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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画毛驴堪称一绝。一个大的清水笔洗，一支干净的大羊毫笔，就这么在水里蘸几下，饱含清水后，濡一点淡墨，然后或轻或重，或急或缓，或大或小地，一个块面一个块面地往宣纸上垛。这个过程，黄胄先生熟练到不需要看画面，可以随心地和你相视聊天。而宣纸的特点是，按下之后每一块面间会产生水痕，当那些大大小小的块面堆垛得差不多的时候，他才把目光移回纸上，根据画面上种种形态的浅墨块面，用焦墨点上驴眼、驴嘴上牵的绳子，再将驴蹄一勾，简单几笔，站着的、躺着的、跪着的，一群栩栩如生的毛驴就呈现了出来。他像个魔术师，实在是神奇得很！
20世纪60年代初，黄胄先生已成为中国画坛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在“文革”之前较长的时间里，中国画是式微的，以至于很多画家都去画连环画小人书，画供出口的檀香扇。黄胄先生是个例外。他是一位出色的人物画家，完全可以用如椽之笔表现新中国的社会风貌，无论是画新疆的风土人情，画草原欣欣向荣的蓬勃生机，还是画节庆举国欢腾的热闹场景，题材都契合当时时政的需要。他的堂哥梁斌撰写小说《红旗谱》时，曾邀请他绘插图。女主人公春兰美俏聪慧的形象，感动了许多人。当时在北京荣宝斋出售的在世画家的作品中，没有一件作品的价格可以与他的比肩，齐白石先生的扇面5元一张，溥雪斋先生的大册页5角一张，李可染先生的山水画60元一张，而黄胄先生的人物画则标价在60元至90元。
即便当时在画坛有如此地位和声誉，黄胄先生依旧不自负、不自矜，没有一点儿架子，对我这个晚辈也是尽心指导和提携。每每跟先生去荣宝斋，他总会让荣宝斋经理将收藏的名家印章尽数拿出，供我观摩。我拿个放大镜，一方一方地仔细研究，做好笔记。能看到吴昌硕、齐白石等大家的印章，和比拳头还大的田黄石对章，在当时，实属福从天降，难得！但我往往得寸进尺，询问能不能让我打一套印蜕，以供我日后研究，黄胄先生的一句话就使我如愿以偿，现在想起依旧铭感肺腑。黄胄先生还常带我去故宫，忘情而真挚地为我讲解书画馆里陈列的历代书画精品，我如小民暴富，倏地提升了对高妙书画艺术的认知，我一生受用。
画，是画家精神世界的一种外溢。黄胄先生的画风，大气、豪迈，充满激情，笔墨好、色彩好，造型也好，这其实都是他人格的反映。黄胄先生长相朴实，皮肤黝黑，身板宽厚，也不注重修饰，两条宽宽的眉毛似两锭乾隆墨贴在眼睛上方，眼睛炯炯有神，像个打铁匠。一次从故宫读画出来，黄胄先生拉我到北京西单的一家饭馆，那是家夫妻店，店堂很简陋，我们找了个长板凳坐下吃饺子。这时，老板娘扯着嗓子喊：“门口的大板车是谁的？挪个位置，好让人家的车走。”黄胄先生便接口道：“我的，等我吃完饺子再说。”那女店主信以为真，又拉又扯地要黄胄帮个忙。黄胄先生是个朴实且幽默的人，他平易近人，不会让人感到和他有距离，对上对下、对权贵对小民都一视同仁，言行合一。这种天生的质朴，这种不染缁尘的平民气质是很少有人学得到、做得到的。
黄胄先生是一个热爱生活、忠于生活的画家，生活于他确如水之于鱼，无论走到哪里，无论看到什么，他的感觉都是新鲜的、有滋有味的。黄胄先生留下许多写生画册，他对人物、情景的捕捉，都细腻无比，将人物的性格、生活的美好描绘得既细密入神，又气势如虹。黄胄先生是真正懂得生活的人，生活是他艺术生命中的空气、阳光和水，生活与艺术，在他身上是融为一体的。所以他能那么强烈精准地提炼出那个时代的精神。生活与画、画与生活，生机勃勃、活力四射。
“文革”期间，黄胄先生遭受到的身体以及精神上的折磨是令人无法想象的。我可能是外地唯一因他而受到牵连的年轻人。那时我还在东海舰队服役，部队要求我揭发先生，我便交代，黄胄从来不与我讲政治。领导说，这不算揭发，于是要求我与他划清界限，将先生赠予我的画作等如数上交。这些东西也就此“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随着“文革”的结束，黄胄先生也重获新生。但由于“文革”期间受到无情摧残，苦难的生活使他情绪低落，加上先生嗜酒，到后期，他的十个手指关节僵硬，已经不能正常地握着毛笔作画。还记得那是1973年，我去北京看望他，他住在友谊医院治疗，病榻上的他咬紧牙关，将每个手指向后掰，痛得头上冒出豆大的汗。然后，他用手指关节夹起画笔，看到旁边《人民画报》上有好的图片，就像写真一样画起来，依旧是当年那个笔不离手的黄胄。
后来，黄胄先生筹建中国画研究院，并出任常务副院长，为此，他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在筹备过程中，为了解决各种各样的难题，他送出了自己不计其数的画作。但因为先生是个纯粹的画家，艺术气息浓重的他始终不能在政治上游刃有余，他于中国画研究院，不过是一时的过客。黄胄先生对艺术及艺术品情有独钟，将传承文化视为己任，最终创办了中国第一座大型民办艺术馆——炎黄艺术馆。
黄胄先生的一生惊险跌宕，像坐过山车一般，但他始终怀有一颗乡土气十足的朴质之心。听朋友说起，曾有陌生人来找黄胄先生，进门就跪下，说：“请您无论如何帮帮忙，家里老人死了，买不起棺材。”先生二话不说，就给了对方两幅画：“到荣宝斋去换钱吧。”
摘自《文汇报》
20世纪60年代初，黄胄先生已成为中国画坛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在“文革”之前较长的时间里，中国画是式微的，以至于很多画家都去画连环画小人书，画供出口的檀香扇。黄胄先生是个例外。他是一位出色的人物画家，完全可以用如椽之笔表现新中国的社会风貌，无论是画新疆的风土人情，画草原欣欣向荣的蓬勃生机，还是画节庆举国欢腾的热闹场景，题材都契合当时时政的需要。他的堂哥梁斌撰写小说《红旗谱》时，曾邀请他绘插图。女主人公春兰美俏聪慧的形象，感动了许多人。当时在北京荣宝斋出售的在世画家的作品中，没有一件作品的价格可以与他的比肩，齐白石先生的扇面5元一张，溥雪斋先生的大册页5角一张，李可染先生的山水画60元一张，而黄胄先生的人物画则标价在60元至90元。
即便当时在画坛有如此地位和声誉，黄胄先生依旧不自负、不自矜，没有一点儿架子，对我这个晚辈也是尽心指导和提携。每每跟先生去荣宝斋，他总会让荣宝斋经理将收藏的名家印章尽数拿出，供我观摩。我拿个放大镜，一方一方地仔细研究，做好笔记。能看到吴昌硕、齐白石等大家的印章，和比拳头还大的田黄石对章，在当时，实属福从天降，难得！但我往往得寸进尺，询问能不能让我打一套印蜕，以供我日后研究，黄胄先生的一句话就使我如愿以偿，现在想起依旧铭感肺腑。黄胄先生还常带我去故宫，忘情而真挚地为我讲解书画馆里陈列的历代书画精品，我如小民暴富，倏地提升了对高妙书画艺术的认知，我一生受用。
画，是画家精神世界的一种外溢。黄胄先生的画风，大气、豪迈，充满激情，笔墨好、色彩好，造型也好，这其实都是他人格的反映。黄胄先生长相朴实，皮肤黝黑，身板宽厚，也不注重修饰，两条宽宽的眉毛似两锭乾隆墨贴在眼睛上方，眼睛炯炯有神，像个打铁匠。一次从故宫读画出来，黄胄先生拉我到北京西单的一家饭馆，那是家夫妻店，店堂很简陋，我们找了个长板凳坐下吃饺子。这时，老板娘扯着嗓子喊：“门口的大板车是谁的？挪个位置，好让人家的车走。”黄胄先生便接口道：“我的，等我吃完饺子再说。”那女店主信以为真，又拉又扯地要黄胄帮个忙。黄胄先生是个朴实且幽默的人，他平易近人，不会让人感到和他有距离，对上对下、对权贵对小民都一视同仁，言行合一。这种天生的质朴，这种不染缁尘的平民气质是很少有人学得到、做得到的。
黄胄先生是一个热爱生活、忠于生活的画家，生活于他确如水之于鱼，无论走到哪里，无论看到什么，他的感觉都是新鲜的、有滋有味的。黄胄先生留下许多写生画册，他对人物、情景的捕捉，都细腻无比，将人物的性格、生活的美好描绘得既细密入神，又气势如虹。黄胄先生是真正懂得生活的人，生活是他艺术生命中的空气、阳光和水，生活与艺术，在他身上是融为一体的。所以他能那么强烈精准地提炼出那个时代的精神。生活与画、画与生活，生机勃勃、活力四射。
“文革”期间，黄胄先生遭受到的身体以及精神上的折磨是令人无法想象的。我可能是外地唯一因他而受到牵连的年轻人。那时我还在东海舰队服役，部队要求我揭发先生，我便交代，黄胄从来不与我讲政治。领导说，这不算揭发，于是要求我与他划清界限，将先生赠予我的画作等如数上交。这些东西也就此“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随着“文革”的结束，黄胄先生也重获新生。但由于“文革”期间受到无情摧残，苦难的生活使他情绪低落，加上先生嗜酒，到后期，他的十个手指关节僵硬，已经不能正常地握着毛笔作画。还记得那是1973年，我去北京看望他，他住在友谊医院治疗，病榻上的他咬紧牙关，将每个手指向后掰，痛得头上冒出豆大的汗。然后，他用手指关节夹起画笔，看到旁边《人民画报》上有好的图片，就像写真一样画起来，依旧是当年那个笔不离手的黄胄。
后来，黄胄先生筹建中国画研究院，并出任常务副院长，为此，他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在筹备过程中，为了解决各种各样的难题，他送出了自己不计其数的画作。但因为先生是个纯粹的画家，艺术气息浓重的他始终不能在政治上游刃有余，他于中国画研究院，不过是一时的过客。黄胄先生对艺术及艺术品情有独钟，将传承文化视为己任，最终创办了中国第一座大型民办艺术馆——炎黄艺术馆。
黄胄先生的一生惊险跌宕，像坐过山车一般，但他始终怀有一颗乡土气十足的朴质之心。听朋友说起，曾有陌生人来找黄胄先生，进门就跪下，说：“请您无论如何帮帮忙，家里老人死了，买不起棺材。”先生二话不说，就给了对方两幅画：“到荣宝斋去换钱吧。”
摘自《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