。那些榜上的数字再高，在别人来看至多是一单生意的价钱。但不管是谁，排在前面的人自然有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现在，网络的发达让写作以另外一种方式蓬勃发展。写作的门槛越来越低，这行饭却越来越难吃。原来有摄影师，有司机，现在谁都会摄影，都会开车，这样反而更需要专业性。因此，他们比其他人要干得更好。
1 写小说写长了，越来越不喜欢热闹，越来越不会处理事情。这与我小时候一样，脑子快，嘴巴慢，口不从心，一紧张反应更慢。小时候的我比现在更不爱说话，反而喜欢听别人说，也正是这样的性格，让我成为一个喜欢写作的人。
我已经写了很多年了，年轻的时候写诗，是受李贺的影响。李贺经常骑着毛驴想他的诗句，突然有了一个句子就写下来装进袋囊里。我也这样苦思冥想地寻找过诗句，但往往写成了让编辑去审，编辑说，我是把充满了诗意的每一句写成了没有诗意的一首诗。
改写散文和小说后，恰逢是一个新的时期。那时候新写的小说追求写得有哲理，有观念，写得标新立异，现在看来，虽然充满激情，但刻意作势，太过矫情。我也是这样。年轻时特别讲究技巧，对句子的修饰很多，被评价那些写得好的文章里，总能摘录出一些段落，漂漂亮亮地摆在那儿。
现在年龄大了，火气小了。写作、说话和处理问题一样，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就像我年轻时候读李白，觉得那首“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简直是大白话儿，太简单了。现在明白过来，要让我自己去写，打死也写不出来。这些都是日后才逐渐明白的道理。最容易的其实最难，最朴素的其实最奢华。在小说里，什么叫写活了，逼真了才能活，逼真就得写实，写实就是写日常，写伦理。脚蹬地才能跃起，任何现代主义的艺术都建立在扎实的写实功力之上。
我也曾在自己的一幅画中感叹过：“吾爱东坡好潇洒好率真，不拘一格作文章，出外好奇看世事。晚回静夜乱读书，当今谁是苏二世呢？”苏东坡的才气很大，他的才情也在于此。很多作家的东西写多了你看多了，就会知道他接下来写什么，但苏东坡不一样，你永远不知道他的路数。有一句话，外行看他的东西说我会，内行看了摇头说不会。真正的好东西永远朴素简单，花里胡哨五光十色的都不是好作品。
2 《古炉》我写了四年。写作中期，我得了一尊明代铜佛，是童子佛，赤身裸体，有繁密的发髻，有垂肩的大耳，两条特长的胳膊，一手举过头顶指天，一手垂下过膝指地，意思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这尊佛就供在我的书桌上，他注视着我的写作，在我的意念里，他也是“神明”赋予了我小说中的人物“狗尿苔”，我也恍恍惚惚认定狗尿苔其实是一位天使。
我小说中的人物都是这样得来，不管最后他被我写成什么样子，都有一个我熟悉的原型。同事、家人，抑或现在坐在我面前采访的你，都可能出现在我笔下。比如你说我写女人有特色，我下笔的时候也有一个具体的生活原型，再融入不同的元素，否则这个人会浮起来，哪怕到最后，原型的特点只剩下百分之二十。
我的小说中出现过各式各色的女人，有人说那部分文字的味道很浓重。我对女人有自己的评价。女人评价女人不准确，需要男人来评价。就像阴阳一样，男女也属于两极分化。
3 写作是我立身立本的东西。我曾说，以写字养写作。我感激我的字画，字画收入让我没有了经济压力，从而不再在写作中考虑市场，能让我安静地写我想写的东西。有人求字我尽量满足，太忙时不写，有些也不值得写。这些已经足以让我自由地写作，因为家里没有买房或者小孩上学这些急需钱的压力。我不想着过豪华日子，物质要求不高，吃穿不求，我很满足。但我不写正经东西，一写正经东西人就废。
《古炉》一出来，很多人联想到我家里的收藏。那也只是我的爱好。淘换回来置于眼前，是想营造一种古代文人的氛围。我收进来的东西不会再卖出去，没有太值钱的，都是自己喜欢的。我不收贵重的东西，贵重东西只能锁在柜子里不敢让人看。不喜欢也不可能买回来，还得花钱。我没有意外之财，每一分钱都是自己用手写出来。
我仍然处于手工业时代，最早学电脑没学会。小时候没学过拼音，又不会说普通话，用陕西话一拼就不一样了，一天天拖下来，后来干脆不用。现在这么大年龄，也不再学了。西北地方人的性格和习性就是踏踏实实、自自在在地活着，不张狂，不轻浮。我的想法是能伏多少就伏多少。这也让我存有另一种乡土观念，人一生能写多少字、能做多少事是固定的。我用电脑噼里啪啦打完了，以后还写什么。我比较信命，这也是根植于三秦那片土地里的一种惯性意识。
对夸我和骂我的人，我都不作声。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有人夸得要命，骂也骂得一塌糊涂。到现在，研究我的人也很多，我看到的专著就有十多本。能看到的我都看，里面有些话一时可能不理解，以后还是会产生影响，我记住这些话，慢慢思考，做没做，有没有道理，目的是为了以后写得更好，我不忌讳评价。创作是一个肚量和能量的问题。每个作家都不是为全民写作，只给一部分人写。别人骂我去回，太耽误时间。在这点上，我仍然喜欢听别人怎么说。
就像有人曾说我会炒作，我啥时候会炒作，我写完书稿一扔，怎么出版怎么编辑怎么改动，我一概不管。坐等收书。一个作家的好坏在于几十年都写了什么 ，不在于几年写了什么 。世事如此。把该干的事干完。骂和委屈随潮起伏。六十年一个甲子，看待一个作家和人至少也要五十年。一部作品出来，五十年后没人看，没人提出来，根本谈不上好不好。
4 五十岁以后，周围的熟人有些开始死亡，去火葬场的次数增多，我便知道自已是老了。老了就提醒自己：一定不要贪恋位子，不吃凉粉便腾板凳；一定不去抛头露面，能不参加的活动坚决抹下脸去拒绝，一定不要偏执。一定不要嫉妒别人。我现在都快六十了，但生活节奏和三十四十岁时没有差别，忙得一塌糊涂。
每天早上七点半离开家去工作室，晚上一点多回到家。一天和家人见不了面，我回去时，上初中的小女儿睡了，我离开时，她还没醒。所以，我跟她也是早晚不见，各忙各事。我早上和晚上写作，间隙在作协还要开会、办刊物，被聘为文学院院长还要带博士，加上隔三差五的社会活动，我不爱干，硬着头皮不停地干。我对孩子也没希望，只有一条，学校学的很多东西比如数理化，毕业后都派不上什么用。现在一切只为就业，不学也没办法。我的要求是好赖高中毕业。
我最喜欢一个人住间房子。有茶有烟有个烂电视，我就可以过一个月。与人交往很累。你跟我交往现在这样，十年后还是这个样子。我不喜欢一见面就自来熟。人必须要共同经历一些事情才可以长交往。这是一门最大的学问。我就想清静一会儿。我晚上从不写作，每天晚上走一个多小时的路。我的睡眠时间很少，质量很好，写作期心里放不下，睡不踏实，经常做着梦思考。
经常有人跟我讨论作家圈子的事，你告诉我最近新出炉了2011年作家富豪榜。那些榜上的数字再高，在别人来看至多是一单生意的价钱。但不管是谁，排在前面的人自然有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现在，网络的发达让写作以另外一种方式蓬勃发展。写作的门槛越来越低，这行饭却越来越难吃。原来有摄影师，有司机，现在谁都会摄影，都会开车，这样反而更需要专业性。因此，他们比其他人要干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