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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伍认为，交通运输是一个与社会（生活、生产）紧密结合的、并有人参与的动态的、复杂的大系统，要发展确保交通运输业能够成为适应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交通运输体系，就需要运用系统思想和系统工程的方法对其作全面的综合分析。
走进系统科学殿堂
通过对系统科学的多年学习和研究，张国伍提出了交通运输系统分析理论，打破了长期以来交通运输理论匮乏的困扰，终于为交通运输找到了可以依靠的理论基础。
记者：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国内还没有应用于交通运输的任何系统理论先例，您是怎么想到要把系统学与运输学结合在一起的？是不是当时有什么启发了您？
张国伍：1952年，我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运输工程系后，留在母校任教。在教学过程中，在教授运输规划、货物运输、交通运输生产力布局、运输经济等多门课程时，发现当时国内外的交通运输理论都很匮乏。1975年，我有幸接触了由钱学森教授创造的系统科学。通过对系统科学的学习和研究，使我的学术思想豁然开朗。当了解了系统科学、特别是大系统理论以后，逐步使我明确了交通运输系统形成与发展的基础理论在于系统科学。我参阅了大量有关系统分析的理论之后，认识到交通运输是一个系统对象，要运用系统分析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为此，我于1979年提出进行交通运输系统分析新学科、新理论的研究与开发。
记者：在国内，您应该是把系统科学应用于运输科学的第一人吧？国外有没有进行这方面尝试的先例？
张国伍：同样是在1979年，我读到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arvin L.manheim教授编著的“Transportation Systems Analysis”，即《运输系统分析》，书中介绍了运输系统分析的一些理论。这更给我的发现和继续研究提供了依据，找到了研究交通运输业的基本理论—系统科学理论。
系统理论小试牛刀
人们对新事物的认识需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当张国伍提出交通运输系统分析这一新概念时，并不被大家认可和接受，也得不到学术上的承认。于是，他不得不学着孔子周游、鲁迅办学的样子，到处讲学。但却有幸得到宋健同志和钱学森院士的首肯。
记者：提到交通运输系统分析理论，可能很多人仍感陌生。它具体可以应用于哪些方面？请举例说明。
张国伍：交通运输系统分析理论可以应用于交通运输业的各个方面，其中应用最多的是在交通运输系统的布局规划与建设领域。一般来说，旅客从始发地到目的地，货物从产地到消费地，往往要由几种运输工具共同完成。交通运输布局要做到点、线、面的结合，形成综合运输能力；要根据客、货流的流量和流向来规划运输网络，在此基础上，还要安排好交通运输枢纽的分布和建设，保证运输枢纽步调一致地组织运营。
记者：当您提出交通系统运输分析这个新概念时，是否得到了学术上的支持与认可？
张国伍：最初我提出这个新概念时，还只是个讲师，没有什么权威性，学术上压力很大，一些老教授也并不赞同。当时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正在进行系统科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我便找到了宋健同志和钱学森院士，向他们请教系统科学与运输学相结合这个命题是否成立。经过我的一番说明，这一想法终于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支持运输系统分析理论，我开始学着鲁迅办学的样子，到处讲学，从铁路到港口，从海南到深圳，向大家宣传系统运输。
运输是一个系统的网络，它生产的产品是吨公里和人公里，是无形的、移动的、超前的。所以，运输这种系统相对于其它系统来讲更为复杂。拿铁路来说，设有运输、机车、车辆、工务、电务等业务部门，这五个部门只有彼此协同作业，才能保障铁路运输的安全、迅速与准确。
记者：当时，您是否有机会运用系统运输分析理论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呢？
张国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即使再完美，也只能是空中楼阁。
大概在1979年，我首先来到海南。当时海南只是个广东省的一个行政区，是一个破旧的农村。我运用系统科学理论来研究海南的交通，得出海南应建设以港口为中心的全区交通网格局的发展规划。这一规划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认可。1983年，我又去了深圳进行市属五个港口交通的综合发展规划研究。研究之后的成果得到省市领导的重视，此成果要在北京进行鉴定，故市政府决定将其编辑并拍成电视片。当时引起的震动很大，得到了当时交通部、国家计委及北京交通大学校长的重视和支持。
记者：从不承认到理解和支持，看来实践确实是最好的检验方式。
张国伍：的确。事实上，交通运输系统分析理论可以应用在交通运输业建设和发展的各个方面，这点逐渐被业内人士所逐渐认可，越来越多的人也积极投身于交通运输系统分析的研究与实践中。
1980年，北京交通大学管理科学研究所组建了交通运输系统分析研究室；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在交大设立了运输系统工程硕士点，之后建立运输系统工程研究所，张树京校长担任所长，我为常务副所长。
当然，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也是无法得到深入的。经过十多年的工作，我于1991年出版了《交通运输系统分析》一书。这是国内第一本关于运输系统分析的教科书，得到了社会承认。
系统运输大显神威
交通运输系统工程学会的成立，推动了交通运输系统的进一步发展。交通运输系统分析理论在实践中开始大显神威。
记者：据了解，2006年12月2日～3日，交通运输系统工程学会刚刚举行了成立20周年的庆典活动。作为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请您介绍一下学会成立以来在建设系统运输上所做的工作。
张国伍：中国系统工程学会交通运输专业委员会（对外简称“交通运输系统工程学会”）于1986年成立。筹建初期，就开始运用交通运输系统科学理论去协助北京政府解决“北京地面公交交通拥堵”问题。当时环线地铁复兴门到北京站不通车，环线地铁承担的客流仅占全市客流总量的3.9%，90%都是由公交车辆承担。
我向市政府提出“环通地铁二线、调整地面公共汽车线路站点布局、使乘客方便入‘地’和方便离‘地’、以改善北京地铁与地面公交协调”的建议，学会组织力量用了一年时间完成了工程方案，被市政府采纳。1987年，北京地铁复兴门折返线工程完工，使地铁复兴门站成了如今地铁一线和环线的换乘站。同时，我又与北京公交总公司共同研究调整了48条地面公交线，运营线路与地铁相连。经过整合后，地铁公司客流量从3.5％提高到了15%以上。此项目获得了北京科技进步三等奖。
记者：越听越感到系统科学理论的奇妙，它对解决交通问题确实帮了大忙。
张国伍：当然。1987年，学会在成立初期又承担了“北京市城市交通综合治理的研究”课题。在北京市科委领导下，学会与北京城市规划研究院、北京铁路局、中国民航总局等单位共同进行此项研究。此项目是一个重大的交通系统工程设计，在这一课题的研究过程中，更多的人对系统科学与交通运输系统工程的理论与方法有了客观上的认识，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系统运输的学科骨干。这项研究后来获得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989年，学会应海南省省长梁湘同志的邀请，承担了海南建省后第一个重要的交通规划项目，即“海南省交通发展战略规划”。海南省建省后首先面临的是全省的交通建设问题，我们运用了系统科学理论，特别是交通流与交通网络理论对全省海、陆、空进行系统的整体规划，提出了“三通四流”（即三个通道和四个交通流）理论，提出了海南全省沿海、内地的综合交通系统如何衔接的建设方案。此项目被海南省政府采纳，获海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智能化成为新选择
面对一个个奖励，张国伍并没有止步。交通运输系统分析理论还需要继续完善和发展。后来，专家们又找到了新的研究方向—智能运输系统。
记者：您作为交通运输系统的发起者和推动者，如何考虑其创新与发展呢？
张国伍：任何理论都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随着交通智能化的发展，我们又进行了智能交通运输系统的研究。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学会曾组织多名专家去欧洲考察智能交通的发展技术与水平，并逐步把这一技术引入。
从1995年到现在，学会在发展智能交通新技术推广应用上作了大量的工作，例如：与北京公交总公司合作完成了我国第一个城市公交智能化调度系统工程项目——“北京公交调度指挥智能化系统工程及其第一期示范工程”，总公司投资三千多万元建设这一项目。学会与总公司组织了近百人的研发队伍，用了三年时间，于1999年10月完成了这一智能交通的示范工程，这是我国自己研发设计施工的第一个智能交通系统工程。
记者：目前，一些城市的公交车站设置了进站预报系统。北京公交是否可以做得到？
张国伍：现在的智能化水平还不够，只能预报公交车的大体运行位置。交通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由于公交车运行中畅通情况还未全面监控，因而目前还不能进行较准确的到达时间预报。
让系统理念深入人心
交通运输是与社会紧密结合的、动态的、复杂的大系统。人又是这个系统中主要参与者、也是动态易变的组成要素。要想让这个运输系统畅通地运行，则必须让系统理念深入人心。
记者：目前，国家正在推进综合交通的建设，但运输体制管理上的条块分割现象由来已久、根深蒂固。您认为，要想解决这一问题，有什么好的方法？
张国伍：要确保交通运输业成为适应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交通运输体系，就需要运用系统思想和系统工程的方法对其作全面分析。铁、公、水、航、管这五大运输方式应做总体系统规划，而不是目前各自为政、条块分割的状况。
从纯学术角度看，目前交通运输体制管理不顺，是因为缺乏对系统全体规划和系统开发与建设，从而制约了运输业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比如，高速路还未完全成网，有不少断头路，使客、货运缺乏有效的衔接；由于沟通不够，铁路、公路部门的主枢纽各建各的，造成一些重复和浪费，都是因为没有仔细研究运输系统理论而在实践中产生了问题，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却没有获得最大的运输效率和效益。
当然，为了解决我国交通运输系统存在的诸多问题，社会各界也都在做着积极的努力。拿交通运输系统工程学会来讲，2005年10月，我和学会的其它六位领导成员石定寰、王庆云、赵文芝、宁滨、于景元、段里仁等共同成立一个七人小组，组成了“交通7＋1论坛”理事会，每季度召开一次例会。在每次论坛上，专家们都针对交通系统的复杂问题，进行具有创新性的讨论，力求从观念上、理论上、实践上探讨解决交通复杂系统发展的新思路。
记者：您认为，这种畅通、安全、便捷的综合交通网络到何时才会初见雏形？
张国伍：近年来，国家一直在推动综合交通的规划与建设。交通运输是一个大系统，要从交通运输的理念上打破以前对交通运输的片面认识，让交通运输系统的理念深入人心。取得交通运输系统的共识之时，建设综合交通网络就应变得容易多了。
走进系统科学殿堂
通过对系统科学的多年学习和研究，张国伍提出了交通运输系统分析理论，打破了长期以来交通运输理论匮乏的困扰，终于为交通运输找到了可以依靠的理论基础。
记者：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国内还没有应用于交通运输的任何系统理论先例，您是怎么想到要把系统学与运输学结合在一起的？是不是当时有什么启发了您？
张国伍：1952年，我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运输工程系后，留在母校任教。在教学过程中，在教授运输规划、货物运输、交通运输生产力布局、运输经济等多门课程时，发现当时国内外的交通运输理论都很匮乏。1975年，我有幸接触了由钱学森教授创造的系统科学。通过对系统科学的学习和研究，使我的学术思想豁然开朗。当了解了系统科学、特别是大系统理论以后，逐步使我明确了交通运输系统形成与发展的基础理论在于系统科学。我参阅了大量有关系统分析的理论之后，认识到交通运输是一个系统对象，要运用系统分析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为此，我于1979年提出进行交通运输系统分析新学科、新理论的研究与开发。
记者：在国内，您应该是把系统科学应用于运输科学的第一人吧？国外有没有进行这方面尝试的先例？
张国伍：同样是在1979年，我读到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arvin L.manheim教授编著的“Transportation Systems Analysis”，即《运输系统分析》，书中介绍了运输系统分析的一些理论。这更给我的发现和继续研究提供了依据，找到了研究交通运输业的基本理论—系统科学理论。
系统理论小试牛刀
人们对新事物的认识需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当张国伍提出交通运输系统分析这一新概念时，并不被大家认可和接受，也得不到学术上的承认。于是，他不得不学着孔子周游、鲁迅办学的样子，到处讲学。但却有幸得到宋健同志和钱学森院士的首肯。
记者：提到交通运输系统分析理论，可能很多人仍感陌生。它具体可以应用于哪些方面？请举例说明。
张国伍：交通运输系统分析理论可以应用于交通运输业的各个方面，其中应用最多的是在交通运输系统的布局规划与建设领域。一般来说，旅客从始发地到目的地，货物从产地到消费地，往往要由几种运输工具共同完成。交通运输布局要做到点、线、面的结合，形成综合运输能力；要根据客、货流的流量和流向来规划运输网络，在此基础上，还要安排好交通运输枢纽的分布和建设，保证运输枢纽步调一致地组织运营。
记者：当您提出交通系统运输分析这个新概念时，是否得到了学术上的支持与认可？
张国伍：最初我提出这个新概念时，还只是个讲师，没有什么权威性，学术上压力很大，一些老教授也并不赞同。当时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正在进行系统科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我便找到了宋健同志和钱学森院士，向他们请教系统科学与运输学相结合这个命题是否成立。经过我的一番说明，这一想法终于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支持运输系统分析理论，我开始学着鲁迅办学的样子，到处讲学，从铁路到港口，从海南到深圳，向大家宣传系统运输。
运输是一个系统的网络，它生产的产品是吨公里和人公里，是无形的、移动的、超前的。所以，运输这种系统相对于其它系统来讲更为复杂。拿铁路来说，设有运输、机车、车辆、工务、电务等业务部门，这五个部门只有彼此协同作业，才能保障铁路运输的安全、迅速与准确。
记者：当时，您是否有机会运用系统运输分析理论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呢？
张国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即使再完美，也只能是空中楼阁。
大概在1979年，我首先来到海南。当时海南只是个广东省的一个行政区，是一个破旧的农村。我运用系统科学理论来研究海南的交通，得出海南应建设以港口为中心的全区交通网格局的发展规划。这一规划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认可。1983年，我又去了深圳进行市属五个港口交通的综合发展规划研究。研究之后的成果得到省市领导的重视，此成果要在北京进行鉴定，故市政府决定将其编辑并拍成电视片。当时引起的震动很大，得到了当时交通部、国家计委及北京交通大学校长的重视和支持。
记者：从不承认到理解和支持，看来实践确实是最好的检验方式。
张国伍：的确。事实上，交通运输系统分析理论可以应用在交通运输业建设和发展的各个方面，这点逐渐被业内人士所逐渐认可，越来越多的人也积极投身于交通运输系统分析的研究与实践中。
1980年，北京交通大学管理科学研究所组建了交通运输系统分析研究室；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在交大设立了运输系统工程硕士点，之后建立运输系统工程研究所，张树京校长担任所长，我为常务副所长。
当然，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也是无法得到深入的。经过十多年的工作，我于1991年出版了《交通运输系统分析》一书。这是国内第一本关于运输系统分析的教科书，得到了社会承认。
系统运输大显神威
交通运输系统工程学会的成立，推动了交通运输系统的进一步发展。交通运输系统分析理论在实践中开始大显神威。
记者：据了解，2006年12月2日～3日，交通运输系统工程学会刚刚举行了成立20周年的庆典活动。作为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请您介绍一下学会成立以来在建设系统运输上所做的工作。
张国伍：中国系统工程学会交通运输专业委员会（对外简称“交通运输系统工程学会”）于1986年成立。筹建初期，就开始运用交通运输系统科学理论去协助北京政府解决“北京地面公交交通拥堵”问题。当时环线地铁复兴门到北京站不通车，环线地铁承担的客流仅占全市客流总量的3.9%，90%都是由公交车辆承担。
我向市政府提出“环通地铁二线、调整地面公共汽车线路站点布局、使乘客方便入‘地’和方便离‘地’、以改善北京地铁与地面公交协调”的建议，学会组织力量用了一年时间完成了工程方案，被市政府采纳。1987年，北京地铁复兴门折返线工程完工，使地铁复兴门站成了如今地铁一线和环线的换乘站。同时，我又与北京公交总公司共同研究调整了48条地面公交线，运营线路与地铁相连。经过整合后，地铁公司客流量从3.5％提高到了15%以上。此项目获得了北京科技进步三等奖。
记者：越听越感到系统科学理论的奇妙，它对解决交通问题确实帮了大忙。
张国伍：当然。1987年，学会在成立初期又承担了“北京市城市交通综合治理的研究”课题。在北京市科委领导下，学会与北京城市规划研究院、北京铁路局、中国民航总局等单位共同进行此项研究。此项目是一个重大的交通系统工程设计，在这一课题的研究过程中，更多的人对系统科学与交通运输系统工程的理论与方法有了客观上的认识，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系统运输的学科骨干。这项研究后来获得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989年，学会应海南省省长梁湘同志的邀请，承担了海南建省后第一个重要的交通规划项目，即“海南省交通发展战略规划”。海南省建省后首先面临的是全省的交通建设问题，我们运用了系统科学理论，特别是交通流与交通网络理论对全省海、陆、空进行系统的整体规划，提出了“三通四流”（即三个通道和四个交通流）理论，提出了海南全省沿海、内地的综合交通系统如何衔接的建设方案。此项目被海南省政府采纳，获海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智能化成为新选择
面对一个个奖励，张国伍并没有止步。交通运输系统分析理论还需要继续完善和发展。后来，专家们又找到了新的研究方向—智能运输系统。
记者：您作为交通运输系统的发起者和推动者，如何考虑其创新与发展呢？
张国伍：任何理论都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随着交通智能化的发展，我们又进行了智能交通运输系统的研究。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学会曾组织多名专家去欧洲考察智能交通的发展技术与水平，并逐步把这一技术引入。
从1995年到现在，学会在发展智能交通新技术推广应用上作了大量的工作，例如：与北京公交总公司合作完成了我国第一个城市公交智能化调度系统工程项目——“北京公交调度指挥智能化系统工程及其第一期示范工程”，总公司投资三千多万元建设这一项目。学会与总公司组织了近百人的研发队伍，用了三年时间，于1999年10月完成了这一智能交通的示范工程，这是我国自己研发设计施工的第一个智能交通系统工程。
记者：目前，一些城市的公交车站设置了进站预报系统。北京公交是否可以做得到？
张国伍：现在的智能化水平还不够，只能预报公交车的大体运行位置。交通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由于公交车运行中畅通情况还未全面监控，因而目前还不能进行较准确的到达时间预报。
让系统理念深入人心
交通运输是与社会紧密结合的、动态的、复杂的大系统。人又是这个系统中主要参与者、也是动态易变的组成要素。要想让这个运输系统畅通地运行，则必须让系统理念深入人心。
记者：目前，国家正在推进综合交通的建设，但运输体制管理上的条块分割现象由来已久、根深蒂固。您认为，要想解决这一问题，有什么好的方法？
张国伍：要确保交通运输业成为适应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交通运输体系，就需要运用系统思想和系统工程的方法对其作全面分析。铁、公、水、航、管这五大运输方式应做总体系统规划，而不是目前各自为政、条块分割的状况。
从纯学术角度看，目前交通运输体制管理不顺，是因为缺乏对系统全体规划和系统开发与建设，从而制约了运输业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比如，高速路还未完全成网，有不少断头路，使客、货运缺乏有效的衔接；由于沟通不够，铁路、公路部门的主枢纽各建各的，造成一些重复和浪费，都是因为没有仔细研究运输系统理论而在实践中产生了问题，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却没有获得最大的运输效率和效益。
当然，为了解决我国交通运输系统存在的诸多问题，社会各界也都在做着积极的努力。拿交通运输系统工程学会来讲，2005年10月，我和学会的其它六位领导成员石定寰、王庆云、赵文芝、宁滨、于景元、段里仁等共同成立一个七人小组，组成了“交通7＋1论坛”理事会，每季度召开一次例会。在每次论坛上，专家们都针对交通系统的复杂问题，进行具有创新性的讨论，力求从观念上、理论上、实践上探讨解决交通复杂系统发展的新思路。
记者：您认为，这种畅通、安全、便捷的综合交通网络到何时才会初见雏形？
张国伍：近年来，国家一直在推动综合交通的规划与建设。交通运输是一个大系统，要从交通运输的理念上打破以前对交通运输的片面认识，让交通运输系统的理念深入人心。取得交通运输系统的共识之时，建设综合交通网络就应变得容易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