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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开始展开对“中国英语”的研究，分别从跨文化交际、语用学、社会语言学、翻译中的空缺层面对中国英语进行了一些探讨。但是，相对于国外各种英语变体的研究，“中国英语”各个层面的研究还有待加强。鉴于此，本文拟借用关联理论对“中国英语”的语用恰当性进行阐释，希望为中国英语的研究开拓一条新的思路。
关键词：中国英语 关联理论 语用恰当性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一 中国英语的界定
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一词最先出现在葛传 先生（1980）的文章中。它是英语国家使用的语言跟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种客观存在。汪榕培（1991）对中国英语的定义包括三个部分：中国人在中国本土上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具有中国特点的。李文中（1993）进一步指出，中国英语不仅在中国本土使用，而且还在对外交流中使用。而笔者认为，中国英语作为一种中性的信息媒介，一方面标准英语（规范英语）是其核心；另一方面中国特点（中国当地化的成分）是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同时，中国英语不仅仅只局限为中国人使用，随着中国的崛起及其经济快速发展，中外交流的日益增多，带有中国本土社会文化特点的中国英语也逐渐被英语本族语者所认同并接受，且在特定语境中使用。
中国英语中“当地化”成分的存在是英、汉文化交流中，前者缺乏对汉语文化中特有现象的表达结构而做的一种文化空缺的填补，是英语在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环境里被使用的同时而经历的适应性变化，这样的变化可多角度地体现在英语语音、词汇、句式、语篇、语用等语言的各个层次。
陈海燕、崔玉梅（2007）根据Varney所举的一个例子指出，中国英语在语法上是完全正确的，只是语用上存在是否恰当的问题。笔者认同这一观点。但就陈同时对中国英语及中国式英语界定的阐述，笔者有质疑。陈认为，判断中国英语语用恰当性的标准取决于是否被部分英语母语者所接受：“有些英语母语者能接受并认为很好地达到了交际目的，它就是中国英语，但是如有其他英语母语者认为不恰当，它就是中国式英语。”笔者认为这样的界定缺乏理论依据，带有主观随意性，更加模糊了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的区别，给中国英语注入太多不确定性，基本无立场可言。何以能以某个表达方式被一部分英语本族语者接受而被另一部分本族语者排斥就判定其为中国式英语而非中国英语呢？就算是英语本族语者，也会受到某种“言语社区”或“区域性”的影响，对语言的选择不可能完全一致。因此，笔者认为，只要是符合标准英语（规范英语）的用法，具有中国特点，并被大部分英语本族语者所接受，就应该是使用恰当的中国英语。
二 中国英语的语用恰当性
1 中国英语的语用视角
杜瑞清、姜亚军（2001）等从语音、词汇、语篇三个语言学层面对中国英语进行了分析，认同了“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的差异，以及“中国英语”出现并存在的必然性。同时，围绕“中国式英语”和“中国英语”的讨论也引起语用学者的注意。事实上，对中国英语的研究就应该从语用的角度入手，因为中国英语在语法上是正确的，只是语用上存在是否恰当的问题。
事实上，从语用学角度来看，中国英语必然涉及中国人的行为模式和认知模式。尤其是在翻译汉语小说时就没有必要把中国人的（甚至中国古人的）行为模式都通通地改成现代西方人的行为模式，把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全改成西方人的认知。显然不能用英语来扭曲中国人的行为模式、思维形象和意识形态认同，而只能用英语来真实地描写中国人的行为模式、反映中国社会的现状和他们的日常观念和思想，这就构成了中国英语的语用视角。（金惠康，2001）
2 中国英语的语用依据
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的本质区别在于：中国英语属于规范英语，其对英语的影响将随着我国对外宣传的进一步扩大而增强；而中国式英语是一种畸形语言现象，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化，它会日趋减少直至消亡。“中国英语”是遵循英语的构词特点和使用规律，顺应中国特殊语言语境及文化语境需要的产物。
那么，作为世界英语变体之一的中国英语，其存在的语用依据是什么？我国有学者（金惠康，2001；涂秀清，2006）就此进行了探讨，认为“文化依附原则”和“可理解性、可接受性原则”从交际目的和效果来看可作为发展中国英语的语用依据。笔者认为，根据顺应论的三个核心概念——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我们可以从顺应论的角度将“文化依附原则”视为发展中国英语的必要前提。原因之一：“中国英语”使用者在使用英语与英语国家人进行交际时，由于英语中缺乏表达中国特有事物及体现中国文化内涵的英语结构，中国人就要顺应母语文化与思维，创造出依附中国特有文化的“中国英语”；原因之二：语言选择的范围是不断变化的，需始终不断地顺应不同的交际意图和使用环境。“中国英语”作为一种语言变体，就是为了顺应“中国英语”使用者的交际意图和使用环境，真实地反映这些表达形式在汉语中对应的语用含义，是对英语中缺乏中国特有文化表述的一种补缺现象。
“中国英语”得以发展的另一语用依据——“可理解性、可接受性原则”，笔者认为，可以从关联理论的角度将其视为发展中国英语的重要保证。何自然（2007）就指出关联论对各类语言变体、修辞、翻译等应用研究都具有解释力。从这个观点看，关联论同样对中国英语——这一依附中国文化及特点的规范英语变体具有解释力。本文主要从关联理论的角度，对“中国英语”的语用恰当性进行尝试性阐释。
3 关联论视角下的中国英语
关联理论或称关联原则（Relevance Theory），在Sperber和Wilson 于1986年合著的《关联：交际与认知》一书中被正式提出。关联论所关注的重点是明示行为，从认知的角度解释了话语方式选择的机制，将人视为具有推导明示行为的关联性这一内在能力的信息处理者。根据赵彦春（2003）所述，关联原则就是“依据认知语境找出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在阐释文本或话段时，人们总是最大程度地增强语境效果，最大程度地减少推理努力，以达到最佳关联”。“中国英语”使用者使用“中国英语”进行交际的行为同样属于明示行为，受话者通过不同程度的努力，根据话语提供的词语信息、逻辑信息和本身具备的百科信息，在推理中寻求话语与语境的最佳关联。“中国英语”作为这一明示行为的言语体现，就应该遵循“可理解性、可接受性原则”，让英语国家人理解并接受。
中国英语的语言特点主要表现在词汇、短语（包括习语、成语等）及一些特殊的表达方式，在形式上基本有两种表达形式：一是语义再生，即按照汉语的语言表达方式和意思直接表达或陈述，也就是说这种表达方式只有在汉语的语境中能得到充分的理解。“英语民族的人听到或读到这些名称，一时不懂，但一经了解，不难懂得。”（葛传 ，1980）例如，对于“one country, two systems”（一国两制）这一体现中国特殊国情的现代表述，对中国历史现状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句话的内涵和出处。另外，这句话本身的含义决定它一般会出现在外交政治场合，所以 “one country,two systems”能与受话者的认知语境形成最佳关联，符合中国英语的“可理解性、可接受性原则”。
此外，我们还会在许多汉语名著、名句的英译文本中发现一些带有浓郁中国文化特色的语句。为了保留其附有的汉语文化信息和文化形象，同时能被译文读者理解并接受，对这些语句的英语表述就要以中国英语的形式表现出来，即符合“文化依附原则”和“可理解性、可接受性原则”。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就还有一个名额，狼多肉少，我能争得过吗？”
“That only leaves one real opening,and there are plenty of pigs at the trough,so what are my chances?”（赵荣、班荣学，2005）
“狼多肉少”是汉语文化中的俗语，意指供不应求，近似“粥少僧多”。此例中的“狼”，显然是“狼”的类概念，而非其符号概念，即不是“狼”的本义。如果将其直译成 “there is too little meat for so many wolves”，由于英语中没有这样的俗语，英语国家人无论付出多大努力进行推理，也不可能根据这段表述在其认知语境中找到最佳语境效果和最佳关联，致使交际失败。因此，这样的表述不符合中国英语的“可理解性、可接受性原则”，仅仅是中式英语。相反，“plenty of pigs at the trough”（猪多槽口小）却属于中国英语的范畴。因为“猪”在汉语及英语文化中均蕴涵“贪吃”、“贪婪”之义，译文读者根据这一明示行为所提供的会话隐含在其认知语境的百科信息中就能找到“plenty of pigs at the trough”与原文“狼多肉少”之间的最佳关联，即在语境中从“一个槽口的猪太多，食物肯定不够”推导出“名额太少，竞争激烈，机会渺小”，符合原文作者的交际企图。这样，以中国英语形式出现的表述既保留了其附有的汉语文化信息和文化形象，又让译文读者也能像原文读者一样以最小的推理努力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从而达到最佳关联。
中国英语在形式上的另外一种表达形式就是汉语音译，即作为汉语借词（Chinese borrowings）直接融入英语语言，有的汉语英译词已经进入英语词典，被普遍使用。例如：“fengshui”（风水）、“erhu”（二胡）、“jiaozi”（饺子）等音译词，它们在内容上体现了中国特有的文化和传统，虽是以汉语音译而非英语单词的形式出现，但我们可以通过加注释的方法对其进行阐释。随着中国与英语国家的交流频繁，英语国家人就会逐渐理解并接受这些体现中国特有文化和传统的词汇，构成英语国家人本身认知语境中百科信息的一部分，在具体的言语交际中，根据话语提供的词语信息、逻辑信息和本身具备的百科信息，通过推理寻求话语与语境的最佳关联。试看下面这个例子：
The price for an apartment near the West Lake is 6000RMB per month,for it is famous for good fengshui.
（西湖边的公寓以风水好而出名，因此租金不菲。）
“风水”带有浓厚的中国文化色彩，如果受话人已在中国居住一段时间，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在他的认知语境的百科信息中储存有“风水”的信息，同时根据话语提供的词汇信息及逻辑信息，通过推理，受话人会做出正确语境假设，即这套公寓是因为它所处的地理环境而要价不菲。但如果受话人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交际者也可通过对“风水”一词加注释的方法，对其进行解释。受话者明白“风水”所对应的含义之后，自然会将这个词存储在百科信息中，如再遇到类似语境的言语交际活动，受话人就可凭借其认知语境中的三信息对其进行加工处理，寻找与话语的最佳关联，从而达到交际成功。
三 结论
由于人的思维模式总是受制于他/她的母语文化，在中国环境中学习和使用英语不可能完全复制英语本族语者的思维模式、言语行为。因此，“中国英语”的出现，是中国人根据中国文化语境创造出来的能够充分表达中国特有事物和体现中国文化内涵的一种英语变体。同时，“中国英语”并非凭空捏造，而是遵循英语的构词特点和使用规律，具有较强的语用创新性和交际功能。这也是“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的本质区别。从关联理论的角度对“中国英语”的语用恰当性加以阐释，进一步证明了中国英语存在的合理性；而探讨“中国英语”作为世界英语变体之一的“可接受性、可理解性”问题，则对我国与国际的经济文化交流都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Sperber & Wilson.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Oxford:Blackwell, 1986.
[2] 陈海燕、崔玉梅：《中国英语的顺应性阐释》，《广东轻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3] 杜瑞清、姜亚军：《近二十年“中国英语”研究述评》，《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1期。
[4] 葛传 ：《漫谈由汉译英问题》，《翻译通讯》，1980年第2期。
[5] 何自然：《语用三论：关联论·顺应论·模因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6] 金惠康：《中国英语的语用环境和语用功能》，《福建外语》，2001年第2期。
[7] 李文中：《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年第4期。
[8] 涂秀清：《论中国英语的运行机制》，《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9] 汪榕培：《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
[10] 赵彦春：《关联理论的翻译观》，《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作者简介：张雪梅，女，1981—，贵州都匀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语用学，工作单位：贵阳学院。
关键词：中国英语 关联理论 语用恰当性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一 中国英语的界定
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一词最先出现在葛传 先生（1980）的文章中。它是英语国家使用的语言跟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种客观存在。汪榕培（1991）对中国英语的定义包括三个部分：中国人在中国本土上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具有中国特点的。李文中（1993）进一步指出，中国英语不仅在中国本土使用，而且还在对外交流中使用。而笔者认为，中国英语作为一种中性的信息媒介，一方面标准英语（规范英语）是其核心；另一方面中国特点（中国当地化的成分）是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同时，中国英语不仅仅只局限为中国人使用，随着中国的崛起及其经济快速发展，中外交流的日益增多，带有中国本土社会文化特点的中国英语也逐渐被英语本族语者所认同并接受，且在特定语境中使用。
中国英语中“当地化”成分的存在是英、汉文化交流中，前者缺乏对汉语文化中特有现象的表达结构而做的一种文化空缺的填补，是英语在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环境里被使用的同时而经历的适应性变化，这样的变化可多角度地体现在英语语音、词汇、句式、语篇、语用等语言的各个层次。
陈海燕、崔玉梅（2007）根据Varney所举的一个例子指出，中国英语在语法上是完全正确的，只是语用上存在是否恰当的问题。笔者认同这一观点。但就陈同时对中国英语及中国式英语界定的阐述，笔者有质疑。陈认为，判断中国英语语用恰当性的标准取决于是否被部分英语母语者所接受：“有些英语母语者能接受并认为很好地达到了交际目的，它就是中国英语，但是如有其他英语母语者认为不恰当，它就是中国式英语。”笔者认为这样的界定缺乏理论依据，带有主观随意性，更加模糊了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的区别，给中国英语注入太多不确定性，基本无立场可言。何以能以某个表达方式被一部分英语本族语者接受而被另一部分本族语者排斥就判定其为中国式英语而非中国英语呢？就算是英语本族语者，也会受到某种“言语社区”或“区域性”的影响，对语言的选择不可能完全一致。因此，笔者认为，只要是符合标准英语（规范英语）的用法，具有中国特点，并被大部分英语本族语者所接受，就应该是使用恰当的中国英语。
二 中国英语的语用恰当性
1 中国英语的语用视角
杜瑞清、姜亚军（2001）等从语音、词汇、语篇三个语言学层面对中国英语进行了分析，认同了“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的差异，以及“中国英语”出现并存在的必然性。同时，围绕“中国式英语”和“中国英语”的讨论也引起语用学者的注意。事实上，对中国英语的研究就应该从语用的角度入手，因为中国英语在语法上是正确的，只是语用上存在是否恰当的问题。
事实上，从语用学角度来看，中国英语必然涉及中国人的行为模式和认知模式。尤其是在翻译汉语小说时就没有必要把中国人的（甚至中国古人的）行为模式都通通地改成现代西方人的行为模式，把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全改成西方人的认知。显然不能用英语来扭曲中国人的行为模式、思维形象和意识形态认同，而只能用英语来真实地描写中国人的行为模式、反映中国社会的现状和他们的日常观念和思想，这就构成了中国英语的语用视角。（金惠康，2001）
2 中国英语的语用依据
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的本质区别在于：中国英语属于规范英语，其对英语的影响将随着我国对外宣传的进一步扩大而增强；而中国式英语是一种畸形语言现象，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化，它会日趋减少直至消亡。“中国英语”是遵循英语的构词特点和使用规律，顺应中国特殊语言语境及文化语境需要的产物。
那么，作为世界英语变体之一的中国英语，其存在的语用依据是什么？我国有学者（金惠康，2001；涂秀清，2006）就此进行了探讨，认为“文化依附原则”和“可理解性、可接受性原则”从交际目的和效果来看可作为发展中国英语的语用依据。笔者认为，根据顺应论的三个核心概念——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我们可以从顺应论的角度将“文化依附原则”视为发展中国英语的必要前提。原因之一：“中国英语”使用者在使用英语与英语国家人进行交际时，由于英语中缺乏表达中国特有事物及体现中国文化内涵的英语结构，中国人就要顺应母语文化与思维，创造出依附中国特有文化的“中国英语”；原因之二：语言选择的范围是不断变化的，需始终不断地顺应不同的交际意图和使用环境。“中国英语”作为一种语言变体，就是为了顺应“中国英语”使用者的交际意图和使用环境，真实地反映这些表达形式在汉语中对应的语用含义，是对英语中缺乏中国特有文化表述的一种补缺现象。
“中国英语”得以发展的另一语用依据——“可理解性、可接受性原则”，笔者认为，可以从关联理论的角度将其视为发展中国英语的重要保证。何自然（2007）就指出关联论对各类语言变体、修辞、翻译等应用研究都具有解释力。从这个观点看，关联论同样对中国英语——这一依附中国文化及特点的规范英语变体具有解释力。本文主要从关联理论的角度，对“中国英语”的语用恰当性进行尝试性阐释。
3 关联论视角下的中国英语
关联理论或称关联原则（Relevance Theory），在Sperber和Wilson 于1986年合著的《关联：交际与认知》一书中被正式提出。关联论所关注的重点是明示行为，从认知的角度解释了话语方式选择的机制，将人视为具有推导明示行为的关联性这一内在能力的信息处理者。根据赵彦春（2003）所述，关联原则就是“依据认知语境找出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在阐释文本或话段时，人们总是最大程度地增强语境效果，最大程度地减少推理努力，以达到最佳关联”。“中国英语”使用者使用“中国英语”进行交际的行为同样属于明示行为，受话者通过不同程度的努力，根据话语提供的词语信息、逻辑信息和本身具备的百科信息，在推理中寻求话语与语境的最佳关联。“中国英语”作为这一明示行为的言语体现，就应该遵循“可理解性、可接受性原则”，让英语国家人理解并接受。
中国英语的语言特点主要表现在词汇、短语（包括习语、成语等）及一些特殊的表达方式，在形式上基本有两种表达形式：一是语义再生，即按照汉语的语言表达方式和意思直接表达或陈述，也就是说这种表达方式只有在汉语的语境中能得到充分的理解。“英语民族的人听到或读到这些名称，一时不懂，但一经了解，不难懂得。”（葛传 ，1980）例如，对于“one country, two systems”（一国两制）这一体现中国特殊国情的现代表述，对中国历史现状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句话的内涵和出处。另外，这句话本身的含义决定它一般会出现在外交政治场合，所以 “one country,two systems”能与受话者的认知语境形成最佳关联，符合中国英语的“可理解性、可接受性原则”。
此外，我们还会在许多汉语名著、名句的英译文本中发现一些带有浓郁中国文化特色的语句。为了保留其附有的汉语文化信息和文化形象，同时能被译文读者理解并接受，对这些语句的英语表述就要以中国英语的形式表现出来，即符合“文化依附原则”和“可理解性、可接受性原则”。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就还有一个名额，狼多肉少，我能争得过吗？”
“That only leaves one real opening,and there are plenty of pigs at the trough,so what are my chances?”（赵荣、班荣学，2005）
“狼多肉少”是汉语文化中的俗语，意指供不应求，近似“粥少僧多”。此例中的“狼”，显然是“狼”的类概念，而非其符号概念，即不是“狼”的本义。如果将其直译成 “there is too little meat for so many wolves”，由于英语中没有这样的俗语，英语国家人无论付出多大努力进行推理，也不可能根据这段表述在其认知语境中找到最佳语境效果和最佳关联，致使交际失败。因此，这样的表述不符合中国英语的“可理解性、可接受性原则”，仅仅是中式英语。相反，“plenty of pigs at the trough”（猪多槽口小）却属于中国英语的范畴。因为“猪”在汉语及英语文化中均蕴涵“贪吃”、“贪婪”之义，译文读者根据这一明示行为所提供的会话隐含在其认知语境的百科信息中就能找到“plenty of pigs at the trough”与原文“狼多肉少”之间的最佳关联，即在语境中从“一个槽口的猪太多，食物肯定不够”推导出“名额太少，竞争激烈，机会渺小”，符合原文作者的交际企图。这样，以中国英语形式出现的表述既保留了其附有的汉语文化信息和文化形象，又让译文读者也能像原文读者一样以最小的推理努力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从而达到最佳关联。
中国英语在形式上的另外一种表达形式就是汉语音译，即作为汉语借词（Chinese borrowings）直接融入英语语言，有的汉语英译词已经进入英语词典，被普遍使用。例如：“fengshui”（风水）、“erhu”（二胡）、“jiaozi”（饺子）等音译词，它们在内容上体现了中国特有的文化和传统，虽是以汉语音译而非英语单词的形式出现，但我们可以通过加注释的方法对其进行阐释。随着中国与英语国家的交流频繁，英语国家人就会逐渐理解并接受这些体现中国特有文化和传统的词汇，构成英语国家人本身认知语境中百科信息的一部分，在具体的言语交际中，根据话语提供的词语信息、逻辑信息和本身具备的百科信息，通过推理寻求话语与语境的最佳关联。试看下面这个例子：
The price for an apartment near the West Lake is 6000RMB per month,for it is famous for good fengshui.
（西湖边的公寓以风水好而出名，因此租金不菲。）
“风水”带有浓厚的中国文化色彩，如果受话人已在中国居住一段时间，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在他的认知语境的百科信息中储存有“风水”的信息，同时根据话语提供的词汇信息及逻辑信息，通过推理，受话人会做出正确语境假设，即这套公寓是因为它所处的地理环境而要价不菲。但如果受话人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交际者也可通过对“风水”一词加注释的方法，对其进行解释。受话者明白“风水”所对应的含义之后，自然会将这个词存储在百科信息中，如再遇到类似语境的言语交际活动，受话人就可凭借其认知语境中的三信息对其进行加工处理，寻找与话语的最佳关联，从而达到交际成功。
三 结论
由于人的思维模式总是受制于他/她的母语文化，在中国环境中学习和使用英语不可能完全复制英语本族语者的思维模式、言语行为。因此，“中国英语”的出现，是中国人根据中国文化语境创造出来的能够充分表达中国特有事物和体现中国文化内涵的一种英语变体。同时，“中国英语”并非凭空捏造，而是遵循英语的构词特点和使用规律，具有较强的语用创新性和交际功能。这也是“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的本质区别。从关联理论的角度对“中国英语”的语用恰当性加以阐释，进一步证明了中国英语存在的合理性；而探讨“中国英语”作为世界英语变体之一的“可接受性、可理解性”问题，则对我国与国际的经济文化交流都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Sperber & Wilson.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Oxford:Blackwell, 1986.
[2] 陈海燕、崔玉梅：《中国英语的顺应性阐释》，《广东轻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3] 杜瑞清、姜亚军：《近二十年“中国英语”研究述评》，《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1期。
[4] 葛传 ：《漫谈由汉译英问题》，《翻译通讯》，1980年第2期。
[5] 何自然：《语用三论：关联论·顺应论·模因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6] 金惠康：《中国英语的语用环境和语用功能》，《福建外语》，2001年第2期。
[7] 李文中：《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年第4期。
[8] 涂秀清：《论中国英语的运行机制》，《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9] 汪榕培：《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
[10] 赵彦春：《关联理论的翻译观》，《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作者简介：张雪梅，女，1981—，贵州都匀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语用学，工作单位：贵阳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