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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硅谷的成功奠定了美国全球创新中心的地位，使得美国得以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保持世界经济霸主和领头羊的地位。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国家和地区都试图在本国培育创新经济集群，复制硅谷。在不断变换的产业浪潮中，硅谷仍在引领全球创新经济的风口浪尖，但仍没有一个“山寨”硅谷超越了原版硅谷的地位和成就。这皆是因为在复制硅谷的技术和制度时，忽视了特定创新文化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创新文化;創新集群;复制硅谷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工业较发达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在知识经济、创新经济时代，硅谷被认为是当之无愧的全球创新中心。自然而然，每一个高科技产业集群都希望自己能成为第二个硅谷。
一、 复制硅谷的努力
对于硅谷成功经验的总结和复制硅谷过程中问题的反思，既是媒体和商业界的热门话题，也是学术界关心的重大问题。创新生态、制度建设、企业网络、人力资本、资本市场体系、创业文化，这些窍门都被视为硅谷成功的秘诀，为无数的高新技术集群区域所借鉴、模仿。无数不同的主体，政府、企业、大学，试图在一个具有完全不同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的地方，通过复制硅谷的特征，“山寨”出一个硅谷，将自身打造成全球创新极。“山寨”硅谷经常遭遇当地社会文化对移植制度整合失败，产生一种制度模仿中的“文化不耐症”。
即使在美国本土，“山寨”硅谷的努力也遭遇到了挫折。信息技术产业并不是一个不适合大企业生存的行业。在美国的其他地区，如拥有贝尔实验室的新泽西、拥有IBM的麻省，大型信息技术企业也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而且，这种大公司成为创新活动承担着的产业形态，在传统产业和许多其他创新产业中，也获得了大量的成功。但在这些区域，都无法发现硅谷特有的大量具有活力的初创科技小企业的涌现现象。在信息产业中，硅谷的研发创新优势如此的明显，以至于全美各地的大公司都纷纷在硅谷建立自己的研发中心，以利用硅谷当地创新生态和创新人才。
二、 复制硅谷模式的特点
1. 紧跟技术前沿，产学研交互学习。
（1）硅谷的特点。当硅谷公司开始在信息产业中崭露头角时，采取了区域性产学研结合的崭新模式。在硅谷，掌握着科技发展前沿的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和大学教师带着所掌握的先进知识和科研成果，创办企业，开发新产品和新服务，搅动现有市场格局，甚至开拓出新的产业形态。在硅谷的区域产学研交互学习能力构建过程中，斯坦福大学成为硅谷创新产业的孕育者。在1951年，在时任斯坦福大学副校长弗里德里克·特曼的推动下，斯坦福大学建立了斯坦福工业园，为硅谷的中小企业和斯坦福大学的创业者们提供了一块乐土。
硅谷代表着产学研结合的一种极为特殊的范例。在这里，大学行政机构不是最重要的主体，站在创新舞台中央的主角是在产学研机构中活跃而身份多变的科学家、学生、研究人员、企业家、创业者。人员和研究项目的互通，形成了区域内交互学习的机制。而硅谷企业发展了企业实验室制度，将大型企业实验室制度日常化、范例化。硅谷电子信息产业的企业实验室不仅没有削弱学校和科研单位作为科技中心的地位，反而通过研究和学术互动，尤其是频繁的人员流动，极大地促进了整个区域研究力量的提升，增强了斯坦福大学等科研机构的学术能力。
（2）“山寨”硅谷的问题。硅谷模式中，区域各机构之间的紧密连接，构成了硅谷创新优势和创新活力的源泉，因而被许多模仿者视为硅谷成功的关键。在许多早期对硅谷的模仿中，试图探索硅谷成功秘诀的区域，往往把重点放在建立能够相互输送创新资源的机构上。但是在主导机构的选择上，大学、大公司成为复制硅谷的主要实施者。因为，虽然硅谷模式最突出的特征是小企业的不断涌现和淘汰，但高淘汰率使得小企业无法成为实施制度复制的稳定载体。
其中最值得玩味的，是“硅谷之父”特曼在新泽西州试图复制硅谷的努力遭到的挫折。特曼认为，要复制硅谷，首先要在当地寻找一所愿意和企业建立密切联系、支持企业研发的研究型大学。特曼将斯坦福式大学的模式视为区域高技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但当地已有的顶尖大学普林斯顿对于参与紧密联系产业的应用研究没有兴趣。因而，当地两大企业联合起来，于1962年邀请特曼主持成立了专门的斯坦福式研究所——科学技术研究院（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IST）。
但IST的运营遇到了挫折。首先在企业的支持上，互相竞争的大企业不愿意提供自己最优质的资源，财政上不愿提供长期承诺，也不愿共享最优质的研究人员、研究项目和实验室。另一方面，普林斯顿也无法为IST提供足够的研究支持。作为拥有悠久历史传统大学，普林斯顿有内在的保守主义倾向，视与企业的合作研究为异途。出于科学研究多样化、自由化的特性，普林斯顿也很难保证最优秀的研究力量集中于解决工业界的问题。
这种山头主义和行政分割内生于在以行政力量为主导的大企业和科研机构之中，如果没有强烈的外部激励或对组织和制度的剧烈改造，其阻力将极大束缚创新萌发所需要的合作交流。硅谷式的合作文化和分享文化并不是能够轻易得到复制的。
这表明，以某种制度为蓝本，依靠某个主体能够建立起围绕该主体的一系列模仿的制度，但对于模仿该主体处于边缘位置的其他制度则无能为力。而建立互补制度系统的失败，是制度复制失败的重要原因。即使利用了“硅谷之父”的才能和经验，在美国本土“山寨”硅谷的努力也由于这些制度、环境和文化上的细微差异，遭到了意料之外的失败。
2. 年轻人的乐园。
（1）硅谷的特点。年轻人是硅谷的主角。硅谷给予年轻人的创新积极性以最全面的激励。与其他国家的创业文化和高科技产业生态对比，硅谷的创业者平均年龄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年轻化，许多成功的传奇创业者都是以创业作为自己职业生涯的开端。并且，这种创业群体的年轻化在硅谷一以贯之，贯穿了其产业发展史的始终。 从硅谷的摇篮时期，年轻人就是创新创业的主角，而车库则是他们创业的乐园。1938年，在斯坦福大学副校长特曼的支持下，25岁的比尔·休利特和26岁的戴维·帕卡德在后院的车库里创办了硅谷神话的源头——惠普公司。仙童半导体大名鼎鼎的“八逆子”，进入仙童时年龄都在30岁以下。比尔·盖茨在21岁时辍学创立了微软，乔布斯也是21岁在车库里创立了苹果公司，开创了个人电脑时代。互联网时代则由分别32岁和29岁的斯坦福大学教师夫妇创办的思科公司拉开序幕。如今，硅谷弄潮的顶尖科技公司也继承了这一传统，谷歌公司由25岁的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创立，而扎克伯格则因为20岁时创立的脸书成为全球最年轻的亿万富翁。
可见，年轻人创业的文化，是硅谷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核心特征之一。这个特征代表了硅谷平等的精神。
（2）“山寨”硅谷的年轻人创业文化。创业文化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在一个稳定的文明中，一般都会有强大的守旧力量。对中国文化的分析一般认为，我们是一个安土重迁的农业文明，创业的商业文化只在少数地区、在特定的历史社会条件下被激发。但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有着筚路蓝缕的开拓历程，硅谷所在的西海岸本身就是西进运动开拓的产物。西部牛仔、淘金者这些骨子里就具有冒险精神的早期美国开拓者，是硅谷创业家的精神祖先。
在中国“硅谷”——中关村的发展历程中，创新创业的明星，除了在体制转轨阶段下海创业的教授、科学家外，一个很大的群体是在海外学成归国创业的海归。得益于有利的制度和政策条件，海归创业文化成为中关村发展的一大亮点。
近年来，随着创业集群的成熟，在中关村地区，硅谷式的年轻人创业也初具规模。创新创业被视为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重要抓手。自2014年9月李克强总理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来，通过不断的政策宣传和资源投入，创业创新的社会风气渐成气候，形成中关村创新创业一条街。
但创新创业文化也并不是没有阻力。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对于年轻人的出格行为也往往评价不高。国人有“评优”的传统，对于人的评价往往着重于其是否全面发展，求稳求全，对人才也往往注重“德才兼备”。但具有创新活力的年轻人，往往具有冒进的特点，需要在创新过程中肆意发挥其特长，但其他方面可能存在着缺陷和不足。这种张扬的个性，以稳妥的视角来看确实有诸多可批评之处。当然，随着马云等一批锋芒毕露的创业者获得巨大成功，形成了有力的示范效应，社会风气对于单个创业者已经不太苛责，但这种保守的观点仍拥有很大影响。
并且，对于年轻人创业在政策上的鼓励，也可能缺少配套的文化和制度环境支持，最终导致并不能取得激活创新的效果。就创新来说，知识产权是重要问题，但对于软件、商业模式的知识产权保护，在理论上還有争议，在实践中如果发生冲突，诉诸法律也往往成本很高。而在知识产权的法律实践中，也出现了创业者和初创公司之间的争端诉诸刑事诉讼的风险。
3. 创业投资。
（1）硅谷的风投文化。创新活跃的硅谷是全世界最受风险投资青睐的宝地。到知识经济时代，对于创新的金融支持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产生了新的主要形式。全美国40%的风险投资都聚集在硅谷，寻找着下一个弄潮儿公司。
创新活动往往具有强烈的资金需求。作为创新系统重要组成部分的金融机构，如天使投资、风险投资、证券机构和创新性银行（如硅谷银行），由于其独特的愿景和组织形态，能够达成与创新组织愿景认同的一致性，具有强烈的风险偏好，愿意为高风险的创新活动提供融资或融资渠道。除了资金，在创新经济的生态中，风险投资往往还扮演着资源整合的作用。一个成熟的服务于创新的金融市场需要强烈创新文化的支撑，要求对于高风险活动未来价值的认同。
早期投资实际上提供的是对创新人才价值的承认机制。创新过程充满艰难险阻，引入新产品、新商业模式来打破现有经济的稳定运行，需要调动多方资源方能成事。创新者，特别是缺乏社会背景的年轻人，往往无法通过银行贷款等常规渠道获得必备的资金支持。仅有产业和技术的密切联系，并不能保证当地产业能够调动足够的资源来实施创新。
风险投资作为股权投资，看中的是创新者的人力资本创造财富的能力，为创新者提供融资，其依据是对人力资本的估价。在硅谷，风险投资的本质不是对公司进行投资，而是对人才本身进行投资。因为创新创业的高风险，一次创新的成功难以保障，但具有创造潜力的人才终将创造巨大价值。于是，有的风险投资已经改变了投资条款模式，加入关于创新者下次创业的支持性条款：如这次的股权投资如果失败，在下次创业中，如果风投决定追加投资，原有投资可以折算成新公司的股份。这种转变更加充分地体现出风险投资是对于人的才能的投资。人真正成为财富的源泉，创新者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上占据了主导地位。
（2）资本市场的问题。风险投资毕竟是资本，资本是要逐利的。利润作为创新活动的激励机制，促使创新者追求在商业上获得成功。而这种成功带来的价值，最终要通过在资本市场上获得认可来实现。金融机构将资金和资源投入创新活动，不可能是公益的，而必然是功利性的。这种逐利的金融活动意味着对创新活动价值的评价需要受到资本市场价值判断标准的检验。而在学术界和舆论界也还存在着反金融化的观点，认为金融支持系统是实体经济的吸血鬼和寄生虫。
资本市场也确实可能扭曲创新取向。当科技创新企业进入资本市场，产权结构复杂化，其组织目标可能会受到投资人的影响，从而可能导致管理层在创新战略上由风险偏好转向风险规避，长期的利益取向变为短期取向，IBM、惠普、微软等上市公司也面临着在资本市场运作手段获利的诱惑，通过增发和回购股票的伎俩，而不是持续创新来维持公司价值。这种金融市场的逐利性必须通过树立健康的创新文化来进行限制。功利性的创新文化是创新价值导向和长远利益导向的，短视的高风险偏好并不是创新文化的典型特征。
4. 复制硅谷的成败总结。更为容易被复制者重视的，是硅谷的技术模式、产业形态和各种正式的制度。但是通过对组织、政策和制度层面的学习，这些模仿者并没能成功将硅谷的区域创新文化移植成活，没能在本地成功重现硅谷技术、产业模式和各种正式制度。这些努力大多并没能把握住硅谷的全部特点，往往这里或者那里出现了预想不到的差错，这些特点往往并不能以规划者和实施者所预想的方式得到再现。
关键词：创新文化;創新集群;复制硅谷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工业较发达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在知识经济、创新经济时代，硅谷被认为是当之无愧的全球创新中心。自然而然，每一个高科技产业集群都希望自己能成为第二个硅谷。
一、 复制硅谷的努力
对于硅谷成功经验的总结和复制硅谷过程中问题的反思，既是媒体和商业界的热门话题，也是学术界关心的重大问题。创新生态、制度建设、企业网络、人力资本、资本市场体系、创业文化，这些窍门都被视为硅谷成功的秘诀，为无数的高新技术集群区域所借鉴、模仿。无数不同的主体，政府、企业、大学，试图在一个具有完全不同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的地方，通过复制硅谷的特征，“山寨”出一个硅谷，将自身打造成全球创新极。“山寨”硅谷经常遭遇当地社会文化对移植制度整合失败，产生一种制度模仿中的“文化不耐症”。
即使在美国本土，“山寨”硅谷的努力也遭遇到了挫折。信息技术产业并不是一个不适合大企业生存的行业。在美国的其他地区，如拥有贝尔实验室的新泽西、拥有IBM的麻省，大型信息技术企业也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而且，这种大公司成为创新活动承担着的产业形态，在传统产业和许多其他创新产业中，也获得了大量的成功。但在这些区域，都无法发现硅谷特有的大量具有活力的初创科技小企业的涌现现象。在信息产业中，硅谷的研发创新优势如此的明显，以至于全美各地的大公司都纷纷在硅谷建立自己的研发中心，以利用硅谷当地创新生态和创新人才。
二、 复制硅谷模式的特点
1. 紧跟技术前沿，产学研交互学习。
（1）硅谷的特点。当硅谷公司开始在信息产业中崭露头角时，采取了区域性产学研结合的崭新模式。在硅谷，掌握着科技发展前沿的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和大学教师带着所掌握的先进知识和科研成果，创办企业，开发新产品和新服务，搅动现有市场格局，甚至开拓出新的产业形态。在硅谷的区域产学研交互学习能力构建过程中，斯坦福大学成为硅谷创新产业的孕育者。在1951年，在时任斯坦福大学副校长弗里德里克·特曼的推动下，斯坦福大学建立了斯坦福工业园，为硅谷的中小企业和斯坦福大学的创业者们提供了一块乐土。
硅谷代表着产学研结合的一种极为特殊的范例。在这里，大学行政机构不是最重要的主体，站在创新舞台中央的主角是在产学研机构中活跃而身份多变的科学家、学生、研究人员、企业家、创业者。人员和研究项目的互通，形成了区域内交互学习的机制。而硅谷企业发展了企业实验室制度，将大型企业实验室制度日常化、范例化。硅谷电子信息产业的企业实验室不仅没有削弱学校和科研单位作为科技中心的地位，反而通过研究和学术互动，尤其是频繁的人员流动，极大地促进了整个区域研究力量的提升，增强了斯坦福大学等科研机构的学术能力。
（2）“山寨”硅谷的问题。硅谷模式中，区域各机构之间的紧密连接，构成了硅谷创新优势和创新活力的源泉，因而被许多模仿者视为硅谷成功的关键。在许多早期对硅谷的模仿中，试图探索硅谷成功秘诀的区域，往往把重点放在建立能够相互输送创新资源的机构上。但是在主导机构的选择上，大学、大公司成为复制硅谷的主要实施者。因为，虽然硅谷模式最突出的特征是小企业的不断涌现和淘汰，但高淘汰率使得小企业无法成为实施制度复制的稳定载体。
其中最值得玩味的，是“硅谷之父”特曼在新泽西州试图复制硅谷的努力遭到的挫折。特曼认为，要复制硅谷，首先要在当地寻找一所愿意和企业建立密切联系、支持企业研发的研究型大学。特曼将斯坦福式大学的模式视为区域高技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但当地已有的顶尖大学普林斯顿对于参与紧密联系产业的应用研究没有兴趣。因而，当地两大企业联合起来，于1962年邀请特曼主持成立了专门的斯坦福式研究所——科学技术研究院（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IST）。
但IST的运营遇到了挫折。首先在企业的支持上，互相竞争的大企业不愿意提供自己最优质的资源，财政上不愿提供长期承诺，也不愿共享最优质的研究人员、研究项目和实验室。另一方面，普林斯顿也无法为IST提供足够的研究支持。作为拥有悠久历史传统大学，普林斯顿有内在的保守主义倾向，视与企业的合作研究为异途。出于科学研究多样化、自由化的特性，普林斯顿也很难保证最优秀的研究力量集中于解决工业界的问题。
这种山头主义和行政分割内生于在以行政力量为主导的大企业和科研机构之中，如果没有强烈的外部激励或对组织和制度的剧烈改造，其阻力将极大束缚创新萌发所需要的合作交流。硅谷式的合作文化和分享文化并不是能够轻易得到复制的。
这表明，以某种制度为蓝本，依靠某个主体能够建立起围绕该主体的一系列模仿的制度，但对于模仿该主体处于边缘位置的其他制度则无能为力。而建立互补制度系统的失败，是制度复制失败的重要原因。即使利用了“硅谷之父”的才能和经验，在美国本土“山寨”硅谷的努力也由于这些制度、环境和文化上的细微差异，遭到了意料之外的失败。
2. 年轻人的乐园。
（1）硅谷的特点。年轻人是硅谷的主角。硅谷给予年轻人的创新积极性以最全面的激励。与其他国家的创业文化和高科技产业生态对比，硅谷的创业者平均年龄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年轻化，许多成功的传奇创业者都是以创业作为自己职业生涯的开端。并且，这种创业群体的年轻化在硅谷一以贯之，贯穿了其产业发展史的始终。 从硅谷的摇篮时期，年轻人就是创新创业的主角，而车库则是他们创业的乐园。1938年，在斯坦福大学副校长特曼的支持下，25岁的比尔·休利特和26岁的戴维·帕卡德在后院的车库里创办了硅谷神话的源头——惠普公司。仙童半导体大名鼎鼎的“八逆子”，进入仙童时年龄都在30岁以下。比尔·盖茨在21岁时辍学创立了微软，乔布斯也是21岁在车库里创立了苹果公司，开创了个人电脑时代。互联网时代则由分别32岁和29岁的斯坦福大学教师夫妇创办的思科公司拉开序幕。如今，硅谷弄潮的顶尖科技公司也继承了这一传统，谷歌公司由25岁的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创立，而扎克伯格则因为20岁时创立的脸书成为全球最年轻的亿万富翁。
可见，年轻人创业的文化，是硅谷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核心特征之一。这个特征代表了硅谷平等的精神。
（2）“山寨”硅谷的年轻人创业文化。创业文化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在一个稳定的文明中，一般都会有强大的守旧力量。对中国文化的分析一般认为，我们是一个安土重迁的农业文明，创业的商业文化只在少数地区、在特定的历史社会条件下被激发。但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有着筚路蓝缕的开拓历程，硅谷所在的西海岸本身就是西进运动开拓的产物。西部牛仔、淘金者这些骨子里就具有冒险精神的早期美国开拓者，是硅谷创业家的精神祖先。
在中国“硅谷”——中关村的发展历程中，创新创业的明星，除了在体制转轨阶段下海创业的教授、科学家外，一个很大的群体是在海外学成归国创业的海归。得益于有利的制度和政策条件，海归创业文化成为中关村发展的一大亮点。
近年来，随着创业集群的成熟，在中关村地区，硅谷式的年轻人创业也初具规模。创新创业被视为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重要抓手。自2014年9月李克强总理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来，通过不断的政策宣传和资源投入，创业创新的社会风气渐成气候，形成中关村创新创业一条街。
但创新创业文化也并不是没有阻力。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对于年轻人的出格行为也往往评价不高。国人有“评优”的传统，对于人的评价往往着重于其是否全面发展，求稳求全，对人才也往往注重“德才兼备”。但具有创新活力的年轻人，往往具有冒进的特点，需要在创新过程中肆意发挥其特长，但其他方面可能存在着缺陷和不足。这种张扬的个性，以稳妥的视角来看确实有诸多可批评之处。当然，随着马云等一批锋芒毕露的创业者获得巨大成功，形成了有力的示范效应，社会风气对于单个创业者已经不太苛责，但这种保守的观点仍拥有很大影响。
并且，对于年轻人创业在政策上的鼓励，也可能缺少配套的文化和制度环境支持，最终导致并不能取得激活创新的效果。就创新来说，知识产权是重要问题，但对于软件、商业模式的知识产权保护，在理论上還有争议，在实践中如果发生冲突，诉诸法律也往往成本很高。而在知识产权的法律实践中，也出现了创业者和初创公司之间的争端诉诸刑事诉讼的风险。
3. 创业投资。
（1）硅谷的风投文化。创新活跃的硅谷是全世界最受风险投资青睐的宝地。到知识经济时代，对于创新的金融支持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产生了新的主要形式。全美国40%的风险投资都聚集在硅谷，寻找着下一个弄潮儿公司。
创新活动往往具有强烈的资金需求。作为创新系统重要组成部分的金融机构，如天使投资、风险投资、证券机构和创新性银行（如硅谷银行），由于其独特的愿景和组织形态，能够达成与创新组织愿景认同的一致性，具有强烈的风险偏好，愿意为高风险的创新活动提供融资或融资渠道。除了资金，在创新经济的生态中，风险投资往往还扮演着资源整合的作用。一个成熟的服务于创新的金融市场需要强烈创新文化的支撑，要求对于高风险活动未来价值的认同。
早期投资实际上提供的是对创新人才价值的承认机制。创新过程充满艰难险阻，引入新产品、新商业模式来打破现有经济的稳定运行，需要调动多方资源方能成事。创新者，特别是缺乏社会背景的年轻人，往往无法通过银行贷款等常规渠道获得必备的资金支持。仅有产业和技术的密切联系，并不能保证当地产业能够调动足够的资源来实施创新。
风险投资作为股权投资，看中的是创新者的人力资本创造财富的能力，为创新者提供融资，其依据是对人力资本的估价。在硅谷，风险投资的本质不是对公司进行投资，而是对人才本身进行投资。因为创新创业的高风险，一次创新的成功难以保障，但具有创造潜力的人才终将创造巨大价值。于是，有的风险投资已经改变了投资条款模式，加入关于创新者下次创业的支持性条款：如这次的股权投资如果失败，在下次创业中，如果风投决定追加投资，原有投资可以折算成新公司的股份。这种转变更加充分地体现出风险投资是对于人的才能的投资。人真正成为财富的源泉，创新者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上占据了主导地位。
（2）资本市场的问题。风险投资毕竟是资本，资本是要逐利的。利润作为创新活动的激励机制，促使创新者追求在商业上获得成功。而这种成功带来的价值，最终要通过在资本市场上获得认可来实现。金融机构将资金和资源投入创新活动，不可能是公益的，而必然是功利性的。这种逐利的金融活动意味着对创新活动价值的评价需要受到资本市场价值判断标准的检验。而在学术界和舆论界也还存在着反金融化的观点，认为金融支持系统是实体经济的吸血鬼和寄生虫。
资本市场也确实可能扭曲创新取向。当科技创新企业进入资本市场，产权结构复杂化，其组织目标可能会受到投资人的影响，从而可能导致管理层在创新战略上由风险偏好转向风险规避，长期的利益取向变为短期取向，IBM、惠普、微软等上市公司也面临着在资本市场运作手段获利的诱惑，通过增发和回购股票的伎俩，而不是持续创新来维持公司价值。这种金融市场的逐利性必须通过树立健康的创新文化来进行限制。功利性的创新文化是创新价值导向和长远利益导向的，短视的高风险偏好并不是创新文化的典型特征。
4. 复制硅谷的成败总结。更为容易被复制者重视的，是硅谷的技术模式、产业形态和各种正式的制度。但是通过对组织、政策和制度层面的学习，这些模仿者并没能成功将硅谷的区域创新文化移植成活，没能在本地成功重现硅谷技术、产业模式和各种正式制度。这些努力大多并没能把握住硅谷的全部特点，往往这里或者那里出现了预想不到的差错，这些特点往往并不能以规划者和实施者所预想的方式得到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