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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无处不在的数字信息时代，在未来经济成长中，数字信息所扮演的角色将远远超过基础设施建设的地位。”华尔街著名对冲基金经理安迪?凯斯勒（Andy Kessler）近日在《华尔街日报》专栏中说道，他甚至建议，应该放下基础设施建设的“铲子”，更关注高科技创新领域的投机机会。
在智能手机、网络视频、GPS导航大行其道的今天，如同以往对芯片行业的分析一样，凯斯勒再一次“拨开迷雾”，意识到科技在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性，在他眼中，如果不能很好的利用高科技工具进行设计、制造，就很难提高企业效率，更难以持续的创造就业，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就很难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复苏。
事实上，早在2006年到访北京之际，他就曾向中国投资者表示，“中国未来5至10年将有一波科技股的浪潮，而在这期间中国市场将再产生1万亿元财富，50%来自现有企业，另外的50%则会来自新兴企业，而这些新兴企业将获得巨大的市场以及良好的发展前景，如果能提早发现其价值，将会获得巨大的翻倍利差。”
当时凯斯勒自己就已经关注卫生保健和医疗行业，因为该行业属于创新型行业，新技术正推进整个行业的迅速发展。甚至有一位重庆的投资人为了听到他的“真经”，以3万元人民币竞拍到与其共进晚宴的机会。
作为华尔街的知名基金经理，凯斯勒也是一位资深半导体技术行业的专家。在行业的复苏期发现价值，在行业的衰退期做出警示，在个股的盘整期介入，又在泡沫期抛出。他一直走在时间和市场的前面。
拨开迷雾找趋势
1980年，凯斯勒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电子工程系，并在AT&T的实验部门贝尔实验室开始了长达5年的工作，他设计芯片、安装非常昂贵的微型电脑系统，而对半导体产业更为深入浅出的认识也来源于这段枯燥而乏味的学术式生活，也许当他游走于各种电子器械之间的时候，远远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将这项技术用在华尔街。机缘巧合的是，当时进行大规模改造的AT&T将于1982年分拆，为从长计议自己的职业生涯，凯斯勒将触角伸向了潘恩?韦伯（PaineWebber）投资公司。
那时，凯斯勒对于资本市场的认识就像一张白纸，他懂的是技术，而不是公司报表，甚至不知华尔街分析师为何物。
在那个年代，美国的科技股炙手可热，自1982年8月喧嚣的大牛市开始之际，苦苦等候多时的电信、半导体企业纷纷崛起，争抢着跃入这波技术与资本对接的浪潮。然而对于新技术，老一代的分析师远并不像对IBM那般熟稔。
幸运的是，华尔街相中了凯斯勒。1985年，年仅26岁的凯斯勒来到了韦伯公司，在那个摆放着樱桃木质书桌、皮质座椅，搭配着淡绿色地毯的办公室里迈出了华尔街生活的第一步。他知道，“这里的酬劳是贝尔实验室的三倍，而且只需要在51%的时候作出正确的预测。”
在那里，他看到像篮球场般的交易大厅，在晨会上看到分析师的众生相，也出炉了第一份署名的研究报告。他将自己完全沉浸于半导体产业，甚至在众人都看好芯片业的成长空间时，他却通过对产业基本面的分析做出“卖出”的建议，如此这般唱反调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一种拨开迷雾的智慧。然而也正因为此，他在晨会上受到经纪人的公然斥责。
半年之后，已经是1986年春天，芯片行业大势已去，转而下跌，凯斯勒终于证明了自己的判断，正如他所说，“作为投资者，你就要在雾还没有散的时候看清趋势，搭顺风车。而搭到顺风车的前提是‘找到正确的趋势’。”而这种善于在迷雾中找到趋势的本领也在随后助他一臂之力。
1986年7月，芯片行业大屠杀尚未结束，当众人还在迷局中徘徊之际，他转而对英特尔做出“买入”建议，此举不仅是从行业角度，更是从公司业绩角度给投资人建议，那时的英特尔，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以ADM为微处理器的供应商，而是能以25美元的成本开工，获得300美元标价的“暴利商”。
尽管英特尔的股价再次受到重挫，但最终于15.75美元企稳，并在随后的9个月中上涨至每股60美元。
凯斯勒就此一炮而红，随之而来的便是《华尔街日报》、《巴伦周刊》等多个知名媒体的采访，而他也逐渐懂得，“必须比别人做出更早的预测，而不是阐述已经发生的事实”。
虽然那一年交易火热的股票大多由融资收购的题材炒作，或是被垃圾债券大王迈克尔?密尔肯所操作，但是一步一步，凯斯勒正向着股市里一言九鼎的那把“斧头”迈近，而那个金钱坐拥下的华尔街，门槛似乎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样高。
合成科技股
投资之余，凯斯勒逐渐适应华尔街娱乐化的生活：化妆舞会、看拳击赛、滑雪、打高尔夫，尽管他的“球技只能杀死泥土里的软虫”……
凯斯勒迎来了事业的又一次转折点。先是入选《机构投资人》杂志推出的全美研究分析师榜单，也就是俗称的“I.I.排名”，接着又频频在“金融新闻网”的视频节目上露脸，之后又接到无数猎头的电话，摩根士丹利研究部主任更是亲自打电话“挖人”，正逢韦伯公司里他所拥戴的上司陆续离开，凯斯勒没有理由拒绝这样一家华尔街大投行抛来的“橄榄枝”。
在摩根士丹利，没有樱桃木的书桌，没有皮质的沙发，也没有感应器，一切都很简单，而他拿到的却相当于公司半导体股交易佣金收入110%的酬劳，这让凯斯勒在上班的第一天就遭到公司其他员工的冷眼。
那段时间，他所负责的半导体行业正处于低谷，对于任何一只股票作出买入或者卖出的决定似乎都意味着前面有个坑，而他又已经习惯于根据产业景气或者衰退的拐点做出先知先觉的判断，然后在股价下跌的折磨中不断拜访客户和公司，他深知，“自己多年一直负责研究的芯片公司和一般的制造企业不一样，他们不会等到经济不景气时才开始衰退，这个产业就像一颗‘呕吐的彗星’，需要用长期的视角来看待公司。”
而对于所谓的紧急事件导致的股价下跌，凯斯勒常常不以为然，甚至会用略带生气的口吻说，“如果有人抛售摩托罗拉的股票，开卡车把它们全装下来。”
20世纪90年代，受到美伊战争的冲击，经济并不景气，他所关注的英特尔和摩托罗拉无法达成预期的业绩，然而，他依旧没有改变“买入”的评级，而是寻找着任何能在愁云惨雾中抹上一丝笑脸的东西。也就在同时，美国发动代号为“沙漠风暴行动”的海湾战争，大规模的空中轰炸、高速度的地面机械化部队，短短几天就使伊拉克军事力量陷入瘫痪。
在美国军事实力的架势之下，高科技股闻风起舞，人们一面呼叫着“牛市又回来啦”，一面下着买入的单。而在海湾战争后，科技业更是红遍半边天，任何跟网络电信等高科技稍微能沾上边的公司瞬间炙手可热。
但那时，公司投资银行部和分析师的研究部始终有一面“墙”，他看到，公司同事罗森在忙里忙外张罗着投行业务之后却因没有任何酬劳而愤然离开，之后变成了一位成功的风险投资家和康柏电脑公司的总裁。
凯斯勒觉得自己就好像“一天天在过山车上被摇晃折腾的分析师，分析这个产业在金融市场忽上忽下的走势，而大部分的钱却已经被诸如小丑类的人物赚走。”从那时起，“罗森的模式是否值得仿效”就已经被凯斯勒列入议事日程。
那时，上司将技术类股票分析师的头衔仍给了他，凯斯勒顺手接下这个球，并开始运球，在为投资人寻找新市场的同时，也在为自己寻找下一个落点。
其间最大的成就也就是在1992年创造性的设计了合成IBM，当时大多数基金的投资组合中持有的科技股比例较低，最多也就是IBM，而对其他科技股心有余悸。凯斯勒却一反常规地指出，“IBM大势已去，是一条差不多要垮掉的恐龙，可以采取的做法就是每持有IBM三股，就分别买进一股英特尔、微软、摩托罗拉、Adobe和诺威，这些股票的前景我非常看好。”
这样的合成设计在当时来看也算得上一种时尚，而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合成IBM股”不论是公司业绩还是股价表现都远远盖过IBM。
成功在私募
在投行的生活里，凯斯勒有时就好像《阿凡达》中的杰克摇身一变成为纳威族的阳光般少年，虽然有一颗纯净的心，一条做人的底线，却无力避免宇宙间因竞争而产生的杀戮与伤害。
终于，他决定不再继续留在这个行业里为残羹剩饭而拼命，而是去当一名地地道道的投资者。毕竟，分析师的工作只是一个跳板，从这里离开的人都希望跳上一块稳固的石头，而不是漂浮的睡莲。
1993年，凯斯勒将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生涯画上了句号。他决定发挥自己的智慧同昂特博格-哈里斯资本管理公司（Unterberg Harris）的鲍伯?哈里斯共同合作，投资那些未来具有成长空间的公司。
在这期间，他看到曾经的同事更成功的奋斗在分析师岗位，看到昔日的上司有了自己的事业，继而也另起炉灶，和以前在摩根银行的老客户弗雷德?基特尔（Fred Kittler）共同创办了速动资本管理公司（Velocity Capital management），开始了华尔街准私募的生涯。
凭借敏锐的眼光，凯斯勒能用几分钟的时间识别各类公司，比如在Buy.com上市融资前，凯斯勒曾前去拜访，那是类似于亚马逊书店的公司，年收入可达1亿美元，然而利润可能不到1%。还没等屁股坐热，他就发现“这只不过是一家做中间商生意的公司，还是赶回城的飞机去吧。”他甚至还从一家公司CFO（首席财务官）关门的细节做出了“抛售”的决定。
同时，他也没有受到所谓的“摸摸族”（买入已经上涨的股票）的传染，而是总能拨开弥漫在行业拐点前的迷雾，在股价盘整期就介入。当1997年的金融风暴将大多数对冲基金“陷于不义”之际，凯斯勒却很快迎来了丰收的季节，他以每股不超过1.5美元买进的General Magic，以6美元每股买进的Real Network和Inktomi都获得了超过5倍的收益；1998年，凯斯勒的基金资产规模达到1亿美元，年平均综合增长率为45%；1999年，那些当初以2美元每股入手的Alteon和韩国双龙公司，两家公司股价更是飙升至100美元……
喜悦背后更多的是谨慎，在2000年一季度之后的18个月里，他们按照预定计划，坚决逐步卖出持股，强制投资人收回投资。因为在这一年3月，当没有新兴资本继续冲大热气球时，互联网泡沫便不攻自破，而连接互联网神经末梢的另一端就是电信公司，2000年10月，电信公司也开始在死亡的边缘徘徊，但是世界通讯、环球电信等公司仍旧用最肮脏的假账手法，互换营收，互相灌水，继续发布着像模像样的财报。
在1996~2001年间，他所掌控的对冲基金资产从最初的1100万美元成长到10亿美元，虽然其中不乏投资人陆续追加的资金，但总体上获得了高达377%的收益率，平均年盈利率超过了50%，在创造华尔街奇迹之余更是成功规避了互联网泡沫的风险。
回眸过往的点滴，凯斯勒也常常问自己“什么是财富？”而他的答案竟然是“逃脱”。正如他在回忆录《华尔街的肉》中所写，“华尔街并不是好莱坞或麦迪逊大道，你的对或错，诚实与否，历经时日都会显现出来。”
在智能手机、网络视频、GPS导航大行其道的今天，如同以往对芯片行业的分析一样，凯斯勒再一次“拨开迷雾”，意识到科技在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性，在他眼中，如果不能很好的利用高科技工具进行设计、制造，就很难提高企业效率，更难以持续的创造就业，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就很难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复苏。
事实上，早在2006年到访北京之际，他就曾向中国投资者表示，“中国未来5至10年将有一波科技股的浪潮，而在这期间中国市场将再产生1万亿元财富，50%来自现有企业，另外的50%则会来自新兴企业，而这些新兴企业将获得巨大的市场以及良好的发展前景，如果能提早发现其价值，将会获得巨大的翻倍利差。”
当时凯斯勒自己就已经关注卫生保健和医疗行业，因为该行业属于创新型行业，新技术正推进整个行业的迅速发展。甚至有一位重庆的投资人为了听到他的“真经”，以3万元人民币竞拍到与其共进晚宴的机会。
作为华尔街的知名基金经理，凯斯勒也是一位资深半导体技术行业的专家。在行业的复苏期发现价值，在行业的衰退期做出警示，在个股的盘整期介入，又在泡沫期抛出。他一直走在时间和市场的前面。
拨开迷雾找趋势
1980年，凯斯勒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电子工程系，并在AT&T的实验部门贝尔实验室开始了长达5年的工作，他设计芯片、安装非常昂贵的微型电脑系统，而对半导体产业更为深入浅出的认识也来源于这段枯燥而乏味的学术式生活，也许当他游走于各种电子器械之间的时候，远远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将这项技术用在华尔街。机缘巧合的是，当时进行大规模改造的AT&T将于1982年分拆，为从长计议自己的职业生涯，凯斯勒将触角伸向了潘恩?韦伯（PaineWebber）投资公司。
那时，凯斯勒对于资本市场的认识就像一张白纸，他懂的是技术，而不是公司报表，甚至不知华尔街分析师为何物。
在那个年代，美国的科技股炙手可热，自1982年8月喧嚣的大牛市开始之际，苦苦等候多时的电信、半导体企业纷纷崛起，争抢着跃入这波技术与资本对接的浪潮。然而对于新技术，老一代的分析师远并不像对IBM那般熟稔。
幸运的是，华尔街相中了凯斯勒。1985年，年仅26岁的凯斯勒来到了韦伯公司，在那个摆放着樱桃木质书桌、皮质座椅，搭配着淡绿色地毯的办公室里迈出了华尔街生活的第一步。他知道，“这里的酬劳是贝尔实验室的三倍，而且只需要在51%的时候作出正确的预测。”
在那里，他看到像篮球场般的交易大厅，在晨会上看到分析师的众生相，也出炉了第一份署名的研究报告。他将自己完全沉浸于半导体产业，甚至在众人都看好芯片业的成长空间时，他却通过对产业基本面的分析做出“卖出”的建议，如此这般唱反调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一种拨开迷雾的智慧。然而也正因为此，他在晨会上受到经纪人的公然斥责。
半年之后，已经是1986年春天，芯片行业大势已去，转而下跌，凯斯勒终于证明了自己的判断，正如他所说，“作为投资者，你就要在雾还没有散的时候看清趋势，搭顺风车。而搭到顺风车的前提是‘找到正确的趋势’。”而这种善于在迷雾中找到趋势的本领也在随后助他一臂之力。
1986年7月，芯片行业大屠杀尚未结束，当众人还在迷局中徘徊之际，他转而对英特尔做出“买入”建议，此举不仅是从行业角度，更是从公司业绩角度给投资人建议，那时的英特尔，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以ADM为微处理器的供应商，而是能以25美元的成本开工，获得300美元标价的“暴利商”。
尽管英特尔的股价再次受到重挫，但最终于15.75美元企稳，并在随后的9个月中上涨至每股60美元。
凯斯勒就此一炮而红，随之而来的便是《华尔街日报》、《巴伦周刊》等多个知名媒体的采访，而他也逐渐懂得，“必须比别人做出更早的预测，而不是阐述已经发生的事实”。
虽然那一年交易火热的股票大多由融资收购的题材炒作，或是被垃圾债券大王迈克尔?密尔肯所操作，但是一步一步，凯斯勒正向着股市里一言九鼎的那把“斧头”迈近，而那个金钱坐拥下的华尔街，门槛似乎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样高。
合成科技股
投资之余，凯斯勒逐渐适应华尔街娱乐化的生活：化妆舞会、看拳击赛、滑雪、打高尔夫，尽管他的“球技只能杀死泥土里的软虫”……
凯斯勒迎来了事业的又一次转折点。先是入选《机构投资人》杂志推出的全美研究分析师榜单，也就是俗称的“I.I.排名”，接着又频频在“金融新闻网”的视频节目上露脸，之后又接到无数猎头的电话，摩根士丹利研究部主任更是亲自打电话“挖人”，正逢韦伯公司里他所拥戴的上司陆续离开，凯斯勒没有理由拒绝这样一家华尔街大投行抛来的“橄榄枝”。
在摩根士丹利，没有樱桃木的书桌，没有皮质的沙发，也没有感应器，一切都很简单，而他拿到的却相当于公司半导体股交易佣金收入110%的酬劳，这让凯斯勒在上班的第一天就遭到公司其他员工的冷眼。
那段时间，他所负责的半导体行业正处于低谷，对于任何一只股票作出买入或者卖出的决定似乎都意味着前面有个坑，而他又已经习惯于根据产业景气或者衰退的拐点做出先知先觉的判断，然后在股价下跌的折磨中不断拜访客户和公司，他深知，“自己多年一直负责研究的芯片公司和一般的制造企业不一样，他们不会等到经济不景气时才开始衰退，这个产业就像一颗‘呕吐的彗星’，需要用长期的视角来看待公司。”
而对于所谓的紧急事件导致的股价下跌，凯斯勒常常不以为然，甚至会用略带生气的口吻说，“如果有人抛售摩托罗拉的股票，开卡车把它们全装下来。”
20世纪90年代，受到美伊战争的冲击，经济并不景气，他所关注的英特尔和摩托罗拉无法达成预期的业绩，然而，他依旧没有改变“买入”的评级，而是寻找着任何能在愁云惨雾中抹上一丝笑脸的东西。也就在同时，美国发动代号为“沙漠风暴行动”的海湾战争，大规模的空中轰炸、高速度的地面机械化部队，短短几天就使伊拉克军事力量陷入瘫痪。
在美国军事实力的架势之下，高科技股闻风起舞，人们一面呼叫着“牛市又回来啦”，一面下着买入的单。而在海湾战争后，科技业更是红遍半边天，任何跟网络电信等高科技稍微能沾上边的公司瞬间炙手可热。
但那时，公司投资银行部和分析师的研究部始终有一面“墙”，他看到，公司同事罗森在忙里忙外张罗着投行业务之后却因没有任何酬劳而愤然离开，之后变成了一位成功的风险投资家和康柏电脑公司的总裁。
凯斯勒觉得自己就好像“一天天在过山车上被摇晃折腾的分析师，分析这个产业在金融市场忽上忽下的走势，而大部分的钱却已经被诸如小丑类的人物赚走。”从那时起，“罗森的模式是否值得仿效”就已经被凯斯勒列入议事日程。
那时，上司将技术类股票分析师的头衔仍给了他，凯斯勒顺手接下这个球，并开始运球，在为投资人寻找新市场的同时，也在为自己寻找下一个落点。
其间最大的成就也就是在1992年创造性的设计了合成IBM，当时大多数基金的投资组合中持有的科技股比例较低，最多也就是IBM，而对其他科技股心有余悸。凯斯勒却一反常规地指出，“IBM大势已去，是一条差不多要垮掉的恐龙，可以采取的做法就是每持有IBM三股，就分别买进一股英特尔、微软、摩托罗拉、Adobe和诺威，这些股票的前景我非常看好。”
这样的合成设计在当时来看也算得上一种时尚，而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合成IBM股”不论是公司业绩还是股价表现都远远盖过IBM。
成功在私募
在投行的生活里，凯斯勒有时就好像《阿凡达》中的杰克摇身一变成为纳威族的阳光般少年，虽然有一颗纯净的心，一条做人的底线，却无力避免宇宙间因竞争而产生的杀戮与伤害。
终于，他决定不再继续留在这个行业里为残羹剩饭而拼命，而是去当一名地地道道的投资者。毕竟，分析师的工作只是一个跳板，从这里离开的人都希望跳上一块稳固的石头，而不是漂浮的睡莲。
1993年，凯斯勒将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生涯画上了句号。他决定发挥自己的智慧同昂特博格-哈里斯资本管理公司（Unterberg Harris）的鲍伯?哈里斯共同合作，投资那些未来具有成长空间的公司。
在这期间，他看到曾经的同事更成功的奋斗在分析师岗位，看到昔日的上司有了自己的事业，继而也另起炉灶，和以前在摩根银行的老客户弗雷德?基特尔（Fred Kittler）共同创办了速动资本管理公司（Velocity Capital management），开始了华尔街准私募的生涯。
凭借敏锐的眼光，凯斯勒能用几分钟的时间识别各类公司，比如在Buy.com上市融资前，凯斯勒曾前去拜访，那是类似于亚马逊书店的公司，年收入可达1亿美元，然而利润可能不到1%。还没等屁股坐热，他就发现“这只不过是一家做中间商生意的公司，还是赶回城的飞机去吧。”他甚至还从一家公司CFO（首席财务官）关门的细节做出了“抛售”的决定。
同时，他也没有受到所谓的“摸摸族”（买入已经上涨的股票）的传染，而是总能拨开弥漫在行业拐点前的迷雾，在股价盘整期就介入。当1997年的金融风暴将大多数对冲基金“陷于不义”之际，凯斯勒却很快迎来了丰收的季节，他以每股不超过1.5美元买进的General Magic，以6美元每股买进的Real Network和Inktomi都获得了超过5倍的收益；1998年，凯斯勒的基金资产规模达到1亿美元，年平均综合增长率为45%；1999年，那些当初以2美元每股入手的Alteon和韩国双龙公司，两家公司股价更是飙升至100美元……
喜悦背后更多的是谨慎，在2000年一季度之后的18个月里，他们按照预定计划，坚决逐步卖出持股，强制投资人收回投资。因为在这一年3月，当没有新兴资本继续冲大热气球时，互联网泡沫便不攻自破，而连接互联网神经末梢的另一端就是电信公司，2000年10月，电信公司也开始在死亡的边缘徘徊，但是世界通讯、环球电信等公司仍旧用最肮脏的假账手法，互换营收，互相灌水，继续发布着像模像样的财报。
在1996~2001年间，他所掌控的对冲基金资产从最初的1100万美元成长到10亿美元，虽然其中不乏投资人陆续追加的资金，但总体上获得了高达377%的收益率，平均年盈利率超过了50%，在创造华尔街奇迹之余更是成功规避了互联网泡沫的风险。
回眸过往的点滴，凯斯勒也常常问自己“什么是财富？”而他的答案竟然是“逃脱”。正如他在回忆录《华尔街的肉》中所写，“华尔街并不是好莱坞或麦迪逊大道，你的对或错，诚实与否，历经时日都会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