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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
(一)影响东道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因素的文献综述
对于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FDI因素的分析,主要由中国学者进行。杨达诚(2017)通过对东盟国家引进FDI的区位优势与投资环境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投资环境因素方面,政治稳定性和话语权与问责、出口、通胀率、失业率等政治经济指标是东盟吸引FDI流入的主要因素,该结果与投资环境理论一致。毛一彬(2018)以发展中国家为例,研究了基础设施质量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较高的基础设施质量会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基础设施质量的提高会放大东道国的廉价劳动力对跨国企业的吸引能力,此外东道国经济规模、贸易依存度、教育普及水平、生产要素比例以及政治制度环境等影响要素也会起到显著的作用。张丽(2019)运用拓展引力模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距离、东道国的GDP、劳动市场效率和技术准备水平是当前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
(二)契约环境对一国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研究现状
东道国吸引外资的能力不仅受到政治、经济和距离因素的影响,还受到东道国契约环境的影响。契约环境是契约关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法律环境,契约环境的优劣,将影响经济社会的运行秩序和资源配置效率,良好的契约环境是外资企业开展经贸活动的基础。外资企业无论作为上游企业还是下游企业,在开展投资活动时都需要与东道国企业签订契约表明投资意向,进而实现投资合作,因此契约质量以及契约执行效率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东道国引进外资的数量。行业契约密集度统计数据显示,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多数集中于契约密集型产业[2],基于此可认为东道国契约环境将对直接投资的流入产生重要影响。
现有文献对契约环境与FDI流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Coase(1937)、 Williamson(1975)和 Grossman(1986)是最早对不完全契约对企业投资收益的影响展开研究的学者,他们认为产权制度的完善程度在企业整合和跨国投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Antra?s(2004)等人在产权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跨国公司模型,假设所处同一行业的公司在生产效率上具有差异性且不同公司模式具有不同的固定成本,跨国公司将在契约密集型产业上更多的开展垂直型对外投资。温璐茜(2015)认为,东道国契约环境质量将影响外资企业垂直一体化决策以及中间产品生产商与下游生产商的谈判交易成本,进而影响FDI的流入。
二、影响机制的微观分析
一般而言,流入东道国的FDI主要由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构成,因此本文将从东道国契约环境如何影响跨国公司进行海外投资决策的角度解释契约环境对东道国FDI流入的影响机制。契约环境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中对FDI流入的影响是不同的。对于人均GDP低于一定数额的国家而言,契约环境越好,吸引FDI流入本国的能力越弱,跨国公司在该国的投资意愿越弱;而对人均GDP高于一定数值的国家而言,契约环境越好,其吸引FDI的能力越强,跨国公司在该国的投资意愿越强。
对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较低的国家来说,其引入的外商直接投资会随着契约环境的改善而减少。这是由于流入这部分国家的FDI大多是垂直型FDI,即跨国公司更多地把这部分国家当作中间产品的生产基地而非销售市场。现有研究成果表明,垂直型FDI和向东道国独立供应商进行采购的行为(相当于外包给东道国的供应商独立生产)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替代关系,跨国公司决定是否采用垂直一体化的形式控制外国的供应商取决于垂直一体化与外包相比利差的高低,如果垂直一体化条件下的利润高于外包,则跨国公司会采用一体化的形式,反之则采取从独立供应商公司进口的外包形式[3]。在两种模式中选择的结果成为影响垂直型FDI的重要因素,而契约环境是影响这一选择的重要因素:契约环境越好,外部契约的不确定性就越小,且在契约环境较好的国家,企业的融资选择一般较多,相应地融资成本也越低,这样供应商供给的产品质量和数量就更有保障,跨国公司无需在东道国投资建厂就能获得想要的中间产品,因此契约环境越好,垂直型FDI流入量反而越少;相反,在契约环境较差的国家,外部契约的不确定性较大,供应商的融资成本也比较高,供应商所供给的产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无法得到保障,跨国公司不得不在东道国自行投资建厂进行生产,出现了契约环境较差的情况下,垂直FDI流入反而比较多的现象。
对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较高的国家而言,流入此类国家的FDI主要是水平型FDI。水平型FDI的流入会随着契约环境的改善而增加:首先,契约环境是市场环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体现在合同的执行效率和效力上。从原料购买到售后服务,企业经营的每一个环节都要签订合同,那么合同的执行效率就成了影响企业经营效率的决定性因素。契约环境越好,企业的经营效率就越高,盈利的空间越大,企业的投资意愿越强。其次,经济法律健全的国家市场上的虚假信息较少,企业信息比较透明,跨国公司所能掌握的目标企业的信息也更准确,便于跨国公司对东道国市场进行有效评估,从而与东道国企业开展竞争或合作。这能有效地降低投资风险,这会进一步增强跨国公司的投资意愿。另外,契约环境对企业的融资环境有很大影响,有文献表明,契约环境的改善会推动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这意味着较低的融资成本,对于在东道国进行长期投资的跨国公司有很大的吸引力。最后,东道国的契约环境越好,往往意味着其政府治理水平高,对企业的强制干预较少,一般不会发生强制国有化等直接损害企業利益的行为,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跨国公司投资的后顾之忧,增强其投资意愿。
从本文选取样本的情况来看,契约环境的改善反而使很多国家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减少,这是由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大部分国家在这一时期(2006-2017)都实行出口导向型政策,即通过生产中间产品出口赚取利润,垂直型FDI占据着较大的比重。 三、主要結论
总的来说,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门槛值的国家,外商直接投资以垂直型为主,契约环境越好,FDI流入量占GDP比重越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门槛值的国家,外商直接投资以水平型为主,契约环境越好,FDI流入量占GDP比重越大。
参考文献
[1]陈伟光,王燕.共建“一带一路”:基于关系治理与规则治理的分析框架[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06):93-112+158-159.
[2]杨畅,刘斌,闫文凯.契约环境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金融研究,2014(11):79-93.
[3]杨珍增.跨国公司在华垂直FDI的决策机制研究——基于金融发展与契约环境的视角[J].经济经纬,2013(01):38-44.
[4]杨达诚. 东盟国家引进FDI的区位优势与投资环境研究[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17.
[5]毛一彬. 基础设施质量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D].南京大学,2018.
[6] BEVAN A, ESTRIN S, MEYER K.2004.Foreign investment location and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transitioneconomies[J].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13) :43-64.
[7]Country-of-origin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an emerging market: the case of Mexico[J] . Douglas E. Thomas,Robert Gros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 2001 (1)
[8]Country Risk Assessment:A Guide to Global Investment Strategy. Bouchet M.H,Clark E,Groslanbert B. 2003
[9]The Multinationals Get Smarter about Political Risks. Kraar,Louis. Fortune . 1980
[10]Markusen, J.1995,”The Boundaries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9:169-189
[11]Carr,D.,Markusen,R and K.Maskus,2001,”Estimating the Knowledge-capital Model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1(3)693-708
(一)影响东道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因素的文献综述
对于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FDI因素的分析,主要由中国学者进行。杨达诚(2017)通过对东盟国家引进FDI的区位优势与投资环境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投资环境因素方面,政治稳定性和话语权与问责、出口、通胀率、失业率等政治经济指标是东盟吸引FDI流入的主要因素,该结果与投资环境理论一致。毛一彬(2018)以发展中国家为例,研究了基础设施质量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较高的基础设施质量会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基础设施质量的提高会放大东道国的廉价劳动力对跨国企业的吸引能力,此外东道国经济规模、贸易依存度、教育普及水平、生产要素比例以及政治制度环境等影响要素也会起到显著的作用。张丽(2019)运用拓展引力模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距离、东道国的GDP、劳动市场效率和技术准备水平是当前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
(二)契约环境对一国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研究现状
东道国吸引外资的能力不仅受到政治、经济和距离因素的影响,还受到东道国契约环境的影响。契约环境是契约关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法律环境,契约环境的优劣,将影响经济社会的运行秩序和资源配置效率,良好的契约环境是外资企业开展经贸活动的基础。外资企业无论作为上游企业还是下游企业,在开展投资活动时都需要与东道国企业签订契约表明投资意向,进而实现投资合作,因此契约质量以及契约执行效率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东道国引进外资的数量。行业契约密集度统计数据显示,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多数集中于契约密集型产业[2],基于此可认为东道国契约环境将对直接投资的流入产生重要影响。
现有文献对契约环境与FDI流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Coase(1937)、 Williamson(1975)和 Grossman(1986)是最早对不完全契约对企业投资收益的影响展开研究的学者,他们认为产权制度的完善程度在企业整合和跨国投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Antra?s(2004)等人在产权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跨国公司模型,假设所处同一行业的公司在生产效率上具有差异性且不同公司模式具有不同的固定成本,跨国公司将在契约密集型产业上更多的开展垂直型对外投资。温璐茜(2015)认为,东道国契约环境质量将影响外资企业垂直一体化决策以及中间产品生产商与下游生产商的谈判交易成本,进而影响FDI的流入。
二、影响机制的微观分析
一般而言,流入东道国的FDI主要由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构成,因此本文将从东道国契约环境如何影响跨国公司进行海外投资决策的角度解释契约环境对东道国FDI流入的影响机制。契约环境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中对FDI流入的影响是不同的。对于人均GDP低于一定数额的国家而言,契约环境越好,吸引FDI流入本国的能力越弱,跨国公司在该国的投资意愿越弱;而对人均GDP高于一定数值的国家而言,契约环境越好,其吸引FDI的能力越强,跨国公司在该国的投资意愿越强。
对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较低的国家来说,其引入的外商直接投资会随着契约环境的改善而减少。这是由于流入这部分国家的FDI大多是垂直型FDI,即跨国公司更多地把这部分国家当作中间产品的生产基地而非销售市场。现有研究成果表明,垂直型FDI和向东道国独立供应商进行采购的行为(相当于外包给东道国的供应商独立生产)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替代关系,跨国公司决定是否采用垂直一体化的形式控制外国的供应商取决于垂直一体化与外包相比利差的高低,如果垂直一体化条件下的利润高于外包,则跨国公司会采用一体化的形式,反之则采取从独立供应商公司进口的外包形式[3]。在两种模式中选择的结果成为影响垂直型FDI的重要因素,而契约环境是影响这一选择的重要因素:契约环境越好,外部契约的不确定性就越小,且在契约环境较好的国家,企业的融资选择一般较多,相应地融资成本也越低,这样供应商供给的产品质量和数量就更有保障,跨国公司无需在东道国投资建厂就能获得想要的中间产品,因此契约环境越好,垂直型FDI流入量反而越少;相反,在契约环境较差的国家,外部契约的不确定性较大,供应商的融资成本也比较高,供应商所供给的产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无法得到保障,跨国公司不得不在东道国自行投资建厂进行生产,出现了契约环境较差的情况下,垂直FDI流入反而比较多的现象。
对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较高的国家而言,流入此类国家的FDI主要是水平型FDI。水平型FDI的流入会随着契约环境的改善而增加:首先,契约环境是市场环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体现在合同的执行效率和效力上。从原料购买到售后服务,企业经营的每一个环节都要签订合同,那么合同的执行效率就成了影响企业经营效率的决定性因素。契约环境越好,企业的经营效率就越高,盈利的空间越大,企业的投资意愿越强。其次,经济法律健全的国家市场上的虚假信息较少,企业信息比较透明,跨国公司所能掌握的目标企业的信息也更准确,便于跨国公司对东道国市场进行有效评估,从而与东道国企业开展竞争或合作。这能有效地降低投资风险,这会进一步增强跨国公司的投资意愿。另外,契约环境对企业的融资环境有很大影响,有文献表明,契约环境的改善会推动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这意味着较低的融资成本,对于在东道国进行长期投资的跨国公司有很大的吸引力。最后,东道国的契约环境越好,往往意味着其政府治理水平高,对企业的强制干预较少,一般不会发生强制国有化等直接损害企業利益的行为,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跨国公司投资的后顾之忧,增强其投资意愿。
从本文选取样本的情况来看,契约环境的改善反而使很多国家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减少,这是由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大部分国家在这一时期(2006-2017)都实行出口导向型政策,即通过生产中间产品出口赚取利润,垂直型FDI占据着较大的比重。 三、主要結论
总的来说,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门槛值的国家,外商直接投资以垂直型为主,契约环境越好,FDI流入量占GDP比重越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门槛值的国家,外商直接投资以水平型为主,契约环境越好,FDI流入量占GDP比重越大。
参考文献
[1]陈伟光,王燕.共建“一带一路”:基于关系治理与规则治理的分析框架[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06):93-112+15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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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珍增.跨国公司在华垂直FDI的决策机制研究——基于金融发展与契约环境的视角[J].经济经纬,2013(01):38-44.
[4]杨达诚. 东盟国家引进FDI的区位优势与投资环境研究[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17.
[5]毛一彬. 基础设施质量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D].南京大学,2018.
[6] BEVAN A, ESTRIN S, MEYER K.2004.Foreign investment location and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transitioneconomies[J].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13) :4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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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Country Risk Assessment:A Guide to Global Investment Strategy. Bouchet M.H,Clark E,Groslanbert B. 2003
[9]The Multinationals Get Smarter about Political Risks. Kraar,Louis. Fortune . 1980
[10]Markusen, J.1995,”The Boundaries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9:169-189
[11]Carr,D.,Markusen,R and K.Maskus,2001,”Estimating the Knowledge-capital Model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1(3)693-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