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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杜丽娘是汤显祖《牡丹亭》中倾力塑造的女性人物。有关杜丽娘的形象分析，前人多在故事高潮部分着力下笔，往往突出其反抗性的一面。但人物形象的研究不能过于片面化、简单化，杜丽娘在《牡丹亭》中自始至终地呈现一种潜流成长态势，在与封建礼教的过程中，除了抗争外，也时时表现出顺从、主动妥协，乃至迎合。而这一切正是个体发展的需要，是个人与社会环境的融合。
【关键词】《牡丹亭》；杜丽娘；整体视角；潜流成长
引 言
《牡丹亭》是明人汤显祖的传奇剧作，与《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合称为“临川四梦”。将“四梦”作比较，各有千秋，但“四梦”之翘楚，还是汤显祖自己的评价较为准确：一生“四梦”，得意处唯在《牡丹》。
谈及《牡丹亭》，历来被人们津津乐道。其中的两大长处尤不能忘，一是曲词的典雅华美，穷尽辞藻之绮丽，单是第十出“惊梦”就不断显现，如“【步步娇】（旦）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停半晌、整花钿。没揣菱花，偷人半面，迤逗的彩云偏。”、“【皂罗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壁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所有原文引自徐朔芳、杨笑梅校注《牡丹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而另一方面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杜丽娘形象的塑造，这是继《西厢记》崔莺莺之后又一个典型的贵族少女形象。
也许是因为受到《题词》中的“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影响太久，在以往的研究中始终将分析视域仅仅圈定在“为情而死，为情而生”的高妙，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眼光就导致了研究人物形象时出现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因而，只有将这五十五出全盘统筹，用全面、发展的视角看待杜丽娘，才能得出较为客观的、符合人性自身特点的结论。
一、家庭环境下的顺从、主动妥协
杜丽娘出生在一个优越的贵族家庭，父亲南安太守杜宝，“乃唐朝杜子美之后”；母亲甄氏，“乃魏朝甄皇后嫡派”。以父系一方为代表的才学与母系一方为代表的美貌相结合，两者基因共同作用下赋予了杜丽娘“才貌端媸”的天然美好。当然，杜丽娘在这样的上层家庭中也学会了不少东西。她“画似崔徽，诗如苏蕙，行书逼真卫夫人”、“打的秋千画图，闲塌着鸳鸯绣谱”，诗、书、字、画、女工样样精通。不排除里面有父母严加管教的因素存在，但也不能否认个人喜爱的意愿掺杂其中。试想：面对一位闺阁少女的字体，连老儒陈最良也吃惊道“我从不曾见这样好字。这甚么格？”；还有后来柳梦梅得到杜丽娘自画像后，先以为观世音，后以为嫦娥，待到后来“不是观音，又不是嫦娥，人间那得有此？成惊愕，似曾相识，向俺心头摸。”。当时杜丽娘刚到二八之年，书法、绘画功底就如此深厚，没有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勤奋是达不到此种境界的。
除了具备个人修养之外，对于人情世故杜丽娘也是深谙此道。在第三处“训女”中，得知双亲到来，她想到的是“寸草心怎报的春光一二！”，“敢进三爵之觞，少效千春之祝”。同样在第七出“闺塾”中，初见老儒陈最良，尽管内心未必喜欢，但杜丽娘还是想到“敢问师母尊年？”、“学生待绣个鞋儿上寿，请个样儿”。
杜丽娘的第一重成长就是在这侯门贵府中完成的，她借助家世出身所带来的优越条件来发展自己的才华，锻炼为人处世的能力，很大程度上是自己愿意这样做的，是一种自我选择的顺从。当然，在某些方面，她也只能无奈地妥协。如因小小闲眠而招致父亲不满，几令家庭失和，还是自己主动承言“从今后茶馀饭饱破工夫，玉镜台前插架书”；当“春香闹学”事件发生时，为了不使事件扩大，她主动假意惩罚，平息了私塾先生的怨气。
因为成长环境的优越，杜丽娘身处其中，自然而然地提高了自身修养，间接地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包括以后与才子柳梦梅的交往中，自己也始终与其处在同一个位置上，不落下风。而由于家庭内部的原因，杜丽娘还没有能力冲出去，所以选择了妥协。而这顺从与妥协是带有主动性质的，是基于主观体验而作出的判断。
二、“情梦”：自我意识的爆发
杜丽娘在深闺大院内日复一日地单调、乏味地生活，不及《西厢记》中崔莺莺还有机缘与张生创造一见钟情的佳恋，更不及《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能与所爱之人终日里耳鬓厮磨。而唯一的安慰是丫鬟春香如获至宝的发现了一座后花园，这里的花园是个体原欲与自然契合的联接点。继而凭空出现的小生是她捏造的性幻想对象，完全由自己的意识支配，满足了自己的伤春需要。我们可以将“惊梦”更多的视为思想启蒙而非性启蒙，自此以后，杜丽娘的抗争意志逐渐显露。她不顾自己的憔悴之身，仍然苦苦“寻梦”；在成为游魂后，还主动找到活生生的柳梦梅，以求“幽媾”。这种想象程度之激烈，唯有后来《聊斋志异》中的狐仙鬼妖们才有如此胆量，可谓大胆的多、强烈的多。
如果没有这场“情梦”，那么杜丽娘的命运又该如何发展呢？按照父亲杜宝“他日到人家，知书达礼，父母光辉”的设计，毫无疑问，也就是按照门第观念进行婚配，这种不以感情为基础的婚姻最终只能沦为政治利益的牺牲品。但杜丽娘偏偏打破了这种预设结局，“自媒自婚”成为当时的一个“异数”，而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整个鲜活生命的消耗。
诚然，将这一场“情梦”视作明清女性共同的心理期待，成为明清女性自我价值实现和自我存在的标志，在女性自我解放的历史大层面进行考察不失为一种见微知著的好方法。[1]但从整部《牡丹亭》而言，这仅仅是杜丽娘阶段性成长的体现。由过去的顺从、主动妥协到今日的自主抗争，主人公将积攒心头的欲望得以畅快的释放，得到了以“爱情”为代表的自由、独立。但同样她失去了社会的认可，一旦真相泄露，她将被贴上“叛逆者”的标签，为整个社会所不容。因而，接下来杜丽娘需要做的就是弥补这种缺失。
三、寻求自我的完整性
上文已说到待字闺中的的杜丽娘因伤春而亡，不但不能引起当时社会对逝者的怜悯，反而会招致整个封建礼教的攻讦。对此，杜丽娘在化为游魂后，须待处理两大身份问题：一是还魂再生，二是得到社会礼法的认可。 在二十二出“冥判”中，杜丽娘在生死攸关之际幸而得到花神的“梦中之罪，如晓风残月。且他父亲为官清正，单生一女，可以耽饶”，才避免了贬在莺歌队里与花间四友为伍，进而得以还魂。而杜丽娘此时也抓住了此番机会，最终知晓了“梦中书生”为柳梦梅。
“情梦”中折柳索诗的大胆书生只是杜丽娘的一个性幻想对象，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带有社会属性的柳梦梅。所以，真实中的二人缺少感情基础，她必须“魂游”、“幽媾”乃至“欢挠”。最终，两人共同盟誓“生同室，死同穴。口不心齐，寿随香灭”。这里的誓言是一个保证，在那个“聘则为妻奔则妾”的礼法社会里，有了一个男子的誓言保证后，以前所犯下的违反礼教的行为可以得到相当程度的宽宥。当那个性幻想对象变为有血有肉的柳梦梅，爱情理想已全然实现。
除了“返魂再生”与“魂寻情郎”解决了两大身份障碍外，残存的社会关系也需要再次修补。面对情郎加救命恩人的三回五次的央亲，往日的热切此刻显得冷淡不少，不仅以“鬼可虚情，人需实礼”拒之，甚至又如道学先生一般搬出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说教；又如柳杜二人听说赴试之期有所延误时，杜丽娘赶快催促“相公只索快行”。“惊梦”时追求爱情可以连性命都不顾，而现在却明显保守。因为苦苦寻觅的梦中人已依偎身旁，未来的生活还需长远考虑，争取得到整个社会的承认才是关键。这就要在封建礼教的规章下走“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道路，需要适应社会“夫贵妻容”的习气，以求回到本来已经很熟悉的上流社会。
比起前两个阶段，此时的杜丽娘渐趋成熟、沉稳，甚至已经主动适应一整套的礼法规范，变得“世俗化”起来。没必要苛责她思想“倒退”，破坏了以往闺阁女子自由、活泼的美好形象。杜丽娘毕竟当初受到的压抑过深，尝尽了其中的艰辛，当自己的愿望一一实现时，守护住眼前的胜利果实是十分必要的，由过去对体制的抗争到此时的主动适应无疑是明智的决定。
四、整体视角下的解读
杜丽娘作为一个健全的个体存在于世，一方面要将自然性予以满足，另一方面又要时刻表现出社会性，自然性与社会性的有机统一映照于个性的发展。[2]
在还原杜丽娘之后，可以看见一个鲜活的人物出现在眼前，而不是从前那种“拼将一生休，尽君今日欢”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误读。那么，从中就可以看到潜流成长中杜丽娘主体性发展的清晰轨迹“顺从、主动妥协——抗争——主动适应”。
此时，将《西厢记》中的崔莺莺再次拿来与《牡丹亭》中的杜丽娘作比，两者的差异可见一斑。面对心仪的公子张生，崔莺莺却赖简佯装不知，好不失大家闺秀的矜持，二人的爱情眼看就要被老夫人活活拆散时，崔莺莺无计可施，亏得红娘暗中帮助，才是二人暂时渡过难关。崔莺莺自始至终地在礼法规范内寻求自己的爱情，未敢越雷池半步，是一种体制内的妥协。而杜丽娘的主体性在“为情而死，为情而生”的壮烈中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扬。她的“主动觅夫”、“自媒自婚”更是视礼法为儿戏，并且还在利用这礼法为自己增添一层保护色。对杜丽娘而言，只要为了个体发展需要，任何努力都要积极尝试。金阶殿前，面对皇帝“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则国人父母皆贱之”的诘问，杜丽娘以“柳梦梅再活之恩”却之；顽固不化的父亲杜宝开出“离异了柳梦梅，回去认你”的认亲条件，则被杜丽娘“便作你杜鹃花，也叫不转子规红泪洒”坚定拒绝。
可以说，崔莺莺的幸福是“求”来的；杜丽娘的幸福是“争”来的。“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 [3]是一种欢欢喜喜的祝福，它传递的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希冀，也始终是愿望、希冀；而一句“普天下做鬼的有情谁似咱！”透露的满满是辛酸的欢乐，那时历经千难万险后的胜利者对凡间人情轻视戏谑。由唯唯诺诺的闺阁女子成长为独立自主的状元妻，杜丽娘实现的不仅是“死而复生”的身体成长，更重要的是在此潜流成长中变得成熟，个人主体性意识也逐渐积淀成为不可剥夺的人格特征。
结 语
役其身者，其人可悲；役其心者，其人可鄙。没有人生来甘受受屈服制约，追求自由独立是天性使然。隐藏在杜丽娘内心深处的这段天性一直悄然地支配着她。没有情郎相会，可以游园惊梦；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可以自媒自婚。当封建礼法束缚自己的发展时，便奋起反抗；当自己的发展需要封建礼法时，就主动适应。在潜流成长中，杜丽娘明显与社会这个主流规范相抵触，因而带有隐而不露、秘而不宣的姿态。联系成书年间正是明朝中期朝纲废弛、政事荒芜的年代，思想钳制较为放松，也是能够允许汤显祖笔下创造出这么一个“异数”。从人性整体角度而言，这样一个不断成长、不断变化的杜丽娘才是鲜活的、富有生活气息的成功形象。
【参考文献】
[1]谢拥军.杜丽娘的情梦与明清女性情爱教育[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
[2]杜改俊.叙述生命的需要——《牡丹亭》中杜丽娘意义再探讨[J].艺术百家，2004（4）.
[3]王实甫.西厢记[M].张燕瑾，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关键词】《牡丹亭》；杜丽娘；整体视角；潜流成长
引 言
《牡丹亭》是明人汤显祖的传奇剧作，与《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合称为“临川四梦”。将“四梦”作比较，各有千秋，但“四梦”之翘楚，还是汤显祖自己的评价较为准确：一生“四梦”，得意处唯在《牡丹》。
谈及《牡丹亭》，历来被人们津津乐道。其中的两大长处尤不能忘，一是曲词的典雅华美，穷尽辞藻之绮丽，单是第十出“惊梦”就不断显现，如“【步步娇】（旦）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停半晌、整花钿。没揣菱花，偷人半面，迤逗的彩云偏。”、“【皂罗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壁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所有原文引自徐朔芳、杨笑梅校注《牡丹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而另一方面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杜丽娘形象的塑造，这是继《西厢记》崔莺莺之后又一个典型的贵族少女形象。
也许是因为受到《题词》中的“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影响太久，在以往的研究中始终将分析视域仅仅圈定在“为情而死，为情而生”的高妙，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眼光就导致了研究人物形象时出现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因而，只有将这五十五出全盘统筹，用全面、发展的视角看待杜丽娘，才能得出较为客观的、符合人性自身特点的结论。
一、家庭环境下的顺从、主动妥协
杜丽娘出生在一个优越的贵族家庭，父亲南安太守杜宝，“乃唐朝杜子美之后”；母亲甄氏，“乃魏朝甄皇后嫡派”。以父系一方为代表的才学与母系一方为代表的美貌相结合，两者基因共同作用下赋予了杜丽娘“才貌端媸”的天然美好。当然，杜丽娘在这样的上层家庭中也学会了不少东西。她“画似崔徽，诗如苏蕙，行书逼真卫夫人”、“打的秋千画图，闲塌着鸳鸯绣谱”，诗、书、字、画、女工样样精通。不排除里面有父母严加管教的因素存在，但也不能否认个人喜爱的意愿掺杂其中。试想：面对一位闺阁少女的字体，连老儒陈最良也吃惊道“我从不曾见这样好字。这甚么格？”；还有后来柳梦梅得到杜丽娘自画像后，先以为观世音，后以为嫦娥，待到后来“不是观音，又不是嫦娥，人间那得有此？成惊愕，似曾相识，向俺心头摸。”。当时杜丽娘刚到二八之年，书法、绘画功底就如此深厚，没有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勤奋是达不到此种境界的。
除了具备个人修养之外，对于人情世故杜丽娘也是深谙此道。在第三处“训女”中，得知双亲到来，她想到的是“寸草心怎报的春光一二！”，“敢进三爵之觞，少效千春之祝”。同样在第七出“闺塾”中，初见老儒陈最良，尽管内心未必喜欢，但杜丽娘还是想到“敢问师母尊年？”、“学生待绣个鞋儿上寿，请个样儿”。
杜丽娘的第一重成长就是在这侯门贵府中完成的，她借助家世出身所带来的优越条件来发展自己的才华，锻炼为人处世的能力，很大程度上是自己愿意这样做的，是一种自我选择的顺从。当然，在某些方面，她也只能无奈地妥协。如因小小闲眠而招致父亲不满，几令家庭失和，还是自己主动承言“从今后茶馀饭饱破工夫，玉镜台前插架书”；当“春香闹学”事件发生时，为了不使事件扩大，她主动假意惩罚，平息了私塾先生的怨气。
因为成长环境的优越，杜丽娘身处其中，自然而然地提高了自身修养，间接地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包括以后与才子柳梦梅的交往中，自己也始终与其处在同一个位置上，不落下风。而由于家庭内部的原因，杜丽娘还没有能力冲出去，所以选择了妥协。而这顺从与妥协是带有主动性质的，是基于主观体验而作出的判断。
二、“情梦”：自我意识的爆发
杜丽娘在深闺大院内日复一日地单调、乏味地生活，不及《西厢记》中崔莺莺还有机缘与张生创造一见钟情的佳恋，更不及《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能与所爱之人终日里耳鬓厮磨。而唯一的安慰是丫鬟春香如获至宝的发现了一座后花园，这里的花园是个体原欲与自然契合的联接点。继而凭空出现的小生是她捏造的性幻想对象，完全由自己的意识支配，满足了自己的伤春需要。我们可以将“惊梦”更多的视为思想启蒙而非性启蒙，自此以后，杜丽娘的抗争意志逐渐显露。她不顾自己的憔悴之身，仍然苦苦“寻梦”；在成为游魂后，还主动找到活生生的柳梦梅，以求“幽媾”。这种想象程度之激烈，唯有后来《聊斋志异》中的狐仙鬼妖们才有如此胆量，可谓大胆的多、强烈的多。
如果没有这场“情梦”，那么杜丽娘的命运又该如何发展呢？按照父亲杜宝“他日到人家，知书达礼，父母光辉”的设计，毫无疑问，也就是按照门第观念进行婚配，这种不以感情为基础的婚姻最终只能沦为政治利益的牺牲品。但杜丽娘偏偏打破了这种预设结局，“自媒自婚”成为当时的一个“异数”，而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整个鲜活生命的消耗。
诚然，将这一场“情梦”视作明清女性共同的心理期待，成为明清女性自我价值实现和自我存在的标志，在女性自我解放的历史大层面进行考察不失为一种见微知著的好方法。[1]但从整部《牡丹亭》而言，这仅仅是杜丽娘阶段性成长的体现。由过去的顺从、主动妥协到今日的自主抗争，主人公将积攒心头的欲望得以畅快的释放，得到了以“爱情”为代表的自由、独立。但同样她失去了社会的认可，一旦真相泄露，她将被贴上“叛逆者”的标签，为整个社会所不容。因而，接下来杜丽娘需要做的就是弥补这种缺失。
三、寻求自我的完整性
上文已说到待字闺中的的杜丽娘因伤春而亡，不但不能引起当时社会对逝者的怜悯，反而会招致整个封建礼教的攻讦。对此，杜丽娘在化为游魂后，须待处理两大身份问题：一是还魂再生，二是得到社会礼法的认可。 在二十二出“冥判”中，杜丽娘在生死攸关之际幸而得到花神的“梦中之罪，如晓风残月。且他父亲为官清正，单生一女，可以耽饶”，才避免了贬在莺歌队里与花间四友为伍，进而得以还魂。而杜丽娘此时也抓住了此番机会，最终知晓了“梦中书生”为柳梦梅。
“情梦”中折柳索诗的大胆书生只是杜丽娘的一个性幻想对象，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带有社会属性的柳梦梅。所以，真实中的二人缺少感情基础，她必须“魂游”、“幽媾”乃至“欢挠”。最终，两人共同盟誓“生同室，死同穴。口不心齐，寿随香灭”。这里的誓言是一个保证，在那个“聘则为妻奔则妾”的礼法社会里，有了一个男子的誓言保证后，以前所犯下的违反礼教的行为可以得到相当程度的宽宥。当那个性幻想对象变为有血有肉的柳梦梅，爱情理想已全然实现。
除了“返魂再生”与“魂寻情郎”解决了两大身份障碍外，残存的社会关系也需要再次修补。面对情郎加救命恩人的三回五次的央亲，往日的热切此刻显得冷淡不少，不仅以“鬼可虚情，人需实礼”拒之，甚至又如道学先生一般搬出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说教；又如柳杜二人听说赴试之期有所延误时，杜丽娘赶快催促“相公只索快行”。“惊梦”时追求爱情可以连性命都不顾，而现在却明显保守。因为苦苦寻觅的梦中人已依偎身旁，未来的生活还需长远考虑，争取得到整个社会的承认才是关键。这就要在封建礼教的规章下走“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道路，需要适应社会“夫贵妻容”的习气，以求回到本来已经很熟悉的上流社会。
比起前两个阶段，此时的杜丽娘渐趋成熟、沉稳，甚至已经主动适应一整套的礼法规范，变得“世俗化”起来。没必要苛责她思想“倒退”，破坏了以往闺阁女子自由、活泼的美好形象。杜丽娘毕竟当初受到的压抑过深，尝尽了其中的艰辛，当自己的愿望一一实现时，守护住眼前的胜利果实是十分必要的，由过去对体制的抗争到此时的主动适应无疑是明智的决定。
四、整体视角下的解读
杜丽娘作为一个健全的个体存在于世，一方面要将自然性予以满足，另一方面又要时刻表现出社会性，自然性与社会性的有机统一映照于个性的发展。[2]
在还原杜丽娘之后，可以看见一个鲜活的人物出现在眼前，而不是从前那种“拼将一生休，尽君今日欢”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误读。那么，从中就可以看到潜流成长中杜丽娘主体性发展的清晰轨迹“顺从、主动妥协——抗争——主动适应”。
此时，将《西厢记》中的崔莺莺再次拿来与《牡丹亭》中的杜丽娘作比，两者的差异可见一斑。面对心仪的公子张生，崔莺莺却赖简佯装不知，好不失大家闺秀的矜持，二人的爱情眼看就要被老夫人活活拆散时，崔莺莺无计可施，亏得红娘暗中帮助，才是二人暂时渡过难关。崔莺莺自始至终地在礼法规范内寻求自己的爱情，未敢越雷池半步，是一种体制内的妥协。而杜丽娘的主体性在“为情而死，为情而生”的壮烈中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扬。她的“主动觅夫”、“自媒自婚”更是视礼法为儿戏，并且还在利用这礼法为自己增添一层保护色。对杜丽娘而言，只要为了个体发展需要，任何努力都要积极尝试。金阶殿前，面对皇帝“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则国人父母皆贱之”的诘问，杜丽娘以“柳梦梅再活之恩”却之；顽固不化的父亲杜宝开出“离异了柳梦梅，回去认你”的认亲条件，则被杜丽娘“便作你杜鹃花，也叫不转子规红泪洒”坚定拒绝。
可以说，崔莺莺的幸福是“求”来的；杜丽娘的幸福是“争”来的。“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 [3]是一种欢欢喜喜的祝福，它传递的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希冀，也始终是愿望、希冀；而一句“普天下做鬼的有情谁似咱！”透露的满满是辛酸的欢乐，那时历经千难万险后的胜利者对凡间人情轻视戏谑。由唯唯诺诺的闺阁女子成长为独立自主的状元妻，杜丽娘实现的不仅是“死而复生”的身体成长，更重要的是在此潜流成长中变得成熟，个人主体性意识也逐渐积淀成为不可剥夺的人格特征。
结 语
役其身者，其人可悲；役其心者，其人可鄙。没有人生来甘受受屈服制约，追求自由独立是天性使然。隐藏在杜丽娘内心深处的这段天性一直悄然地支配着她。没有情郎相会，可以游园惊梦；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可以自媒自婚。当封建礼法束缚自己的发展时，便奋起反抗；当自己的发展需要封建礼法时，就主动适应。在潜流成长中，杜丽娘明显与社会这个主流规范相抵触，因而带有隐而不露、秘而不宣的姿态。联系成书年间正是明朝中期朝纲废弛、政事荒芜的年代，思想钳制较为放松，也是能够允许汤显祖笔下创造出这么一个“异数”。从人性整体角度而言，这样一个不断成长、不断变化的杜丽娘才是鲜活的、富有生活气息的成功形象。
【参考文献】
[1]谢拥军.杜丽娘的情梦与明清女性情爱教育[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
[2]杜改俊.叙述生命的需要——《牡丹亭》中杜丽娘意义再探讨[J].艺术百家，2004（4）.
[3]王实甫.西厢记[M].张燕瑾，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