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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以江西省婺源县李坑村为例，在质化研究的基础上对旅游开发背景下当地居民社会排斥的主观感知状况进行了考察，发现旅游开发给当地社区带来了多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导致社区居民的挫折感、自卑感增加，他们往往从经济排斥、政治排斥、文化排斥和关系排斥等多个雏度来感知自身“被排斥”的状况。旅游开发过程中的相关制度设置为社会排斥提供了可能空间，不同利益相关群体在社区中的交互作用成为社会排斥的推动力量，社区居民个体自身能力与认知状况也构成社会排斥的重要原田。从经济、政治、文化及人际关系等多个维度入手消除由旅游开发问题所导致的社会排斥应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
[关键词]乡村旅游；社区居民；社会排斥；感知；婺源李坑村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1)08-0087-08
1 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社会排斥是指“某些个人、家庭或社会群体，由于社会政策及制度安排等原因丧失其公民权利，无法参与正常活动或参与不足，导致被边缘化及情感疏离的机制和过程”。个人或群体在各种政治、经济、社会互动活动中的无法参与或参与不足都可能被认为是社会排斥的存在。
社会排斥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初，作为贫困(poverty)、剥夺(deprivation)、劣势(disadvantaged)等词的替代性概念，人们对其形成的一个基本共识是：对社会排斥的定义不仅涉及收入贫困和物质资源的匮乏，也涉及一些个人或者群体在社会中被边缘化的过程。1999年，作为欧洲国家中对社会排斥问题关注得最全面并切实采取应对措施的国家之一，英国在开展的“贫困和社会排斥调查”中将社会排斥分为4个维度，包括被排斥在充足的收入或资源之外、劳动力市场排斥、服务排斥、被排斥在社会关系之外。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社会排斥分析中心则认为，社会排斥包括消费、生产、政治参与及社会互动等4方面的排斥。我国的学者也有类似的讨论，如曾群等提出了包括经济排斥、政治排斥、社会关系排斥、文化排斥和福利制度排斥等5个维度的分析框架。21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心理学家对社会排斥概念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美国学者特温茨和鲍麦斯特等(Twenge&Baumeister，eta1.)认为个体在遭受社会排斥后往往会形成心理上的感知，他们的大量实验证实，“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只要个体认为自己受到了他人的排斥，不管是真实存在或是臆想的，都会带来独特的心理变化，进而导致自我控制行为的改变”，“即使只是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个体感觉到了没有确定来源的忽略和排斥，都会导致明显的归属感降低”，因此，“社会排斥不单纯指物质层面，而且拓展到精神心理层面和符号层面”。由于认识到“各种社会排斥过程无不导致社会动荡，终而至于危及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社会排斥概念在各国政府制度研究中被广泛应用，人们将社会制度目标逐步转向“消除社会排斥，促进社会包容，实现社会融入”。
将社会排斥概念纳入到旅游研究视野是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其关注重点为旅游开发或旅游产业政策制定等带来的社会排斥现象。例如，奥尔威格(01wig)对美属维尔京群岛土著圣约翰人的描述就体现了欠发达地区在旅游开发过程中较典型的权力悬殊状况：当美国国家公园组织在洛克菲勒财团的资助下占据大半个岛屿建立国家公园后，岛上居民完全丧失了依靠传统谋生手段——放牧、游耕得以继续生存的机会，他们如同“乞丐无法成为一名选择者”，除了服从毫无办法。1998年，阿特金森和劳迪尔(Atkinson＆Laudier)撰文讨论了1996年英国布里斯托尔国际海洋节期间两个流浪者露营群体被驱赶的社会排斥现象，他们的存在被认为会侵犯旅游者和节日参与者，破坏布里斯托尔希望建立的海洋遗产地形象。2005年左右，默尔度(Mordue)和阿加瓦尔(Agarwal)不约而同地探讨了旅游目的地发展中的社会排斥问题，所不同的是，默尔度重点探讨的是边缘群体在参与旅游活动过程中的被排斥问题，而阿加瓦尔关注旅游目的地居民的被排斥现象。造成这些社会排斥现象产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从宏观方面而言，社会结构及制度设置为社会排斥提供了可能空间，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型、全球化竞争加剧、旅游生产方式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转变等因素被认为与社会排斥现象的产生存在一定的关联，从微观个体而言则有缺少工作机会、缺乏技能、缺乏政治和社会参与、身体健康因素及学历低等因素，导致个体丧失社会关系网络而陷入边缘化的困境。另据研究发现，虽然城市、乡村、海滨、岛屿等各种类型的旅游目的地都存在社会排斥现象，但其表现方式有所不同。例如邵特尔(Shortall)探讨了乡村发展项目中的社会共融与社会排斥问题，而那卡加瓦(Nakagawa)则将研究视角锁定在城市社区的社会排斥现象之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调查指出，被排斥人群的住房问题在城市地区表现为质量不佳，他们大量集中于贫民窟，在乡村地区则表现为住房短缺；就业问题在城市地区表现为长期性失业，而在乡村地区则表现为季节性失业与低工资。
由于乡村旅游强调以乡村社区为活动场所，旅游活动的大量渗透必然会对社区施加经济、社会、文化等多层面的影响，而“这些影响的主要承担者是社区”。旅游人类学者和社会学者已用许多详尽的案例说明乡村旅游发展在给社区发展带来某些正面影响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形成一些消极影响，诸如地方民众文化面临变质和消失的风险、社会文化冲突加剧、犯罪率上升、贫富差距拉大等，尤其是在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不断得到调整、综合和博弈的过程中，乡村社区的居民总是无一例外地处于被动与弱势的地位，从而导致其挫折感、文化仆从感、自卑感增加，社区文化认同感衰落，但鲜见社会排斥方面深入而翔实的本土化案例研究。本文所提供的江西省婺源县李坑村案例长期以自给自足的封闭式小农经济格局为主导，旅游开发给当地社区带来了多方面的变化，笔者试图在质化研究的基础上着重探讨该村居民因旅游业的发展而带来的不利影响，分析旅游开发背景下乡村社区居民社会排斥的感知维度，以社会排斥为概念工具对其旅游开发所形成的影响加以系统解读。
2 研究案例
婺源县位于江西省的东北部，其历史悠久，物华天宝，素有“书乡”、“茶乡”之称。由于历史上一直处于“山阻而弗车，水激而弗舟”的闭塞山区，加之长期受徽州文化的影响和熏陶，婺源境内的广大乡村大多保留着传统的徽派建筑，形成了“家家是风景，风景在家家”之分布广泛、规模宏大、保存完好的特有古村落旅游景观，被誉为“中国最美丽的乡村”。李坑村是婺源旅游业发展得最早也较为成熟的一个村落，村内的260多户人家大多居住在溪的两岸，村内有明清古民居、古桥、古亭、古树等景观， 形成“小桥流水人家”的画卷。20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交通不畅，商品经济欠发达，全村仍以自给自足的封闭式小农经济格局为主导。在生产结构中，农业以种植业为主，养殖业以生猪为主，农副产品则以出卖原始产品或初级产品为主，附加值不高。落后的经济格局与山多田少的自然条件使得李坑村的经济发展与农民收入水平远远落后于江西省及全国平均发展水平。1993年，香港摄影家陈复礼举办了以“中国最美的农村——婺源”为主题的影展，由此揭开了婺源的面纱，许多摄影绘画爱好者、古建筑研究设计者和记者等专业人士纷纷以采风、摄影、考察为目的，采取徒步或自驾车等方式进入李坑村，此后游客量急剧增加，各级政府、外来投资者、社区居民、旅游者等纷纷参与到旅游业的发展中来。2000年，婺源县政府为重点解决旅游开发项目投入资金不足的问题，按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吸引民资和外企参与旅游业的开发，将李坑村旅游景点的30年经营权转让给江西金叶集团有限公司，并确定门票收益的分配方式为：金叶公司66.5％，镇政府8％，李坑村委会4％，李坑全体村民19％，民居古建景点参观户2.5％，由此打破了李坑村居民以往的生存与收入方式。目前全村居民以务农和旅游业经营为主，有一半家庭经营与旅游相关的产品或服务(包括家庭旅馆、旅游租车、餐饮、旅游工艺品、茶馆)o村民家庭收入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务农收入、旅游业务、家庭成员外出打工。由于政府、外来投资者、社区居民、旅游者的目标、活动方式和核心利益点各有差异，他们在乡村社区这一特定的空间内经历着反复的利益和权力博弈，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也由于社区居民往往在政治权力、心理和文化上处于弱势地位，形成乡村旅游社区发展中的社会排斥现象。
3 研究方法
自2006年以来，笔者一直将江西省婺源县的多个乡村旅游社区作为乡村旅游研究的持续跟踪研究样地，在此过程中已通过与当地政府官员、企业经营者等的接触收集了大量二手资料，包括政府文件、研究调研报告、旅游规划文本、统计数据及网络资料等。此次基于“社会排斥”主题的调研时间为2010年8月10日～14日，其间，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质化研究中的扎根理论作为方法论框架，与李坑村村民进行深度访谈，开展质化研究。质化研究是一种整体观和情境观的研究模式，重视研究对象在社会情境中的整体性，重视研究现象中人、事、物、情境之间的互动，重视语言的功能，以及现象产生的意义。而扎根理论作为质化研究方法中的一个类型，是经由系统化的资料搜集与分析，而发掘、发展已暂时被验证的理论。
在文献研究和预调研的基础上，本研究最终确定访谈的三个主问题：(1)请大致描述李坑村旅游开发后您的生活状况。(2)您认为您是否因李坑村的旅游发展而获益，是否享受到了应有的待遇?请说说您的具体经历。(3)您是否支持李坑村旅游业的发展?然后运用质性分析软件Nvivo 8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考虑到社会排斥话题与访谈对象失败的、不愉快的经历有关，本研究依托弱连带的人际网络，通过朋友引荐的间接方式寻找到13个李坑村村民作为深度访谈的对象，要求其不存戒心地分享其真实经历和感受。同时，为了较全面地了解被排斥村民的感受，本研究有意识地对访谈样本进行了控制，尽可能挑选在李坑村中掌握行政权力资源程度不同、参与旅游业方式不同的村民作为样本。表1描述了样本的具体情况。
4 研究过程
4.1李坑村居民社会排斥感知的总体状况分析
如图1所示，在回答“您认为您是否因李坑村的旅游发展而获益，是否享受到了应有的待遇?”这一问题时，除B、F、M外，大多数村民表现出因未享受到应有待遇而不满的态度，即普遍存在对社会排斥的感知，而其中B是掌握较多行政权力资源的村委会成员，F、M则是在经济收入水平方面较高的私营企业主，属社区精英型人员，说明村民社会排斥感的存在与其所掌握的行政资源或经济资源的丰厚程度有一定的关联，掌握资源越多，社会排斥感知的程度越弱，他们也自然对旅游业的发展持积极支持的态度。同时，尽管大多数村民存在对社会排斥的感知，然而在被问及“是否支持李坑村旅游业的发展”时，除G、L明确表示“不支持”外，7位村民表现出了较为复杂的态度，他们认为旅游业的发展虽然导致其某些利益的部分丧失，但也在某些方面改变了他们所在乡村的落后状况，很难判断旅游业的发展对当地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4.2李坑村居民社会排斥的感知维度分析
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和选择式编码是扎根理论的资料分析方法。为确保研究达到较高的效度，扎根理论在应用过程中强调持续比较和理论取样的重要性，即数据收集与理论形成应该是一个互动过程，收集数据一形成理论一再收集数据一完善理论不断循环，研究者在收集数据时发现新的问题就应该从其他信息来源寻找新的数据进行核实，不断拿新收集到的数据与根据已有数据所形成的类别或范畴进行比较，当出现新范畴时就对理论进行修正，这一过程反复进行，直至达到理论饱和。借助Nvivo8软件，研究过程如下：
4.2.1开放式编码
这是一个将收集的资料打散，赋予概念，然后再以新的方式重新组合起来的操作化过程，其目的是从资料中发现类属，对类属加以命名，确定类属的属性和维度。笔者利用Nvivo 8的自由编码功能，将采集的原始访谈资料直接编为自由编码，经过两轮筛选比对，最终得到80条短句，为主轴式编码的提取提供基础。
4.2.2主轴式编码
主轴式编码的主要任务是发现和建立概念之间的各种关系，以表现资料中各个部分之间的有机关联。笔者运用Nvivo8的属类编码功能将开放式编码中得到的80条短句依据其内在联系进一步归类并赋予概念(例如图2)，进而形成13个独立的属类，包括经济收入水平、家庭消费能力、决策参与程度、意见反馈渠道的制度化状况、村民组织的规范化程度、就业机会、培训机会、社区文化认同、社区归属感、价值观与生活方式、个人身份认同、村民邻里关系、村民与旅游者的关系等。
4.2.3选择式编码
选择式编码是在所有已经发现的概念类属中经过系统分析以后选择一个核心类属。在对所有主轴式编码进行全面系统分析的基础上，经反复合并或重组，最后将其进一步归纳为4个核心类属，即社会排斥的4个维度：经济排斥维度、政治排斥维度、文化排斥维度、关系排斥维度。其建构框架如表2。
考虑到有关质化研究的效度、信度、推广度和伦理道德问题学术界存在很多争议，为验证以上编码和维度的可信度，笔者在研究后期通过电话的形式又与李坑村的另3位村民取得联系，进行电话访谈。在新一轮的电话访谈中，与以上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相一致的概念、范畴反复出现，达到饱 和，同时没有新的概念、范畴出现，基本说明本研究对编码的提取、维度的归纳是有效、可信的。
5 研究发现
通过以上研究发现，乡村旅游社区中大多数村民存在对社会排斥的感知，其感知维度包括经济排斥维度、政治排斥维度、文化排斥维度和关系排斥维度。
5.1经济排斥
经济排斥主要表现为村民个人或家庭未能有效地参与旅游产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等经济活动，其具体感知因子包括经济收入水平、家庭消费能力与就业机会。在访谈过程中，笔者明显感觉到，村民在形成经济性排斥感知的过程中，公平(而非绝对经济收入水平)是首要的评价准则。例如，在征地补偿费用问题上，婺源李坑村与其他许多旅游景区一样，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进行过多次征地，主要用于村头宾馆、停车场和商业中心的建设，原有的耕地也就转变为建设用地。其依据的主要政策包括《江西省征用土地管理办法(2001)》、《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2001)》、《上饶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建立规范土地市场的通知》等，其中对农民的征地补偿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补偿标准主要依据《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2001)》第二十七条、二十八条和二十九条执行。2004年，江西省将全省平均征地补偿标准由原来的每亩8000元提高到每亩12000元，2005年10月后，又再次提高到每亩15000元，并在全省制定征地统一年产值和区片综合地价，以进一步维护和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但调查发现，虽然补偿费用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但由于现行土地管理法实施细则关于土地集体所有权的法律界定不清，补偿费的利益归属存在不少问题，农民实际所得远远少于补偿标准，不同乡镇执行力度的不同也造成补偿标准不一致。例如，在旅游业发展较成熟的江湾镇，农民能按每亩8000元的标准获得征地补偿，但在李坑村农民得到的征地补偿费用仅为每亩2000元。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所得到的征地补偿与他们在失去土地后所要面临的生活、重新创业的风险与支出相比较，根本不成正比，农民作为弱势利益相关者成为绝对意义上的输家。研究指出，不稳定的就业状况会导致人们被社会排斥，排斥的可能性随着就业不稳定性的上升而增大，从事不稳定的或缺少职业培训和保护的边缘工作，将不能保证人们融入社会。
此外，村民在经济收入水平方面普遍感觉偏低源于旅游发展中的漏损现象。由于婺源当地居民在投入资金、信息吸纳等方面的能力相对较弱，除个别本地精英通过开设家庭旅馆获利外，许多居民主要从事非技术性或半技术性的工作，他们靠出卖劳动力获得廉价报酬，经营大型家庭旅馆、茶馆、文物商店、参与旅游企业高层管理的高收入人员大多来自外地。同时，由于农村经济单一性的存在，当地居民的生活用品、劳动工具、旅馆设施家具等均来自外地。这些都使得当地旅游收益不可避免地向外流动，形成漏损。而与此同时，村民必须承担景区内物价飞涨带来的巨大生活压力，他们因此而被排斥于社会主流的生活方式与消费方式之外。
5.2政治排斥
政治排斥是指村民个人、家庭乃至团体被排斥出旅游产业发展的决策过程，缺乏权力，没有代表他们利益的声音，其具体感知因子包括决策参与程度、意见反馈渠道的制度化状况和村民组织的规范化程度。在访谈中，村民形成极大“被排斥”感知的仍然是旅游开发中的征地事件。在政府强制征用土地和村民自愿转让土地的问题上，双方经常出现两方利益点上的巨大分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由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对农村土地进行征用，第23条第2款还特别强调“建设征用土地，被征地单位应当服从国家需要，不得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0条规定“国家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地进行土地经营权转让”，第48条规定“如果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人需要承包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时，应当事先经过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2／3以上成员或者2／3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再次肯定了“土地使用权可以合理流转，但要坚持自愿、有偿原则依法进行，不得以任何理由强制农民转让。”但在实行分级限额审批制度的背景下，我国土地管理绝大部分权利集中于县、乡政府手中，土地征用的决策权往往演变为地方政府内部的行政决策。只要出让土地的总成本小于总收益，政府就有低价征用并高价转让的驱动力，某些官员会利用手中掌握的行政权力，通过阻止土地市场化交易的办法与“外部人”进行不正常的交易，进而影响土地利益分配的公正性，造成土地资源配置的随意性和混乱性。在李坑村，由于“八分半山一分田，半分水路和庄园”的天然土地资源格局，人均耕地面积本身就较低，近几年在各乡各村大力开发旅游资源的热潮下，乡镇级政府越俎代庖直接替村集体和农民作主，土地“寻租”，非法批地、供地的现象又时有发生，村民却完全失去了应有的话语权，致使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3～0.4亩，村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大部分土地。而由于缺乏制度化的表达空间、规范化的村民组织，最后村民只有以“集体无理性”的过激方式如堵路、拒绝旅游者参观等方式以表达自己的不满。
5.3文化排斥
文化排斥是指村民个人或家庭被排斥出正常的文化知识系统，具体感知因子包括社区文化认同、社区归属感、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及培训机会等。笔者通过访谈了解到与旅游文化研究者的研究结论相一致的现象，即村民和旅游者在文化上存在明显的不平等关系，乡村旅游的社区文化对旅游客源地文化的影响微乎其微，而旅游客源地的文化以旅游者为媒介对旅游社区造成的文化影响则要大得多，这种影响主要通过“示范效应”得以实现。多数村民承认自己会刻意追求、模仿旅游者的举止言行、穿着打扮、生活方式。这些改变有些对于乡村社区而言是有利的，可能激发居民积极进取、开创新生活的意识，但更可能是有害的，其直接后果就是加重村民的社会焦虑感，他们开始对本地的乡土文化产生怀疑、离弃乃至反叛的态度，乡村固有的社会文化模式出现裂痕。一个必然的结果是：因旅游者的到来，乡村的独特文化却逐渐消糜。
此外，虽然村民较普遍地参与到旅游经营、服务活动中，但其接受专业技能培训的机会却相当有限，这一点在与女性访谈对象交流的过程中感受特别明显。尽管一项关于婺源农村妇女就业状况的调查证实，在乡村旅游活动开展的地区，农村妇女非农就业比例远高于其他地区，但由于妇女更多地从事家庭旅馆服务、餐饮服务、保绿、保洁、传统手工艺和土特产品制作等知识和技能含量较低的工作，其接受系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的机会明显不足，加上 在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和参加养老保险等等方面所获得的劳动保障也相对缺乏，女性对自身的处境往往表现出一种无力感。而由于社会排斥的再生产机制，社会排斥进而导致这些女性村民自我排斥的产生，他们对自身的认识和自我评价较低，缺少成就动机，最后只好把人生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
5.4关系排斥
关系排斥指个人被排斥出一定的社会关系，具体感知因子包括个人身份认同、村民邻里关系及其与旅游者的关系等。豪斯等(H0use，et a1)建议从社会关系存在的量、质与结构3个方面来考察社会关系，具体到乡村旅游社区中，笔者发现，尽管村民有大量地接触外来投资者和旅游者的机会，实现了在社会关系量上的较大突破，但他们却更加明显地产生由关系疏离而导致的被排斥感。随着旅游设施及吸引物发展所需，对资本的需求日益增大，外来投资者对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力将日趋增强，而社区居民的影响力相应减弱，乡村社区居民会由于外来资本越来越强势的介入而失去对旅游发展的控制，他们大多会发出诸如“我属于社会的最底层”，“除了老祖宗留下的这点东西，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感叹，产生个人身份的认同危机，这种个人身份认同危机基础上产生的自我排斥感导致村民们出现自卑、无力、不满和愤怒情绪，在对待与自己有直接竞争关系的邻居时针锋相对，对待旅游者时则表现出明显的冷淡甚至敌视的态度。
6 结论
以社会排斥为概念工具来研究乡村旅游社区问题是一个有益的尝试。研究发现，在多维度社会排斥形成的过程中，诸多因素共同作用，旅游开发过程中的相关制度设置为社会排斥提供了可能空间，不同利益相关群体在社区中的交互作用成为社会排斥的推动力量，社区居民个体自身能力与认知状况也构成社会排斥的重要原因，进而形成客观与主观、显性与隐性、被动与主动的社会排斥。在政府、外来投资者及旅游者等综合势能的影响下，乡村旅游社区居民往往从经济排斥、政治排斥、文化排斥和关系排斥等多个维度来感知自身被排斥的状况。由于不能获得足够的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源，乡村旅游社区居民一方面形成自我排斥，从而导致其发展机会和能力弱化，另一方面对旅游业的发展形成冷淡甚至敌视的态度。因此，消除由旅游开发问题所导致的社会排斥应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而要消除这种社会排斥，政府作为制度的供给者必须坚持权利本位原则，秉承利益协调的原则与价值取向，在确立社会公正理念的基础上进行反社会排斥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克服制度安排上的集体排他倾向，确保每个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及受益的机会，实现社会融入。
[关键词]乡村旅游；社区居民；社会排斥；感知；婺源李坑村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1)08-0087-08
1 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社会排斥是指“某些个人、家庭或社会群体，由于社会政策及制度安排等原因丧失其公民权利，无法参与正常活动或参与不足，导致被边缘化及情感疏离的机制和过程”。个人或群体在各种政治、经济、社会互动活动中的无法参与或参与不足都可能被认为是社会排斥的存在。
社会排斥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初，作为贫困(poverty)、剥夺(deprivation)、劣势(disadvantaged)等词的替代性概念，人们对其形成的一个基本共识是：对社会排斥的定义不仅涉及收入贫困和物质资源的匮乏，也涉及一些个人或者群体在社会中被边缘化的过程。1999年，作为欧洲国家中对社会排斥问题关注得最全面并切实采取应对措施的国家之一，英国在开展的“贫困和社会排斥调查”中将社会排斥分为4个维度，包括被排斥在充足的收入或资源之外、劳动力市场排斥、服务排斥、被排斥在社会关系之外。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社会排斥分析中心则认为，社会排斥包括消费、生产、政治参与及社会互动等4方面的排斥。我国的学者也有类似的讨论，如曾群等提出了包括经济排斥、政治排斥、社会关系排斥、文化排斥和福利制度排斥等5个维度的分析框架。21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心理学家对社会排斥概念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美国学者特温茨和鲍麦斯特等(Twenge&Baumeister，eta1.)认为个体在遭受社会排斥后往往会形成心理上的感知，他们的大量实验证实，“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只要个体认为自己受到了他人的排斥，不管是真实存在或是臆想的，都会带来独特的心理变化，进而导致自我控制行为的改变”，“即使只是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个体感觉到了没有确定来源的忽略和排斥，都会导致明显的归属感降低”，因此，“社会排斥不单纯指物质层面，而且拓展到精神心理层面和符号层面”。由于认识到“各种社会排斥过程无不导致社会动荡，终而至于危及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社会排斥概念在各国政府制度研究中被广泛应用，人们将社会制度目标逐步转向“消除社会排斥，促进社会包容，实现社会融入”。
将社会排斥概念纳入到旅游研究视野是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其关注重点为旅游开发或旅游产业政策制定等带来的社会排斥现象。例如，奥尔威格(01wig)对美属维尔京群岛土著圣约翰人的描述就体现了欠发达地区在旅游开发过程中较典型的权力悬殊状况：当美国国家公园组织在洛克菲勒财团的资助下占据大半个岛屿建立国家公园后，岛上居民完全丧失了依靠传统谋生手段——放牧、游耕得以继续生存的机会，他们如同“乞丐无法成为一名选择者”，除了服从毫无办法。1998年，阿特金森和劳迪尔(Atkinson＆Laudier)撰文讨论了1996年英国布里斯托尔国际海洋节期间两个流浪者露营群体被驱赶的社会排斥现象，他们的存在被认为会侵犯旅游者和节日参与者，破坏布里斯托尔希望建立的海洋遗产地形象。2005年左右，默尔度(Mordue)和阿加瓦尔(Agarwal)不约而同地探讨了旅游目的地发展中的社会排斥问题，所不同的是，默尔度重点探讨的是边缘群体在参与旅游活动过程中的被排斥问题，而阿加瓦尔关注旅游目的地居民的被排斥现象。造成这些社会排斥现象产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从宏观方面而言，社会结构及制度设置为社会排斥提供了可能空间，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型、全球化竞争加剧、旅游生产方式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转变等因素被认为与社会排斥现象的产生存在一定的关联，从微观个体而言则有缺少工作机会、缺乏技能、缺乏政治和社会参与、身体健康因素及学历低等因素，导致个体丧失社会关系网络而陷入边缘化的困境。另据研究发现，虽然城市、乡村、海滨、岛屿等各种类型的旅游目的地都存在社会排斥现象，但其表现方式有所不同。例如邵特尔(Shortall)探讨了乡村发展项目中的社会共融与社会排斥问题，而那卡加瓦(Nakagawa)则将研究视角锁定在城市社区的社会排斥现象之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调查指出，被排斥人群的住房问题在城市地区表现为质量不佳，他们大量集中于贫民窟，在乡村地区则表现为住房短缺；就业问题在城市地区表现为长期性失业，而在乡村地区则表现为季节性失业与低工资。
由于乡村旅游强调以乡村社区为活动场所，旅游活动的大量渗透必然会对社区施加经济、社会、文化等多层面的影响，而“这些影响的主要承担者是社区”。旅游人类学者和社会学者已用许多详尽的案例说明乡村旅游发展在给社区发展带来某些正面影响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形成一些消极影响，诸如地方民众文化面临变质和消失的风险、社会文化冲突加剧、犯罪率上升、贫富差距拉大等，尤其是在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不断得到调整、综合和博弈的过程中，乡村社区的居民总是无一例外地处于被动与弱势的地位，从而导致其挫折感、文化仆从感、自卑感增加，社区文化认同感衰落，但鲜见社会排斥方面深入而翔实的本土化案例研究。本文所提供的江西省婺源县李坑村案例长期以自给自足的封闭式小农经济格局为主导，旅游开发给当地社区带来了多方面的变化，笔者试图在质化研究的基础上着重探讨该村居民因旅游业的发展而带来的不利影响，分析旅游开发背景下乡村社区居民社会排斥的感知维度，以社会排斥为概念工具对其旅游开发所形成的影响加以系统解读。
2 研究案例
婺源县位于江西省的东北部，其历史悠久，物华天宝，素有“书乡”、“茶乡”之称。由于历史上一直处于“山阻而弗车，水激而弗舟”的闭塞山区，加之长期受徽州文化的影响和熏陶，婺源境内的广大乡村大多保留着传统的徽派建筑，形成了“家家是风景，风景在家家”之分布广泛、规模宏大、保存完好的特有古村落旅游景观，被誉为“中国最美丽的乡村”。李坑村是婺源旅游业发展得最早也较为成熟的一个村落，村内的260多户人家大多居住在溪的两岸，村内有明清古民居、古桥、古亭、古树等景观， 形成“小桥流水人家”的画卷。20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交通不畅，商品经济欠发达，全村仍以自给自足的封闭式小农经济格局为主导。在生产结构中，农业以种植业为主，养殖业以生猪为主，农副产品则以出卖原始产品或初级产品为主，附加值不高。落后的经济格局与山多田少的自然条件使得李坑村的经济发展与农民收入水平远远落后于江西省及全国平均发展水平。1993年，香港摄影家陈复礼举办了以“中国最美的农村——婺源”为主题的影展，由此揭开了婺源的面纱，许多摄影绘画爱好者、古建筑研究设计者和记者等专业人士纷纷以采风、摄影、考察为目的，采取徒步或自驾车等方式进入李坑村，此后游客量急剧增加，各级政府、外来投资者、社区居民、旅游者等纷纷参与到旅游业的发展中来。2000年，婺源县政府为重点解决旅游开发项目投入资金不足的问题，按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吸引民资和外企参与旅游业的开发，将李坑村旅游景点的30年经营权转让给江西金叶集团有限公司，并确定门票收益的分配方式为：金叶公司66.5％，镇政府8％，李坑村委会4％，李坑全体村民19％，民居古建景点参观户2.5％，由此打破了李坑村居民以往的生存与收入方式。目前全村居民以务农和旅游业经营为主，有一半家庭经营与旅游相关的产品或服务(包括家庭旅馆、旅游租车、餐饮、旅游工艺品、茶馆)o村民家庭收入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务农收入、旅游业务、家庭成员外出打工。由于政府、外来投资者、社区居民、旅游者的目标、活动方式和核心利益点各有差异，他们在乡村社区这一特定的空间内经历着反复的利益和权力博弈，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也由于社区居民往往在政治权力、心理和文化上处于弱势地位，形成乡村旅游社区发展中的社会排斥现象。
3 研究方法
自2006年以来，笔者一直将江西省婺源县的多个乡村旅游社区作为乡村旅游研究的持续跟踪研究样地，在此过程中已通过与当地政府官员、企业经营者等的接触收集了大量二手资料，包括政府文件、研究调研报告、旅游规划文本、统计数据及网络资料等。此次基于“社会排斥”主题的调研时间为2010年8月10日～14日，其间，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质化研究中的扎根理论作为方法论框架，与李坑村村民进行深度访谈，开展质化研究。质化研究是一种整体观和情境观的研究模式，重视研究对象在社会情境中的整体性，重视研究现象中人、事、物、情境之间的互动，重视语言的功能，以及现象产生的意义。而扎根理论作为质化研究方法中的一个类型，是经由系统化的资料搜集与分析，而发掘、发展已暂时被验证的理论。
在文献研究和预调研的基础上，本研究最终确定访谈的三个主问题：(1)请大致描述李坑村旅游开发后您的生活状况。(2)您认为您是否因李坑村的旅游发展而获益，是否享受到了应有的待遇?请说说您的具体经历。(3)您是否支持李坑村旅游业的发展?然后运用质性分析软件Nvivo 8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考虑到社会排斥话题与访谈对象失败的、不愉快的经历有关，本研究依托弱连带的人际网络，通过朋友引荐的间接方式寻找到13个李坑村村民作为深度访谈的对象，要求其不存戒心地分享其真实经历和感受。同时，为了较全面地了解被排斥村民的感受，本研究有意识地对访谈样本进行了控制，尽可能挑选在李坑村中掌握行政权力资源程度不同、参与旅游业方式不同的村民作为样本。表1描述了样本的具体情况。
4 研究过程
4.1李坑村居民社会排斥感知的总体状况分析
如图1所示，在回答“您认为您是否因李坑村的旅游发展而获益，是否享受到了应有的待遇?”这一问题时，除B、F、M外，大多数村民表现出因未享受到应有待遇而不满的态度，即普遍存在对社会排斥的感知，而其中B是掌握较多行政权力资源的村委会成员，F、M则是在经济收入水平方面较高的私营企业主，属社区精英型人员，说明村民社会排斥感的存在与其所掌握的行政资源或经济资源的丰厚程度有一定的关联，掌握资源越多，社会排斥感知的程度越弱，他们也自然对旅游业的发展持积极支持的态度。同时，尽管大多数村民存在对社会排斥的感知，然而在被问及“是否支持李坑村旅游业的发展”时，除G、L明确表示“不支持”外，7位村民表现出了较为复杂的态度，他们认为旅游业的发展虽然导致其某些利益的部分丧失，但也在某些方面改变了他们所在乡村的落后状况，很难判断旅游业的发展对当地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4.2李坑村居民社会排斥的感知维度分析
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和选择式编码是扎根理论的资料分析方法。为确保研究达到较高的效度，扎根理论在应用过程中强调持续比较和理论取样的重要性，即数据收集与理论形成应该是一个互动过程，收集数据一形成理论一再收集数据一完善理论不断循环，研究者在收集数据时发现新的问题就应该从其他信息来源寻找新的数据进行核实，不断拿新收集到的数据与根据已有数据所形成的类别或范畴进行比较，当出现新范畴时就对理论进行修正，这一过程反复进行，直至达到理论饱和。借助Nvivo8软件，研究过程如下：
4.2.1开放式编码
这是一个将收集的资料打散，赋予概念，然后再以新的方式重新组合起来的操作化过程，其目的是从资料中发现类属，对类属加以命名，确定类属的属性和维度。笔者利用Nvivo 8的自由编码功能，将采集的原始访谈资料直接编为自由编码，经过两轮筛选比对，最终得到80条短句，为主轴式编码的提取提供基础。
4.2.2主轴式编码
主轴式编码的主要任务是发现和建立概念之间的各种关系，以表现资料中各个部分之间的有机关联。笔者运用Nvivo8的属类编码功能将开放式编码中得到的80条短句依据其内在联系进一步归类并赋予概念(例如图2)，进而形成13个独立的属类，包括经济收入水平、家庭消费能力、决策参与程度、意见反馈渠道的制度化状况、村民组织的规范化程度、就业机会、培训机会、社区文化认同、社区归属感、价值观与生活方式、个人身份认同、村民邻里关系、村民与旅游者的关系等。
4.2.3选择式编码
选择式编码是在所有已经发现的概念类属中经过系统分析以后选择一个核心类属。在对所有主轴式编码进行全面系统分析的基础上，经反复合并或重组，最后将其进一步归纳为4个核心类属，即社会排斥的4个维度：经济排斥维度、政治排斥维度、文化排斥维度、关系排斥维度。其建构框架如表2。
考虑到有关质化研究的效度、信度、推广度和伦理道德问题学术界存在很多争议，为验证以上编码和维度的可信度，笔者在研究后期通过电话的形式又与李坑村的另3位村民取得联系，进行电话访谈。在新一轮的电话访谈中，与以上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相一致的概念、范畴反复出现，达到饱 和，同时没有新的概念、范畴出现，基本说明本研究对编码的提取、维度的归纳是有效、可信的。
5 研究发现
通过以上研究发现，乡村旅游社区中大多数村民存在对社会排斥的感知，其感知维度包括经济排斥维度、政治排斥维度、文化排斥维度和关系排斥维度。
5.1经济排斥
经济排斥主要表现为村民个人或家庭未能有效地参与旅游产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等经济活动，其具体感知因子包括经济收入水平、家庭消费能力与就业机会。在访谈过程中，笔者明显感觉到，村民在形成经济性排斥感知的过程中，公平(而非绝对经济收入水平)是首要的评价准则。例如，在征地补偿费用问题上，婺源李坑村与其他许多旅游景区一样，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进行过多次征地，主要用于村头宾馆、停车场和商业中心的建设，原有的耕地也就转变为建设用地。其依据的主要政策包括《江西省征用土地管理办法(2001)》、《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2001)》、《上饶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建立规范土地市场的通知》等，其中对农民的征地补偿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补偿标准主要依据《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2001)》第二十七条、二十八条和二十九条执行。2004年，江西省将全省平均征地补偿标准由原来的每亩8000元提高到每亩12000元，2005年10月后，又再次提高到每亩15000元，并在全省制定征地统一年产值和区片综合地价，以进一步维护和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但调查发现，虽然补偿费用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但由于现行土地管理法实施细则关于土地集体所有权的法律界定不清，补偿费的利益归属存在不少问题，农民实际所得远远少于补偿标准，不同乡镇执行力度的不同也造成补偿标准不一致。例如，在旅游业发展较成熟的江湾镇，农民能按每亩8000元的标准获得征地补偿，但在李坑村农民得到的征地补偿费用仅为每亩2000元。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所得到的征地补偿与他们在失去土地后所要面临的生活、重新创业的风险与支出相比较，根本不成正比，农民作为弱势利益相关者成为绝对意义上的输家。研究指出，不稳定的就业状况会导致人们被社会排斥，排斥的可能性随着就业不稳定性的上升而增大，从事不稳定的或缺少职业培训和保护的边缘工作，将不能保证人们融入社会。
此外，村民在经济收入水平方面普遍感觉偏低源于旅游发展中的漏损现象。由于婺源当地居民在投入资金、信息吸纳等方面的能力相对较弱，除个别本地精英通过开设家庭旅馆获利外，许多居民主要从事非技术性或半技术性的工作，他们靠出卖劳动力获得廉价报酬，经营大型家庭旅馆、茶馆、文物商店、参与旅游企业高层管理的高收入人员大多来自外地。同时，由于农村经济单一性的存在，当地居民的生活用品、劳动工具、旅馆设施家具等均来自外地。这些都使得当地旅游收益不可避免地向外流动，形成漏损。而与此同时，村民必须承担景区内物价飞涨带来的巨大生活压力，他们因此而被排斥于社会主流的生活方式与消费方式之外。
5.2政治排斥
政治排斥是指村民个人、家庭乃至团体被排斥出旅游产业发展的决策过程，缺乏权力，没有代表他们利益的声音，其具体感知因子包括决策参与程度、意见反馈渠道的制度化状况和村民组织的规范化程度。在访谈中，村民形成极大“被排斥”感知的仍然是旅游开发中的征地事件。在政府强制征用土地和村民自愿转让土地的问题上，双方经常出现两方利益点上的巨大分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由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对农村土地进行征用，第23条第2款还特别强调“建设征用土地，被征地单位应当服从国家需要，不得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0条规定“国家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地进行土地经营权转让”，第48条规定“如果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人需要承包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时，应当事先经过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2／3以上成员或者2／3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再次肯定了“土地使用权可以合理流转，但要坚持自愿、有偿原则依法进行，不得以任何理由强制农民转让。”但在实行分级限额审批制度的背景下，我国土地管理绝大部分权利集中于县、乡政府手中，土地征用的决策权往往演变为地方政府内部的行政决策。只要出让土地的总成本小于总收益，政府就有低价征用并高价转让的驱动力，某些官员会利用手中掌握的行政权力，通过阻止土地市场化交易的办法与“外部人”进行不正常的交易，进而影响土地利益分配的公正性，造成土地资源配置的随意性和混乱性。在李坑村，由于“八分半山一分田，半分水路和庄园”的天然土地资源格局，人均耕地面积本身就较低，近几年在各乡各村大力开发旅游资源的热潮下，乡镇级政府越俎代庖直接替村集体和农民作主，土地“寻租”，非法批地、供地的现象又时有发生，村民却完全失去了应有的话语权，致使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3～0.4亩，村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大部分土地。而由于缺乏制度化的表达空间、规范化的村民组织，最后村民只有以“集体无理性”的过激方式如堵路、拒绝旅游者参观等方式以表达自己的不满。
5.3文化排斥
文化排斥是指村民个人或家庭被排斥出正常的文化知识系统，具体感知因子包括社区文化认同、社区归属感、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及培训机会等。笔者通过访谈了解到与旅游文化研究者的研究结论相一致的现象，即村民和旅游者在文化上存在明显的不平等关系，乡村旅游的社区文化对旅游客源地文化的影响微乎其微，而旅游客源地的文化以旅游者为媒介对旅游社区造成的文化影响则要大得多，这种影响主要通过“示范效应”得以实现。多数村民承认自己会刻意追求、模仿旅游者的举止言行、穿着打扮、生活方式。这些改变有些对于乡村社区而言是有利的，可能激发居民积极进取、开创新生活的意识，但更可能是有害的，其直接后果就是加重村民的社会焦虑感，他们开始对本地的乡土文化产生怀疑、离弃乃至反叛的态度，乡村固有的社会文化模式出现裂痕。一个必然的结果是：因旅游者的到来，乡村的独特文化却逐渐消糜。
此外，虽然村民较普遍地参与到旅游经营、服务活动中，但其接受专业技能培训的机会却相当有限，这一点在与女性访谈对象交流的过程中感受特别明显。尽管一项关于婺源农村妇女就业状况的调查证实，在乡村旅游活动开展的地区，农村妇女非农就业比例远高于其他地区，但由于妇女更多地从事家庭旅馆服务、餐饮服务、保绿、保洁、传统手工艺和土特产品制作等知识和技能含量较低的工作，其接受系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的机会明显不足，加上 在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和参加养老保险等等方面所获得的劳动保障也相对缺乏，女性对自身的处境往往表现出一种无力感。而由于社会排斥的再生产机制，社会排斥进而导致这些女性村民自我排斥的产生，他们对自身的认识和自我评价较低，缺少成就动机，最后只好把人生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
5.4关系排斥
关系排斥指个人被排斥出一定的社会关系，具体感知因子包括个人身份认同、村民邻里关系及其与旅游者的关系等。豪斯等(H0use，et a1)建议从社会关系存在的量、质与结构3个方面来考察社会关系，具体到乡村旅游社区中，笔者发现，尽管村民有大量地接触外来投资者和旅游者的机会，实现了在社会关系量上的较大突破，但他们却更加明显地产生由关系疏离而导致的被排斥感。随着旅游设施及吸引物发展所需，对资本的需求日益增大，外来投资者对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力将日趋增强，而社区居民的影响力相应减弱，乡村社区居民会由于外来资本越来越强势的介入而失去对旅游发展的控制，他们大多会发出诸如“我属于社会的最底层”，“除了老祖宗留下的这点东西，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感叹，产生个人身份的认同危机，这种个人身份认同危机基础上产生的自我排斥感导致村民们出现自卑、无力、不满和愤怒情绪，在对待与自己有直接竞争关系的邻居时针锋相对，对待旅游者时则表现出明显的冷淡甚至敌视的态度。
6 结论
以社会排斥为概念工具来研究乡村旅游社区问题是一个有益的尝试。研究发现，在多维度社会排斥形成的过程中，诸多因素共同作用，旅游开发过程中的相关制度设置为社会排斥提供了可能空间，不同利益相关群体在社区中的交互作用成为社会排斥的推动力量，社区居民个体自身能力与认知状况也构成社会排斥的重要原因，进而形成客观与主观、显性与隐性、被动与主动的社会排斥。在政府、外来投资者及旅游者等综合势能的影响下，乡村旅游社区居民往往从经济排斥、政治排斥、文化排斥和关系排斥等多个维度来感知自身被排斥的状况。由于不能获得足够的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源，乡村旅游社区居民一方面形成自我排斥，从而导致其发展机会和能力弱化，另一方面对旅游业的发展形成冷淡甚至敌视的态度。因此，消除由旅游开发问题所导致的社会排斥应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而要消除这种社会排斥，政府作为制度的供给者必须坚持权利本位原则，秉承利益协调的原则与价值取向，在确立社会公正理念的基础上进行反社会排斥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克服制度安排上的集体排他倾向，确保每个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及受益的机会，实现社会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