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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客居六十年,经历许多变化,常常感慨如此好的河山,如此多元的人民,何以境况如此日渐败坏?
我以为,美国的起源是清教徒寻找自由土地,其个人主义的“个人”,有信仰约束,行事自有分寸。
现在,信仰淡薄,个人主义沦于自私。
民主政治必须有相当充实的群体意识,以此来聚集人心。目前各种群体渐趋散漫,民主政治难有聚焦。资本主义变质,财富成为统治势力之寄托。 美国社会解纽,弱势阶层人数众多,因其心怀不平而易受政客煽动,出现柏拉图所谓的“僭主体制”。最近特朗普执政,即是哗众取宠的现象所致。
我认为,对于美国政治的匡正之道,首要在于纠正个人主义的偏颇:人之为人,在“人”有提升心灵性情的可能,“人”也有合作乐群之需求。循此二端,“个人”不再自私,也无复孤独。
社会福利制度立足如此基础,将可以落实为公平公义。但愿这番阴霾早日过去,美国回到坦途。
充满了矛盾与冲突的历史
哈佛大学美国史教授拉波尔所写的《如此真理:美国的历史》,这本书几乎长达千页,对于美国的过去有深刻的反省。
从“如此真理”这四个字,可以看出其以反讽的笔法来检讨美国立国的理想和实际之间的落差。
这本书一开始就说到美国立国:二百五十万欧洲白人,进入了这一片“新大陆”,掳掠、奴役了两千五百万的非洲人,几乎逐灭了五千万新大陆的原住民(以上人口数字,与大家理解的数字稍微有参差)。
在这块广阔肥沃的新土地上,白人无所不用其极,奴役其他种族来开拓土地,大量开发矿产和森林资源。作者认为,这种机遇历史上史无前例,将来也不会再有新大陆供人类挥霍。她也指出,这种机会使得白人在近代世界史上占尽了优势,成为世界的霸主。
从该书一开头就可以见到,白人的优越感实际是美国文化的盲点。
于是她指出,美国历史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在号称自由的土地上,奴役他人;在征服的土地上,宣告主权;在奴役他人时,宣称自由;永远在战斗,把战斗当作自己的历史和使命。
于是,美国历史呈现为一个织锦的图案,上面有信仰、有希望、有毁灭,也有繁荣,有技术的进步,也有道德的危机。
到了18世纪初,虽然有许多教派进入新大陆,然而真正信仰宗教的人大概只有20%。到了18世紀末叶,也就是美国独立建国的时候,则已有80%的人经常上教堂。
因此,在美国建国的理念中,对神的仰望和依靠成为新国家立国的宗旨;人类的自由与平等是神的恩赐。
一个排斥其他信仰、文明系统的国家,竟自以为是在神的恩宠之下,得到特殊的地位。
美国所崇奉的人间的平等和自由,虽然是神赐予人类的,但是这赐予的对象却是经过选择的,也就是在单一神信仰之下的“选民”,才配得到平等和自由。
这也是反讽:不证自明的自由和平等,只是在“我们”自己人之间自由平等,对于外人却是另外一回事。
从这种语气上我们能够理解,该书的书名“如此真理”乃是明显的反讽。不少人相信“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是适用于所有人类的“普世价值”。
不久前弗朗西斯·福山宣称,美国的制度就是市场经济下的自由经济,也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民主选举的政治体系,乃是历史的终结。福山的意思是指,人类的演化到了一个近乎完美的状态,从此只需时时微调而已。
然而,拉波尔的这部著作,却指陈了美国历史中无穷无尽的冲突和矛盾、对立和分裂。
富人政治为体,寡头政体为用
18世纪以来,这一新国家缔造之后,很快因为这个新土地上几乎无限的发展空间,取得无穷资源,进而累积巨大的资本,开启了工业化,以机器代替人工劳动。因此,人类创造了崭新的文化。这一迅速开展的工业文化体系,经历一个世纪的继长增高,将美国的地位推向巅峰。
在最近二三十年内,我们所见到的是机器的不断更新,把管理机器的工人也抛出了生产线。生产能力增加的同时,没有职业也没有产业的人群增加了。追求快乐,追求福祉,慢慢替代追求生产和追求财富。
拉波尔这本书的结论是:国家在分裂,城乡在分离,社会在分化,人群在离散,到最后,“个人”陷入“粒子化”。
拉波尔宣称,面临这种对立和分裂,虽然美国在不断尝试、不断创建新的理念空间,但这究竟是能够解决问题,还是注定遭遇到了一个冲突矛盾之下的难题,终于难以避免彷徨与迷茫?
她特别指出,19世纪中叶是另一个转变的关口,已经面临过如此的困难,那时候是理性和信仰、真理和宣传、黑和白、奴役和自由、移民和公民的对立——凡此种种的矛盾,终于导致了美国的内战。
内战终结后重建的过程,其实至今没有完成。
从内战到今天,种种民权运动都是为了要挣扎、摆脱上述几乎已经视同“命定”的矛盾。
今天,我们也看见世界走向全球化,但是,“群众”拥护的僭主,却将美国启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当作灾害,宁可向全世界挑战,以保持美国优越的地位。
这一种现象,也正是希腊历史上柏拉图所指出的、几乎难以避免的困扰:在五种政治制度之中,群众专政是最没有理性的一项。
这一个现象,也正是美国开国元勋之一麦迪逊在起草美国宪法时非常担忧的情况,而今天“僭主政治”居然出现了。
“僭主政治”之外,我们也看见这几十年来,财富越来越集中,占总人口中 0.1%以下的富人,却掌握了美国一半以上的财富。
实质上,富人早已统治了美国:从殖民时代开始,就已经有号称“波士顿婆罗门”的豪门大族,掌握了财富,掌握了权力,同时也掌握了教育。
中产阶层虽然经过二百年来的发展,但终究无法代替前者掌握政治影响力。柏拉图当年提出的五种政体之中,美国建国理念的设计号称“民主政体”。
实际上,美国的政治体制是富人政治为体,寡头政体为用,加上目前群众拥护的僭主政体,至今美国只差还没有出现军人政权。从目前情况看来,柏拉图盼望的哲人、贤能政体,在美国大概不可能出现了。
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伦理观
最近还有一篇刊登于《大西洋杂志》的文章,提了严重的问题,即美国的民主是否正在死亡?这位作者提出,理性和情绪应该可以互补,但却是两个相冲突的因素。
在美国的政治上,群众人多势众,却因为判断力不足,凭着直觉的情绪往往否定了理性,以至出现怪异现象:总统哗众取宠、倒行逆施,却自诩为群众谋福祉,为国家护霸权。
这篇文章,毋宁是在呼应拉波尔同样的担忧:理性与情绪之间无可解决的矛盾,终于会将美国原本出自善意的立国理念、这一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实验扭曲,陷入难解的困境。这是拉波尔引用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左右两难的困境,终究难免沦落于毁灭。
行文至此,我自己的心情非常沉重。六十年前,我满怀兴奋进入新大陆,盼望理解这个人类第一次以崇高理想作为立国原则的新国家,究竟是否能够落实人类的梦想。六十年后,却目击史学家、社会学家正在宣告这个新的政体病入膏肓。
回顾故国,自从清朝末年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贤俊盼望找到方向,将中国改革为庶几能与西方国家并驾齐驱的状态。现在,西方原本最接近理性的美国政治体制,居然沦入如此困境!中国将来的途径应是如何?
中国文化曾经有过长期演变,自先秦以下有过几次大修改,但其根源还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儒家、道家的基础上,再加上印度传来佛家的因素;而在最近,又接受了西方文化中科技和自然哲学的影响。
中国秉持的文化营养丰厚,上面所说的主客、内外因素,已经涵盖了世界主要的文化体系。甚至于最晚起的伊斯兰教系统,在中国的影响虽然不大,但在明朝以后也进入中国的文化系统之内。
总结一句话,中国取精用宏,最后组成至今仍在人心的文化体系: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伦理观。
括而大之,由人的世界扩张到对宇宙的理解。
以时间轴上想,个人接受了许多过去的积累,也许是包袱,也许是资产;向后看,由“我”开始,将我所取得的交给我的子女、后代。从社会空间、自然空间和时间轴线三个向度上,人类组织了一个“恕”的境界,一个将“心”比“心”的巨大系统。
我们尊重自己,所以也尊重别人;人与自然共存,所以不能蹂躏自然。人与人、人与自然的联系,在中国人心目之中,不须有名有姓的神明作为保证,而是以人的理性和情感交融,构成自己心中内在的神明。
这个神明是过去的历史替我们培养而得,“人”有责任在这神明的指导之下,也就是“良知”的指导之下,以“良心”对待他人,以“良能”与自然共存。(来源: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