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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世界上汉文化正热，但是西方人普遍认为汉语难学，包括华人后代。尤其语法这块，目前的汉语语法实际上是通过西学框架加大量特殊句式来描述的，没有一个本质贴切的原理可以指导实践。一方面，理论界新成果很多，但是分歧重重，难以操作；另一方面，一线教师缺乏理论和方法上的支持，在莫衷一是的现实下，基本是依靠自己的经验教学，很辛苦。这成为推广汉语和汉文化的“瓶颈”。在对外汉语的教学实践中还有个“语文并进”还是“语文分开”模式的探讨、争论。这些都促使我们去深入思考：汉语有没有自己土生土长的语法？汉语的口语和书面语是什么样的关系？
一
孟昭连教授的《之乎者也非口语论》给了我们极大的启示，他描述了文言文形成、成熟的整个过程，揭示了文言文不是口语的简单记录，更从文言文法重要方面的“辞”说清了文言文区别于口语的具体方式，也就为我们解构文言、读懂古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途径。“之乎者也非口语”结论虽小，但折射了语言、文字、文学、历史文明等方方面面，书中详尽地考证展示了独到的见解和合理的推论，虽有个别值得商榷之处，但仍是引人深思。
孟教授在书中阐述的主线之一是传统文字“意内而言外”的概念，以及作为具体体现的“之乎者也”之类“辞”的运用。语言和文字的作用都是要表达“意”，但是文字和语言特点不同，有很多场景下的对话不仅仅有吐字发音，更有声音的长短徐疾、停顿等以体现出的当事人心态、话外之音、逻辑意向，等等，文字记录时不仅要记下具体声音所对应的字，还要加进去“辞”来足意，“之乎者也”就是典型的“辞”，是口语中没有但文字里面非常必要的部分。孟教授认为，这也正是《墨子》“以名举实，以辞抒意”的本意。在古代，用好“辞”是写好文章的关键之一，所以“修辞”自一出现，就是指写文章，而口语的表达，则不能称为“修辞”。
到了清末民初时期，文言区别于口语的理念在“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的西方语言学观点冲击下渐渐模糊，尤其是《马氏文通》出版后，一系列混淆概念的虚实字分类，颠覆了人们对传统文字的认识，并一直延续到现代汉语的研究中。孟教授在文中有详尽的剖析，这里以书中的观点引申，进一步看清马氏对后人的误导。《马氏文通》在正名卷（字类定义）对汉字的分类是以“事理”作为区分虚实的标准，亦即“凡字有事理可解者，曰实字。无解而惟以助实字之情态者，曰虚字。”[1]这也是现代汉语词类划分的雏形。
但是仔细考究我们会发现：孔颖达所有“为义”字的解说都叫“××名”，比如我们现在叫作动词、形容词，唐朝都叫作“名”：行为名、性状名。行为名：如《诗经·淇奥》：“有匪君子，如切如誾，如琢如磨。”传：“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正义：“此谓治器加功而成之名也。”[2]性状名：《周易·丰》：“丰，亨，王假之。”孔疏：“丰者，多大之名，盈足之义。”[3]唐朝没有虚字、实字的提法，却有虚名、实名的提法，实名是指名词，虚名是指动词、形容词等，也就是在马氏所认为的实字里面又分了虚实，这里，与马氏的分类有了巨大的错位。
先秦诸子都谈到了名，比较著名的有老子、孔子、荀子、墨子，等等。统而观之，前贤所论凡世间只要存在的就有名，只要能被说到的就能用名来表达。无论是现代意义上的名字、动作，还是事理，都可以用名来描述、用口语来表达。《说文》：“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4]“名”的字形充分体现了口语的特征：在看不见的情况下却可以用声音说出来。孔子谈到了“名不正，则言不顺”，荀子谈到了“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然而所为有名，与所缘以同异，与制名之枢要，不可不察也。”[5]墨子談到了名实相符。也就是正名、制名审慎、名至实归的重要性，甚至重要到左右社会的安定。确实是这样，各种变乱往往起于巧立名目、偷换概念，制造名实不符。口语中的“名”延伸到汉字中来，每个“名”所对应的“字”囊括了现代意义上的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等诸多词类，汉朝称为可“义训”字，唐朝称为“为义”字。而超出了“名”的部分，亦即不能被口语表达出来的、起到传递语境表述口气的部分，就是“之乎者也”之类的“辞”，也叫非“义训”字、不“为义”字，它们都是汉语书面语所特有的部分。“辞”的非义训来源于非口语，所以许慎才说：“词者，意内而言外也。”“言外”即口语之外。
另外，为什么马氏的虚实字分类与唐朝的虚实名分类有巨大的错位？虚字、实字的提法最早又起于什么时候呢？含义上和马氏有区别吗？南宋魏庆之最早在《诗人玉屑》里提到虚字、实字，含义与唐人虚名、实名相同，现在的动词、形容词都属于虚名、虚字。宋后多有论文法，讲解用字的死活虚实等，像马氏那样的定义分类遍寻不得。到了清朝，袁仁林的《虚字说》对“辞”和汉字的虚实做了详尽的论述。袁仁林不仅阐述了“辞”的具体用法与理论，更总结了整个汉字体系的动静虚实理念。“在六书分虚实，又分虚实之半，皆从事物有无动静处辨之”“耳目，体也，死实字也；视听，用也，半虚半实字也”“若其仅属口吻，了无意义可说，此乃虚之虚者，故俗以虚字目之”[6]。很明显，虚实之分是从每个汉字的具体含义出发、从华夏传统理念的“有无动静”出发，这是与口语、书面语角度完全不同的更深层面。他对汉字的运用有着精彩的论述：“先儒分别动静字，盖从人意驱使，处分之也”“如明明德……君君臣臣”“此驱使之妙也”“实字虚用，死字活用，此等用法，虽字书亦不能遍释”“如人其人、火其书……生死肉骨”[6]45。这些千古典范、妙用精华，马氏是什么态度呢？《马氏文通》正名卷之一：“先儒书内，更有以动字名为虚字，以与实字对待者”“读王怀祖、段茂堂诸书，虚实诸字，先后错用，自无定律，读者无所适从。今以诸有解者为实字，无解者为虚字，是为字法之大宗。”[1]19-20
很明显，马氏对传统文字的分类和虚实活用是非常不理解和排斥的，这也是他按照“有义”和“无义”分虚实字的初衷，属于自己动手，按照西学的语法功能另起炉灶，是完完全全的自创，与古典传承没有关系，真实体现了马氏对于传统文字、传统文化深层次上的不理解。 二
可能有人认为，马氏做了他的尝试，古人有古人的做法，他有他的做法，他能自圆其说就好，而且语言不因为他的研究改变了什么。问题正在于，马氏不能自圆其说，在他的基础上延伸至今的现代汉语研究越分越细、用尽了从柏拉图至今两千多年西方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可是却越来越面临自相矛盾的窘境，割裂而不成体系。根源在于马氏照搬的西语规律不是“普适”，与汉语本质无关，汉语是世界上现存的独一无二的体系。现在很多人都感觉“此路不通”困难很大，但是依然放不下“西为中用”百余年积累下来的体系、方法，很重要的一点是觉得马氏的研究是根植于古典传统的，是能反映相当程度的汉语实际的。其实，尽管《马氏文通》不乏一些真知灼见，但他基本的东西是错的，他把汉语研究扳到了一个岔道，把一个收放自如、恢宏博大的体系描述得死板僵化、四分五裂。
从20世纪的上半叶开始，语言界的大师们就试图摆脱印欧语的羁绊，探索汉语自身的规律。很明显的一个事实是，印欧语系的文字是以音表意，文字是附着于语言上的，其文字创制的重点是高效地反映语音、记录语言，文字符号的本身没有什么意义，他们没有类似小学这样的学问。而华文体系的文字和口语是相对独立的，也是相互联系的：汉字的主要特点是字形直接表意，造字的重点是如何高效全面地反映天地人万事万物，从而自如地表达意念、表达思想，从文字到思想不必经过声音环节，走的是视觉路线，而文字本身的发音是隐而不显的，或者说其发音规律远比表音文字复杂得多；口语以音表意，不必经过视觉环节，但随着大一统文明的推进、文章的发达，口语又受到了文字很大的影响与制约。从现在的研究来看，汉字在初创之时起就是一个比较完善的体系，形、音、义完美统一，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千百年来，无数学者大儒深研文字，形成了小学，包括文字学（字形）、训诂学（字义）、音韵学（字音），这个历史事实也显示了华文是世界上现存独一无二的体系，无论世界上有多少表音文字，和华文都是截然不同的。真正反思一下，“汉语”这个词并不能概括华夏的语言，甚至“语言”这个词也不能概括，也许可以勉强使用“华文”这个词，因为我们是音、形、义三位一体，是“意”以形和声音形式的双重表达。
如果说《马氏文通》所代表的表音文字规律不适合表意为主的华文的话，那么华文的本质是什么？汉语和汉字的差异仅仅是一般意义上口语和书面语的差别吗？我们发现，华夏文章远远比口语丰富和精彩。汉字是表意文字，几个字按照一定顺序放在一起就能组合出新的意境，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如“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另一方面，汉字还具有声音的特性、音乐的特性，造字中充分利用了这种特性，写文章更是这样。孟教授对文言虚词产生的论述，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
文言中的“辞”，如“之乎者也”等，绝大多数是假借来的。因为要表达的语境口气、逻辑关系等话外之意，非常的抽象和精微，以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法已经无法造字，只能采用假借之法，借用一个现成有意义的汉字，赋予它新的内涵，起到文章中虚之又虚的“托精神传语气”的作用。“辞”里面的同音假借非常多、非常典型，如“之”“夫”“也”等，这些字都在原来的字形上被赋予了新的含义，而且频繁使用、非常活跃。这正是汉字的发展与精彩创造。在造字过程中，有些字含义很抽象很难造，往往常用字还很多，就走声音路线，在不产生新字形的情况下，借用已有字形却赋予一个全新的含义，读音上这个新字和原来的被借字一样或近似，但是新内涵跟字形完全没有关系。为了区别新字和原字（保持基本字一字一義），就把假借用字略微改变读音（不产生新字形）或者原字转注（加偏旁产生新字形，即许慎所谓“建类一首，同意相受”）。假借字占汉字很小的比例，但却是整个汉字体系圆融完备的关键环节。孟教授还从假借角度解读了古文中的“破读”现象，这些都是先贤大儒们对汉字创造性的运用，使华文具有极大的表现力和文化承载力，既可微言大义，也可洋洋洒洒蔚为壮观。当然，这也造成每个汉字的含义非常多、读音丰富，容易被误解为汉语逻辑不清、表达不准确，甚至有人说汉字不科学。
三
孟教授还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古代文章、文法这么发达，为什么没有产生像西方那样发达的语法学？也就是说，我们现今的汉语语法研究，是不是在填补古人的空白？这是发人深思的问题，其回答促使我们更好地审视语言实践的方方面面，包括上溯汉语的渊源、发现汉语本质，甚至汉语应该教什么和怎么教，等等。非常值得全面深入地探讨。有人说文言文是后人模仿先秦的文章写的，是一种“人造”的语言，非常怀疑古人的大众口语是不是这样。有人认为是唐宋后纸张与印刷的发达使得大众口语进入了文献的视野，更早期可能一直存在与文言完全不同的大众口语，只是没被记录下来。还有人说是口语退化了，越来越粗劣，而文言相对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导致文言与口语的差距越来越大；由此推论，最初先秦的文言是口语的书面化，后来渐渐脱离了。对于汉字的起源也有不同的看法。文献都记载着仓颉造字，这在1840年前是主流社会的共识。清末的历史变局对华夏文明冲击很大，全盘西化的潮流下否定了传统的认识，按照“文字是语言的记录”去理解汉字，汉字很强的表音特征即成为注解。还有众多的语言现象，历史上的各种官话、方言、方言地区的文读音，等等。将这些现象结合起来，可见汉语非常的庞杂，似乎难以理出头绪。
孟教授在书中给我们提供了线索。书中提到了“书同名”和“书同文”，谈到了大一统对文字的重视，以及统一文字对大一统的必要。我们都了解秦始皇的“车同轨、书同文”，但事实上始皇之前四百年《管子》中就提到了“书同名、车同轨”，统一是天子管理天下的基本常态，只是程度不同。再早的《尚书·虞典》：“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舜在巡狩时的责任之一就是统一度量衡，但没有提到统一文字。周朝已经开始“书同名”，就是重要口语词汇的发音、用法统一，按照传统上对“名”的理解，“名”包括现代意义上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等等，但是并没有提及字形上的统一。秦朝真正做到了字形的统一。
这里值得商榷的是，孟教授认为“书同名”应该是音形义都统一，这需要更多的考证才能下定论。很可能当时真的是只局限于重要词汇口头上的正确发音与使用，而且不见得牵涉到普罗大众，发布到官员级别就够了。这也是先秦文献通假字非常多的原因之一吧。语音改变比字形容易，而汉字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更稳定也更难改变，早先的历史阶段，只做到“书同名”是完全可能的。“书同文”真正做到了文字形、音、义的高度统一，其重大意义，远远不是表面上看得那么简单。我们都知道，文化的统一、大一统的理念，是我们中华民族统一的基本保证，而文字的统一是文化统一的基础。比较现在的欧洲，没有文字的统一，难以做到文化的统一，很多相似的语言，甚至互相之间都能听懂，但是文化上的差异使它们最终成为不同的国家。
孟教授的这本书破开了“西学中用”造成的百年误区，剥离着西学强加给汉语的框框，全书透出的理性判断与独立精神，鼓舞着有志于汉语事业的人们去孜孜求索。虽然个别观点值得商榷，但瑕不掩瑜，书中对文言与口语分水的论述独到而本质。更重要的是，我们去哪里寻找华文的根？去哪里寻找汉语的本质？孟教授给我们做了示范，那就是，在传统语言文字中找，在古典文学中找，这一切巨大的财富，是汉语乃至华夏文化回归的希望所在。
注释
[1]马建忠.马氏文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9.
[2]李学勤.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255.
[3]陈戍国.周易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4：136.
[4]许慎，徐铉校.说文解字[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68.
[5]王先谦.荀子集解[M].上海：上海书店，1986：274.
[6]袁仁林.虚字说[M].北京：中华书局，1989：11.
一
孟昭连教授的《之乎者也非口语论》给了我们极大的启示，他描述了文言文形成、成熟的整个过程，揭示了文言文不是口语的简单记录，更从文言文法重要方面的“辞”说清了文言文区别于口语的具体方式，也就为我们解构文言、读懂古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途径。“之乎者也非口语”结论虽小，但折射了语言、文字、文学、历史文明等方方面面，书中详尽地考证展示了独到的见解和合理的推论，虽有个别值得商榷之处，但仍是引人深思。
孟教授在书中阐述的主线之一是传统文字“意内而言外”的概念，以及作为具体体现的“之乎者也”之类“辞”的运用。语言和文字的作用都是要表达“意”，但是文字和语言特点不同，有很多场景下的对话不仅仅有吐字发音，更有声音的长短徐疾、停顿等以体现出的当事人心态、话外之音、逻辑意向，等等，文字记录时不仅要记下具体声音所对应的字，还要加进去“辞”来足意，“之乎者也”就是典型的“辞”，是口语中没有但文字里面非常必要的部分。孟教授认为，这也正是《墨子》“以名举实，以辞抒意”的本意。在古代，用好“辞”是写好文章的关键之一，所以“修辞”自一出现，就是指写文章，而口语的表达，则不能称为“修辞”。
到了清末民初时期，文言区别于口语的理念在“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的西方语言学观点冲击下渐渐模糊，尤其是《马氏文通》出版后，一系列混淆概念的虚实字分类，颠覆了人们对传统文字的认识，并一直延续到现代汉语的研究中。孟教授在文中有详尽的剖析，这里以书中的观点引申，进一步看清马氏对后人的误导。《马氏文通》在正名卷（字类定义）对汉字的分类是以“事理”作为区分虚实的标准，亦即“凡字有事理可解者，曰实字。无解而惟以助实字之情态者，曰虚字。”[1]这也是现代汉语词类划分的雏形。
但是仔细考究我们会发现：孔颖达所有“为义”字的解说都叫“××名”，比如我们现在叫作动词、形容词，唐朝都叫作“名”：行为名、性状名。行为名：如《诗经·淇奥》：“有匪君子，如切如誾，如琢如磨。”传：“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正义：“此谓治器加功而成之名也。”[2]性状名：《周易·丰》：“丰，亨，王假之。”孔疏：“丰者，多大之名，盈足之义。”[3]唐朝没有虚字、实字的提法，却有虚名、实名的提法，实名是指名词，虚名是指动词、形容词等，也就是在马氏所认为的实字里面又分了虚实，这里，与马氏的分类有了巨大的错位。
先秦诸子都谈到了名，比较著名的有老子、孔子、荀子、墨子，等等。统而观之，前贤所论凡世间只要存在的就有名，只要能被说到的就能用名来表达。无论是现代意义上的名字、动作，还是事理，都可以用名来描述、用口语来表达。《说文》：“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4]“名”的字形充分体现了口语的特征：在看不见的情况下却可以用声音说出来。孔子谈到了“名不正，则言不顺”，荀子谈到了“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然而所为有名，与所缘以同异，与制名之枢要，不可不察也。”[5]墨子談到了名实相符。也就是正名、制名审慎、名至实归的重要性，甚至重要到左右社会的安定。确实是这样，各种变乱往往起于巧立名目、偷换概念，制造名实不符。口语中的“名”延伸到汉字中来，每个“名”所对应的“字”囊括了现代意义上的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等诸多词类，汉朝称为可“义训”字，唐朝称为“为义”字。而超出了“名”的部分，亦即不能被口语表达出来的、起到传递语境表述口气的部分，就是“之乎者也”之类的“辞”，也叫非“义训”字、不“为义”字，它们都是汉语书面语所特有的部分。“辞”的非义训来源于非口语，所以许慎才说：“词者，意内而言外也。”“言外”即口语之外。
另外，为什么马氏的虚实字分类与唐朝的虚实名分类有巨大的错位？虚字、实字的提法最早又起于什么时候呢？含义上和马氏有区别吗？南宋魏庆之最早在《诗人玉屑》里提到虚字、实字，含义与唐人虚名、实名相同，现在的动词、形容词都属于虚名、虚字。宋后多有论文法，讲解用字的死活虚实等，像马氏那样的定义分类遍寻不得。到了清朝，袁仁林的《虚字说》对“辞”和汉字的虚实做了详尽的论述。袁仁林不仅阐述了“辞”的具体用法与理论，更总结了整个汉字体系的动静虚实理念。“在六书分虚实，又分虚实之半，皆从事物有无动静处辨之”“耳目，体也，死实字也；视听，用也，半虚半实字也”“若其仅属口吻，了无意义可说，此乃虚之虚者，故俗以虚字目之”[6]。很明显，虚实之分是从每个汉字的具体含义出发、从华夏传统理念的“有无动静”出发，这是与口语、书面语角度完全不同的更深层面。他对汉字的运用有着精彩的论述：“先儒分别动静字，盖从人意驱使，处分之也”“如明明德……君君臣臣”“此驱使之妙也”“实字虚用，死字活用，此等用法，虽字书亦不能遍释”“如人其人、火其书……生死肉骨”[6]45。这些千古典范、妙用精华，马氏是什么态度呢？《马氏文通》正名卷之一：“先儒书内，更有以动字名为虚字，以与实字对待者”“读王怀祖、段茂堂诸书，虚实诸字，先后错用，自无定律，读者无所适从。今以诸有解者为实字，无解者为虚字，是为字法之大宗。”[1]19-20
很明显，马氏对传统文字的分类和虚实活用是非常不理解和排斥的，这也是他按照“有义”和“无义”分虚实字的初衷，属于自己动手，按照西学的语法功能另起炉灶，是完完全全的自创，与古典传承没有关系，真实体现了马氏对于传统文字、传统文化深层次上的不理解。 二
可能有人认为，马氏做了他的尝试，古人有古人的做法，他有他的做法，他能自圆其说就好，而且语言不因为他的研究改变了什么。问题正在于，马氏不能自圆其说，在他的基础上延伸至今的现代汉语研究越分越细、用尽了从柏拉图至今两千多年西方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可是却越来越面临自相矛盾的窘境，割裂而不成体系。根源在于马氏照搬的西语规律不是“普适”，与汉语本质无关，汉语是世界上现存的独一无二的体系。现在很多人都感觉“此路不通”困难很大，但是依然放不下“西为中用”百余年积累下来的体系、方法，很重要的一点是觉得马氏的研究是根植于古典传统的，是能反映相当程度的汉语实际的。其实，尽管《马氏文通》不乏一些真知灼见，但他基本的东西是错的，他把汉语研究扳到了一个岔道，把一个收放自如、恢宏博大的体系描述得死板僵化、四分五裂。
从20世纪的上半叶开始，语言界的大师们就试图摆脱印欧语的羁绊，探索汉语自身的规律。很明显的一个事实是，印欧语系的文字是以音表意，文字是附着于语言上的，其文字创制的重点是高效地反映语音、记录语言，文字符号的本身没有什么意义，他们没有类似小学这样的学问。而华文体系的文字和口语是相对独立的，也是相互联系的：汉字的主要特点是字形直接表意，造字的重点是如何高效全面地反映天地人万事万物，从而自如地表达意念、表达思想，从文字到思想不必经过声音环节，走的是视觉路线，而文字本身的发音是隐而不显的，或者说其发音规律远比表音文字复杂得多；口语以音表意，不必经过视觉环节，但随着大一统文明的推进、文章的发达，口语又受到了文字很大的影响与制约。从现在的研究来看，汉字在初创之时起就是一个比较完善的体系，形、音、义完美统一，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千百年来，无数学者大儒深研文字，形成了小学，包括文字学（字形）、训诂学（字义）、音韵学（字音），这个历史事实也显示了华文是世界上现存独一无二的体系，无论世界上有多少表音文字，和华文都是截然不同的。真正反思一下，“汉语”这个词并不能概括华夏的语言，甚至“语言”这个词也不能概括，也许可以勉强使用“华文”这个词，因为我们是音、形、义三位一体，是“意”以形和声音形式的双重表达。
如果说《马氏文通》所代表的表音文字规律不适合表意为主的华文的话，那么华文的本质是什么？汉语和汉字的差异仅仅是一般意义上口语和书面语的差别吗？我们发现，华夏文章远远比口语丰富和精彩。汉字是表意文字，几个字按照一定顺序放在一起就能组合出新的意境，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如“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另一方面，汉字还具有声音的特性、音乐的特性，造字中充分利用了这种特性，写文章更是这样。孟教授对文言虚词产生的论述，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
文言中的“辞”，如“之乎者也”等，绝大多数是假借来的。因为要表达的语境口气、逻辑关系等话外之意，非常的抽象和精微，以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法已经无法造字，只能采用假借之法，借用一个现成有意义的汉字，赋予它新的内涵，起到文章中虚之又虚的“托精神传语气”的作用。“辞”里面的同音假借非常多、非常典型，如“之”“夫”“也”等，这些字都在原来的字形上被赋予了新的含义，而且频繁使用、非常活跃。这正是汉字的发展与精彩创造。在造字过程中，有些字含义很抽象很难造，往往常用字还很多，就走声音路线，在不产生新字形的情况下，借用已有字形却赋予一个全新的含义，读音上这个新字和原来的被借字一样或近似，但是新内涵跟字形完全没有关系。为了区别新字和原字（保持基本字一字一義），就把假借用字略微改变读音（不产生新字形）或者原字转注（加偏旁产生新字形，即许慎所谓“建类一首，同意相受”）。假借字占汉字很小的比例，但却是整个汉字体系圆融完备的关键环节。孟教授还从假借角度解读了古文中的“破读”现象，这些都是先贤大儒们对汉字创造性的运用，使华文具有极大的表现力和文化承载力，既可微言大义，也可洋洋洒洒蔚为壮观。当然，这也造成每个汉字的含义非常多、读音丰富，容易被误解为汉语逻辑不清、表达不准确，甚至有人说汉字不科学。
三
孟教授还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古代文章、文法这么发达，为什么没有产生像西方那样发达的语法学？也就是说，我们现今的汉语语法研究，是不是在填补古人的空白？这是发人深思的问题，其回答促使我们更好地审视语言实践的方方面面，包括上溯汉语的渊源、发现汉语本质，甚至汉语应该教什么和怎么教，等等。非常值得全面深入地探讨。有人说文言文是后人模仿先秦的文章写的，是一种“人造”的语言，非常怀疑古人的大众口语是不是这样。有人认为是唐宋后纸张与印刷的发达使得大众口语进入了文献的视野，更早期可能一直存在与文言完全不同的大众口语，只是没被记录下来。还有人说是口语退化了，越来越粗劣，而文言相对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导致文言与口语的差距越来越大；由此推论，最初先秦的文言是口语的书面化，后来渐渐脱离了。对于汉字的起源也有不同的看法。文献都记载着仓颉造字，这在1840年前是主流社会的共识。清末的历史变局对华夏文明冲击很大，全盘西化的潮流下否定了传统的认识，按照“文字是语言的记录”去理解汉字，汉字很强的表音特征即成为注解。还有众多的语言现象，历史上的各种官话、方言、方言地区的文读音，等等。将这些现象结合起来，可见汉语非常的庞杂，似乎难以理出头绪。
孟教授在书中给我们提供了线索。书中提到了“书同名”和“书同文”，谈到了大一统对文字的重视，以及统一文字对大一统的必要。我们都了解秦始皇的“车同轨、书同文”，但事实上始皇之前四百年《管子》中就提到了“书同名、车同轨”，统一是天子管理天下的基本常态，只是程度不同。再早的《尚书·虞典》：“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舜在巡狩时的责任之一就是统一度量衡，但没有提到统一文字。周朝已经开始“书同名”，就是重要口语词汇的发音、用法统一，按照传统上对“名”的理解，“名”包括现代意义上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等等，但是并没有提及字形上的统一。秦朝真正做到了字形的统一。
这里值得商榷的是，孟教授认为“书同名”应该是音形义都统一，这需要更多的考证才能下定论。很可能当时真的是只局限于重要词汇口头上的正确发音与使用，而且不见得牵涉到普罗大众，发布到官员级别就够了。这也是先秦文献通假字非常多的原因之一吧。语音改变比字形容易，而汉字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更稳定也更难改变，早先的历史阶段，只做到“书同名”是完全可能的。“书同文”真正做到了文字形、音、义的高度统一，其重大意义，远远不是表面上看得那么简单。我们都知道，文化的统一、大一统的理念，是我们中华民族统一的基本保证，而文字的统一是文化统一的基础。比较现在的欧洲，没有文字的统一，难以做到文化的统一，很多相似的语言，甚至互相之间都能听懂，但是文化上的差异使它们最终成为不同的国家。
孟教授的这本书破开了“西学中用”造成的百年误区，剥离着西学强加给汉语的框框，全书透出的理性判断与独立精神，鼓舞着有志于汉语事业的人们去孜孜求索。虽然个别观点值得商榷，但瑕不掩瑜，书中对文言与口语分水的论述独到而本质。更重要的是，我们去哪里寻找华文的根？去哪里寻找汉语的本质？孟教授给我们做了示范，那就是，在传统语言文字中找，在古典文学中找，这一切巨大的财富，是汉语乃至华夏文化回归的希望所在。
注释
[1]马建忠.马氏文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9.
[2]李学勤.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255.
[3]陈戍国.周易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4：136.
[4]许慎，徐铉校.说文解字[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68.
[5]王先谦.荀子集解[M].上海：上海书店，1986：274.
[6]袁仁林.虚字说[M].北京：中华书局，198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