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记者会的初次接触

　　1988年，钱其琛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外长记者会，由我担任现场英语交替传译。当时我从英国肯特大学留学回来已两年，在外交部翻译室英文处工作。
　　记者会的交替传译比平日难度更大，容错度很小。我提前 40分钟就到了人民大会堂，在陕西厅等候。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紧张，心慌，手心发凉。
　　过了一会儿，钱外长到了。“紧张吗？”他关心地问。
　　“是，特别紧张。”我如实回答。“今天是考试，考你，也考我呀。”钱外长这样说。
　　我一下子醒悟，此刻压力最大的是钱外长。突然想到，让肌肉紧张和活跃起来可以缓解大脑和心理的紧张，直冲盥洗室，原地跳50下，气喘吁吁、浑身发热，心跳加速确实缓解了心理压力带来的紧张感，至少不觉得那么冷了。
　　记者会开始了。我努力跟上钱外长的思路，抓住答问的重点和含义，选择恰当的词汇表达，整个进程还算流畅。
　　这是我与人大记者会的初次接触。这次经历让我在控制情绪的能力上实现了一次提升。

寻觅公众心中的问号

　　初做发言人，我最强烈的感受是被淹没进了问题的海洋，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尽快找到方向，如何在发布会有限的一个多小时里，传递出公众期待的重要信息，解决人们心中最多、最大的问号。
　　先从媒体关注的问题中进行“海选”。前期筹备工作中根据座谈会整理出来的 “问题大本”，是我和团队的基本参考。
　　我的背后有个专业团队，我们将媒体提出的问题拼出一幅“矩阵图”，纵向是各家媒体，横向是他们提出的问题，两者结合处用黑色块标注，按图索骥，基本可排出一个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排行榜”。
　　我和团队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这些问题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的相关性，最终选出大约70个重点问题，作为准备新闻发布会的基础。
　　为什么是 70个，而不是更多或者更少？算是经验之谈吧。
　　“不是更多”，因为无法更多，我不能漫无边际地准备，需要聚焦最重要的问题，搞清楚弄明白。70个“问题”实际上是 70个“话题”，比如雾霾、反腐、“十三五”规划、朝核等，是从大量问题中“浓缩”而来的，基本能覆盖媒体和公众关注的范围。虽然记者对每个话题都有可能从不同角度提出完全不同的问题，但我只需做好对话题的准备，然后依靠技巧回应关于这个话题的各种提问。
　　“不能更少”，因为再少恐怕就覆盖不住公众关注的范围了。所以，对我来说，认真挑选好 70个问题是做准备工作的基础。
　　我非常重視与记者的相互熟悉和沟通。发言人同记者是共生关系，记者问得精彩，发言人言之有物，发布会才能有好的效果。

发布会是 “听”的艺术

　　新闻发布会的受众是多元化的公众，有公务员，也会有家庭主妇，有退休干部和工人，有出租车司机，还会有学者、专家、企业家、学生等。我希望自己所传递的声音能让在场的记者听得进去，更希望坐在电视机前或收听广播的老百姓能听懂和接受，让他们听得懂、喜欢听、记得住。
　　这说来容易，做到实在很难。我和团队孜孜以求的，就是实现这样的目标。
　　第一个门槛是“听得懂”。
　　这个看似简单，其实颇不易。针对社会热点和重点问题，我可从相关部门获得大量相应的资料，但这些都是通常的公文，我需要把书面公文体转换成通俗易懂的发布会答问要点。
　　首先是讲话要短。在发布会上回答一个问题，控制在三分钟内较恰当，其间，大约一分钟转换一个论点效果更好，时间再长或内容再多，就抓不住人的注意力了。据此，团队构建答问要点时，一个问题不能超过300字，分成三段式，在此范围内打磨表述方式。
　　根据我在发布会上实际应用的情况，如准备得对题，我可在要点基础上现场发挥，一般讲600字左右，控制在四分钟内。如果准备的要点与问题不特别对口，就需讲更多的话来铺垫，就只能部分地使用准备好的要点。遇到毫无准备的问题，回应起来更易啰唆。

　　这就对答问要点的打磨提出了极高要求。语言的魔力就在于，只要用心琢磨，哪怕一个字或词的变化，其感染力的呈现都会不同。
　　第二个门槛是“喜欢听”。
　　如果说让人“听得懂”是“技术”，那么，让人“喜欢听”就是“艺术”了。我的体会是，人们最喜欢听真诚的话。真诚是一种触摸不到却能通达人心的感觉。
　　媒体记者有疑问，说明公众有关切，这往往关乎“切身利益”，比如房地产税、《证券法》；可能是“切身之感”，比如食品安全和雾霾；等等。发言人需要 “人同此心”，才能与大家“心同此理”，让人们接受并认可自己的回应。
　　让人“喜欢听”，还可有一些幽默。发言人难免对记者会环境中的“不可知”因素有恐惧感，而改变气氛最好的办法是幽默。
　　第三个门槛是让人“记得住”。 　　这就必须简洁且有重点。要有几个关键句，让人印象深刻。我和团队讨论每个答问时，首先商量这个问题“是什么”，再商量“说什么”，传递的核心要点是什么。
　　以我对反腐败问题的回应为例，公众关心的范围相当宽泛，准备时需面面俱到，但在新闻发布会的有限时间里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回答，需抓住重点。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角度，需传递的最重要信息是 “要加强反腐败制度化建设”，这基本上可涵盖媒体关注，把公众所关心的相关问题纳入这个框架里。就是说，只要涉及反腐败的话题，都可顺势引向这个核心信息。

训练、再训练

　　新闻发布会总有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成分，好的新闻发布会引人入胜之处，恰在于其可预见性和不可预见性的交错。预先做尽可能全面的准备，有利于增加可预见部分，认真学习和积累则可以为应对不可预见的部分奠定基础。
　　对我而言，将重点问题的答问要点建构好，只完成了发布会准备工作的一半。若想增加可预见性，应对好不可预见性，最大限度地提升临场应变能力，我需要：一是牢记答问要点，二是训练据此应对各类问题的能力。
　　这是发布会准备的下半场，于我而言也是最艰苦的阶段。
　　训练的第一步是牢记要点，其中的核心内容要烂熟于心。目的是面对这类提问时，能较顺畅、清楚和口语化地表达出来。
　　熟悉答问要点的过程很痛苦、很熬人，需反复强化记忆。法律问题最讲究逻辑严谨、表达清晰、意思准确，“权利”与“权力”有不同，“监察”同“检察”不一样，“期限”和“期间”要区分，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不能混淆。这是大量密集学习的过程，要理解并在短时间里记牢那些专业表述和法律名词，再用自己的话说清说准，确实是很大的挑战。
　　只有反复练习。我把一天分为上午、下午和晚上三个时段，每个时段的开始都要强化前一次训练的答问提纲，再记新的答问提纲。我让助手把答问提纲一段一段地录在手机里，在午饭后散步时听，然后复述。针对出错率高的词汇和表述，下班后，我会找人少的公园，在一个角落对着一棵树重复多遍，希望训练出口腔肌肉的记忆惯性，避免在这些词汇上卡壳。这是当年学英语时常用的强记法。团队成员开玩笑，每次换棵树，别让那棵树厌烦得枯萎掉。
　　背诵记忆，也是检验和进一步打磨答问要点和表述的过程。这段时间，家人是最好的听众和老师，他们听我讲，提醒我哪些地方太啰唆，哪些地方表述不清楚，哪些内容“众所周知”，可不用讲。
　　训练的第二步是演练。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需在很多无法预见的条件下掌控进程，充分利用记者提问的每个机会，传递出大会的信息。要在高强度压力下快速思考，组织好每句话，考虑到说出去的话的影响和效果，这种能力需通过演练来培养和练习。
　　我需要通过训练来培养一种能力，即无论记者从哪种角度提问，都能把准备好的内容与记者提出的问题尽可能自然、合理地连接上，准确传递我想表达的核心信息。
　　怎样训练？由团队成员围绕重点问题对我进行交叉提问。一般有两三名助手参加，他们记下我的口误或遗漏，逐一指正。一次又一次的演练使我的表达越来越顺畅，也更加自信，自由发挥的空间也越来越大，时常出现灵光一现的想法，成为将来可使用的亮点。

　　第三阶段是模拟演练。为熟悉和适应现场的紧张感，团队会布置一个模拟新闻发布会的场景，有人扮演主持人，有人当记者提问，还有人负责计时和记错，严格按正式程序和方式進行。
　　模拟演练帮助我适应充满紧张感的气氛，减少面对镜头时的不自然感，提前释放因紧张而导致的压力情绪。
　　我与团队一起观看录像，查找存在的问题。表达是综合性结果，不仅关乎说什么，还在于用什么方式、神态、口吻、语气来说，甚至肢体语言都构成表达的一部分。
　　最后一件需要记住的重要事情就是：微笑。现场直播的形式和不可预见性所带来的压力是实实在在的，我常常会忘记了微笑。助手们在演练时就常提醒我：要微笑，不要板着脸。在现场他们也会用各种方式提示我。说到底，微笑是一种态度，这不仅是新闻发言人对公众的态度，我想，也应是中国对世界的态度。
　　（徐珍摘自中信出版集团《我的对面是你：新闻发布会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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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傅莹，1953年1月生，蒙古族，内蒙古通辽人；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毕业，英国肯特大学国际关系硕士研究生。曾任中国驻菲律宾、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大使，是中国第一位少数民族女大使、驻大国女大使，以善于沟通著称。曾任外交部副部长。2013-2017年任全国人大会议新闻发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