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天，大马士革门外，开往伯利恒的公交站牌下。我们站在等公交的队伍里，准备去伯利恒看一看。
　　在抵达这片蜜与奶之地前，以色列在我的认知里同时处于两极，一极写着浪漫，一极标着动乱。在耶路撒冷，多半是浪漫——就算有随处可见的年轻以色列士兵，他们也只是在大街上三两成群地笑着，驻足听街头艺人的演出，甚至花一整个下午在博物馆里安静地逛，除了一身军装与配枪外，与普通的年轻人似乎没有太多差别。
　　直到伯利恒之旅开始前，我都以为这样的岁月静好会持续下去。此时此刻，排队等车的人们大半戴着头巾。刚上车坐定，两名配枪士兵随即跟上，一个个检查证件，检查完方示意司机可以开走。车开出没多久，又在一个哨岗被士兵截停。

　　眼見着前面的穆斯林乘客一个个下车，我们坐在后排的外国游客面面相觑。“我们也要下去吗？”大家来回地问。
　　司机冲我们摆手，示意我们原位坐下。穆斯林在车外排成一列，轮流等着检查，几分钟后，陆续回到车中。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车子重新发动。
　　越接近伯利恒，路边的景象越发破败，像从繁华的市中心开进了凋敝的小县城。路边的国旗不再是蓝白条六芒星，公告牌上出现了“巴勒斯坦”。一下车，一个衣衫褴褛的小男孩立马紧追在身后，一路缠着推销口香糖。走去圣诞教堂的路上，不断有人凑上来：“你们需要导游吗？需要司机吗？”
　　我原以为伯利恒是耶稣诞生之地，是上帝将整个世界献给大火只为了照亮其黎明的地方，万万没想到如今这里是这副模样。我们最终还是强行“被导游”，是一位在圣诞教堂门口等着拉客、左眼角通红的中年男人。与他讨价还价半天，他激动又不失条理地说：“你们来到这里，不去看看那些墙，不去看难民营，就跟没有来一样！”

　　他口中的“那些墙”，是巴以隔离墙。2002年起，以色列开始沿1967年第三次阿以战争（又称“六日战争”）前的巴以边界线修建隔离墙，高8米、长七百多公里，将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地区与以色列彻底隔离。我们的导游兼司机也是一名穆斯林，叫Saeid，出生在六日战争之后，一上车就说：“我出生在这，很不幸。看看那些墙，这里就像个监狱！”
　　他说起自己甚至不能去耶路撒冷时，我意识到自己半小时前问过一个愚蠢的问题。刚到伯利恒、遇见他之前，一位年轻的阿拉伯小伙子曾殷勤地请我们进他的小店尝了一小杯咖啡，展示了他与中国游客的诸多合照：“我最喜欢中国人！”
　　“你去过中国吗？”我当时脱口就问。
　　“没有，我们哪也不能去。”小伙子很自然地回答。
　　眼下，同样的话又在Saeid口中出现了，这次是带着怨念：“我们哪也不能去！甚至是耶路撒冷！”
　　“你会因此仇恨以色列人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不会。”我承认听到这样的回答我有点惊讶。“说实话，这不是普通百姓的错。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犹太人、穆斯林、基督教徒，我们都没有必要仇恨彼此，大家谁不想过个和平的生活？我们还没有受够战争、流血吗？我只想赚钱养家，和家人平安地过日子。”
　　“你有孩子吗？”
　　“有，两个。”他难得露出了笑容。
　　车开到隔离墙前停下，他让我们下车看墙上的涂鸦：“和平”“爱”“战争结束了”。
　　天上下起了雨，回到车上，我又问了Saeid一个幼稚的问题：“墙上到处都写着和平和爱，为什么还是冲突不断？”
　　“都是以色列的错！”他理所当然地说，“这该死的墙是他们建的，又不是我们！”
　　前面会车，墙边道路狭窄，一时堵住。司机拉上手刹，下车与对面车主用阿拉伯语争吵起来。回到车里，先对我们道歉：“没办法这就是巴勒斯坦。”紧接着又是忿忿一句：“都是以色列的错！”
　　我想起隔离墙上印象最深的一幅涂鸦：一个三角形的莫比乌斯环，三边都写着“巴勒斯坦”。对出生在这里的人来说，这里确实是莫比乌斯环，无论怎么走，都走不出巴勒斯坦。人类建造巴别塔的努力，如此看来，大概注定失败了。
　　Saeid继续开车，带我们到难民营的入口。车外雨愈发大了，可在大门口，他执意停车摇下车窗，不顾手臂打湿往外指：“你们看到这个钥匙了吗？”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大门上方有一个巨大的红色钥匙状金属艺术装置，感觉已经生锈了。他在雨声里大声说：“这是有含义的！钥匙，他们相信，总有一天他们会回来！”

　　编辑 杨静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