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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3月13日，中国和英国的外交关系上升为外交大使级。此前半个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刚刚访华。
自从1971年10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来，中国开始与多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外交事业的迅猛发展，使国家急需一批外语人才。
中英双方商谈了两国互派留学生的问题。中方表示，中国正在搞“文化大革命”，暂时无法收外国留学生;英方表示，英国可以先接收中国留学生，两年后再向中国派出留学生。
文革开始后，中国各学校都停课闹革命，当时高校才刚开始恢复招生。除少量工农兵大学生外，几乎没有在校的外语类学生可以选派出国。在这样的情况下，外交部想起了文革前各外国语学校招收的一批“外语幼童”。
1972年初春的東北，天黑得很早。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33团位于虎林县迎春镇的团部卫生队里，21岁的雷云霞安静地坐在值班室里看书。电话响了。对方是兵团33团干部股的人，让她立刻去干部股一趟。
干部股在山上，她摸黑上山。打电话者上上下下打量了她许久，问道：你是北京外国语学校毕业的？她点点头。那人拉开手边的抽屉，拿出一张火车票和一封介绍信，让她第二天去佳木斯，“外交部的人想见你”。
满腹疑惑的雷云霞连夜坐上火车，第二天一早到了佳木斯。她依指示先找到兵团司令部，凭干部股开的介绍信换了一张司令部的介绍信，然后到了佳木斯宾馆。
宾馆里铺着厚厚的地毯，她的鞋底还沾着农村带来的泥土，很感局促。她按照前台的指示，来到二楼一间房间。报上自己的名字后，房间里一个人接过了话茬：“呀，你离得最远，来得最早。太好了！我们已经给你订好房间了，你先去休息。”一直稀里糊涂的她鼓起勇气问：“找我们做什么呀？”对方说：“考试。”她问考什么，对方回答考外语，并递给她一本《外交部干部业余外语学校教材》。
考试就在第二天。宾馆的一个房间设了桌椅，布置成考场。她不清楚有多少人参加考试，只知道这是东北考点。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两个环节。
笔试分问答题和作文题。6年前初中毕业后，雷云霞再也没有碰过英语，但重新拿起英语书，发现那些单词、语法居然并不那么陌生。作文题的题目叫《一个难忘的星期天》，她将自己在兵团给病人看病、包扎伤口的故事写了上去，虽然很多单词想不起来，但还是磕磕绊绊写完了作文。
面试的时候，考官用英语提问，“童子功”还在，她都能听懂，并答了上来。考官问她，知不知道尼克松访华的消息，她说知道;又问她，访问时间是从几号到几号，她回忆着广播里听到的，答了出来。之后考口译，考官念一句中文，她翻译一句英文。那时候她还不知道，这叫同声传译。
考完试，雷云霞回到了团卫生队。临走前，外交部的人告诉她，考上了会调回北京，考不上就继续留在兵团，并特意嘱咐她，这两种都是革命工作，不要有任何“不踏实”的表现。出于保密，也怕自己可能考不上，她没有将考试的事情告诉家里。但外交部去了她父亲和姐姐的单位外调，家里还是知道了。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春去夏至。8月初，连队指导员找她谈话，告诉她，去北京的调令一周前就到了。卫生队原想推荐她当工农兵学员，去学医，但是外交部不肯。“现在，我们实在扣不住了，你走吧。”
很久之后，雷云霞才知道，这次的考生，相当一部分来自文革前开办的外语学校，绝大多数是初中毕业生，另有少量的高中在校生和毕业生。
1963年，为了从小培养外语苗子，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广州和西安同时开办了外语学校，共8所。
就是在那年，雷云霞小学毕业，经面试进入北京外国语学校（也叫北京白堆子外语学校）初中部英语班。除英语班外，学校还有法语、日语、德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等班。校方告诉他们，如果成绩优秀，高中毕业后，可以直升北京外国语学院，并且从大二学起。
1966年，雷云霞初中毕业，正赶上文革，高校停止招生。1968年，她从北京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直到1972年，命运才再次逆转。
和她一起被选中的共40多人，包括英、法、日、德、西班牙和阿拉伯语6个语种的考生。这40多人分为几拨，开始集训。
中国留学生和同学在英国大西洋联合学院合影。前排（左一）丛军，（左三）王光亚，（左四）雷云霞。图/受访者提供
集训从8月开始，一直到11月底，主要学习政治和外语，重在培养“外交能力”。
26岁的祁阿红来自南京。他记得，培训的重点是爱国主义，要能代表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留学生的形象;另一个重点，是如何“正确与外国学生交流”。他们被告知，如被问起“为什么会出林彪问题”“你们是不是红卫兵”等，可以回答：林彪问题是党内斗争;自己是红卫兵，但是“只文斗、不武斗”。
培训期间的生活待遇相当高。雷云霞回忆，他们每个月发19元生活费，等同于工农兵大学生的待遇。
大家彼此熟悉后，开始议论纷纷。有人说，可能是去北京外国语学院上大学，也有人说，可能是进外交部实习。不管是哪种，总是看到了前途。他们挑灯夜读，恶补这些年丢下的课程。
后来，一种新的说法流传开来：他们会被集体派出国。
一时间，全体哗然。就他们这外语基础，能出国吗？他们中胆子大的去向外交部官员求证，得到了肯定答复。不少人提出，是否可以先去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两年再出国，部里否定了这个建议，告诉他们，正是用人之际，没法再等两年。
雷云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初中的时候接触过外教，对外国并不是一无所知。“但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有生之年会出国，真的是想都不敢想。” 全家都很兴奋，张罗着给她置办出国用品。的确良是当时最时兴的衣料，她买了几件的确良衬衫。
外交部给他们发了置装费，每人凭介绍信在外交部出国人员服务部做了几身藏青色的纯羊毛大衣。
出发之前，英国驻华大使馆设宴送行。祁阿红记得，那是正宗的英式晚餐，餐桌上点着蜡烛。菜式他不记得了，只记得当时感觉外国人语速真快，学了那么久的英语，还是听不太懂。
1972年12月4日，他们中的第一批出发前往伦敦。
这一批共14人，11男4女。后来成为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的王光亚以及雷云霞、祁阿红都在这一批中。王光亚跟雷云霞一样，也是从佳木斯考点入选的。
事实上，在这之前，外交部已挑选了9名“学习员”送到英国学习，包括后来的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中国驻圣卢西亚大使古华明，以及中国驻联合国公使衔参赞、陈毅的女儿丛军等。但以留学生身份派出的，这是文革开始以来的第一批。
在首都机场，路透社驻北京记者采访了他们。现年69岁的祁阿红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记者问他以前读过什么书，他用英语回答说，读过狄更斯的《远大前程》和《雾都孤儿》。
他们从北京飞到上海，再从上海乘坐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航班，经卡拉奇、科伦坡、开罗、罗马和巴黎，最后降落在伦敦。
雷云霞记得，机场上，闪光灯闪成一片，英国大报小报的记者们等在那里。她隐约听见了“Red China”（红色中国）这个词。
随后，剩下的30多人也陆续出发。
他们中，学英语的分作三拨，一拨留在英国，一拨飞往加拿大，一拨飞往巴基斯坦。学法语的则飞去了巴黎，学西班牙语的飞往墨西哥，学日语的飞往日本，学阿拉伯语的飞往埃及，学德语的飞往民主德国。
初到英国的感受，祁阿红觉得，只能用《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又译为《爱丽丝梦游仙境》）来形容。
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他们参观了大本钟、大英博物馆、格林威治天文台等，使馆还特意安排他们去参观了位于伦敦的马克思墓。《泰晤士报》登出了这些中国学生游览的照片，配以图说：“A taste for London fog（初识伦敦雾）”。
他们住进了中国驻英大使馆所有的一处公寓，并与外交部之前派来伦敦的9名学习员一起，进入了英国文化委员会办的语言补习班。
老师是当地人，知道这些都是为各国培养的未来外交官，教英语时分外注意。如果学生说了俚语，就会马上纠正：“这个不能说，这是下等人的用语。”
他们对英国充满好奇。看到从未见过的flyover（立交桥），雷云霞一度不知该如何译成中文。祁阿红意识到，国内曾提出的“15年超英赶美”的口号，看来是不现实的。
在英国大西洋联合学院担任tutor的祁阿红。图/受访者提供
1973年复活节，他们14人，加上“学习员”中的丛军，进入了英国威尔士的大西洋联合学院学习。这是一所两年制大学预科学校。祁阿红是他们中最年长的，比其他人大了四、五岁，被任命为tutor（监护人）。
进入联合学院的那天，威尔士的媒体前来报道。
祁阿红至今保存着那张剪报。在这篇题为《Chinese check-in（中国学生报到）》的报道中，记者采访了王光亚。这个后来成为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的年轻人说：“The more languages， the better.（掌握的语言越多越好。）”
中国学生被分编进15个不同的宿舍。多年后，当时的校长萨克里夫访问北京，还专门提出要见这批学生。在他的印象里，这批中国学生不乱花钱，不抽烟不吸毒，不迟到不早退，最容易管理。
他们常常要写小论文。最难的是阅读量非常大，老师推荐的十几本书，短期内根本读不完，只能加班加点。
每天早晨，食堂刚刚开门，中国学生总是最先来吃饭，饭后立刻开始自习，连双休日都不例外。晚上，他们常常开夜车。宿舍管理人员频繁地抓到他们违反熄灯的规定，但又不忍心处罚，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学生必须穿校服，有晨装和晚装之分，为了节省时间，他们总是随身携带两套衣服，中午在厕所换装。
除英文课是必修课外，其他课程都由自己选修。大使馆嘱咐他们，不必考虑文凭，一心一意学习语言便可。
雷云霞原本选修了数学、物理以扩大知识面，但因为学习强度高，她从120斤暴瘦至90斤。使馆担心她压力过大，劝她不要进阶，转学文科。此后，她就只选了和外交有关的政治、经济和历史课。
每周，他们都要开全体会，讨论当周时事，交流思想和所见所闻。比如，信仰共产主义的人是无神论者，可不可以参观教堂？参观的话，要不要跟着做礼拜？经过集体讨论，并请示大使馆，他们决定，教堂可以进，如果正遇上祷告，就坐在最后一排，不跟着祷告。
去教堂那天，他们才知道，还要唱圣歌。所有人都站了起来，但祁阿红没有。他觉得，自己是中共党员，唱圣歌与信仰不符。
祁阿红因有“tutor”的身份，可以进入教师休息室。当时中国支持阿拉伯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在校期间，他没和学校的一位以色列老师说过一句话。
学校开设有中文课。中国留学生主动帮助学校录制了标准发音的中文教学磁带。祁阿红还每周教一次中文课，主要是一些简单的会话。
1974年下半年，在大使馆的安排下，这批中国学生分别正式进入了英国大学学习。
15人中，包括祁阿红、雷云霞等在内的8人进入了巴斯大学。王光亚和丛军进入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5名年纪较小的同学则留在大西洋联合学院继续求学。
1975年2月，根据国内指示，他们结束学习，陆续分批回国。
在国内休息了不到一个月，雷云霞就被派到刚刚成立的中国驻美联络处，再次匆匆出发。祁阿红回到南京，成为了一名大学英语教师。其他同学也大多参加了与外语相关的工作。
在他们之后，外交部还组织了多批留學生赴英学习，其中包括后来成为国务委员、外交部部长的杨洁篪，他的妻子、曾担任中国驻美使馆参赞的乐爱妹则是雷云霞的同期同学。
向国外公派留学生的做法再未间断，延续至今。
自从1971年10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来，中国开始与多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外交事业的迅猛发展，使国家急需一批外语人才。
中英双方商谈了两国互派留学生的问题。中方表示，中国正在搞“文化大革命”，暂时无法收外国留学生;英方表示，英国可以先接收中国留学生，两年后再向中国派出留学生。
文革开始后，中国各学校都停课闹革命，当时高校才刚开始恢复招生。除少量工农兵大学生外，几乎没有在校的外语类学生可以选派出国。在这样的情况下，外交部想起了文革前各外国语学校招收的一批“外语幼童”。
考试
1972年初春的東北，天黑得很早。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33团位于虎林县迎春镇的团部卫生队里，21岁的雷云霞安静地坐在值班室里看书。电话响了。对方是兵团33团干部股的人，让她立刻去干部股一趟。
干部股在山上，她摸黑上山。打电话者上上下下打量了她许久，问道：你是北京外国语学校毕业的？她点点头。那人拉开手边的抽屉，拿出一张火车票和一封介绍信，让她第二天去佳木斯，“外交部的人想见你”。
满腹疑惑的雷云霞连夜坐上火车，第二天一早到了佳木斯。她依指示先找到兵团司令部，凭干部股开的介绍信换了一张司令部的介绍信，然后到了佳木斯宾馆。
宾馆里铺着厚厚的地毯，她的鞋底还沾着农村带来的泥土，很感局促。她按照前台的指示，来到二楼一间房间。报上自己的名字后，房间里一个人接过了话茬：“呀，你离得最远，来得最早。太好了！我们已经给你订好房间了，你先去休息。”一直稀里糊涂的她鼓起勇气问：“找我们做什么呀？”对方说：“考试。”她问考什么，对方回答考外语，并递给她一本《外交部干部业余外语学校教材》。
考试就在第二天。宾馆的一个房间设了桌椅，布置成考场。她不清楚有多少人参加考试，只知道这是东北考点。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两个环节。
笔试分问答题和作文题。6年前初中毕业后，雷云霞再也没有碰过英语，但重新拿起英语书，发现那些单词、语法居然并不那么陌生。作文题的题目叫《一个难忘的星期天》，她将自己在兵团给病人看病、包扎伤口的故事写了上去，虽然很多单词想不起来，但还是磕磕绊绊写完了作文。
面试的时候，考官用英语提问，“童子功”还在，她都能听懂，并答了上来。考官问她，知不知道尼克松访华的消息，她说知道;又问她，访问时间是从几号到几号，她回忆着广播里听到的，答了出来。之后考口译，考官念一句中文，她翻译一句英文。那时候她还不知道，这叫同声传译。
考完试，雷云霞回到了团卫生队。临走前，外交部的人告诉她，考上了会调回北京，考不上就继续留在兵团，并特意嘱咐她，这两种都是革命工作，不要有任何“不踏实”的表现。出于保密，也怕自己可能考不上，她没有将考试的事情告诉家里。但外交部去了她父亲和姐姐的单位外调，家里还是知道了。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春去夏至。8月初，连队指导员找她谈话，告诉她，去北京的调令一周前就到了。卫生队原想推荐她当工农兵学员，去学医，但是外交部不肯。“现在，我们实在扣不住了，你走吧。”
很久之后，雷云霞才知道，这次的考生，相当一部分来自文革前开办的外语学校，绝大多数是初中毕业生，另有少量的高中在校生和毕业生。
1963年，为了从小培养外语苗子，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广州和西安同时开办了外语学校，共8所。
就是在那年，雷云霞小学毕业，经面试进入北京外国语学校（也叫北京白堆子外语学校）初中部英语班。除英语班外，学校还有法语、日语、德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等班。校方告诉他们，如果成绩优秀，高中毕业后，可以直升北京外国语学院，并且从大二学起。
1966年，雷云霞初中毕业，正赶上文革，高校停止招生。1968年，她从北京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直到1972年，命运才再次逆转。
和她一起被选中的共40多人，包括英、法、日、德、西班牙和阿拉伯语6个语种的考生。这40多人分为几拨，开始集训。
集训
集训从8月开始，一直到11月底，主要学习政治和外语，重在培养“外交能力”。
26岁的祁阿红来自南京。他记得，培训的重点是爱国主义，要能代表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留学生的形象;另一个重点，是如何“正确与外国学生交流”。他们被告知，如被问起“为什么会出林彪问题”“你们是不是红卫兵”等，可以回答：林彪问题是党内斗争;自己是红卫兵，但是“只文斗、不武斗”。
培训期间的生活待遇相当高。雷云霞回忆，他们每个月发19元生活费，等同于工农兵大学生的待遇。
大家彼此熟悉后，开始议论纷纷。有人说，可能是去北京外国语学院上大学，也有人说，可能是进外交部实习。不管是哪种，总是看到了前途。他们挑灯夜读，恶补这些年丢下的课程。
后来，一种新的说法流传开来：他们会被集体派出国。
一时间，全体哗然。就他们这外语基础，能出国吗？他们中胆子大的去向外交部官员求证，得到了肯定答复。不少人提出，是否可以先去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两年再出国，部里否定了这个建议，告诉他们，正是用人之际，没法再等两年。
雷云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初中的时候接触过外教，对外国并不是一无所知。“但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有生之年会出国，真的是想都不敢想。” 全家都很兴奋，张罗着给她置办出国用品。的确良是当时最时兴的衣料，她买了几件的确良衬衫。
外交部给他们发了置装费，每人凭介绍信在外交部出国人员服务部做了几身藏青色的纯羊毛大衣。
出发之前，英国驻华大使馆设宴送行。祁阿红记得，那是正宗的英式晚餐，餐桌上点着蜡烛。菜式他不记得了，只记得当时感觉外国人语速真快，学了那么久的英语，还是听不太懂。
出国
1972年12月4日，他们中的第一批出发前往伦敦。
这一批共14人，11男4女。后来成为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的王光亚以及雷云霞、祁阿红都在这一批中。王光亚跟雷云霞一样，也是从佳木斯考点入选的。
事实上，在这之前，外交部已挑选了9名“学习员”送到英国学习，包括后来的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中国驻圣卢西亚大使古华明，以及中国驻联合国公使衔参赞、陈毅的女儿丛军等。但以留学生身份派出的，这是文革开始以来的第一批。
在首都机场，路透社驻北京记者采访了他们。现年69岁的祁阿红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记者问他以前读过什么书，他用英语回答说，读过狄更斯的《远大前程》和《雾都孤儿》。
他们从北京飞到上海，再从上海乘坐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航班，经卡拉奇、科伦坡、开罗、罗马和巴黎，最后降落在伦敦。
雷云霞记得，机场上，闪光灯闪成一片，英国大报小报的记者们等在那里。她隐约听见了“Red China”（红色中国）这个词。
随后，剩下的30多人也陆续出发。
他们中，学英语的分作三拨，一拨留在英国，一拨飞往加拿大，一拨飞往巴基斯坦。学法语的则飞去了巴黎，学西班牙语的飞往墨西哥，学日语的飞往日本，学阿拉伯语的飞往埃及，学德语的飞往民主德国。
初到英国的感受，祁阿红觉得，只能用《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又译为《爱丽丝梦游仙境》）来形容。
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他们参观了大本钟、大英博物馆、格林威治天文台等，使馆还特意安排他们去参观了位于伦敦的马克思墓。《泰晤士报》登出了这些中国学生游览的照片，配以图说：“A taste for London fog（初识伦敦雾）”。
他们住进了中国驻英大使馆所有的一处公寓，并与外交部之前派来伦敦的9名学习员一起，进入了英国文化委员会办的语言补习班。
老师是当地人，知道这些都是为各国培养的未来外交官，教英语时分外注意。如果学生说了俚语，就会马上纠正：“这个不能说，这是下等人的用语。”
他们对英国充满好奇。看到从未见过的flyover（立交桥），雷云霞一度不知该如何译成中文。祁阿红意识到，国内曾提出的“15年超英赶美”的口号，看来是不现实的。
学习
1973年复活节，他们14人，加上“学习员”中的丛军，进入了英国威尔士的大西洋联合学院学习。这是一所两年制大学预科学校。祁阿红是他们中最年长的，比其他人大了四、五岁，被任命为tutor（监护人）。
进入联合学院的那天，威尔士的媒体前来报道。
祁阿红至今保存着那张剪报。在这篇题为《Chinese check-in（中国学生报到）》的报道中，记者采访了王光亚。这个后来成为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的年轻人说：“The more languages， the better.（掌握的语言越多越好。）”
中国学生被分编进15个不同的宿舍。多年后，当时的校长萨克里夫访问北京，还专门提出要见这批学生。在他的印象里，这批中国学生不乱花钱，不抽烟不吸毒，不迟到不早退，最容易管理。
他们常常要写小论文。最难的是阅读量非常大，老师推荐的十几本书，短期内根本读不完，只能加班加点。
每天早晨，食堂刚刚开门，中国学生总是最先来吃饭，饭后立刻开始自习，连双休日都不例外。晚上，他们常常开夜车。宿舍管理人员频繁地抓到他们违反熄灯的规定，但又不忍心处罚，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学生必须穿校服，有晨装和晚装之分，为了节省时间，他们总是随身携带两套衣服，中午在厕所换装。
除英文课是必修课外，其他课程都由自己选修。大使馆嘱咐他们，不必考虑文凭，一心一意学习语言便可。
雷云霞原本选修了数学、物理以扩大知识面，但因为学习强度高，她从120斤暴瘦至90斤。使馆担心她压力过大，劝她不要进阶，转学文科。此后，她就只选了和外交有关的政治、经济和历史课。
每周，他们都要开全体会，讨论当周时事，交流思想和所见所闻。比如，信仰共产主义的人是无神论者，可不可以参观教堂？参观的话，要不要跟着做礼拜？经过集体讨论，并请示大使馆，他们决定，教堂可以进，如果正遇上祷告，就坐在最后一排，不跟着祷告。
去教堂那天，他们才知道，还要唱圣歌。所有人都站了起来，但祁阿红没有。他觉得，自己是中共党员，唱圣歌与信仰不符。
祁阿红因有“tutor”的身份，可以进入教师休息室。当时中国支持阿拉伯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在校期间，他没和学校的一位以色列老师说过一句话。
学校开设有中文课。中国留学生主动帮助学校录制了标准发音的中文教学磁带。祁阿红还每周教一次中文课，主要是一些简单的会话。
回国
1974年下半年，在大使馆的安排下，这批中国学生分别正式进入了英国大学学习。
15人中，包括祁阿红、雷云霞等在内的8人进入了巴斯大学。王光亚和丛军进入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5名年纪较小的同学则留在大西洋联合学院继续求学。
1975年2月，根据国内指示，他们结束学习，陆续分批回国。
在国内休息了不到一个月，雷云霞就被派到刚刚成立的中国驻美联络处，再次匆匆出发。祁阿红回到南京，成为了一名大学英语教师。其他同学也大多参加了与外语相关的工作。
在他们之后，外交部还组织了多批留學生赴英学习，其中包括后来成为国务委员、外交部部长的杨洁篪，他的妻子、曾担任中国驻美使馆参赞的乐爱妹则是雷云霞的同期同学。
向国外公派留学生的做法再未间断，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