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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年级“占坑”才能顺利进入高年级的培训班，进了头部教培机构的金牌班就等于拿到了民办校面谈的入场券，为了一个培训班名额全家上阵“疏通”渠道……日前，热播剧《小舍得》将补习班的剧场效应和“养娃难”展现得淋漓尽致。商业化、应试化、低幼化的课外补习，已经成了当前多少家庭面前绕不过去的大山，似乎孩子的校外教育途径，就只剩下补习这一条路。
当无休止的“补课风”愈演愈烈，如何从困境中寻找突围之道？如何理清校外教育的背后逻辑？家校社应该怎样扮演好各自的角色？针对相关问题，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院长康丽颖给出了自己的思考与建议。
治理赋能并行，尊重成长的差异化需求
《教育家》：校外教育是孩子成长的重要补充力量。但在选择校外教育时，家长往往将目光集中在学业的补充上，造成孩子压力过重，自己也深陷教育焦虑之中。家长对校外教育的认识存在哪些误区？应该如何全面地理解校外教育的内涵和价值？
康丽颖：从教育的属性来讲，学校教育是正规教育，家庭教育是非正式教育，校外教育则是非正规教育。所谓非正规教育，是有组织、系统的，帮助孩子获得学习机会和资源的一种教育。
从我国校外教育构成来讲，主要包括四种类型。一类是完全由政府出资兴建、属于公益性质的校外教育机构，即少年宫，从1949年第一家少年宫建立，到现在走过了七十余年的历程，在补充家庭教育不足、学校教育不够方面，确实做出了很多贡献。除了成建制的少年宫之外，还有一些社会教育机构，也承担着儿童青少年校外教育的某些职能，比如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这些场馆实际上是面向全体国民开放的社会教育机构，不过很多都开发了校外学习课程，而且是公益性的，也成为学校教育的有效补充。还有一类是校外教育服务机构，包括为各种少年儿童特殊群体或者问题群体提供相应服务的教育机构。在这些之外，就是令大家倍感困惑的校外补习机构。
在内容或者形式上，校外补习机构和学校教育具有高度相似性。很多职能部门不愿意把补习看作校外教育，但无论承认与否，它都是客观存在的，通过市场化运作、采用各种方式吸引家长。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孩子在未成年的时候，其教育选择权实际上是家长的一种天赋权利。无论孩子成绩好坏，家长都会有补习的诉求，其实反映了我们的文化传统：对学业的重视，以及将教育视为社会上升的通道。这在东西方都是相同的，只是西方中产阶级子女课外教育的形式是参加俱乐部、演讲比赛以及各自兴趣爱好的综合性活动，同样投入不菲，而我们的形式是学业补习。所以谈“减负”，必须对家长进行引导，否则学校作业的负担减轻了，家长还会选择补习机构或自己留作业。同时，着力建设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机制，改革学校评价体系也非常重要。
怎样协同呢？我们说要同向、同行、同步，还有一个要点就是互补，即互相支持、互相补充、互相完善，最终的落脚点是育人。校外教育机构虽然是市场化运作，需要盈利，但还是要发挥育人的功能，不能见利忘义，这也是当前整治校外教培机构的必要性——对那些有悖育人功能的问题、不利于儿童青少年发展的機构进行治理。同时要思考的是，家庭教育的确有很多不足之处，学校教育也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那么由谁来补足或者提供支持呢？实际上，应该有专门的机构来解决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问题。遗憾的是，现有的校外教育机构无法承担起这个责任。所以能不能在治理的同时，也去调控校外教育机构，为其赋能呢？
在做协同育人机制建设的论证时，我们认为几个主体的关系需要明确，即政府推动、学校主导、家庭参与、社会支持，这是机制建设的价值选择。其中的“社会”既包括社区，也包括社会教育机构。而后者除了少年宫、社会教育场馆，还有社会教育资源单位，比如所有的社会组织、高校科研院所等。消防队员到学校讲防火安全知识、高校实验室向中小学开放等，都属于社会教育资源单位发挥作用。涉及补习机构，如果要调整，能否从原来单一的补习职能，转型为能够给儿童青少年发展提供类似的支持补充体系，而非鼓动家庭都去报补习班？许多教育培训机构都存在不实宣传的情况，而且也不了解孩子个体学习的基础情况，只是灌输套路化的课程，这些做法都是不负责任的。
《教育家》：越是处于优势的家庭，补课的力度往往越大，且愈发向“培优”方向发展。这种情况可能产生哪些矛盾？解决的关键是什么？
康丽颖：一个突出矛盾就是，当前的校外教育客观上影响了教育公平的实现。教育有两个维度，即公平公正的维度和质量的维度，也是政府在决策中一并考量的出发点。从学校教育层面，政府通过种种努力保证教育的底线公平，比如就近入学、优质学校大手拉小手。在学校教育力求缩小不公平差距的同时，校外教育的不公平却由于家庭的选择而拉大了，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教育公平的实现困难重重。面对这种情况，校外教育机构在整治过程中，能否调整为给确实有困难的家庭提供一些公益性的支持和倾斜呢？其中倡导的是企业家精神——不完全是一种市场化运作，也从一定的公益性甚至从社会保障体系角度帮助政府、家庭、学校来解决这些问题。
最好的教育是帮助每个孩子都找到他自己的位置。学校教育关注的是发展的同一性，不会给每个人量身定制学习计划，而人的发展由于遗传环境和后天教育的影响，确实存在着客观的差异。对于一些确实在学校“吃不饱”的孩子，可以通过校外教育来补足。如果有适合的机构或者教师能够提供支持，将孩子的潜力挖掘出来，使其学有所长、对社会有所贡献，这是无可厚非的。但现在的大多数校外培训教育并非如此，不是帮助儿童成为更好的自己，而是帮助人忘掉自己——不管孩子的基础情况如何，提供补习的内容都是一致的，不是学校教育的差异性互补，而成了不断的覆盖、加厚。因此在现有的评价体系逐步完善的过程中，政策需要思考怎样解决校外补习的问题。校外教育机构的行业自律也是必要的，要做机构应该承担的事情、合法合规的事情以及有利于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的事情。此外，家庭教育的引导、学校发挥教育主阵地和协同育人的主导作用，也是需要强化的。 家校社协同各有侧重，切忌本末倒置
《教育家》：针对家庭教育与校外教育功能混淆的问题，请您给出建议。对于家庭来说，如何帮孩子找到适合自身的精准的校外教育？
康丽颖：家庭教育侧重在“养中育”。养的是身体和心理，要让孩子身体健康，心智健全，然后一点点走向成熟。养是一个过程，首先要顺势而养，每个年龄阶段都有不同的特点，家长要遵循成长发育的规律来养。其次要尊重个体差异，生物学、心理学、脑科学、认知科学等研究都发现个体差异是存在的，而最能够了解这些个体差异的正是家庭。因此，应该引导家庭不勉强孩子做其不能为的事情。多元智能的理论提出，人在智力品质上确实有差异，但并不是说某一方面弱，其他方面也同样弱。家长能否根据孩子的个性、禀赋差异以及兴趣爱好，帮助孩子找到并从事自己适合做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社会有分工，就是要将人分门别类地培养，而不是从众。现在许多家长做的事情，就是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校外教育把孩子培养成一个模样，这是肯定行不通的。
大概10年前，我的女儿即将考大学，当时的校外补习虽不像现在这般普遍，但也已经不是新生事物了，女儿的同学也都在补课。我问她想不想补，她表示不想，于是我们也没有给女儿报补习班。小学期间，我们并没有过多关注她的学习情况，而是让她参加了许多兴趣爱好活动，比如钢琴、游泳、画画。初中时，我的爱人会在和女儿出去玩的时候讲授一些知识，承担起“全科家教”的职责，我也能给孩子讲讲历史、文学，当然，这的确也是家庭的客观情况决定的。而兴趣爱好的校外学习班，都是她自己提出参加的，像画画就是从幼儿园开始学的，每次结束她都不愿意走，还要再画上一会儿。孩子喜欢，能做好，得到了老师的认可，自然就产生了内驱力，学习的过程也非常快乐。唯一没坚持的一项就是芭蕾，女儿特别不喜欢，我问她是不是真的不想学，她说不大想，于是我就尊重她的意见，主动退出了芭蕾课。追随孩子的兴趣，孩子就能从校外教育中汲取有益的营养，而不是勉强学习，增加负担。
除了基于兴趣培养的课外教育，一些孩子的学习基础、习惯、方法可能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个性化的教育介入，选择校外补习是可以理解的。可校外教育目前最大的问题是超前学，孩子学习后到了学校就不再学，煮出一锅“夹生饭”，干扰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同时，许多校外教育机构只是高强度地训练学生的解题技巧，而没有培养学生智慧的大脑，变成机械训练、题海战术。实际上，这些应试技巧，学校老师也能传授，而不应该把获取技巧的主要精力放在校外教育，本末倒置。
《教育家》：校内外教育怎样寻找衔接点，满足孩子成长的需要，帮助孩子实现自身的价值？
康丽颖：从纵向上看两者的关系，我们会发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校是第一课堂，校外是第二课堂，校内外教育是延伸的关系。后来谈两者互补，即学校教育是促进人的一般性发展、全面发展，校外教育是促进人的个性发展。再后来谈并重，到融合，再到现在的协同，可以说路线是越来越清晰。家校社协同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育人目标完全一致。父母要告诉孩子在家做个好孩子、在学校做个好学生、在社会上做个好公民，这些准则在学校和校外教育机构都该是一样的，只是侧重点不同。比如家庭教育中，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和做人教育。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学习，但也不能忘了教育的初衷是让学生成为好孩子、好学生、好公民。校外教育考虑人的发展的差异性，而人的发展包括三个层面。一是类的发展，人类有共同的福祉，通俗而言就是不能“把自己当人而不把别人当人”;二是社会性的发展，国家、民族观念的牢固确立是教育的目标;三是个性化发展，但是这种发展不能凌驾于或者忽略类的发展和社会性的发展。同理，学校教育也要尊重人發展的差异性，从这点来看，校外教育确实有它的独特好处，如果发展的方向得当、形式适宜，是能够帮助孩子成长的。
康丽颖，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院长，首都师范大学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家庭教育分委会委员;教育部关工委家庭教育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北京市家庭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关工委家庭教育研究中心秘书长。个人研究方向为家庭教育、教育社会学、教师教育和青少年校外教育。
当无休止的“补课风”愈演愈烈，如何从困境中寻找突围之道？如何理清校外教育的背后逻辑？家校社应该怎样扮演好各自的角色？针对相关问题，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院长康丽颖给出了自己的思考与建议。
治理赋能并行，尊重成长的差异化需求
《教育家》：校外教育是孩子成长的重要补充力量。但在选择校外教育时，家长往往将目光集中在学业的补充上，造成孩子压力过重，自己也深陷教育焦虑之中。家长对校外教育的认识存在哪些误区？应该如何全面地理解校外教育的内涵和价值？
康丽颖：从教育的属性来讲，学校教育是正规教育，家庭教育是非正式教育，校外教育则是非正规教育。所谓非正规教育，是有组织、系统的，帮助孩子获得学习机会和资源的一种教育。
从我国校外教育构成来讲，主要包括四种类型。一类是完全由政府出资兴建、属于公益性质的校外教育机构，即少年宫，从1949年第一家少年宫建立，到现在走过了七十余年的历程，在补充家庭教育不足、学校教育不够方面，确实做出了很多贡献。除了成建制的少年宫之外，还有一些社会教育机构，也承担着儿童青少年校外教育的某些职能，比如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这些场馆实际上是面向全体国民开放的社会教育机构，不过很多都开发了校外学习课程，而且是公益性的，也成为学校教育的有效补充。还有一类是校外教育服务机构，包括为各种少年儿童特殊群体或者问题群体提供相应服务的教育机构。在这些之外，就是令大家倍感困惑的校外补习机构。
在内容或者形式上，校外补习机构和学校教育具有高度相似性。很多职能部门不愿意把补习看作校外教育，但无论承认与否，它都是客观存在的，通过市场化运作、采用各种方式吸引家长。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孩子在未成年的时候，其教育选择权实际上是家长的一种天赋权利。无论孩子成绩好坏，家长都会有补习的诉求，其实反映了我们的文化传统：对学业的重视，以及将教育视为社会上升的通道。这在东西方都是相同的，只是西方中产阶级子女课外教育的形式是参加俱乐部、演讲比赛以及各自兴趣爱好的综合性活动，同样投入不菲，而我们的形式是学业补习。所以谈“减负”，必须对家长进行引导，否则学校作业的负担减轻了，家长还会选择补习机构或自己留作业。同时，着力建设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机制，改革学校评价体系也非常重要。
怎样协同呢？我们说要同向、同行、同步，还有一个要点就是互补，即互相支持、互相补充、互相完善，最终的落脚点是育人。校外教育机构虽然是市场化运作，需要盈利，但还是要发挥育人的功能，不能见利忘义，这也是当前整治校外教培机构的必要性——对那些有悖育人功能的问题、不利于儿童青少年发展的機构进行治理。同时要思考的是，家庭教育的确有很多不足之处，学校教育也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那么由谁来补足或者提供支持呢？实际上，应该有专门的机构来解决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问题。遗憾的是，现有的校外教育机构无法承担起这个责任。所以能不能在治理的同时，也去调控校外教育机构，为其赋能呢？
在做协同育人机制建设的论证时，我们认为几个主体的关系需要明确，即政府推动、学校主导、家庭参与、社会支持，这是机制建设的价值选择。其中的“社会”既包括社区，也包括社会教育机构。而后者除了少年宫、社会教育场馆，还有社会教育资源单位，比如所有的社会组织、高校科研院所等。消防队员到学校讲防火安全知识、高校实验室向中小学开放等，都属于社会教育资源单位发挥作用。涉及补习机构，如果要调整，能否从原来单一的补习职能，转型为能够给儿童青少年发展提供类似的支持补充体系，而非鼓动家庭都去报补习班？许多教育培训机构都存在不实宣传的情况，而且也不了解孩子个体学习的基础情况，只是灌输套路化的课程，这些做法都是不负责任的。
《教育家》：越是处于优势的家庭，补课的力度往往越大，且愈发向“培优”方向发展。这种情况可能产生哪些矛盾？解决的关键是什么？
康丽颖：一个突出矛盾就是，当前的校外教育客观上影响了教育公平的实现。教育有两个维度，即公平公正的维度和质量的维度，也是政府在决策中一并考量的出发点。从学校教育层面，政府通过种种努力保证教育的底线公平，比如就近入学、优质学校大手拉小手。在学校教育力求缩小不公平差距的同时，校外教育的不公平却由于家庭的选择而拉大了，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教育公平的实现困难重重。面对这种情况，校外教育机构在整治过程中，能否调整为给确实有困难的家庭提供一些公益性的支持和倾斜呢？其中倡导的是企业家精神——不完全是一种市场化运作，也从一定的公益性甚至从社会保障体系角度帮助政府、家庭、学校来解决这些问题。
最好的教育是帮助每个孩子都找到他自己的位置。学校教育关注的是发展的同一性，不会给每个人量身定制学习计划，而人的发展由于遗传环境和后天教育的影响，确实存在着客观的差异。对于一些确实在学校“吃不饱”的孩子，可以通过校外教育来补足。如果有适合的机构或者教师能够提供支持，将孩子的潜力挖掘出来，使其学有所长、对社会有所贡献，这是无可厚非的。但现在的大多数校外培训教育并非如此，不是帮助儿童成为更好的自己，而是帮助人忘掉自己——不管孩子的基础情况如何，提供补习的内容都是一致的，不是学校教育的差异性互补，而成了不断的覆盖、加厚。因此在现有的评价体系逐步完善的过程中，政策需要思考怎样解决校外补习的问题。校外教育机构的行业自律也是必要的，要做机构应该承担的事情、合法合规的事情以及有利于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的事情。此外，家庭教育的引导、学校发挥教育主阵地和协同育人的主导作用，也是需要强化的。 家校社协同各有侧重，切忌本末倒置
《教育家》：针对家庭教育与校外教育功能混淆的问题，请您给出建议。对于家庭来说，如何帮孩子找到适合自身的精准的校外教育？
康丽颖：家庭教育侧重在“养中育”。养的是身体和心理，要让孩子身体健康，心智健全，然后一点点走向成熟。养是一个过程，首先要顺势而养，每个年龄阶段都有不同的特点，家长要遵循成长发育的规律来养。其次要尊重个体差异，生物学、心理学、脑科学、认知科学等研究都发现个体差异是存在的，而最能够了解这些个体差异的正是家庭。因此，应该引导家庭不勉强孩子做其不能为的事情。多元智能的理论提出，人在智力品质上确实有差异，但并不是说某一方面弱，其他方面也同样弱。家长能否根据孩子的个性、禀赋差异以及兴趣爱好，帮助孩子找到并从事自己适合做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社会有分工，就是要将人分门别类地培养，而不是从众。现在许多家长做的事情，就是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校外教育把孩子培养成一个模样，这是肯定行不通的。
大概10年前，我的女儿即将考大学，当时的校外补习虽不像现在这般普遍，但也已经不是新生事物了，女儿的同学也都在补课。我问她想不想补，她表示不想，于是我们也没有给女儿报补习班。小学期间，我们并没有过多关注她的学习情况，而是让她参加了许多兴趣爱好活动，比如钢琴、游泳、画画。初中时，我的爱人会在和女儿出去玩的时候讲授一些知识，承担起“全科家教”的职责，我也能给孩子讲讲历史、文学，当然，这的确也是家庭的客观情况决定的。而兴趣爱好的校外学习班，都是她自己提出参加的，像画画就是从幼儿园开始学的，每次结束她都不愿意走，还要再画上一会儿。孩子喜欢，能做好，得到了老师的认可，自然就产生了内驱力，学习的过程也非常快乐。唯一没坚持的一项就是芭蕾，女儿特别不喜欢，我问她是不是真的不想学，她说不大想，于是我就尊重她的意见，主动退出了芭蕾课。追随孩子的兴趣，孩子就能从校外教育中汲取有益的营养，而不是勉强学习，增加负担。
除了基于兴趣培养的课外教育，一些孩子的学习基础、习惯、方法可能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个性化的教育介入，选择校外补习是可以理解的。可校外教育目前最大的问题是超前学，孩子学习后到了学校就不再学，煮出一锅“夹生饭”，干扰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同时，许多校外教育机构只是高强度地训练学生的解题技巧，而没有培养学生智慧的大脑，变成机械训练、题海战术。实际上，这些应试技巧，学校老师也能传授，而不应该把获取技巧的主要精力放在校外教育，本末倒置。
《教育家》：校内外教育怎样寻找衔接点，满足孩子成长的需要，帮助孩子实现自身的价值？
康丽颖：从纵向上看两者的关系，我们会发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校是第一课堂，校外是第二课堂，校内外教育是延伸的关系。后来谈两者互补，即学校教育是促进人的一般性发展、全面发展，校外教育是促进人的个性发展。再后来谈并重，到融合，再到现在的协同，可以说路线是越来越清晰。家校社协同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育人目标完全一致。父母要告诉孩子在家做个好孩子、在学校做个好学生、在社会上做个好公民，这些准则在学校和校外教育机构都该是一样的，只是侧重点不同。比如家庭教育中，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和做人教育。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学习，但也不能忘了教育的初衷是让学生成为好孩子、好学生、好公民。校外教育考虑人的发展的差异性，而人的发展包括三个层面。一是类的发展，人类有共同的福祉，通俗而言就是不能“把自己当人而不把别人当人”;二是社会性的发展，国家、民族观念的牢固确立是教育的目标;三是个性化发展，但是这种发展不能凌驾于或者忽略类的发展和社会性的发展。同理，学校教育也要尊重人發展的差异性，从这点来看，校外教育确实有它的独特好处，如果发展的方向得当、形式适宜，是能够帮助孩子成长的。
康丽颖，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院长，首都师范大学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家庭教育分委会委员;教育部关工委家庭教育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北京市家庭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关工委家庭教育研究中心秘书长。个人研究方向为家庭教育、教育社会学、教师教育和青少年校外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