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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下半年，杨兆龙因为发表了一系列呼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言论，被复旦大学划为“右派分子”，取消教授职务及工资待遇，每月只发给生活费35元，并被勒令搬离原来居住条件较好的昆山路住宅，迁居到条件较差、不少邻居都是有“问题”的四川北路住宅。杨还被强迫参加劳动改造，抬石头，以致咯血住院、迁延近两年。1959年，因复旦大学法律系与华东政法学院合并成立上海社会科学院，杨氏改由该院监管。
最让杨兆龙当时痛心的还不是自己蒙受的不公正遭遇，而是他的三个子女全都因他牵连，在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被补划成“右派分子”。
长子：为父辩护
被补划右派
杨任远1956年22岁时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并留校工作。他政治上比较积极，1955年“肃反”时还是肃反工作组成员，1957年“反右运动”中也没有什么问题，被视为可以依赖的积极分子，当过团干部。杨兆龙被划为“右派”后，有人议论：“杨兆龙是个大右派，他儿子怎么样？”这时他反而犟脾气上来了，就写了六条小字报：第一条是自由竞争不能取消；第二是苏联教材要用，英美教材也可用；最后一条是我父亲杨兆龙是个真正的学者。中间还有三条，他说时间长了记不清了。
有了这些内容，他“理所当然”地要被补划为“右派”了。西安交大为他召开了三千师生参加的批斗大会，别人发言批判他，他当场辩驳。会后他不但不痛苦反省，反而和另一“右派”同事穿着整齐地去吃西餐，若无其事。所以最后把他定为西安市一级“极右分子”，保留公职，劳动教养，先到陕西府谷县，再到陕南略阳，后又转到陕西铜川崔家沟煤矿，开始是凿石块，凿个磨盘或捣蒜的钵子等，最后调到该矿的机修车间，他的专业派上了用场，很快就有了技术发明，得到了国家煤炭部的表扬。
杨任远有着一个天生爱摆弄电器的工科大脑，整日买些电器零件，装来装去，甚至还恶作剧地做过一堆假大便，放在杨家的泡菜坛子上，让家人又惊又笑。1966年至1968年，杨任远突然和妹妹杨黎明失去联系，杨黎明判断他一定遇到了什么麻烦事情。果不其然，杨任远后来告诉杨黎明，他喜欢自己买些零件安装收音机，朋友们于是纷纷找他帮忙，那些人无意间听到敌台（“大鼻子”苏联的电台），遭人告发，受到批判，把他也卷了进去。
1974年，他感到孤单，想要成个家。他的表叔帮他找了一个金坛的下乡知青。1975年他们见了面，杨任远老老实实告诉女方：他在劳改单位就业，年龄41岁，工资每月38元，没有任何积蓄和家产，右派帽子还没摘等。比他小12岁的女方倒也十分同情他，主动写信表示愿意嫁给他。1976年结婚，1979年，他45岁时才生了个女儿。
1979年下半年，他获改正，回到西安交大物理教研室继续任教。杨任远有一个是劳教所的难友，改革开放后回到了台湾家中，在台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诉说了杨兆龙一家的遭遇。西安交大保卫科找杨任远调查此事，这么一来，他拟调至南京航空学院的事就泡汤了。1982年他自己联系，调到了江苏省广播电视大学，当理工部主任，妻子也调到南京一个集体所有制的餐馆当服务员。
天性乐观、爱开玩笑的杨任远，现已82岁高龄，经历这么多变故，性格慢慢地变了。他现在十分胆小，获悉笔者正在撰写杨兆龙传记后，紧张地询问妹妹和妹夫：“他吃饱了没事干啦？”和他谈话，他会预先打招呼：“不能谈政治，不要谈哦！”
女儿：填补右派指标
遭遇集体批斗
新中国诞生时，杨黎明12周岁。她早就听母亲说过她的五姨沙轶因是共产党员，而共产党员都是有崇高理想的优秀的人。因此杨黎明既崇拜沙轶因，也热爱共产党。她在中华女中读初中时即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她为能够参加五姨他们所从事的伟大事业而自豪。那时，人们讨论假如老蒋打回来，我们怎么办这一问题，她每每都会坚定地说：“我决不当叛徒，我要忍受酷刑。”她在上海清心女中读高中时，依然是一名积极分子，担任团支部的宣传委员和班委会的学习委员。
1954年杨黎明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一年级时她快乐无比，在暑假却遇上了由反胡风而起始的“肃反运动”。由调干生组成的肃反大组长召集团干部、班干部开会，要大家“深挖”、“排队”。于是积极分子们在班上的同学中找出了五六个应整肃的对象，他们或者是某一宗教的信徒，或者是年龄大的、经历较复杂的。杨黎明接到团支部指令，去暗中监视一位女同学，虽然她没有去打小报告，可内心极为烦躁。杨黎明觉得肃反应该“稳、准、狠”地进行，不能毫无证据地瞎猜。于是她拒绝接受团组织“积极斗争”的指示，在批斗会上不发言。在一次批斗一个教徒女同学的会上，有个男同学竟拿来两块黄砖，令此女同学跪下，又叫她交代，该同学说没什么可交代，那男同学竟拿擦黑板的抹布欲塞住女同学的嘴，女同学跪着遮挡挣扎。会后，她与一位好朋友找大组长表达对此现象的不满。但那位组长说：“你们能暴露思想是好的，但你们是共青团员，应该站在阶级斗争的第一线！”
二年级下学期，“肃反运动”结束，班上的全部被斗者都被平反，受到道歉。但是，“整团运动”开始了，第一个整的对象就是杨黎明，说她在“肃反”中丧失立场，她哭着离开会场，冲出教室奔到街上，一位女同学追上来说：“为你好呀！帮助你呀！”她说：“我受不了这样的帮助！”校团委组织部长找她谈话，她说：“哎！你不像你班同学所说的那样嘛！”不久，班上团支部组织委员通知杨黎明：“团委决定对你免予处分！”此后，杨黎明不再那么积极，但仍在日记中许愿：“我一定要争取参加共产党！”
在随后的1957年“鸣放运动”中，杨兆龙的一篇篇文章出现在报纸上。不少人拿来叫她表态。她说她没看过，也看不懂。有一天班上突然开了一个“引蛇出洞”的“扫除障碍座谈会”。校党委书记、团委书记亲自光临，还有卫生系教授范日新、寄生虫学教研室主任叶英。会上，许多同学发言，说“肃反”伤害了好人。一位被肃者说：“被肃的同学都被平反了。那么请干部们谈一谈，如果当时已有证据，能否在今天公开？如果没有证据，那么是怎么想起肃这几个人的？”一时舆论大哗。班上的党员干部徐洪慈站起来说：“是我不好！是我想出来排队、整教徒。我对不起这些同学和全体同学！我对不起党！虽然我事先请示过。”会场又哄闹起来：“原来是这样！徐洪慈是模范党员，向模范党员学习！” 这时会场很乱，有人提出要游行。杨黎明说：“大家应该和风细雨地帮助党整风。‘肃反’中受委屈的不要意气用事，干部们也检查一下工作中为何会伤害好人？”叶教授立即说：“这位同学说得好，我们要和风细雨。”范教授也表示赞成。据云，党委书记面色沉重。而团委书记说：“同学们如此热诚地帮助党整风，使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接着几个男同学起身说：“我们去校园游行”，结果是绕着老大楼走了一圈。包括杨黎明在内的女同学都没参加，回宿舍了。这其实是一次“钓鱼会”，不久，学校揪出五名“右派”，范教授在列，徐洪慈则是唯一的“学生右派”。
杨兆龙被划为“右派分子”后，医学院学生科叫杨黎明在暑假里每天都要到他们办公室报到，交代对她父亲的看法。杨黎明坚决否认父亲“蓄意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她说“他曾被蒋介石通缉过，说他‘卷案潜逃’，他最多还有点落后思想。”这样，写了一个月，未被认同。科长说：“小杨，你功课很好，可能骄傲了吧？！”
暑假结束后，杨黎明所在的班因为整体思想落后，被拆散分到各班。她被分到二班。时任二班班委的朱祥麟在后来告诉杨黎明，在她被分到二班时，班委会和团支部曾开过会，说杨某某需要挽救，并定了十个同学来和她“交朋友”。寒假中，一位男同学约她到上海图书馆见面，言称据可靠消息，开学后即将把他和杨都打成“右派”，她说“不可能”，男同学说：“要做好思想准备。”
1958年开学后，班里干部开会，说杨黎明已无法挽救。在批斗会开始前，团委给十个同学各发一个批判杨的题目，朱祥麟拿到的是“驳依法治国论”。批斗会由新、旧两班合开，昔日好友均纷纷发言，与杨划清界限。杨孤立无援，无奈逐步把自己的所谓问题“升级”检讨，对一些没有问题的话也说成“实质上会怎么、怎么样”。但是，有个同学说：“你在一张报纸上写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是什么意思？”杨说不是自己写的。许多批判者愤而斥责“狡辩”，还有一位小学时就是同学的女同学说：“她是抽象地肯定，具体地否定，大家不要上她的当。”不少人高喊：“杨黎明态度恶劣！”最后正式宣布杨黎明为“右派分子”。
会上，朱祥麟一言未发，事后受到责难，他辩称：“我不懂啊！”那位小学时即为同学的女同学，后来对杨黎明说：“我们当时分析了你的日记，你对现实不满。”她说日记的材料是由原班级供给的。杨黎明迄今也不知道她的日记是怎么被别人获悉的。在上海第一医学院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补划了130余名。1958年4月初，宣布了对杨黎明的处分决定：保留学籍，送至浦东劳动考察。
1979年，42岁的杨黎明在中山医院进修时，当时的同班同学、党员周连荣告诉她：“你是因为家庭问题被划成右派的。”并向她道歉。另一男同学告诉杨黎明，当时教师中百分之五的右派指标未完成，所以学生中要划百分之六。朱祥麟告诉她，是要把对杨兆龙的批判延续到杨黎明身上。
次子：被迫劳动改造
身体严重受损
1957年“反右运动”时，杨定亚是上海交通大学的一名大学生。这一年划右派时，没他的事情。因为他年龄小，对政治没有什么兴趣。但到了1958年“反右补课”时，他的父亲已是赫赫有名的沪上“大右派”。学校要求，每人都要谈对1957年“反右运动”的认识，杨定亚说：“开展反右运动是必要的；但是对一些人的历史不能歪曲。”一位同学责问：“你这是什么意思？”杨定亚说：“譬如我爸，开会批判他时，谈家桢说他是解放时因为走不掉才留下来的，这不符合事实。我爸不是走不掉，而是因为要帮助地下党营救三个被关押的人才留下来的。”于是他立刻被认定为反对反右斗争的“右派分子”。在上海交大批判会上，复旦大学专门派了一个干部来会上通报杨兆龙为何留在大陆这件事，说：“杨兆龙之所以没有走成，是因为他的飞机票被雷震的太太抢去了。他是走不掉才留下的，他是有罪的，解放后人民政府对他是很宽大的。”结果，杨定亚因为为父亲辩护而被补划为“右派分子”。对他的处分和她的姐姐杨黎明一样，是第二等：保留学籍，劳动考察，到上海县七宝镇去养猪。在七宝镇劳动改造期间，他多次因十二指肠溃疡大出血而住院。
谈家桢先生和杨兆龙从不交往，他怎么会说杨兆龙是因为拿不到飞机票而被留在了大陆？
新中国建立前夕，不断有一些人来问杨兆龙为什么还不走，陈立夫的夫人孙渌卿曾两次来杨家询问，并提醒他们“这次可不是一般改朝换代，有人以为这是大革命，那就错了”，等等。面对这些“好意劝说”，为了避免当局怀疑，杨兆龙只得假借“飞机票让别人拿走了”等理由搪塞当局和有关人士。其实，他这时已答应南京地下党去营救关在监狱里的“政治犯”。这番托词和周旋只有杨家圈子里的人知道，精确点说，只有杨兆龙夫人沙溯因和杨的妻妹沙轶因知道。和杨兆龙素不往来的谈家桢怎么会知道呢？杨黎明迄今颇感蹊跷、困惑。杨定亚则认为这事过去了，就算了。提此事他就难过。
杨兆龙被划“右派”之后，波及面颇广，还株连了他的堂妹杨秀兰。杨兆龙少时被过继给了伯父杨立本，杨秀兰是杨立本独女，兄妹两人关系甚笃。1945年，杨兆龙便让已守寡又带着三个孩子的杨秀兰回到娘家金坛西岗镇东岗村。因为家中还有十亩田地，他们可以此为生。“土改”时，金坛老家划定杨秀兰的成分是小土地出租者，田地房屋均保留。1957年，东岗村得悉杨兆龙被划成“大右派”后的第二天，村干部们便立刻来宣布杨秀兰的成分改为地主，村民们涌入杨秀兰家中，把一切家具农具乃至门窗都摘下来全部充公（其实是拿到自己家）。两个大花坛都被掘掉，其中百年桂花老树和天竺都因此枯死。杨兆龙获知后非常气愤，但束手无策。
杨秀兰很早就参军的大儿子、电影《大浪淘沙》的编剧于炳坤获知金坛乡下无理改变其母成分、并洗劫其家产的消息后，就赶快把母亲杨秀兰接到了上海，并为之四处申诉。经过一番努力，最后杨秀兰被平反。1976年杨黎明回到金坛老家时，堂哥告诉她谁家当时掠夺走了什么家产，杨黎明说：“算了，算了，姑妈能够平反就很不容易了。”“改革开放”后，金坛尽力宣传推介家乡名人杨兆龙，杨家亲友深感世态炎凉。
杨兆龙子女等人的遭遇只是一个家庭的不幸。笔者详述其经过，不但因为杨兆龙作为民国末任最高检察长的高级知识分子身份，为长期蒙受不公正遭遇的杨家儿女、亲友深感痛心，也因为同时期有成千上万之数的中国家庭有过如此相似的悲惨遭遇。某种意义上说，杨家的不幸遭遇是那个疯狂年代群体悲剧的一个缩影。
（作者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长、华东政法大学博导）
责任编辑 殷之俊 杨之立
最让杨兆龙当时痛心的还不是自己蒙受的不公正遭遇，而是他的三个子女全都因他牵连，在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被补划成“右派分子”。
长子：为父辩护
被补划右派
杨任远1956年22岁时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并留校工作。他政治上比较积极，1955年“肃反”时还是肃反工作组成员，1957年“反右运动”中也没有什么问题，被视为可以依赖的积极分子，当过团干部。杨兆龙被划为“右派”后，有人议论：“杨兆龙是个大右派，他儿子怎么样？”这时他反而犟脾气上来了，就写了六条小字报：第一条是自由竞争不能取消；第二是苏联教材要用，英美教材也可用；最后一条是我父亲杨兆龙是个真正的学者。中间还有三条，他说时间长了记不清了。
有了这些内容，他“理所当然”地要被补划为“右派”了。西安交大为他召开了三千师生参加的批斗大会，别人发言批判他，他当场辩驳。会后他不但不痛苦反省，反而和另一“右派”同事穿着整齐地去吃西餐，若无其事。所以最后把他定为西安市一级“极右分子”，保留公职，劳动教养，先到陕西府谷县，再到陕南略阳，后又转到陕西铜川崔家沟煤矿，开始是凿石块，凿个磨盘或捣蒜的钵子等，最后调到该矿的机修车间，他的专业派上了用场，很快就有了技术发明，得到了国家煤炭部的表扬。
杨任远有着一个天生爱摆弄电器的工科大脑，整日买些电器零件，装来装去，甚至还恶作剧地做过一堆假大便，放在杨家的泡菜坛子上，让家人又惊又笑。1966年至1968年，杨任远突然和妹妹杨黎明失去联系，杨黎明判断他一定遇到了什么麻烦事情。果不其然，杨任远后来告诉杨黎明，他喜欢自己买些零件安装收音机，朋友们于是纷纷找他帮忙，那些人无意间听到敌台（“大鼻子”苏联的电台），遭人告发，受到批判，把他也卷了进去。
1974年，他感到孤单，想要成个家。他的表叔帮他找了一个金坛的下乡知青。1975年他们见了面，杨任远老老实实告诉女方：他在劳改单位就业，年龄41岁，工资每月38元，没有任何积蓄和家产，右派帽子还没摘等。比他小12岁的女方倒也十分同情他，主动写信表示愿意嫁给他。1976年结婚，1979年，他45岁时才生了个女儿。
1979年下半年，他获改正，回到西安交大物理教研室继续任教。杨任远有一个是劳教所的难友，改革开放后回到了台湾家中，在台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诉说了杨兆龙一家的遭遇。西安交大保卫科找杨任远调查此事，这么一来，他拟调至南京航空学院的事就泡汤了。1982年他自己联系，调到了江苏省广播电视大学，当理工部主任，妻子也调到南京一个集体所有制的餐馆当服务员。
天性乐观、爱开玩笑的杨任远，现已82岁高龄，经历这么多变故，性格慢慢地变了。他现在十分胆小，获悉笔者正在撰写杨兆龙传记后，紧张地询问妹妹和妹夫：“他吃饱了没事干啦？”和他谈话，他会预先打招呼：“不能谈政治，不要谈哦！”
女儿：填补右派指标
遭遇集体批斗
新中国诞生时，杨黎明12周岁。她早就听母亲说过她的五姨沙轶因是共产党员，而共产党员都是有崇高理想的优秀的人。因此杨黎明既崇拜沙轶因，也热爱共产党。她在中华女中读初中时即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她为能够参加五姨他们所从事的伟大事业而自豪。那时，人们讨论假如老蒋打回来，我们怎么办这一问题，她每每都会坚定地说：“我决不当叛徒，我要忍受酷刑。”她在上海清心女中读高中时，依然是一名积极分子，担任团支部的宣传委员和班委会的学习委员。
1954年杨黎明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一年级时她快乐无比，在暑假却遇上了由反胡风而起始的“肃反运动”。由调干生组成的肃反大组长召集团干部、班干部开会，要大家“深挖”、“排队”。于是积极分子们在班上的同学中找出了五六个应整肃的对象，他们或者是某一宗教的信徒，或者是年龄大的、经历较复杂的。杨黎明接到团支部指令，去暗中监视一位女同学，虽然她没有去打小报告，可内心极为烦躁。杨黎明觉得肃反应该“稳、准、狠”地进行，不能毫无证据地瞎猜。于是她拒绝接受团组织“积极斗争”的指示，在批斗会上不发言。在一次批斗一个教徒女同学的会上，有个男同学竟拿来两块黄砖，令此女同学跪下，又叫她交代，该同学说没什么可交代，那男同学竟拿擦黑板的抹布欲塞住女同学的嘴，女同学跪着遮挡挣扎。会后，她与一位好朋友找大组长表达对此现象的不满。但那位组长说：“你们能暴露思想是好的，但你们是共青团员，应该站在阶级斗争的第一线！”
二年级下学期，“肃反运动”结束，班上的全部被斗者都被平反，受到道歉。但是，“整团运动”开始了，第一个整的对象就是杨黎明，说她在“肃反”中丧失立场，她哭着离开会场，冲出教室奔到街上，一位女同学追上来说：“为你好呀！帮助你呀！”她说：“我受不了这样的帮助！”校团委组织部长找她谈话，她说：“哎！你不像你班同学所说的那样嘛！”不久，班上团支部组织委员通知杨黎明：“团委决定对你免予处分！”此后，杨黎明不再那么积极，但仍在日记中许愿：“我一定要争取参加共产党！”
在随后的1957年“鸣放运动”中，杨兆龙的一篇篇文章出现在报纸上。不少人拿来叫她表态。她说她没看过，也看不懂。有一天班上突然开了一个“引蛇出洞”的“扫除障碍座谈会”。校党委书记、团委书记亲自光临，还有卫生系教授范日新、寄生虫学教研室主任叶英。会上，许多同学发言，说“肃反”伤害了好人。一位被肃者说：“被肃的同学都被平反了。那么请干部们谈一谈，如果当时已有证据，能否在今天公开？如果没有证据，那么是怎么想起肃这几个人的？”一时舆论大哗。班上的党员干部徐洪慈站起来说：“是我不好！是我想出来排队、整教徒。我对不起这些同学和全体同学！我对不起党！虽然我事先请示过。”会场又哄闹起来：“原来是这样！徐洪慈是模范党员，向模范党员学习！” 这时会场很乱，有人提出要游行。杨黎明说：“大家应该和风细雨地帮助党整风。‘肃反’中受委屈的不要意气用事，干部们也检查一下工作中为何会伤害好人？”叶教授立即说：“这位同学说得好，我们要和风细雨。”范教授也表示赞成。据云，党委书记面色沉重。而团委书记说：“同学们如此热诚地帮助党整风，使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接着几个男同学起身说：“我们去校园游行”，结果是绕着老大楼走了一圈。包括杨黎明在内的女同学都没参加，回宿舍了。这其实是一次“钓鱼会”，不久，学校揪出五名“右派”，范教授在列，徐洪慈则是唯一的“学生右派”。
杨兆龙被划为“右派分子”后，医学院学生科叫杨黎明在暑假里每天都要到他们办公室报到，交代对她父亲的看法。杨黎明坚决否认父亲“蓄意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她说“他曾被蒋介石通缉过，说他‘卷案潜逃’，他最多还有点落后思想。”这样，写了一个月，未被认同。科长说：“小杨，你功课很好，可能骄傲了吧？！”
暑假结束后，杨黎明所在的班因为整体思想落后，被拆散分到各班。她被分到二班。时任二班班委的朱祥麟在后来告诉杨黎明，在她被分到二班时，班委会和团支部曾开过会，说杨某某需要挽救，并定了十个同学来和她“交朋友”。寒假中，一位男同学约她到上海图书馆见面，言称据可靠消息，开学后即将把他和杨都打成“右派”，她说“不可能”，男同学说：“要做好思想准备。”
1958年开学后，班里干部开会，说杨黎明已无法挽救。在批斗会开始前，团委给十个同学各发一个批判杨的题目，朱祥麟拿到的是“驳依法治国论”。批斗会由新、旧两班合开，昔日好友均纷纷发言，与杨划清界限。杨孤立无援，无奈逐步把自己的所谓问题“升级”检讨，对一些没有问题的话也说成“实质上会怎么、怎么样”。但是，有个同学说：“你在一张报纸上写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是什么意思？”杨说不是自己写的。许多批判者愤而斥责“狡辩”，还有一位小学时就是同学的女同学说：“她是抽象地肯定，具体地否定，大家不要上她的当。”不少人高喊：“杨黎明态度恶劣！”最后正式宣布杨黎明为“右派分子”。
会上，朱祥麟一言未发，事后受到责难，他辩称：“我不懂啊！”那位小学时即为同学的女同学，后来对杨黎明说：“我们当时分析了你的日记，你对现实不满。”她说日记的材料是由原班级供给的。杨黎明迄今也不知道她的日记是怎么被别人获悉的。在上海第一医学院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补划了130余名。1958年4月初，宣布了对杨黎明的处分决定：保留学籍，送至浦东劳动考察。
1979年，42岁的杨黎明在中山医院进修时，当时的同班同学、党员周连荣告诉她：“你是因为家庭问题被划成右派的。”并向她道歉。另一男同学告诉杨黎明，当时教师中百分之五的右派指标未完成，所以学生中要划百分之六。朱祥麟告诉她，是要把对杨兆龙的批判延续到杨黎明身上。
次子：被迫劳动改造
身体严重受损
1957年“反右运动”时，杨定亚是上海交通大学的一名大学生。这一年划右派时，没他的事情。因为他年龄小，对政治没有什么兴趣。但到了1958年“反右补课”时，他的父亲已是赫赫有名的沪上“大右派”。学校要求，每人都要谈对1957年“反右运动”的认识，杨定亚说：“开展反右运动是必要的；但是对一些人的历史不能歪曲。”一位同学责问：“你这是什么意思？”杨定亚说：“譬如我爸，开会批判他时，谈家桢说他是解放时因为走不掉才留下来的，这不符合事实。我爸不是走不掉，而是因为要帮助地下党营救三个被关押的人才留下来的。”于是他立刻被认定为反对反右斗争的“右派分子”。在上海交大批判会上，复旦大学专门派了一个干部来会上通报杨兆龙为何留在大陆这件事，说：“杨兆龙之所以没有走成，是因为他的飞机票被雷震的太太抢去了。他是走不掉才留下的，他是有罪的，解放后人民政府对他是很宽大的。”结果，杨定亚因为为父亲辩护而被补划为“右派分子”。对他的处分和她的姐姐杨黎明一样，是第二等：保留学籍，劳动考察，到上海县七宝镇去养猪。在七宝镇劳动改造期间，他多次因十二指肠溃疡大出血而住院。
谈家桢先生和杨兆龙从不交往，他怎么会说杨兆龙是因为拿不到飞机票而被留在了大陆？
新中国建立前夕，不断有一些人来问杨兆龙为什么还不走，陈立夫的夫人孙渌卿曾两次来杨家询问，并提醒他们“这次可不是一般改朝换代，有人以为这是大革命，那就错了”，等等。面对这些“好意劝说”，为了避免当局怀疑，杨兆龙只得假借“飞机票让别人拿走了”等理由搪塞当局和有关人士。其实，他这时已答应南京地下党去营救关在监狱里的“政治犯”。这番托词和周旋只有杨家圈子里的人知道，精确点说，只有杨兆龙夫人沙溯因和杨的妻妹沙轶因知道。和杨兆龙素不往来的谈家桢怎么会知道呢？杨黎明迄今颇感蹊跷、困惑。杨定亚则认为这事过去了，就算了。提此事他就难过。
杨兆龙被划“右派”之后，波及面颇广，还株连了他的堂妹杨秀兰。杨兆龙少时被过继给了伯父杨立本，杨秀兰是杨立本独女，兄妹两人关系甚笃。1945年，杨兆龙便让已守寡又带着三个孩子的杨秀兰回到娘家金坛西岗镇东岗村。因为家中还有十亩田地，他们可以此为生。“土改”时，金坛老家划定杨秀兰的成分是小土地出租者，田地房屋均保留。1957年，东岗村得悉杨兆龙被划成“大右派”后的第二天，村干部们便立刻来宣布杨秀兰的成分改为地主，村民们涌入杨秀兰家中，把一切家具农具乃至门窗都摘下来全部充公（其实是拿到自己家）。两个大花坛都被掘掉，其中百年桂花老树和天竺都因此枯死。杨兆龙获知后非常气愤，但束手无策。
杨秀兰很早就参军的大儿子、电影《大浪淘沙》的编剧于炳坤获知金坛乡下无理改变其母成分、并洗劫其家产的消息后，就赶快把母亲杨秀兰接到了上海，并为之四处申诉。经过一番努力，最后杨秀兰被平反。1976年杨黎明回到金坛老家时，堂哥告诉她谁家当时掠夺走了什么家产，杨黎明说：“算了，算了，姑妈能够平反就很不容易了。”“改革开放”后，金坛尽力宣传推介家乡名人杨兆龙，杨家亲友深感世态炎凉。
杨兆龙子女等人的遭遇只是一个家庭的不幸。笔者详述其经过，不但因为杨兆龙作为民国末任最高检察长的高级知识分子身份，为长期蒙受不公正遭遇的杨家儿女、亲友深感痛心，也因为同时期有成千上万之数的中国家庭有过如此相似的悲惨遭遇。某种意义上说，杨家的不幸遭遇是那个疯狂年代群体悲剧的一个缩影。
（作者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长、华东政法大学博导）
责任编辑 殷之俊 杨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