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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就是我最好的老师”
乔石祖居浙江舟山定海镬厂弄4号，祖父在城里摆咸货摊，生有三子。乔石父亲排行第二，少年时即去上海学做生意，受过新学教育，后在一家家具行当账房先生。乔石母亲则是上海一纺织厂的纺织女工，她自幼为生活所迫而当童工，厂方对产品质量的苛刻要求，日本老板在中国工人面前耀武扬威的傲慢态度，使乔石的母亲对世道不公、人间不平的现象产生强烈的不满。
1924年12月，乔石出生于上海，在他半岁的时候，五卅运动爆发，思想进步的母亲也加入到罢工队伍。
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母亲的生身之恩和养育之劳对乔石影响很大。乔石常说：“母亲就是我最好的老师。”他从懂事起就认定要为家庭分担责任，不让弟弟们受饿。
那时，母亲为了能够把乔石四兄妹抚养成人，每天起早摸黑地在纱厂里劳作十几个小时。乔石的幼年时代，常常听到母亲劳累一天后的痛苦呻吟。但坚强的母亲宁可自己忍饥受寒，也要供养乔石读书。这使乔石有机会接受正规的学堂教育。
乔石曾分别在青年学生时代和和平建设时期，两度集中时间，认真地将几十卷本的《列宁全集》通读两遍，并先后做了3000多张资料卡片，在每张卡片上都用钢笔一丝不苟地详细注明篇名、页码、内容摘要和分类编号。
让天下穷苦人不受衣食温饱问题困扰的朴素情感，使乔石较早选择了投身革命。1940年8月，年仅16岁的乔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几十年后，在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时，新华社发表的新闻稿称乔石“在抗日战争中确立了革命的人生道路”。乔石曾经回忆说：“其实自己一开始并不知道革命的真正含义，只知道要天下的穷苦百姓都能够过得上好日子，要为天下百姓谋取福利。但是随着阅历和经历的丰富，才明白这些和革命本质上是一致的。”
艰难岁月，努力给孩子创造受教育的机会
“在我小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跟爸爸妈妈一点都不亲。”乔石的女儿乔晓溪回忆，20世纪中国大炼钢铁的年代。乔石夫妇在东北辽宁的鞍山钢铁公司工作。两年后，又调到大西北，去参加创建甘肃酒泉钢铁公司。因为西北条件太艰苦，他们工作忙，乔石的四个孩子被送到南京，由爷爷奶奶代为照料。“我小时候的记忆里，几乎没有爸爸妈妈的身影。”乔晓溪说。
有一天，两姊妹在家门口玩耍，远远看到难得回来探家的爸爸妈妈，风尘仆仆地急切走来。姐妹彼此窃窃私语，“咦，他们回来了”，却没有一个迎上去，投入他们的怀抱。“在我们眼里，爸爸妈妈是家里难得来访的稀客。”
这样与爸爸妈妈聚少离多的日子，持续了好几年。1965年，小女儿、儿子小东和爷爷奶奶才全部都搬到了北京，一家八口终于团聚了。
女儿乔晓溪到北京时，本是计划秋季入学，但是因为生日晚，北京对入学年龄卡得严，没有上成，只得再等一年。妻子郁文看女儿在幼儿园学不到什么知识，就督促大女儿开始在家教小女儿小学课程。
一年后，乔晓溪该上学了，不想“文革”爆发，学校都停课“闹革命”了。在“文革”战火还没烧到乔石家前，郁文鼓励孩子在家读书。“文革”两年后，在“复课闹革命”的口号中，乔晓溪终于踏进了小学的大门。刚刚入学，就已算是三年级的学生。
不久后，乔氏夫妇去了黑龙江五七干校。当时大女儿管家，定期给他们写信。一天，乔晓溪心血来潮，也胡乱划拉了几笔，寄去了她写的第一封信，期盼着妈妈的夸奖。收到回信，乔晓溪惊呆了。妈妈寄回了女儿的原信，但是上面已经“面目全非”，娟秀的蝇头小楷密密麻麻，布满了信纸，全是批改和点评，从书信结构，到用词造句，以及标点符号。“我当时还不能完全领悟妈妈的用心，只感到无比气馁。后来我才渐渐体会到，就是在那样的艰难情形下，妈妈仍然抓住一切机会教我学习。”
“在‘文革’那样混乱的大环境下，如果没有妈妈对我们的教育的重视，就不可能有我以后学业上的进步，我也不可能取得今天的学术位置。”如今已是教授的乔晓溪回忆道。
夫妇二人做孩子困境中的人生导师
乔石与郁文育有二子二女。在乔石的严厉要求下，子女们都能够自食其力。他的儿女就读的学校是普通的中学和大学。他要求家人：不要出风头，好好做好自己的事情；能够不公开讲话就不公开，能够不参与就不参与；不要在乡里炫耀自己。
1976年，女儿乔晓溪面临高中毕业。虽然“文革”已近尾声，下乡插队仍是当时中学毕业生的主要去向。乔晓溪也下乡插队了。
晓溪住在16个女生同住的双排通铺的宿舍里，每天收工后回到宿舍，同伴们就是给家里写信诉苦，然后等待和拆读家人的来信。读信时，往往一人开个头，宿舍里便稀里哗啦哭成一片。“我平时属于泪点低的人，但这次来插队，对我而言完全是自讨苦吃，来之前又跟家里立了军令状，现在面对这样的结果，以我倔强好胜的个性，也只有哑巴吃黄连，跟家里报喜不报忧。”
有一天，乔晓溪也收到了妈妈的来信。这是一封与众不同的家信。信里除了关切、问候，通篇没有任何悲切的文字，更没有一字的责难。“妈妈说，越是艰苦的条件，越能锻炼人的意志；越是困难的环境，越是将来值得回味的经历，这些都是可贵的人生财富。当初我选择去插队，说明我有勇气，她为我感到骄傲，相信我能从这样的经历中学到书本中学不到的东西。”
同宿舍的姐妹们也都对乔晓溪感慨地说：“你妈妈真伟大！”
后来，乔晓溪回到北京，听家里人说起，妈妈知道她在那里受苦，夜里默默落泪。但郁文知道眼泪帮助不了女儿，唯有正面的激励，才能坚定乔晓溪面对困境的勇气和决心。
也正是这样的殷殷关切，完全消融了女儿对父母的陌生感。那段最亲密的时光，在乔晓溪的记忆中留下了很多温馨的画面，成为她在以后人生路上前进的强大动力。
乔石祖居浙江舟山定海镬厂弄4号，祖父在城里摆咸货摊，生有三子。乔石父亲排行第二，少年时即去上海学做生意，受过新学教育，后在一家家具行当账房先生。乔石母亲则是上海一纺织厂的纺织女工，她自幼为生活所迫而当童工，厂方对产品质量的苛刻要求，日本老板在中国工人面前耀武扬威的傲慢态度，使乔石的母亲对世道不公、人间不平的现象产生强烈的不满。
1924年12月，乔石出生于上海，在他半岁的时候，五卅运动爆发，思想进步的母亲也加入到罢工队伍。
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母亲的生身之恩和养育之劳对乔石影响很大。乔石常说：“母亲就是我最好的老师。”他从懂事起就认定要为家庭分担责任，不让弟弟们受饿。
那时，母亲为了能够把乔石四兄妹抚养成人，每天起早摸黑地在纱厂里劳作十几个小时。乔石的幼年时代，常常听到母亲劳累一天后的痛苦呻吟。但坚强的母亲宁可自己忍饥受寒，也要供养乔石读书。这使乔石有机会接受正规的学堂教育。
乔石曾分别在青年学生时代和和平建设时期，两度集中时间，认真地将几十卷本的《列宁全集》通读两遍，并先后做了3000多张资料卡片，在每张卡片上都用钢笔一丝不苟地详细注明篇名、页码、内容摘要和分类编号。
让天下穷苦人不受衣食温饱问题困扰的朴素情感，使乔石较早选择了投身革命。1940年8月，年仅16岁的乔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几十年后，在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时，新华社发表的新闻稿称乔石“在抗日战争中确立了革命的人生道路”。乔石曾经回忆说：“其实自己一开始并不知道革命的真正含义，只知道要天下的穷苦百姓都能够过得上好日子，要为天下百姓谋取福利。但是随着阅历和经历的丰富，才明白这些和革命本质上是一致的。”
艰难岁月，努力给孩子创造受教育的机会
“在我小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跟爸爸妈妈一点都不亲。”乔石的女儿乔晓溪回忆，20世纪中国大炼钢铁的年代。乔石夫妇在东北辽宁的鞍山钢铁公司工作。两年后，又调到大西北，去参加创建甘肃酒泉钢铁公司。因为西北条件太艰苦，他们工作忙，乔石的四个孩子被送到南京，由爷爷奶奶代为照料。“我小时候的记忆里，几乎没有爸爸妈妈的身影。”乔晓溪说。
有一天，两姊妹在家门口玩耍，远远看到难得回来探家的爸爸妈妈，风尘仆仆地急切走来。姐妹彼此窃窃私语，“咦，他们回来了”，却没有一个迎上去，投入他们的怀抱。“在我们眼里，爸爸妈妈是家里难得来访的稀客。”
这样与爸爸妈妈聚少离多的日子，持续了好几年。1965年，小女儿、儿子小东和爷爷奶奶才全部都搬到了北京，一家八口终于团聚了。
女儿乔晓溪到北京时，本是计划秋季入学，但是因为生日晚，北京对入学年龄卡得严，没有上成，只得再等一年。妻子郁文看女儿在幼儿园学不到什么知识，就督促大女儿开始在家教小女儿小学课程。
一年后，乔晓溪该上学了，不想“文革”爆发，学校都停课“闹革命”了。在“文革”战火还没烧到乔石家前，郁文鼓励孩子在家读书。“文革”两年后，在“复课闹革命”的口号中，乔晓溪终于踏进了小学的大门。刚刚入学，就已算是三年级的学生。
不久后，乔氏夫妇去了黑龙江五七干校。当时大女儿管家，定期给他们写信。一天，乔晓溪心血来潮，也胡乱划拉了几笔，寄去了她写的第一封信，期盼着妈妈的夸奖。收到回信，乔晓溪惊呆了。妈妈寄回了女儿的原信，但是上面已经“面目全非”，娟秀的蝇头小楷密密麻麻，布满了信纸，全是批改和点评，从书信结构，到用词造句，以及标点符号。“我当时还不能完全领悟妈妈的用心，只感到无比气馁。后来我才渐渐体会到，就是在那样的艰难情形下，妈妈仍然抓住一切机会教我学习。”
“在‘文革’那样混乱的大环境下，如果没有妈妈对我们的教育的重视，就不可能有我以后学业上的进步，我也不可能取得今天的学术位置。”如今已是教授的乔晓溪回忆道。
夫妇二人做孩子困境中的人生导师
乔石与郁文育有二子二女。在乔石的严厉要求下，子女们都能够自食其力。他的儿女就读的学校是普通的中学和大学。他要求家人：不要出风头，好好做好自己的事情；能够不公开讲话就不公开，能够不参与就不参与；不要在乡里炫耀自己。
1976年，女儿乔晓溪面临高中毕业。虽然“文革”已近尾声，下乡插队仍是当时中学毕业生的主要去向。乔晓溪也下乡插队了。
晓溪住在16个女生同住的双排通铺的宿舍里，每天收工后回到宿舍，同伴们就是给家里写信诉苦，然后等待和拆读家人的来信。读信时，往往一人开个头，宿舍里便稀里哗啦哭成一片。“我平时属于泪点低的人，但这次来插队，对我而言完全是自讨苦吃，来之前又跟家里立了军令状，现在面对这样的结果，以我倔强好胜的个性，也只有哑巴吃黄连，跟家里报喜不报忧。”
有一天，乔晓溪也收到了妈妈的来信。这是一封与众不同的家信。信里除了关切、问候，通篇没有任何悲切的文字，更没有一字的责难。“妈妈说，越是艰苦的条件，越能锻炼人的意志；越是困难的环境，越是将来值得回味的经历，这些都是可贵的人生财富。当初我选择去插队，说明我有勇气，她为我感到骄傲，相信我能从这样的经历中学到书本中学不到的东西。”
同宿舍的姐妹们也都对乔晓溪感慨地说：“你妈妈真伟大！”
后来，乔晓溪回到北京，听家里人说起，妈妈知道她在那里受苦，夜里默默落泪。但郁文知道眼泪帮助不了女儿，唯有正面的激励，才能坚定乔晓溪面对困境的勇气和决心。
也正是这样的殷殷关切，完全消融了女儿对父母的陌生感。那段最亲密的时光，在乔晓溪的记忆中留下了很多温馨的画面，成为她在以后人生路上前进的强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