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梁漱溟的学术理论，我知之甚少，没有资格妄评。但有两件事情是大家都知道的。一是一九五三年九月，他在中央人民政府的一次会议上发言，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他不畏权势，当场起来反驳，招致了一场围攻。二是“文革”期间批儒反孔，他明确表示不赞成，不但写了长文，还在座谈会上多次发言阐明自己的观点。在这两次事情中他所发表的意见是否完全正确可以另当别论。即使错了，也有言论自由嘛。可敬的是在高压之下，他敢于挺起腰杆坚行自己应有的自由权，这种勇气我是钦佩的。
　　可是有的人却嫌梁先生勇气不足，“被官方话语同化”了。证据是梁漱溟一九七四年写的反对批孔的文章用的是“官方的逻辑”即马克思主义，是“以马解孔”，可见他“在整体思路上已趋时随俗”了。这是胡文辉的《梁漱溟的勇气》（《书屋》1999年第1期）一文对梁的解构。
　　胡文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史料，但是他为知识分子“独立不迁”的品格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标准，就是：坚拒“官方的思想框架及流行话语”。这种对“官方话语”或“流行话语”的鄙薄，似乎是现在颇为时髦的风尚。那么，这种屡被蔑称的“官方话语”、“流行话语”究竟是什么呢？这篇文章总算说清楚了，就是指马克思主义。
　　按照这个标准，作者不但对梁漱溟横加挑剔，而且还把与“官方话语”些许沾了点边儿的熊十力、钱基博、杨树达、吴宓这些老先生们也捎带贬损了一番。他们的污点是对社会主义、对毛泽东多少流露过认可的表示，于是，在独立不迁的知识分子眼中，身价就降低了。
　　这些老先生都有“炫惑”，都不完美，那么，独立不迁的完美典范是谁呢？是胡适！作者在文末引述胡适的话：“我宁可保持我无力的思想，决不肯换取任何有力而不思想的宗教。”多么豪迈的话语啊！对胡适如何全面评价，那是另一个问题。就被引用的这一番表白而言，人们至少可以提出这样的质疑：你要保持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呀？是从娘胎里带来的吗？（此问并非只对胡适）你满肚子的学问和治学方法可以来自儒家、释家，可以来自杜威主义、实验主义或别的什么时髦主义垃圾主义而丝毫无损于人格的高尚，为什么别人吸收一点马克思主义就降低人格了呢？你既然独立不迁，清高自许，为什么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七日竟然要“泪珠盈眶”（这不是别人臆测，而是司徒大使四天之后致马歇尔国务卿的信中如实禀报的）地请教司徒雷登：自己还能为“蒋总统”做些什么？清高云云，如此而已！“以马解孔”不光彩，以胡贬梁、贬熊、贬钱、贬杨、贬吴、贬许许多多风骨与他不同的人难道就特别光彩？
　　知识分子广采博纳，勇于探索，尊重科学，拒绝迷信，不向权势低头，这种独立不迁的精神是可贵的。但是，如果把独立不迁的标准锁定为疏离和拒绝“官方话语”，那就荒唐可笑了。今天的所谓“官方话语”，其中固然有僵硬的、刻板的、千篇一律的官腔官调，但也包含许多对中国人民历尽艰辛创造历史开辟未来的正确认识和客观表述，内容是极其丰富的。不加分析地一味拒绝，无论本意如何，其结果只能是作茧自缚，用自己构筑的话语壁垒封闭自己。
　　这明明是一个思想陷阱，为什么有些人却趋之若鹜呢？因为钻进这个壁垒可以极大地满足自我膨胀的心理需求。你看，不用花什么气力，只要打出“官方话语”这张牌，那些老先生们就该自惭形秽了，自己的品位岂不立即就高于他们了吗？更无论学界政界和各行各业许许多多“趋时随俗”的时人和前人了。轻而易举地就获得了超越这一切的自我感觉，真是美妙极了。
　　其实，这种话语壁垒不仅是对自己眼界的蒙蔽，而且也是对知识分子人格品位的自贬。在这种孤芳自赏目空一切的狭小壁垒中，骨头缺钙的胡适、周作人、张爱玲们居然高尚起来了，而冒着杀头坐牢的风险奋不顾身地奔赴延安、奔赴救亡前线的知识分子反而被目为失去清高、辱没独立人格的庸众。是非美丑人格高低颠倒到如此地步还傲然自得，实在是可怜又可悲！
　　梁漱溟能够“以马解孔”，至少是读过马克思主义的，而现在那些闭着眼睛拒马非马的先生们懂得马克思吗？马克思的广博学识我们难以穷尽，但至少应该明白，就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而言，世上能出其右者能有几人？马克思在世的时候，他的学说从未成为“官方话语”、“主流话语”。他的一生是顶着政治迫害和生计窘困的巨大压力坚持独立探索的。任何困难和危险都未能动摇他“为人类工作”的意志。“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列宁选集》第四卷347页）但是马克思并不认为自己的学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后继者应当做的不是照搬他的每一个具体结论，而是学习他矢志不移为人类解放而奋斗的坚定信念和广泛吸纳不断充实创新的科学精神。毛泽东说过，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是“幼稚者的蒙昧”。延安整风就是要破除这种蒙昧，发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正是靠这种精神，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文革”后的新时期，领导拨乱反正开拓创新的勇士们（其中不少是知识分子）就是受过这种精神熏陶的。这种精神，正是“官方话语”的精华。每个中国人都在沐浴着它的光泽。谁想拒绝，除非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土里。
　　当然，“官方话语”也不是没有阴影的。执政之后，毛泽东逐渐背离了他自己首倡和力行的科学态度，越来越倾向于凭借政治压力贯彻思想领导和解决认识分歧，而结果却是适得其反。因为思想理论上的是非曲直不是可以轻易裁定的，有些被视为错误的东西也许正是真知灼见，而有些号称最最革命的东西反而倒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谬种。政治压力解决不了思想认识问题，发展不了马克思主义，反而只能引起逆反心理，导致对所谓“官方话语”的疏离。国内外的许多沉痛教训告诉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损害最大的不是反对者的攻击和压迫，而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依仗政治权力把它教条化、宗教化的恶劣行径。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就这一点看，《梁漱溟的勇气》一文对我们并非没有教益。
　　要巩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用不着小心翼翼地去充当裁判员和守门员，也无须忧心忡忡地在加紧控制和放宽政策之间左右摇摆。应当做的事情是努力营造一种充满民主精神和科学态度的文化氛围，使马克思主义可以在自由竞争中充分发挥创造活力，不断焕发新的生机，以抓住事物根本的理论彻底性说服和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只有这样的科学理论才是真正不可战胜的，无论什么话语壁垒都不可能挡住真理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