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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张炜的家族小说中，对“母性”的描写始终保持着一种审慎的态度，一方面，小说充满了对“母性”的无止境歌颂，表现了母亲面对危难时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和伟大母爱；另一方面，当母亲认识到生活窘境和面对父权社会的无奈之后，又对自己的子女释放出种种弱化或扭曲的亲情。张炜在小说中成功的把母亲作为人的“人性”的复杂一面进行了成功的塑造，因而其家族小说的母子关系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闪耀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
[关键词] 家族小说 母子关系 亲情
对“母性”的弘扬作为一个传统母题，在张炜的家族小说中这一母题得以延续，但与此同时，在其作品中也有了反拨的质素。母爱在男性叙事中被无限放大，母亲被塑造为力量的源泉、家园的象征，她们任劳任怨、无私奉献，在灾难面前往往表现出男性所不具备的冷静和坚韧；对“母性”的倡扬甚至转移到了妻子以及未出嫁的女儿身上，充满了神性的“母性”成为家族女人理应具有的品格。在张炜的家族小说中，对“母性”则保持着一种审慎的态度，一方面，在张炜小说中充满了对“母性”的无止境歌颂，表现了母亲面对危难时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另一方面，在认识到了母亲的境遇和生活窘境之后，也表明母亲是人而不是神，在特定的环境中，母爱的释放也可能因种种原因而弱化或扭曲，因而偏重强调母亲作为人的“人性”，写出复杂的人性纠葛，甚至书写出其丑恶一面。
《古船》中抱朴的后母茴子不畏民兵头儿赵多多的威逼，“像猫一样恶狠狠地举起了两爪，把赵多多的脸抓得稀烂”。为抗拒凌辱，刚烈如火的她选择了自焚，“茴子从炕上坐起来，换了她最喜欢的几件细绸衣服，又对着镜子把眉毛描长，抹了口红，她这样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一动不动，足有半个时辰，后来她从屋角里拿出一个瓷碗，吃了里面的东西，她接上关严了正门、窗户，从五六个地方点燃了房子，房子的火苗往上爬着，她躺在坑上，闭上了眼睛，她等待着，美丽而安祥”。茴子用自焚捍卫了隋家的尊严，以自焚来抗议惨无人道的现实社会，“积香木以自焚”的茴子在烈火中获得了永生，为自己的人生写上了最凄美、悲壮的一笔。茴子死后，隋氏三兄妹如雨中飘蓬、饱受欺凌，这时又一“伟大的母亲”诞生了，她就是“外貌酷似死去的母亲茴子”的含章。为了保护抱扑兄弟免遭造反派的杀戮，尚且年幼的含章含泪投入了四爷爷的魔掌，用青春和贞洁换回了抱朴兄弟的平安。埃利希·诺伊曼说:“赋予生命、营养、漫暖和保护，女性一开始就具有伟大的特征”， “‘母亲’和‘伟大’两词的结合显然已不是两个概念的结合，而是两个富有情感色彩的象征的结合”。①
父亲形象在张炜的小说中往往上升为一种权威、强力、僵化和邪恶，而母亲形象则象征着世界的另一极，即情感的、艺术的世界，象征着温暖、安全、宁静和爱，对父性社会的厌弃、抗争的结果必然是投入母亲的怀抱，并汲取力量，强大自己，以图最后战胜父性社会，因此母亲成了小说中人物战胜困厄、重返家园的永恒信念和强大动力。厌倦了都市的喧嚣和倾扎的“我”渴望重返自然，却又举棋不定，在母亲的精神感召下，“我”最终走近自然，毅然担起了守护自然、守卫母亲的责任。而更多时候则是主人公在女性身上寻找一种替代性的母爱，恋母对象一次次发生转移。宁珂自幼失去母亲，被叔伯爷爷宁周义收养，而年轻的阿萍奶奶则没有孩子，对宁珂“倾注了全部的母爱”，即便宁珂长大成人并作为一个革命者回到阿萍奶奶身边时，仍像个渴望母亲抚慰的孩子。“‘我的孩子’，阿萍奶奶一下子被感动了。缺失的母爱在她身上得到了弥补，即使是娶妻后，仍对阿萍奶奶有种难以割舍的恋母倾向。
在张炜的成长系列小说里，由于家庭横遭变际，主人公往往过早地被切断了与母亲的温情联系，极不情愿地踏上放逐之路。母爱的缺失和不完整促使其极力寻找一种替代性满足，因此他们往往拒绝长大成人，拒绝进入成人的功利世界，在心理上、精神上仍停留在母亲庇护的状态下，从而他们处处显得和现实社会格格不入，精神的不成熟和角色的成人化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和冲突。
在张炜小说中，母亲不仅作为一种崇高的形象出现，也书写出了她们在特定的环境中，由于母爱的释放也可能因种种原因而弱化或扭曲，母亲与子女关系中表现出来的畸形的一面。在这些小说里，母爱的过度膨胀会变成对儿女的占有和控制，时时想把儿女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中，这种扭曲了的母爱不仅成为儿女的囚笼，也影响了母子之间的正常生活。在张炜的家族小说中表现了母亲的这种控制欲、窥视欲，并且写出了这种家族影响的恶果。在小说《家族》中，曲予在家族成员中有着不可取代的的地位。他还是那时全城唯一一个同时喜欢普希金和屈原的人，但是，在这样一个近乎于完美的“儿子”身上，却发生一件让母亲不能接受的事情，在他十八岁的时候，爱上了曲府中长他一岁的母亲的贴身丫头闵葵。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门第观念所不允许的。母亲为了断绝儿子的念想，用捶衣棒槌狠狠击在闵葵的后脑勺上，闵葵大难不死。当曲予看到心爱的人头上的疤痕时，说到自己的母亲“绝不能饶恕”，可以看出此时的母子关系已经从亲人变成了仇人，这不得不说是人生的一大悲剧，也是家族的苦难。最后，曲予带着心爱的闵葵远离曲府，离开了那位“可怕”、“一点也不能爱”了的母亲，在自己父母的有生之年再也没有回过曲府”。这无疑是亲情之间的一场悲剧。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土匪头子麻脸三婶把其三个亲身女儿培养成了杀人机器，她的第三个女儿“小河狸”是其最得意的 “神枪手”，在一次次和共产党的交锋中爱上了共产党员许予明，当许予明被麻脸三婶抓获后，要求“小河狸”“四日赶沙河集，把人头挂了。”但是已经深深爱上了许予明的“小河狸”并没有这样做，最后放了许予明，为了寻找自己的爱情，她离开了自己的母亲，直到最后为了爱情而死去……正是这种扭曲了的母爱不仅成为了儿女的囚笼，改变了母亲自己的正常生活，也酿成了一幕幕的家庭亲情悲剧。母爱畸变了，得不到母爱的抚慰的儿女们或离开或死去，或成为了母亲的敌人。
张炜在展示这种母爱时，的确是振聋发聩的。他一反传统小说对母爱的讴歌，而用颠覆的笔法，以冷峻犀利的眼光进行深层透视。事实上，张炜小说里的母亲的重新塑造，恰恰是在一事实上的高度重新阐释了母爱的涵义。正是这种前所没有的深刻颠覆的重写，解构了传统关系中温情脉脉、充满人伦色彩的母子关系，圣洁的母爱与生儿育女的母职便无从着落而必须改写，母性意识的内容也因此必须重新阐释，而母性意识的改变必然引起母亲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变化。
注释：
① 埃利希·诺伊曼. 爱与文学[M]. 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12：48.
参考文献：
[1] 张炜. 张炜文集（1—6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2] 张炜.《远河远山》[M]. 济南：明天出版社，1997.
[3] 张炜.《能不忆蜀葵》[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4] 张炜.《你站在高原·西郊》[M].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
[5] 杨经建.家族文化与20世纪中国家族文学的母题形态[M].长沙：岳麓书社2005.
[6] 马林诺夫斯基.两性社会学—母亲社会与父亲社会的比较 [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
[7] 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8] 马新国.西方文论史（修订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关键词] 家族小说 母子关系 亲情
对“母性”的弘扬作为一个传统母题，在张炜的家族小说中这一母题得以延续，但与此同时，在其作品中也有了反拨的质素。母爱在男性叙事中被无限放大，母亲被塑造为力量的源泉、家园的象征，她们任劳任怨、无私奉献，在灾难面前往往表现出男性所不具备的冷静和坚韧；对“母性”的倡扬甚至转移到了妻子以及未出嫁的女儿身上，充满了神性的“母性”成为家族女人理应具有的品格。在张炜的家族小说中，对“母性”则保持着一种审慎的态度，一方面，在张炜小说中充满了对“母性”的无止境歌颂，表现了母亲面对危难时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另一方面，在认识到了母亲的境遇和生活窘境之后，也表明母亲是人而不是神，在特定的环境中，母爱的释放也可能因种种原因而弱化或扭曲，因而偏重强调母亲作为人的“人性”，写出复杂的人性纠葛，甚至书写出其丑恶一面。
《古船》中抱朴的后母茴子不畏民兵头儿赵多多的威逼，“像猫一样恶狠狠地举起了两爪，把赵多多的脸抓得稀烂”。为抗拒凌辱，刚烈如火的她选择了自焚，“茴子从炕上坐起来，换了她最喜欢的几件细绸衣服，又对着镜子把眉毛描长，抹了口红，她这样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一动不动，足有半个时辰，后来她从屋角里拿出一个瓷碗，吃了里面的东西，她接上关严了正门、窗户，从五六个地方点燃了房子，房子的火苗往上爬着，她躺在坑上，闭上了眼睛，她等待着，美丽而安祥”。茴子用自焚捍卫了隋家的尊严，以自焚来抗议惨无人道的现实社会，“积香木以自焚”的茴子在烈火中获得了永生，为自己的人生写上了最凄美、悲壮的一笔。茴子死后，隋氏三兄妹如雨中飘蓬、饱受欺凌，这时又一“伟大的母亲”诞生了，她就是“外貌酷似死去的母亲茴子”的含章。为了保护抱扑兄弟免遭造反派的杀戮，尚且年幼的含章含泪投入了四爷爷的魔掌，用青春和贞洁换回了抱朴兄弟的平安。埃利希·诺伊曼说:“赋予生命、营养、漫暖和保护，女性一开始就具有伟大的特征”， “‘母亲’和‘伟大’两词的结合显然已不是两个概念的结合，而是两个富有情感色彩的象征的结合”。①
父亲形象在张炜的小说中往往上升为一种权威、强力、僵化和邪恶，而母亲形象则象征着世界的另一极，即情感的、艺术的世界，象征着温暖、安全、宁静和爱，对父性社会的厌弃、抗争的结果必然是投入母亲的怀抱，并汲取力量，强大自己，以图最后战胜父性社会，因此母亲成了小说中人物战胜困厄、重返家园的永恒信念和强大动力。厌倦了都市的喧嚣和倾扎的“我”渴望重返自然，却又举棋不定，在母亲的精神感召下，“我”最终走近自然，毅然担起了守护自然、守卫母亲的责任。而更多时候则是主人公在女性身上寻找一种替代性的母爱，恋母对象一次次发生转移。宁珂自幼失去母亲，被叔伯爷爷宁周义收养，而年轻的阿萍奶奶则没有孩子，对宁珂“倾注了全部的母爱”，即便宁珂长大成人并作为一个革命者回到阿萍奶奶身边时，仍像个渴望母亲抚慰的孩子。“‘我的孩子’，阿萍奶奶一下子被感动了。缺失的母爱在她身上得到了弥补，即使是娶妻后，仍对阿萍奶奶有种难以割舍的恋母倾向。
在张炜的成长系列小说里，由于家庭横遭变际，主人公往往过早地被切断了与母亲的温情联系，极不情愿地踏上放逐之路。母爱的缺失和不完整促使其极力寻找一种替代性满足，因此他们往往拒绝长大成人，拒绝进入成人的功利世界，在心理上、精神上仍停留在母亲庇护的状态下，从而他们处处显得和现实社会格格不入，精神的不成熟和角色的成人化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和冲突。
在张炜小说中，母亲不仅作为一种崇高的形象出现，也书写出了她们在特定的环境中，由于母爱的释放也可能因种种原因而弱化或扭曲，母亲与子女关系中表现出来的畸形的一面。在这些小说里，母爱的过度膨胀会变成对儿女的占有和控制，时时想把儿女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中，这种扭曲了的母爱不仅成为儿女的囚笼，也影响了母子之间的正常生活。在张炜的家族小说中表现了母亲的这种控制欲、窥视欲，并且写出了这种家族影响的恶果。在小说《家族》中，曲予在家族成员中有着不可取代的的地位。他还是那时全城唯一一个同时喜欢普希金和屈原的人，但是，在这样一个近乎于完美的“儿子”身上，却发生一件让母亲不能接受的事情，在他十八岁的时候，爱上了曲府中长他一岁的母亲的贴身丫头闵葵。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门第观念所不允许的。母亲为了断绝儿子的念想，用捶衣棒槌狠狠击在闵葵的后脑勺上，闵葵大难不死。当曲予看到心爱的人头上的疤痕时，说到自己的母亲“绝不能饶恕”，可以看出此时的母子关系已经从亲人变成了仇人，这不得不说是人生的一大悲剧，也是家族的苦难。最后，曲予带着心爱的闵葵远离曲府，离开了那位“可怕”、“一点也不能爱”了的母亲，在自己父母的有生之年再也没有回过曲府”。这无疑是亲情之间的一场悲剧。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土匪头子麻脸三婶把其三个亲身女儿培养成了杀人机器，她的第三个女儿“小河狸”是其最得意的 “神枪手”，在一次次和共产党的交锋中爱上了共产党员许予明，当许予明被麻脸三婶抓获后，要求“小河狸”“四日赶沙河集，把人头挂了。”但是已经深深爱上了许予明的“小河狸”并没有这样做，最后放了许予明，为了寻找自己的爱情，她离开了自己的母亲，直到最后为了爱情而死去……正是这种扭曲了的母爱不仅成为了儿女的囚笼，改变了母亲自己的正常生活，也酿成了一幕幕的家庭亲情悲剧。母爱畸变了，得不到母爱的抚慰的儿女们或离开或死去，或成为了母亲的敌人。
张炜在展示这种母爱时，的确是振聋发聩的。他一反传统小说对母爱的讴歌，而用颠覆的笔法，以冷峻犀利的眼光进行深层透视。事实上，张炜小说里的母亲的重新塑造，恰恰是在一事实上的高度重新阐释了母爱的涵义。正是这种前所没有的深刻颠覆的重写，解构了传统关系中温情脉脉、充满人伦色彩的母子关系，圣洁的母爱与生儿育女的母职便无从着落而必须改写，母性意识的内容也因此必须重新阐释，而母性意识的改变必然引起母亲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变化。
注释：
① 埃利希·诺伊曼. 爱与文学[M]. 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12：48.
参考文献：
[1] 张炜. 张炜文集（1—6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2] 张炜.《远河远山》[M]. 济南：明天出版社，1997.
[3] 张炜.《能不忆蜀葵》[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4] 张炜.《你站在高原·西郊》[M].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
[5] 杨经建.家族文化与20世纪中国家族文学的母题形态[M].长沙：岳麓书社2005.
[6] 马林诺夫斯基.两性社会学—母亲社会与父亲社会的比较 [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
[7] 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8] 马新国.西方文论史（修订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