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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麦基在《故事》中说：“从本质上而言，是主人公创造了其他人物。其他所有人物之所以能在故事中出现，首先是因为他们与主人公的关系以及他们每一个人在帮助刻画主人公复杂性格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就是说，人物关系的设置，其最本质的功能乃是塑造主人公的性格和命运。人物关系的设置对于凸显主人公性格纬度，展现人物魅力，具有重要意义。无论是《雍正王朝》、《乔家大院》还是《汉武大帝》。胡玫历史剧中都塑造了极具个性特征的主人公形象。抛开历史观等因素不谈，这种极富崇高美特征的人物形象给观众带来一种特殊的审美感受，其收视率及引起的争议足以证明这一点。本文试图从文本的层面解析其人物关系的设置策略。
一、“英雄”与“坏人”——“个体”与“群体”
在电视剧的创作过程中，故事中所有人物都是围绕“英雄”角色作为中心人物来设置。其中“坏人”角色的设置对于主人公形象的塑造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罗伯特·麦基在《故事》中说：“主人公及其故事的智慧力量和情感魅力取决于对抗力量对于他们的影响，应与之相当。”与主人公对抗的力量越强大越复杂，人物和故事必然也发展得越充分。也就更有利于塑造主人公的英雄形象。
在胡玫的历史剧中，不难发现在其作品中其充当“坏人”这一行角色功能的并非是单独的一个人物，而是一个力量庞大的社会群体，主人公是处在与巨大对抗力量的群体包围当中寻求突围。“英雄”与“坏人”形成一种“个体”与“群体”的不平衡对立。
“当家难”是导演胡玫在《雍正王朝》里表现的主题，剧中雍正皇帝面对的“坏人”不仅仅是和自己竞争皇位的八爷党，满族的八旗子弟，其改革的举措将全天下的官僚士绅、文人都置于自己的对立面。《汉武大帝》里的刘彻对外要面对匈奴的威胁，对内则是要面对窦太后、王美人、田蚧等皇亲国戚以及一帮汉朝老臣构成的统治秩序。《乔家大院》中，乔致庸以重建诚信公平的商业秩序为己任。他的改革管理制度、给伙计包身股等措施引发了晋商内的地震，引起崔鸣九、水家、元家一帮商人的抵制。他的“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理想在他们看来更是痴人说梦。乔致庸的“汇通天下”、“货通天下”的理想乃是向整个清末的商业秩序发出挑战。
欧文·R·波布克在《电视剧原理》中论述到“敌人”的时候说：“他一定要足够强大，因为英雄就是比照他塑造的，打败一个傻子或者弱智毫无英雄气概可言。”在胡玫的电视剧中，主人公都是在与一个庞大的集团构成的旧势力发出挑战，“英雄”处于在“坏人”角色的重重包围之下突围。在这样的人物关系设置，由此便易于凸显出主人公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英雄气魄。
二、“帮助者”与“坏人”——“情感”与“使命”
罗伯特·麦基说：“人物真相只有当一个人在压力越大之下做出选择时才能得到揭示——压力越大，揭示越深，该选择便越真实地表达了人物的本性。”胡玫历史剧中的“英雄”总是掣肘于情感与使命之间，这使得英雄的道德使命的实现需要承受巨大的情感压力。从人物关系上看，其原因有二。一是承担“坏人”角色功能的人物总是和“英雄”有着亲密的情感关系。二是剧中的“帮助者”往往转变为“坏人”。
《雍正王朝》里的八爷党一族是雍正争夺皇位和政治改革中的主要对手，其中八王胤禊为人阴险虚伪、老谋深算，堪称是一位分量极重的“坏人”角色。然而他却偏偏是与雍正有着血缘关系的同胞兄弟。如此主人公便被置于了尴尬的两难地位：一方是手足之情，父子之情；一方面则是国家大业。雍正要实现自已的政治理想，无疑就要割舍这种血缘亲情，背负上杀兄杀子的千秋骂名。
《汉武大帝》中的皇帝一直受到母系权位的压制。汉景帝刘彻一生也没有摆脱窦太后的干涉，汉武帝同样面对着母系权位的压迫。汉武帝继位初始便被置于母权压迫的威胁之中。而剧中代表母权形象之一的窦太后在临死前也料到了她死后王太后和田蚡会干涉朝政。临死前他对汉武帝说：“为了不让你娘掣住你的手，碍你的事，也想先除了她，可又怕伤了你的心。奶奶是左右为难哪!替你留下了娘亲，就给你留下了祸根……”这段对白实际上是将窦太后的掣肘留给了汉武帝。窦太后担心三件事：“第一，你的母亲一定会出头干预朝政；还有这第二，她一定会不遗余力地安插王家的人；第三，她会和你舅舅田蚡串通一气谋揽大权。……这大汉的江山，是我们刘家的天下，不能在你手里改姓啊。”导演通过设置这些情节对白，渲染了摆脱太后和外戚干政的艰难。但是汉武帝最终摆脱了母权的干涉，一方面衬托出了他的非凡魄力和远见卓识，另一方面也造就了汉武帝亲情沦丧的孤独者境地。
电视剧《乔家大院》描绘了晋商乔致庸一生的商界风云。在剧中真正影响到乔致庸命运的两个人物是江雪瑛和孙茂才。而他们，一个是乔致庸的曾经的爱人，一个则是乔致庸的亲密战友。江雪瑛对乔致庸从毫无保留的挚爱转变为冷彻骨髓的绝望痛恨，最终导致乔致庸锒铛入狱，险些丧命。江雪瑛用了长达一生的时间才将这份仇恨化解，乔致庸则终其一生充满了对于江雪瑛的愧疚。
孙茂才在剧中首先是于危难之中帮助恩人，同时又是出谋划策的军师，此外二人更是一种亲密无间的知己。而这样的一位堪称知己的朋友却在面对乔致庸“汇通天下”、“货通天下”的理想面前分道扬镳，最终成为仇敌，这无疑大大强化了主人公的孤独色彩。
在胡玫的作品中，真正形成强烈戏剧张力并且给与观众情感冲击力正是来自于这种令主人公两难的选择。“坏人”们和主人公有着无法割舍的亲情，爱情：一方是情感。一方是大义。主人公要完成英雄的使命，便要成为割舍亲情，不顾人伦的残忍的“罪人”，背负道德的枷锁。最终感情断裂，亲情沦丧。而这种决裂恰好就在英雄心灵的最深处，最痛处。正是由于这种“残忍”的人物关系设置，人物的英雄魅力得此彰显，也造成了人物不可摆脱的悲剧命运。
普罗普所谓的角色所示动范畴并不等同于故事中的人物，而是在故事不同的段落情节发展的不同时刻所具有的功能。故事中的同一个人物可以在不同段落、不同时刻扮演不同的角色置身于不同的“角色／行动范畴”。在胡玫的历史剧中，人物被置于“情感”与“使命”的两难之中，在人物设置上的另外一种现象便是：“帮助者”角色转变为“坏人”角色。
电视剧《雍正王朝》中，年赓尧便是一个角色功能变化的例子。夺嫡篇中，他是雍正手底下最为得力的干将之一，承担着“帮助者”的角色功能。而后来，年赓尧恃功自傲、扰乱朝纲，成为了雍正政治理想中的对手，扮演着“坏人”的角色。在两个人的关系变化中，导演通过展现年赓尧前期的奴颜婢膝与后期狂妄自大形成对比，从而使观众从情感上倾向雍正。更以年赓尧的屡受警戒却不知反省显其猖狂个性，以雍正的一忍再忍反衬其宽厚仁慈之品质。最终矛盾激化，年赓尧被雍正赐死。电视剧在表现年赓尧死亡的段落中引用了一段天真民谣，淳朴天真的民谣与两人之间复杂关系的对比中既让观众为年赓尧感到惋惜，同时观众体会到的是雍正皇帝那种不得不杀的无奈以及隐忍悲痛的情感。
《乔家大院》中，孙茂才同样是一个“帮助者”到“坏人”角色转变的案例。最初，他于危难之中帮助乔致庸挽救家业，二人进而成为知己，在面对乔致庸“汇通天下”和“货通天下”的商业理想发生分歧的时候分道扬镳成为“坏人”角色，进而强娶并逼死乔致庸的大嫂而成为仇敌。在这种转变中，孙茂才流露出的是“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的小人气态；而乔致庸则是那种磊落丈夫的洒脱，不畏强势的品格，以及唯大英雄能本色的胸襟与风度。值得一提的是，在胡玫的历史剧中。“帮助者”到“坏人”的角色转变，并非是主人公的过失，乃是源于“帮助者”自己的自私、狭隘，对比之间彰显主人公的阔达胸襟与道德智慧。由于“帮助者”的“背叛”，使得“英雄”对于“坏人”的惩罚也就合情合理，这便给历史上关于主人公残暴、冷酷的行为记载制造了合理的借口。
(作者单位：北京城市学院)
一、“英雄”与“坏人”——“个体”与“群体”
在电视剧的创作过程中，故事中所有人物都是围绕“英雄”角色作为中心人物来设置。其中“坏人”角色的设置对于主人公形象的塑造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罗伯特·麦基在《故事》中说：“主人公及其故事的智慧力量和情感魅力取决于对抗力量对于他们的影响，应与之相当。”与主人公对抗的力量越强大越复杂，人物和故事必然也发展得越充分。也就更有利于塑造主人公的英雄形象。
在胡玫的历史剧中，不难发现在其作品中其充当“坏人”这一行角色功能的并非是单独的一个人物，而是一个力量庞大的社会群体，主人公是处在与巨大对抗力量的群体包围当中寻求突围。“英雄”与“坏人”形成一种“个体”与“群体”的不平衡对立。
“当家难”是导演胡玫在《雍正王朝》里表现的主题，剧中雍正皇帝面对的“坏人”不仅仅是和自己竞争皇位的八爷党，满族的八旗子弟，其改革的举措将全天下的官僚士绅、文人都置于自己的对立面。《汉武大帝》里的刘彻对外要面对匈奴的威胁，对内则是要面对窦太后、王美人、田蚧等皇亲国戚以及一帮汉朝老臣构成的统治秩序。《乔家大院》中，乔致庸以重建诚信公平的商业秩序为己任。他的改革管理制度、给伙计包身股等措施引发了晋商内的地震，引起崔鸣九、水家、元家一帮商人的抵制。他的“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理想在他们看来更是痴人说梦。乔致庸的“汇通天下”、“货通天下”的理想乃是向整个清末的商业秩序发出挑战。
欧文·R·波布克在《电视剧原理》中论述到“敌人”的时候说：“他一定要足够强大，因为英雄就是比照他塑造的，打败一个傻子或者弱智毫无英雄气概可言。”在胡玫的电视剧中，主人公都是在与一个庞大的集团构成的旧势力发出挑战，“英雄”处于在“坏人”角色的重重包围之下突围。在这样的人物关系设置，由此便易于凸显出主人公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英雄气魄。
二、“帮助者”与“坏人”——“情感”与“使命”
罗伯特·麦基说：“人物真相只有当一个人在压力越大之下做出选择时才能得到揭示——压力越大，揭示越深，该选择便越真实地表达了人物的本性。”胡玫历史剧中的“英雄”总是掣肘于情感与使命之间，这使得英雄的道德使命的实现需要承受巨大的情感压力。从人物关系上看，其原因有二。一是承担“坏人”角色功能的人物总是和“英雄”有着亲密的情感关系。二是剧中的“帮助者”往往转变为“坏人”。
《雍正王朝》里的八爷党一族是雍正争夺皇位和政治改革中的主要对手，其中八王胤禊为人阴险虚伪、老谋深算，堪称是一位分量极重的“坏人”角色。然而他却偏偏是与雍正有着血缘关系的同胞兄弟。如此主人公便被置于了尴尬的两难地位：一方是手足之情，父子之情；一方面则是国家大业。雍正要实现自已的政治理想，无疑就要割舍这种血缘亲情，背负上杀兄杀子的千秋骂名。
《汉武大帝》中的皇帝一直受到母系权位的压制。汉景帝刘彻一生也没有摆脱窦太后的干涉，汉武帝同样面对着母系权位的压迫。汉武帝继位初始便被置于母权压迫的威胁之中。而剧中代表母权形象之一的窦太后在临死前也料到了她死后王太后和田蚡会干涉朝政。临死前他对汉武帝说：“为了不让你娘掣住你的手，碍你的事，也想先除了她，可又怕伤了你的心。奶奶是左右为难哪!替你留下了娘亲，就给你留下了祸根……”这段对白实际上是将窦太后的掣肘留给了汉武帝。窦太后担心三件事：“第一，你的母亲一定会出头干预朝政；还有这第二，她一定会不遗余力地安插王家的人；第三，她会和你舅舅田蚡串通一气谋揽大权。……这大汉的江山，是我们刘家的天下，不能在你手里改姓啊。”导演通过设置这些情节对白，渲染了摆脱太后和外戚干政的艰难。但是汉武帝最终摆脱了母权的干涉，一方面衬托出了他的非凡魄力和远见卓识，另一方面也造就了汉武帝亲情沦丧的孤独者境地。
电视剧《乔家大院》描绘了晋商乔致庸一生的商界风云。在剧中真正影响到乔致庸命运的两个人物是江雪瑛和孙茂才。而他们，一个是乔致庸的曾经的爱人，一个则是乔致庸的亲密战友。江雪瑛对乔致庸从毫无保留的挚爱转变为冷彻骨髓的绝望痛恨，最终导致乔致庸锒铛入狱，险些丧命。江雪瑛用了长达一生的时间才将这份仇恨化解，乔致庸则终其一生充满了对于江雪瑛的愧疚。
孙茂才在剧中首先是于危难之中帮助恩人，同时又是出谋划策的军师，此外二人更是一种亲密无间的知己。而这样的一位堪称知己的朋友却在面对乔致庸“汇通天下”、“货通天下”的理想面前分道扬镳，最终成为仇敌，这无疑大大强化了主人公的孤独色彩。
在胡玫的作品中，真正形成强烈戏剧张力并且给与观众情感冲击力正是来自于这种令主人公两难的选择。“坏人”们和主人公有着无法割舍的亲情，爱情：一方是情感。一方是大义。主人公要完成英雄的使命，便要成为割舍亲情，不顾人伦的残忍的“罪人”，背负道德的枷锁。最终感情断裂，亲情沦丧。而这种决裂恰好就在英雄心灵的最深处，最痛处。正是由于这种“残忍”的人物关系设置，人物的英雄魅力得此彰显，也造成了人物不可摆脱的悲剧命运。
普罗普所谓的角色所示动范畴并不等同于故事中的人物，而是在故事不同的段落情节发展的不同时刻所具有的功能。故事中的同一个人物可以在不同段落、不同时刻扮演不同的角色置身于不同的“角色／行动范畴”。在胡玫的历史剧中，人物被置于“情感”与“使命”的两难之中，在人物设置上的另外一种现象便是：“帮助者”角色转变为“坏人”角色。
电视剧《雍正王朝》中，年赓尧便是一个角色功能变化的例子。夺嫡篇中，他是雍正手底下最为得力的干将之一，承担着“帮助者”的角色功能。而后来，年赓尧恃功自傲、扰乱朝纲，成为了雍正政治理想中的对手，扮演着“坏人”的角色。在两个人的关系变化中，导演通过展现年赓尧前期的奴颜婢膝与后期狂妄自大形成对比，从而使观众从情感上倾向雍正。更以年赓尧的屡受警戒却不知反省显其猖狂个性，以雍正的一忍再忍反衬其宽厚仁慈之品质。最终矛盾激化，年赓尧被雍正赐死。电视剧在表现年赓尧死亡的段落中引用了一段天真民谣，淳朴天真的民谣与两人之间复杂关系的对比中既让观众为年赓尧感到惋惜，同时观众体会到的是雍正皇帝那种不得不杀的无奈以及隐忍悲痛的情感。
《乔家大院》中，孙茂才同样是一个“帮助者”到“坏人”角色转变的案例。最初，他于危难之中帮助乔致庸挽救家业，二人进而成为知己，在面对乔致庸“汇通天下”和“货通天下”的商业理想发生分歧的时候分道扬镳成为“坏人”角色，进而强娶并逼死乔致庸的大嫂而成为仇敌。在这种转变中，孙茂才流露出的是“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的小人气态；而乔致庸则是那种磊落丈夫的洒脱，不畏强势的品格，以及唯大英雄能本色的胸襟与风度。值得一提的是，在胡玫的历史剧中。“帮助者”到“坏人”的角色转变，并非是主人公的过失，乃是源于“帮助者”自己的自私、狭隘，对比之间彰显主人公的阔达胸襟与道德智慧。由于“帮助者”的“背叛”，使得“英雄”对于“坏人”的惩罚也就合情合理，这便给历史上关于主人公残暴、冷酷的行为记载制造了合理的借口。
(作者单位：北京城市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