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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普及，对于消费时代的大众而言是一件极为有益的事情，但凡事应有一个底线，超过这个底线，就会走向事物的反面，对审美的滥用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没有美的存在，把不美甚至庸俗、丑恶当作美，直接使人们的审美标准发生颠倒，美被取消掉。梨花体诗歌文化事件的出现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当日常生活语言直接介入到诗歌中时，诗的语言之美被解构掉了，诗歌成为大众的娱乐品，面对诗歌的尴尬境遇，诗人的回答是给审美留下一个空间，这是人类的希望所在。
[关键词]消费社会；美的滥用；日常生活语言
[中图分类号]I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5）04-0058-04
[收稿日期]2015-05-10
[基金项目]哈尔滨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学术骨干资助计划项目（SGB2010-14）
一、“美的滥用”的缘起
“美的滥用”的发生显然与后工业时代的来临有着密切关联，因为这个时代的核心词是消费，也就是把一切都视为商品来看待，连带文学艺术在内，或者说审美也被纳入到市场消费的行列中，消费美丽意味着大众审美趣味取代了传统的精英审美趣味而成为这个时代的中心。
审美走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图片、影视、广告、服装、装潢等形式宣告新的生活方式的来临，将艺术与生活融为一体，艺术与日常生活沟通的这一过程必然是一场双向运动：一方面，部分前卫艺术家打破审美自律，冲击艺术体制，大力提倡走向日常生活世界，把审美普及于大众阶层，使这一远离人们的领域向大众社会敞开，进而改变了传统艺术的理论和观念；另一方面，经济生活的改变促使人们提出更多的关于美的内在需求，从以往对待生活的实用层面提升至审美层面，这的确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对此，美国著名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理论》一书中评价道：“……在19世纪，文化还被理解为只是听高雅的音乐，欣赏绘画或是看歌剧，文化仍然是逃避现实的一种方法。而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商品化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作品正在成为商品，甚至理论也成了商品；当然这不是说那些理论家们利用自己的理论发财，而是说商品化的逻辑已经影响到人们的思维。总之，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了消费品。”[1]（pp147-148）的确，时代社会在日新月异地变化，审美与消费联手成为当下的最重要表征。
20世纪初期，一部分艺术家已经开始不满于传统的审美标准与艺术自律，认为这样的艺术已经走向僵化，于是开始大胆地创新。而在艺术领域最早进行突破的是早期先锋派，如印象派、达达主义以及超现实主义等，在早期先锋派的艺术家中影响极广、最著名的代表就是杜尚。
杜尚被公认为后现代主义艺术运动的先驱者，他在1917年首先做出一个极端的举动，他把在商店里直接购买的卫生间里使用的小便器命名为《泉》，并题上一个假名字RMutt，然后送到艺术展览会上，结果引起普遍的争议，争议的焦点集中在一件日常生活用品到底可不可以算作艺术品这一问题上。本来这个问题仅限于艺术范围内，但杜尚的《泉》在媒体的宣传渲染下，上升为一个轰动社会的文化事件，远远超出艺术界的范围，这样争议的结果，《泉》竟然变成了一件著名的艺术品。杜尚是这样解释自己的动机的：“反艺术。对艺术家的方式提出原则性的质疑，就像人们期待的那样，技巧是荒谬的，传统也是荒谬的。”[2]（p.54）杜尚的这句话充分体现出他的超前思想，现成品也可以成为艺术品，这正是对传统艺术观念框架的突破。
客观地看，杜尚的艺术创作是在向全体社会提出一系列崭新的问题：究竟什么是艺术，什么是艺术品，艺术可不可以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或者说审美的标准是由大众，还是精英阶层来决定。这些过去在艺术家、理论家们眼里不需讨论的、极平常的常识性问题，在杜尚的追问下，一下子突然变得难以回答起来，而难以回答的结果是，迫使人们开始追求一种新的见解和答案。杜尚自身给出的答案是，把审美从传统的狭窄领域中解放出来，把艺术还给大众，还给生活本身，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其优点自不必说。
我们不仅要看到艺术与日常生活的沟通所产生的正面影响，还应看到它的负面影响，那就是在当下社会中出现了大量的美的滥用现象：即当艺术品与非艺术品之间的界限被取消以后，美跃出了自己的固守领域而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这样不可避免地生成了新的现象——美的滥用，它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其一，美与不美混杂在一起，美变得不纯粹了；其二，把不美当作美，美被取消掉了。
随着社会现代化步伐的快速迈进，这种美的滥用现象变得越来越广泛，并且扩散到消费生活的各个领域，尤其是文学艺术和网络上，这种现象值得进一步研究思考。
二、当代诗歌中的“美的滥用”
（一）被娱乐的诗歌文化事件
2006—2007年，网络上出现了一个有关诗歌的著名事件，即“梨花体”诗歌文化事件，它的横空出世令人感到惊讶，但惊讶之后冷静反思，则会发现它的诞生离不开现实对文学的介入，即普通网友、知名人士和传播媒体，这是一个合力的结果。
1普通网友的介入。“梨花体”的发现与命名都是普通网友参与的结果，这成为“梨花体”事件的開端，但如果仅仅是一些普通网友的戏仿、传播，那么赵丽华的写作也只能是昙花一现，不会产生什么轰动效应，这件事的不断发酵则与知名人士和媒体的推动相关。
2知名人士的介入。这一事件的关键转折点在于一些社会名人的纷纷加入，尤其是文学界的著名作家、诗人们的介入并展开交锋论战，从而引起更多媒体的关注，媒体开始推波助澜，最终使该事件酝酿成一场轰动全国的文化事件。
最先卷入的是韩寒，令人惊讶的是作为文学界一员的韩寒竟然对整个诗歌界发难，在其个人博客上连续发表《现代诗和诗人怎么还存在》《坚决支持诗人把流氓耍成一种流派》等文章，讽刺诗人的写作并进而否定诗歌的存在。从韩寒比较偏激的言论可以看出，他的问题在于本该把梨花体现象当作个别的事件来批判， 结果他却扩大至对整个诗歌界的批判，以偏概全的言论激怒了诗人们，伊沙、沈浩波等人展开反击，《韩寒灭诗，死得难看》等文章已经变为人身攻击。而在韩寒这一边的支持者中有一位著名足球评论员李承鹏。持中间立场的知名人士如张颐武等也纷纷站出来对这一事件表态，或赞成或反对，使事件急速升温。 3传播媒体的介入。当媒体发现这个新闻焦点时，它们的介入手法是对赵丽华的“梨花体”诗给予高度评价，比如。使用这样的话语来肯定其写作：“在探求诗歌感性与知性、内在复杂度与外在简约形式的切点上有超乎寻常的把握和悟性，写作姿态随意、自如，毫无矫情、造作之态，有时从容、淡定，有时又大胆、前倾。”甚至夸张提升至文学史的高度，认为这是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最大的诗歌事件和文化事件。我们应该承认，正是媒体的介入才把这件事最终演化成一个社会文化事件，引发轰动效应[3]。
当诗歌忽然间成为网络上下人们围观谈论的对象，是否就意味着诗歌又火了起来呢？梨花体的暴热暴冷证明到头来只是虚火一场，热闹之后，人们还会把目光从诗歌转移到下一个娱乐性话题，在消费时代里，没有什么事件能够持久。
“梨花体”事件给当下的文学界带来了一系列深刻的反思，笔者以为，反思主要有两点：反思之一，为什么在当下社会优秀的诗歌无人问津，而这样的口水诗却酿成一场文化事件？这只能说明诗歌写得好不好无关紧要，能够引起网民围观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从侧面证明了我们正身处于一个极端娱乐的时代；反思之二，当日常生活语言直接进入诗歌之后，美与不美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诗歌艺术失去了传统的内涵，难以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了。
当然，不能简单地把这种美的滥用现象归因于网民的娱乐至上需求，而应当看到更深一层的因素，有三个方面：其一，网络的虚拟因素，网络的相对自由使得传统的审美标准、价值标准都会遭遇挑战，甚至走向相反的一面；其二，现实因素，社会现实的生存压力导致人们需要释放、宣泄不良的情绪，在生存压力面前，文学艺术往往显得苍白无力；其三，文化因素，当下社会偏重于发展经济而忽略了文化、文学的发展与传播，甚至把文化、文学都以经济的方式来理解和运作，这样就直接导致文学艺术的审美标准被商业标准置换掉。
（二）日常生活语言解构诗的语言
梨花体的火爆一时，诗歌的被娱乐，促使我们还要返回到文学的根本问题去反思追问，那就是诗歌是什么？特别是当艺术与生活的界限被取消之后的诗歌我们应怎样看待。
“诗歌是什么”虽是一个常识性的知识，但在当下真的有必要重申一下这个问题。从结构来看，诗歌的特征在于：诗歌的审美形式在于分行，这是诗歌同小说、散文等其他文学类型区别的一个重要方面，“梨花体”盛行一时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分行，其暗含的意思是高不可攀的诗歌原来这么容易就写出来了，所以，这里面含有对诗歌的崇高性的解构，但诗歌之所以要采取分行的形式有其深层原因：它的意义在于对时间的限制的突破，因为时间在文学中表现为文字的连续不断，而分行恰恰打破了这种文字的连续性，暗示着时间对诗歌起不到限制作用，也就是说，诗歌具有永恒性。
从目的来看，诗歌的终极追求在于审美，是以简单朴素、清静悠远、复杂绚丽的审美意象来表达人们内心的丰富情感。
当然，更重要的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诗歌则对语言的要求更为纯粹。诗歌的语言应当能够使读者在阅读时展开自由的想象，那种美感、那种意境，恰恰是在诗语的激发下诞生出来的。但日常生活语言常常不具有美的因素，当日常生活语言直接进入诗歌，其欠缺的就是无法生成审美意象，更不用说意境了，这就是赵丽华所谓的诗为什么不能够称为诗的原因所在。
在此可以把赵丽华的诗《我爱你的寂寞如同你爱我的孤独》：“赵又霖和刘又源 /一个是我侄子/七岁半/一个是我外甥/五岁/现在他们两个出去玩了。”与海子的诗《新娘》：“故乡的小木屋、筷子、一缸清水/和以后许许多多日子/许许多多告别/被你照耀，今天/我什么也不说/让别人去说吧/让遥远的江上船夫去说，有一盏灯/是河流幽幽的眼睛/闪亮着，这盏灯今天睡在我的屋子里/过完了这个月，我们打开门/一些花开在高高的树上/一些果结在深深的地下。”[4]（p.7）做一番比较，予以说明。
从赵诗来看，首先题目和诗中的内容看不出有多大关联，题目“我爱你的寂寞如同你爱我的孤独”表达出一种孤寂的情绪，有一种相依为命的感受，但诗歌中所写的两个小男孩仅仅是一起出去玩，表现不出任何寂寞的情怀，语言就是日常的大白话，毫无文采。从整体来看，就是用日常性的语言来陈述一件小事，丝毫也读不出任何美感来。
相反，海子的诗从题目看描写的是人物，而诗中的所有意象都是围绕“新娘”这一人物展开的。故乡的小木屋、筷子、一缸清水，预示着未来的生活如此简单甚至清贫，但新娘如一盏灯闪亮着，照耀着未来，改变着我们的生活。花与果预示着新娘新郎的生活会有美好的收获。语言似乎很平常，但细品起来，却是经过精心的提炼与选择，显得干净、简练。隐喻的手法，使得诗读起来，富有审美的意味。这首诗的总体特征是简洁、朴素、真诚，但每一个意象都经过精心选择，在象征暗示中体现出诗人对故乡美好生活的向往，整首诗带有一种质朴之美。
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作为国家一级作家的诗人赵丽华难道写不出符合传统意义上的詩歌？其实不是，来看一下她写的一首诗《想着我的爱人》：我在路上走着/想着我的爱人/我坐下来吃饭/想着我的爱人/我睡觉/想着我的爱人，我想我的爱人是世界上最好的爱人/他肯定是最好的爱人/一来他本身就是最好的/二来他对我是最好的，我这么想着想着/就睡着了。对于这首诗，赵丽华自己是这样解释的：当今时代，女人们在爱情中越来越精明和算计了。得失利弊的反复衡量已经使她们无法辨识，她正吻着的这个男人究竟是一只普通的青蛙，还是那个著名的青蛙王子。这样的情形之下，大部分女诗人的诗歌也在怀疑、幽怨和愁肠百结中徘徊。我需要有所不同，需要一点傻呵呵，需要知足，需要简单而明确的幸福感，于是《想着我的爱人》出现了[3]。如果抛去对赵丽华的偏见，并且把诗中结尾的最后两句去掉的话，人们会发现，这的确是一首符合传统审美标准的诗歌，并且带有社会针对性，就其所表达的情感来说，体现出女诗人对当下社会女性追求爱情功利化的一种批判、一种异议。语言朴实真诚，以排比的方式，表达出对爱人的思慕，饱含恋恋不舍之情。 所以，两相比较，我们发现，在女诗人赵丽华身上体现出两种创作标准，符合传统的写作并未给她带来多大的名声，但无意中的、反传统的尝试却获得了意外的惊喜和争议。
如此看来，真的有必要再次追问，究竟诗歌是什么，或者说诗的本质是什么，以传统的美学理论看，东西方美学家们的答案是比较一致的。德国美学家狄尔泰在评价诗人歌德时曾说：“他带着他的全部能量生活在瞬间里，所以，他的诗从生活经历出发。歌德从头到尾体验一个事件对无限敏感的、强烈而生动地体验它的全部感情内涵的天性所能产生的全部影响……由于他如此详尽表达每一种境况的感情内涵，所以在他的抒情诗的无法估量的财富中看来反映了一个典型的人同世界的整个关系。从这些诗里发出一股永不枯竭的力量，像他似的无偏见地热衷于世界的每一种情感价值。”[5]（p.363）而中国当代美学家宗白华先生的回答也极为经典：“诗，本是产生于诗人对于造化中一花一草一禽一鱼的深切的同情，由同情而体会，由体会而感悟。不但是汩汩的深情由此流出，许多惺惺的妙悟，默默的沉思也由此诞生。”[6]（p.305）很明显，东西方美学家一致认为，美的情感体验就是诗歌所要传达的核心要素。但如果杜尚这位后现代艺术的先驱来回答“诗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们很难说他会与传统保持一致。
审美与生活在当下联姻之时，美在诗歌中仍会存在，真正的诗人仍会在诗中传达美的情感。毕竟，当我们明白诗歌是什么之时，我们就更应当明确诗人在当下这个世界的使命是什么。现代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在德国哲学家韦伯看来，是一个铁笼般的科层化世界，物质极大丰富，但精神却充满焦虑，人们在享受着物质的快感的同时，也经受着精神虚无的折磨，精神贫困是这个时代的突出特征。需要有一种人来守护人们的精神家园，在海德格尔看来，诗人是当之无愧的人选，海德格尔说：“在这样的世界时代里，真正的诗人的本质还在于，诗人职权和诗人之天职出于时代的贫困而首先成为诗人的诗意追问。因此之故，‘贫困时代的诗人’必须特别地诗化诗的本质。做到这一点，就可以猜测到一种顺应世界时代之命运的诗人职权。”[7]（p.284）作为哲学家的海德格尔意识到，在物质丰富而精神贫困的时代，一个真正的诗人所应维护的是美是诗意，即诗化诗的本质，这是使命，并不会被这个庸俗化的社会所左右，不因大众暂时抛弃诗歌，而使诗人忘记了自身的使命。诚如诗人洛夫所言：“今天不是诗歌的时代，但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诗歌的时代。”[8]
三、对“美的滥用”的反思
应当说，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普及，对于消费时代的大众而言是一件极为有益的事情，但凡事应有一个底线，超过这个底线，就会走向事物的反面，对审美的滥用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没有美的存在，把不美甚至庸俗、丑恶当作美，直接使人们的审美标准发生颠倒，美被取消掉。当优美、崇高、悲剧、喜剧这些严肃的美学概念被人们弃于脑后之时，我们这个世界将会变得如何呢？玩世不恭、游戏人生、冷漠无情等事件比比皆是，所以，消费时代的人们不应忘记要给审美留下一个独立的空间，这是人类的希望所在。
[参 考 文 献]
[1][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理论[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2][法]卡巴内.杜尚访谈录[M].王瑞芸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参见百度搜索梨花体词条[EB/OL]http：//baike.baidu.com/view/549209.htm.2013-04-10.
[4] 海子.海子詩全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
[5][德] 狄尔泰.体验与诗[M].胡其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6]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2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7][德]海德格尔.林中路[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8]洛夫.今天不是诗歌的时代，但却是一个需要诗歌的时代[J].晶报，2012-11-11（B05）.
（作者系哈尔滨师范大学讲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 吴井泉]
[关键词]消费社会；美的滥用；日常生活语言
[中图分类号]I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5）04-0058-04
[收稿日期]2015-05-10
[基金项目]哈尔滨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学术骨干资助计划项目（SGB2010-14）
一、“美的滥用”的缘起
“美的滥用”的发生显然与后工业时代的来临有着密切关联，因为这个时代的核心词是消费，也就是把一切都视为商品来看待，连带文学艺术在内，或者说审美也被纳入到市场消费的行列中，消费美丽意味着大众审美趣味取代了传统的精英审美趣味而成为这个时代的中心。
审美走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图片、影视、广告、服装、装潢等形式宣告新的生活方式的来临，将艺术与生活融为一体，艺术与日常生活沟通的这一过程必然是一场双向运动：一方面，部分前卫艺术家打破审美自律，冲击艺术体制，大力提倡走向日常生活世界，把审美普及于大众阶层，使这一远离人们的领域向大众社会敞开，进而改变了传统艺术的理论和观念；另一方面，经济生活的改变促使人们提出更多的关于美的内在需求，从以往对待生活的实用层面提升至审美层面，这的确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对此，美国著名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理论》一书中评价道：“……在19世纪，文化还被理解为只是听高雅的音乐，欣赏绘画或是看歌剧，文化仍然是逃避现实的一种方法。而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商品化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作品正在成为商品，甚至理论也成了商品；当然这不是说那些理论家们利用自己的理论发财，而是说商品化的逻辑已经影响到人们的思维。总之，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了消费品。”[1]（pp147-148）的确，时代社会在日新月异地变化，审美与消费联手成为当下的最重要表征。
20世纪初期，一部分艺术家已经开始不满于传统的审美标准与艺术自律，认为这样的艺术已经走向僵化，于是开始大胆地创新。而在艺术领域最早进行突破的是早期先锋派，如印象派、达达主义以及超现实主义等，在早期先锋派的艺术家中影响极广、最著名的代表就是杜尚。
杜尚被公认为后现代主义艺术运动的先驱者，他在1917年首先做出一个极端的举动，他把在商店里直接购买的卫生间里使用的小便器命名为《泉》，并题上一个假名字RMutt，然后送到艺术展览会上，结果引起普遍的争议，争议的焦点集中在一件日常生活用品到底可不可以算作艺术品这一问题上。本来这个问题仅限于艺术范围内，但杜尚的《泉》在媒体的宣传渲染下，上升为一个轰动社会的文化事件，远远超出艺术界的范围，这样争议的结果，《泉》竟然变成了一件著名的艺术品。杜尚是这样解释自己的动机的：“反艺术。对艺术家的方式提出原则性的质疑，就像人们期待的那样，技巧是荒谬的，传统也是荒谬的。”[2]（p.54）杜尚的这句话充分体现出他的超前思想，现成品也可以成为艺术品，这正是对传统艺术观念框架的突破。
客观地看，杜尚的艺术创作是在向全体社会提出一系列崭新的问题：究竟什么是艺术，什么是艺术品，艺术可不可以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或者说审美的标准是由大众，还是精英阶层来决定。这些过去在艺术家、理论家们眼里不需讨论的、极平常的常识性问题，在杜尚的追问下，一下子突然变得难以回答起来，而难以回答的结果是，迫使人们开始追求一种新的见解和答案。杜尚自身给出的答案是，把审美从传统的狭窄领域中解放出来，把艺术还给大众，还给生活本身，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其优点自不必说。
我们不仅要看到艺术与日常生活的沟通所产生的正面影响，还应看到它的负面影响，那就是在当下社会中出现了大量的美的滥用现象：即当艺术品与非艺术品之间的界限被取消以后，美跃出了自己的固守领域而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这样不可避免地生成了新的现象——美的滥用，它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其一，美与不美混杂在一起，美变得不纯粹了；其二，把不美当作美，美被取消掉了。
随着社会现代化步伐的快速迈进，这种美的滥用现象变得越来越广泛，并且扩散到消费生活的各个领域，尤其是文学艺术和网络上，这种现象值得进一步研究思考。
二、当代诗歌中的“美的滥用”
（一）被娱乐的诗歌文化事件
2006—2007年，网络上出现了一个有关诗歌的著名事件，即“梨花体”诗歌文化事件，它的横空出世令人感到惊讶，但惊讶之后冷静反思，则会发现它的诞生离不开现实对文学的介入，即普通网友、知名人士和传播媒体，这是一个合力的结果。
1普通网友的介入。“梨花体”的发现与命名都是普通网友参与的结果，这成为“梨花体”事件的開端，但如果仅仅是一些普通网友的戏仿、传播，那么赵丽华的写作也只能是昙花一现，不会产生什么轰动效应，这件事的不断发酵则与知名人士和媒体的推动相关。
2知名人士的介入。这一事件的关键转折点在于一些社会名人的纷纷加入，尤其是文学界的著名作家、诗人们的介入并展开交锋论战，从而引起更多媒体的关注，媒体开始推波助澜，最终使该事件酝酿成一场轰动全国的文化事件。
最先卷入的是韩寒，令人惊讶的是作为文学界一员的韩寒竟然对整个诗歌界发难，在其个人博客上连续发表《现代诗和诗人怎么还存在》《坚决支持诗人把流氓耍成一种流派》等文章，讽刺诗人的写作并进而否定诗歌的存在。从韩寒比较偏激的言论可以看出，他的问题在于本该把梨花体现象当作个别的事件来批判， 结果他却扩大至对整个诗歌界的批判，以偏概全的言论激怒了诗人们，伊沙、沈浩波等人展开反击，《韩寒灭诗，死得难看》等文章已经变为人身攻击。而在韩寒这一边的支持者中有一位著名足球评论员李承鹏。持中间立场的知名人士如张颐武等也纷纷站出来对这一事件表态，或赞成或反对，使事件急速升温。 3传播媒体的介入。当媒体发现这个新闻焦点时，它们的介入手法是对赵丽华的“梨花体”诗给予高度评价，比如。使用这样的话语来肯定其写作：“在探求诗歌感性与知性、内在复杂度与外在简约形式的切点上有超乎寻常的把握和悟性，写作姿态随意、自如，毫无矫情、造作之态，有时从容、淡定，有时又大胆、前倾。”甚至夸张提升至文学史的高度，认为这是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最大的诗歌事件和文化事件。我们应该承认，正是媒体的介入才把这件事最终演化成一个社会文化事件，引发轰动效应[3]。
当诗歌忽然间成为网络上下人们围观谈论的对象，是否就意味着诗歌又火了起来呢？梨花体的暴热暴冷证明到头来只是虚火一场，热闹之后，人们还会把目光从诗歌转移到下一个娱乐性话题，在消费时代里，没有什么事件能够持久。
“梨花体”事件给当下的文学界带来了一系列深刻的反思，笔者以为，反思主要有两点：反思之一，为什么在当下社会优秀的诗歌无人问津，而这样的口水诗却酿成一场文化事件？这只能说明诗歌写得好不好无关紧要，能够引起网民围观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从侧面证明了我们正身处于一个极端娱乐的时代；反思之二，当日常生活语言直接进入诗歌之后，美与不美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诗歌艺术失去了传统的内涵，难以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了。
当然，不能简单地把这种美的滥用现象归因于网民的娱乐至上需求，而应当看到更深一层的因素，有三个方面：其一，网络的虚拟因素，网络的相对自由使得传统的审美标准、价值标准都会遭遇挑战，甚至走向相反的一面；其二，现实因素，社会现实的生存压力导致人们需要释放、宣泄不良的情绪，在生存压力面前，文学艺术往往显得苍白无力；其三，文化因素，当下社会偏重于发展经济而忽略了文化、文学的发展与传播，甚至把文化、文学都以经济的方式来理解和运作，这样就直接导致文学艺术的审美标准被商业标准置换掉。
（二）日常生活语言解构诗的语言
梨花体的火爆一时，诗歌的被娱乐，促使我们还要返回到文学的根本问题去反思追问，那就是诗歌是什么？特别是当艺术与生活的界限被取消之后的诗歌我们应怎样看待。
“诗歌是什么”虽是一个常识性的知识，但在当下真的有必要重申一下这个问题。从结构来看，诗歌的特征在于：诗歌的审美形式在于分行，这是诗歌同小说、散文等其他文学类型区别的一个重要方面，“梨花体”盛行一时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分行，其暗含的意思是高不可攀的诗歌原来这么容易就写出来了，所以，这里面含有对诗歌的崇高性的解构，但诗歌之所以要采取分行的形式有其深层原因：它的意义在于对时间的限制的突破，因为时间在文学中表现为文字的连续不断，而分行恰恰打破了这种文字的连续性，暗示着时间对诗歌起不到限制作用，也就是说，诗歌具有永恒性。
从目的来看，诗歌的终极追求在于审美，是以简单朴素、清静悠远、复杂绚丽的审美意象来表达人们内心的丰富情感。
当然，更重要的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诗歌则对语言的要求更为纯粹。诗歌的语言应当能够使读者在阅读时展开自由的想象，那种美感、那种意境，恰恰是在诗语的激发下诞生出来的。但日常生活语言常常不具有美的因素，当日常生活语言直接进入诗歌，其欠缺的就是无法生成审美意象，更不用说意境了，这就是赵丽华所谓的诗为什么不能够称为诗的原因所在。
在此可以把赵丽华的诗《我爱你的寂寞如同你爱我的孤独》：“赵又霖和刘又源 /一个是我侄子/七岁半/一个是我外甥/五岁/现在他们两个出去玩了。”与海子的诗《新娘》：“故乡的小木屋、筷子、一缸清水/和以后许许多多日子/许许多多告别/被你照耀，今天/我什么也不说/让别人去说吧/让遥远的江上船夫去说，有一盏灯/是河流幽幽的眼睛/闪亮着，这盏灯今天睡在我的屋子里/过完了这个月，我们打开门/一些花开在高高的树上/一些果结在深深的地下。”[4]（p.7）做一番比较，予以说明。
从赵诗来看，首先题目和诗中的内容看不出有多大关联，题目“我爱你的寂寞如同你爱我的孤独”表达出一种孤寂的情绪，有一种相依为命的感受，但诗歌中所写的两个小男孩仅仅是一起出去玩，表现不出任何寂寞的情怀，语言就是日常的大白话，毫无文采。从整体来看，就是用日常性的语言来陈述一件小事，丝毫也读不出任何美感来。
相反，海子的诗从题目看描写的是人物，而诗中的所有意象都是围绕“新娘”这一人物展开的。故乡的小木屋、筷子、一缸清水，预示着未来的生活如此简单甚至清贫，但新娘如一盏灯闪亮着，照耀着未来，改变着我们的生活。花与果预示着新娘新郎的生活会有美好的收获。语言似乎很平常，但细品起来，却是经过精心的提炼与选择，显得干净、简练。隐喻的手法，使得诗读起来，富有审美的意味。这首诗的总体特征是简洁、朴素、真诚，但每一个意象都经过精心选择，在象征暗示中体现出诗人对故乡美好生活的向往，整首诗带有一种质朴之美。
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作为国家一级作家的诗人赵丽华难道写不出符合传统意义上的詩歌？其实不是，来看一下她写的一首诗《想着我的爱人》：我在路上走着/想着我的爱人/我坐下来吃饭/想着我的爱人/我睡觉/想着我的爱人，我想我的爱人是世界上最好的爱人/他肯定是最好的爱人/一来他本身就是最好的/二来他对我是最好的，我这么想着想着/就睡着了。对于这首诗，赵丽华自己是这样解释的：当今时代，女人们在爱情中越来越精明和算计了。得失利弊的反复衡量已经使她们无法辨识，她正吻着的这个男人究竟是一只普通的青蛙，还是那个著名的青蛙王子。这样的情形之下，大部分女诗人的诗歌也在怀疑、幽怨和愁肠百结中徘徊。我需要有所不同，需要一点傻呵呵，需要知足，需要简单而明确的幸福感，于是《想着我的爱人》出现了[3]。如果抛去对赵丽华的偏见，并且把诗中结尾的最后两句去掉的话，人们会发现，这的确是一首符合传统审美标准的诗歌，并且带有社会针对性，就其所表达的情感来说，体现出女诗人对当下社会女性追求爱情功利化的一种批判、一种异议。语言朴实真诚，以排比的方式，表达出对爱人的思慕，饱含恋恋不舍之情。 所以，两相比较，我们发现，在女诗人赵丽华身上体现出两种创作标准，符合传统的写作并未给她带来多大的名声，但无意中的、反传统的尝试却获得了意外的惊喜和争议。
如此看来，真的有必要再次追问，究竟诗歌是什么，或者说诗的本质是什么，以传统的美学理论看，东西方美学家们的答案是比较一致的。德国美学家狄尔泰在评价诗人歌德时曾说：“他带着他的全部能量生活在瞬间里，所以，他的诗从生活经历出发。歌德从头到尾体验一个事件对无限敏感的、强烈而生动地体验它的全部感情内涵的天性所能产生的全部影响……由于他如此详尽表达每一种境况的感情内涵，所以在他的抒情诗的无法估量的财富中看来反映了一个典型的人同世界的整个关系。从这些诗里发出一股永不枯竭的力量，像他似的无偏见地热衷于世界的每一种情感价值。”[5]（p.363）而中国当代美学家宗白华先生的回答也极为经典：“诗，本是产生于诗人对于造化中一花一草一禽一鱼的深切的同情，由同情而体会，由体会而感悟。不但是汩汩的深情由此流出，许多惺惺的妙悟，默默的沉思也由此诞生。”[6]（p.305）很明显，东西方美学家一致认为，美的情感体验就是诗歌所要传达的核心要素。但如果杜尚这位后现代艺术的先驱来回答“诗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们很难说他会与传统保持一致。
审美与生活在当下联姻之时，美在诗歌中仍会存在，真正的诗人仍会在诗中传达美的情感。毕竟，当我们明白诗歌是什么之时，我们就更应当明确诗人在当下这个世界的使命是什么。现代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在德国哲学家韦伯看来，是一个铁笼般的科层化世界，物质极大丰富，但精神却充满焦虑，人们在享受着物质的快感的同时，也经受着精神虚无的折磨，精神贫困是这个时代的突出特征。需要有一种人来守护人们的精神家园，在海德格尔看来，诗人是当之无愧的人选，海德格尔说：“在这样的世界时代里，真正的诗人的本质还在于，诗人职权和诗人之天职出于时代的贫困而首先成为诗人的诗意追问。因此之故，‘贫困时代的诗人’必须特别地诗化诗的本质。做到这一点，就可以猜测到一种顺应世界时代之命运的诗人职权。”[7]（p.284）作为哲学家的海德格尔意识到，在物质丰富而精神贫困的时代，一个真正的诗人所应维护的是美是诗意，即诗化诗的本质，这是使命，并不会被这个庸俗化的社会所左右，不因大众暂时抛弃诗歌，而使诗人忘记了自身的使命。诚如诗人洛夫所言：“今天不是诗歌的时代，但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诗歌的时代。”[8]
三、对“美的滥用”的反思
应当说，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普及，对于消费时代的大众而言是一件极为有益的事情，但凡事应有一个底线，超过这个底线，就会走向事物的反面，对审美的滥用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没有美的存在，把不美甚至庸俗、丑恶当作美，直接使人们的审美标准发生颠倒，美被取消掉。当优美、崇高、悲剧、喜剧这些严肃的美学概念被人们弃于脑后之时，我们这个世界将会变得如何呢？玩世不恭、游戏人生、冷漠无情等事件比比皆是，所以，消费时代的人们不应忘记要给审美留下一个独立的空间，这是人类的希望所在。
[参 考 文 献]
[1][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理论[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2][法]卡巴内.杜尚访谈录[M].王瑞芸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参见百度搜索梨花体词条[EB/OL]http：//baike.baidu.com/view/549209.htm.2013-04-10.
[4] 海子.海子詩全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
[5][德] 狄尔泰.体验与诗[M].胡其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6]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2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7][德]海德格尔.林中路[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8]洛夫.今天不是诗歌的时代，但却是一个需要诗歌的时代[J].晶报，2012-11-11（B05）.
（作者系哈尔滨师范大学讲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 吴井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