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家训源远流长，学界一般认为，《尚书》中的有些篇章实际就属于家训性质。但是，先秦到秦汉的家训是零散而不完整的。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颜氏家训》，被史学界认为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家训著作。
　　古代家训在国家管理尤其是社会管理方面具有特殊作用。中国一直家国并称，而且学界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组织的典型特征就是家国同构。因此，古往今来，人们十分看重家庭的社会作用和政治作用。两周时期，社会组织由上到下的层级是王、诸侯、卿大夫、士、国人。王所治区域为天下，诸侯所治区域为国，卿大夫所治区域为家。家本来就是政治体系的一个层级，是小一号的国。家国并称，就是这一时期形成的。战国以后，除了王室以外的家庭脱离了政治体系而变为社会细胞，但其政治功能却被延续了下来。尤其是儒家，对家庭的功能特别重视。有人曾经问孔子：“子奚不为政？”孔子引用《尚书·君陈》之语回答道：“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说明孔子在创立儒家时，就认为治家和治国的基本原理与价值准则是相同的。孟子则进一步阐明国与家的逻辑关系，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离娄上》）把治家和修身摆在更为本原的位置。孟母三迁的故事，正是家教的源头之一。孟子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他从孔子的君子理想出发，确立了儒家的个体修养准则，以个人→家族→国家→天下的行为顺序，构思出中国古代的圣贤理论。而这一理论同柏拉图的“哲学王”理论极为相似。可以说，儒家思想从一开始就把个人修养、家庭（家族）运行、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在逻辑上整合到一起。由此，《四书》之一的《大学》概括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纲要（后人称为“八条目”），而且直截了当地指出：“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家训因此而具备了管理教科书的性质。
　　家训是长辈对晚辈在家庭（家族）内部的训示和告诫，其直接目的是范家而不是范世。《颜氏家训》的作者颜之推就强调其著作的为家性质，即“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整齐门内，提撕子孙”。然而，由于传统中国的家国同构，规范家庭自然会扩展为规范社会，管理子弟自然会扩展到管理国家，所以，即便是管理社会的文献，也会被后人冠以家训的名号。特别是在更早的时候，由于三代的部族国家性质，治国就是管家，所以，《尚书》中的《康诰》《酒诰》《梓材》《无逸》，无疑属于家训，其内容却都属于治国。在颜之推的时代，由于社会动荡，颜氏有意避祸，刻意把家训限定在家门之内，才同政治拉开了一点距离。到了社会安定之时，家训与社会管理、国家政治的关系，又不可避免地融合到一起。颜氏之后的家训，则往往是治家与范世重合，但都以颜氏为楷模。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古今家训，以此为祖。”明代袁衷《庭帏杂录》称：“六朝颜之推家法最正，相传最远。”所以，论及古代家训，颜氏之作可为范本。
　　颜氏是名门望族，祖籍山东琅琊临沂。晋室南渡时，琅琊颜氏也算从龙之臣，其后代一直在东晋南朝为官。颜之推出生于江陵，字介。他天资聪颖，少年得志，“博览群书，无不该洽，词情典丽，甚为西府（江陵）所称。”十九岁就在梁朝为官。“好饮酒，多任纵，不修边幅”（《北齐书·文苑传》），一副翩翩公子不拘小节的潇洒气派。然而却生不逢时，碰上了侯景之乱，在夏口时曾被侯景叛军俘虏，差一点被推上刑场，后被囚于建康。侯景败死后，颜之推回到江陵，在梁元帝手下担任散骑侍郎。没过多久，西魏出兵攻占江陵，杀了梁元帝，颜之推和大哥颜之仪又被俘虏。幸运的是西魏大将李穆欣赏颜之推的文才，在向关中押送途中把他推荐给镇守弘农郡的兄长李远。颜之推趁黄河水涨，乘船穿越三门峡逃往北齐。本来他是想绕道北齐回南梁，但由于陈霸先改朝换代，灭了梁朝，绝了颜之推南归之路。此后，他在邺城生活二十多年，先后担任北齐的通直散骑常侍、中书舍人、黄门侍郎，主要从事文字工作，“处事勤敏，号为称职”。北齐的几位皇帝都不争气，不是暴虐肆杀，就是吃喝玩乐。一批官员要对皇帝进谏，颜之推看到势头不好而临时告假，以避免在奏章上署名，结果连署的同僚都被杀头，他则因没有署名而得以免罪。如此政治，使北齐国势日衰，终被北周所灭。此后，颜之推又在北周担任过御史上士。隋朝建立后，他还担任过太子杨勇的学士。颜之推一生的乱世经历，对其思想影响巨大，他自称“三为亡国之人”，其幸存经验是尽量避开权力斗争漩涡，其著述处处渗透了谨小慎微的风格。但家训面对的是家人，所以并不因为谨慎而有所保留，而是言无不尽，给后辈留下关于人生和社会的真知灼见，其文浅易直白，力图把自己一生的为人处世感受传给后人。
　　《颜氏家训》的署名官衔为“北齐黄门侍郎”，所以后代一般把它看作北齐时著作。但因为书中有不少隋代术语和避讳，开篇第一句把“忠孝”写为“诚孝”，就是按照隋代习惯避文帝父杨忠之讳，而且书中记录有隋代开皇年间的史实，所以有的古籍专家（如余嘉锡、王利器）判定其为隋代著作。其中多数篇章，带有明确的写于北齐的印记。大体上，该书初作于北齐，到隋代定稿。
　　唐宋以后学者，多数对《颜氏家训》评价很高。宋本之序（作者佚名）称该书“破疑遣惑，在《广雅》之右；镜贤烛愚，在《世说》之左”。宋代沈揆所撰跋云：“此书虽辞质义直，然皆本之孝弟，推以事君上，处朋友乡党之间，其归要不悖六经，而旁贯百氏。”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曰：《颜氏家训》“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以训世人”。明刻本序称：“北齐颜黄门《家训》，质而明，详而要，平而不诡。盖序致至终篇，罔不折衷今古，会理道焉，是可范矣。……乃若书之传，以褆身，以范俗，为今代人文风化之助，则不独颜氏一家之训乎尔。”清代王钺《读书丛残》也说：“北齐黄门颜之推《家训》二十篇，篇篇药石，言言龟鉴，凡为人子弟者，当家置一册，奉为明训，不独颜氏。”陆奎勋《训家恒语序》则高度赞扬道：“家训流传者，莫善于北齐之颜氏……是皆修德于己，居家则为孝子，许国则为忠臣。”
　　颜之推的后代，似乎也在验证着家训的社会效果。他有三个儿子，分别名叫颜思鲁（表达对故乡山东的思念）、颜愍楚（表达对江陵梁朝的怜悯）、颜游秦（表达在北周长安的生存）。唐初的儒学名家颜师古就是颜思鲁之子，以忠义和书法闻名天下的颜真卿则是颜思鲁的玄孙。颜氏后人视家训为“吾家旧物”，“世世宝之”，多次刻印。康熙五十年，颜氏后裔颜星记录了其家训代代相传的情形，称其先人告诫子侄辈云：“儿辈当以圣贤自命，黄门祖《家训》，所以适于圣贤之路也。世间无操行人，口诵经史，举足便差，总由游心千里之外，自家一个身子，都无交涉，猖狂龌龊，惭负天地，断送形骸，可为寒心哉。黄门祖家训仅二十篇，该括百行，贯穿六艺，寓意极精微，称说又极质朴。盖祖宗切切婆心，谆谆诰诫，迄今千余年，只如当面说话，订顽起懦，最为便捷。儿辈于六经子史，岂不当留心？但‘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黄门祖于《家训》篇首，曾揭是说，以引诱儿孙矣。今日亲听祖宗说话，便要思量祖宗是如何期望我，我如何无憾于祖宗；悚敬操持，不徒作语言文字观，则六经子史，皆家训注脚也。念之，念之！”（《重刊颜氏家训小引》）
　　颜氏后裔重刻家训时把六经子史都说成家训注脚，显然拔得太高，极易引起误解。到三刻时，则对这种说法进行了适当调整，重新阐述了家训与六经的关系，称：“六经之文，非不本末兼该，大小具备；而词旨深远，义理蕴奥，必文人学士，日亲师友之讲论，始能通之。若公之为训，则自乡党以及朝廷，舆夫日用行习之地，莫不有至正之规，至中之矩；虽野人女子，走卒儿童，皆能诵其词而知其义也。是深之可为格致诚正之功者，此训也；浅之可为动静语默之范者，此训也；谁不奉为暮鼓晨钟也哉？”（《三刻黄门家训小引》）
　　按照颜氏后人的见解，儒学六经固然能够修身养性，然而需要专门学习。《颜氏家训》则直白浅显，可以把六经之义付诸实践。尤其是这种结合日常生活的熏陶，可以收到与学校教育不一样的效果。清代雍正年间黄叔琳在节抄《颜氏家训》时，认同颜氏后人的说法，曰：“余观《颜氏家训》廿篇，可谓度越数贤者矣。其谊正，其意备。其为言也，近而不俚，切而不激。自比于傅裨寡妻，而心苦言甘，足令顽秀并遵，贤愚共晓。宜其孙曾数传，节义文章，武功吏治，绳绳继起，而无负斯训也。”乾隆年间卢文弨也说：“若夫六经尚矣，而委曲近情，纤悉周备，立身之要，处世之宜，为学之方，盖莫善于是书，人有意于训俗型家者，又何庸舍是而叠床架屋为哉？”但是，学者与颜氏后人不同的是，他们往往还要批评《颜氏家训》的不足。归纳起来，学者的批评多集中于两点：其一是颜之推在推崇儒学的同时宣扬佛教；其二是在家训之中夹杂有书证音韵等小学内容。批评最狠的当属纪昀，他在黄叔琳节抄本上的手批毫不客气，认为颜之推虚伪庸俗，以利害关系嵌套圣贤道理，家训云云，多为老于世故之言。这些批评，提供了观察《颜氏家训》的另一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