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皖南事变中，一些新四军女战士被俘。她们在国民党集中营里受到怎样的迫害、进行了怎样的斗争？请听一位当年经历者的自述……
　　（一）
　　1915年，我出生在浙江省海盐县澉浦镇，从小到上海随父就读，在上海长大成人。1939年11月初，我离沪赴皖，参加了新四军。到达云岭新四军军部后，首先被安排在战地服务团进行学习、训练。两个月后，我们6个女同志（顾励、许可、赵亚、焦恭贞、沈锐和我）组成五团的一个民运小组，进驻繁昌县八渡河团部附近开展民运工作。这段时间，我有幸参加了反击日寇对皖南大规模扫荡的何家湾战斗，第一次经受了战火的锤炼。
　　1941年1月4日，叶挺、项英率我们新四军皖南部队9000余人从驻地云岭南行，再渡江北上。我们这些非战斗人员随同五团一起被编在第三纵队。3日傍晚就从繁昌冒雨出发。在山间泥泞小路上夜行军，对我是个很大的考验，因为我自小在上海都市中长大，来新四军又只有一年多时间，加之背包和米袋被雨水淋湿，显得更加沉重，因此我好几次滑下田埂掉到水沟里去。6日，我军大部队行至茂林地区时，突遭国民党顽固派7个师几万兵力的包围袭击，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霎时，前方不断有伤病员被抬下来，我们这些搞民运工作的女同志就忙起来了。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去动员当地的老百姓，用门板做成简易担架去抢运伤员，还配合卫生员做包扎救护工作。12日夜间。我跟随部队突围行军。走着走着，天就快亮了，我发现只有我和顾励、许可3人在一块，四周再也找不到其他人。连日战事频繁，人已疲惫不堪，饥渴困顿，当我们终于在山腰问找到水沟、喝着冷水的时候，听到山脚下的村子里有人在向我们招呼：“快下来吧，我们欢迎你们！我们是自己人，不打自己人。”我们以为自己的部队已到山下了，便一路跌跌撞撞冲下山去。不料，那却是国民党108师驻地。就这样，我们从此失去了自由，开始了长达4年多的囚徒生活。
　　（二）
　　两天后，我们被押解到“定潭集中营”。我们好多战友都被关押在这儿，但我们大家当时都更换了名字，编造了假履历，装着互不相识。我当时为自己定下的化名叫古新，但集中营当局写花名册时，将“古”字写成“顾”，成了“顾新”。当时与我一块被俘押解去上饶集中营的新四军女战士共有30人，分别来自新四军司令部、政治部、教导总队、战地服务团、印刷厂等单位，担任政治文化教员和机要民运等工作。我们中年龄最大的29岁，小的只有十六七岁。我们被押到上饶后，先在八都住了半个月，3月底才被押到周田村。周田村在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所在地附近，上饶集中营便是以周田为大本营，包括附近的李村七峰岩、茅家岭和石底等监狱的总称。我们女生队30人，被编在军官大队五中队三分队（女生分队），监禁地点在下周田村。
　　为了达到惩罚、感化我们的目的，国民党在集中营里采用反革命的两手措施轮番对我们进行身体和心灵上的残酷折磨。一方面，不让我们吃饱饭，逼迫我们从事抬土、拾砖、砍柴、修路、打围墙等繁重的苦役劳动：另一方面，又强制我们穿上他们的军服、佩戴有“更新”字样的臂章，接受他们那一套操练动作训练，天天听他们的升旗训话和谩骂、训斥。特务们为了达到策动被俘新四军战士自首的目的，一会要我们填写学员登记表，一会要我们写什么自传。就在这特殊环境里，我们女生队已经悄悄成立了秘密党支部，吕明、徐明、陈月霞等几个经验丰富的党员，便自然成了女生队的核心。我们在支部的领导下编造假履历，绝不暴露自己在新四军中的真实身份。记得有一次特务通知要给每个学员照张人头像，支部立即察觉出他们的险恶用心。便通知大家照相时把头摇动或低下，结果那次照出的像不是模糊就是见头不见脸，无法派上用场，搞得特务们哭笑不得。
　　1941年8月的一天，集中营的特务突然宣布半年·一期的军训第一期结业，要我们参加所谓的政治测验，说什么“如果政治测验成绩好的话，可以毕业而且可以分配工作”。我们女生队秘密党组织早就获悉了这一消息，认为这是敌人玩弄的又一个阴谋，于是把我们召集到一块，研究布置了对策。那天政治测验时，我们女生队全部交了白卷，有的甚至连名字都没写。这可激怒了监管我们的中队长曾恭生，他恼羞成怒地对我们大骂：“为什么不答？不答就是抗拒改造，不服从长官！”接着，他便罚我们绕着操场边不停地跑步，不准减慢速度。不准上厕所，不准开晚饭。他以为这么一来，我们就会坚持不住而哀求他了。谁知我们一个个咬着牙跑到天黑，仍然没有一个人屈服求饶。
　　（三）
　　1942年春天。国民党第三战区向福建山区撤退。也把我们这些被囚禁的抗日志士带着一起迁移。他们在日军的进犯面前软弱无能。对我们却穷凶极恶，丧心病狂。一路上，我们女生队的施奇被活埋，汪羊被打死，吕明、徐明、徐韧、杨瑞莲、凌鸿、黄兰、陈月霞等7人被杀害。6月26日到达福建建阳县徐市镇时，我们30名被俘的女同志只剩下21人。
　　在徐市，特务们加强了对我们的看管，不断施加心理和身体压力。有一次，我被分队长程瑛叫到她办公室里训话。这程瑛是国民党战干三团的女特务，蛮横刁钻，个子长得高、块头大、一脸横肉，我们送她外号“航空母舰”。她问我“为什么不拿悔过表？”我说：“我没过可悔，要拿什么悔过表？”她一听便破口大骂起来，妄图用她的嚣张气焰来镇住我。可我毫不畏惧，与她对骂起来。这下她更火了，拿起一根粗粗的木棒，朝我没头没脸地抽打起来。我强忍疼痛，一手挡住她的木棒，另一只手飞快地抓起脚边的一只小板凳，向着她的头部狠狠砸过去。特务们听到响声跑了过来把我抓住，这时我已无法站立，我的腿已被“航空母舰”的木棒打成骨折了。当天晚上，“航空母舰”还找来了中队副马绍雄，他将我狠狠训了一通之后，又派人将我拉到“禁闭室”关了两天禁闭。
　　1943年四五月间，因为徐市镇发生鼠疫，我们被移往翅窑镇，九十月间定驻崇安县城郊老鼠排村。到这时，我们女战士只剩7个人了，即许可、李琳、钟时、王轩、李德、金铃和我。
　　到老鼠排后，敌人表面上似乎放松了对我们的管制，把警戒线扩大到方圆30里范围。甚至也不再骂我们是“女匪”了，但实际上他们仍然想方设法诱逼我们自首叛变。如不断用劳役来折磨我们。强制我们参加三青团东南分团筹备处的集训。胁迫人们集体加入三青团。我和金铃因为被称为“顽固分子”而没有参加集训，但当“顽固分子”当然是要吃苦头的。他们盯住我们的一举一动，不时找些岔子来折磨我们。有一次出劳役，我因为被程瑛打伤的腿旧疾复发。请假没有去。特务队长白玉麟知道后冲到我的寝室责问我“怎么不去劳动”？我说“病了”，他便咆哮起来：“病了？什么病？我看是装病吧？”我当时实在没有力气与他争辩，就不再理睬他。这一下他更生气了，说我蔑视长官，不识抬举，立即派人把我送到崇安县城团部关禁闭。这是我第二次被关禁闭。
　　（四）
　　1945年7月份，当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时，集中营也陷入了惶惶不可终日的混乱局面。这时候，我收到早些时候离队的难友纪培陵托人带来的信，说她就要离开她任教的赤石小学，让我设法去接她的位子。我想到了训育员王宽欺骗我们时说过“谁找到工作。我们就放谁出去”的话，于是我找到他将他的军，要他们放我去赤石小学工作，谁知他竞死皮赖脸不认账。我与他争吵多次以后，又去找上校教官姜移山说理，最后我总算是如愿以偿。
　　到了赤石小学之后，我接了纪培陵原来带的毕业班的教学工作，并在她留赠给我的一件旗袍里面发现了她给我的一封信。信上说：“我去南平了，你也不要久留，一有机会就快些离开。”这正是我当时心里打定的主意。离开老鼠排时我就是这么想的。我心里非常感谢我的这位新四军难友，我们的心是相通的。我坐在楼上她原来住的那间简陋的小房間里。面向南天，遥祝她一路平安。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便离开了赤石小学，开始了北上寻找组织和工作的艰难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