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个凛冬，当北半球的天气开始变暖，人们则在担心世界正面临同步的全球经济放缓。这与仅仅一年前的情形适成巨大反差，当时的共识很乐观，即全球经济将同步复苏。
　　这种放缓主要是人为造成——最大的阻碍来自美中贸易紧张，这又加剧了推行旨在控制债务积压改革所造成的经济放缓。随着英国脱欧从悲剧转向闹剧，当民粹主义引发的动荡激起关于如何应对新未知数的大规模内部争论时，欧洲经济也放缓了。
　　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在承受重大选举或领导层变更的阵痛，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正在进行大选。随着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也门爆发内战，中东和北非的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
　　目前，东亚和南亚仍然在全球GDP增长中名列前茅，年增长率在5%以上，但也有迹象显示增长开始趋缓。世界贸易组织预测，2019年全球贸易增长率为2.6%，这将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的3.3%的全球GDP增幅——经济衰退呼之欲出。
　　一段时间以来，亚洲的出口增长模式明显已接近捉襟见肘。事实上，随着机器人得到应用，加以保护主义崛起，亚洲已无法再依赖“廉价劳动力+出口驱动”的模式。美国和欧洲市场的消费能力已经达到成熟，而保护主义和生產自动化预示着制造业正回归国内市场。因此，亚洲经济体必须转而依靠自己的国内消费以保持增长。但出于种种原因，大多数亚洲国家政府还没有准备好推动这一重大政策转变。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及太平洋部，合作推出了一本名为《迈向亚洲新的长期增长模式（PIIE，2018）》的书。面对发达国家陷入长期停滞，亚洲的政策选择和增长模式是什么？
　　首先，欧洲和美国长期停滞的迹象在日本和韩国已显现，日本和韩国的赡养比率都较高（现有劳动力需要养活更多退休人员），而劳动力则在缩水。利率下降、国内债务负担加重以及国内投资不足，都指向生产率水平下跌，而这表明未来增长率会降低。
　　在过去30年里，亚洲也开始出现自由市场中金融业痼疾所引发的不断增长的不平等状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为劳动力支付更多报酬，转向了让资本和短期投机获利。举例来说，在1973年至2013年间，美国的生产率上升了74.4%，而每小时工资仅上涨了9.2%。这意味着工人获得微不足道，而企业利润（以及首席执行官的工资）则不成比例地飙升。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和其他人表示，历史上的不平等大多是由金融和地产等资产的集中所导致。
　　亚洲人曾在过去40年里将最好的产品和最优秀的人才输送到美国，而今却被迫重新思考自己的优先利益。出售货物以换取美元是一回事，被侮辱和贬低为美国人困境的渊薮，则呼唤对现有政策作出重大调整。
　　这些政策转变已经在亚洲全球供应链的微妙变化中有所展现。首先，不只是中国通过对外投资实现多元化，而目前在中国的许多制造商已经转向低工资的生产中心，如越南、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以对冲地缘风险。
　　其次，几乎所有人都开始进行数字化升级，亚洲自己的数字平台成为先行者，如阿里巴巴、腾讯和印度尼西亚的Go-Jek。亚洲全球供应链正在变得更加以服务为导向，更注重区域网络的构建，因为增长的主要动力已从向西方出口，转为向亚洲内部扩大出口。国内消费增长显然是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人口大国的主要战略，但人口达到1亿级的经济体——孟加拉国、菲律宾和越南也将受益于本土市场的优势。这使得较小的经济体需要在新的多极化、多元化和政治分裂的世界中努力探寻生机。
　　如果这一观察存在盲点，那就是未能充分了解气候变化和向低碳经济转型，将如何从根本上改变整个亚洲的消费和生产模式。无可辩驳的大局是，随着能源从化石燃料转向替代能源，权势将从以前的原油生产国转移到最节能的经济体。
　　简言之，随着中国和印度进入中等收入消费水平，自然资源将面临更大压力。那些最快走上绿色发展道路者，将有能力提供人们所需的商品和服务，并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最严重影响。正确的路径只有在多样化的竞争和创新中找到，而不存在任何中央计划的解决方案。多元化才是亚洲的力量。
　　亚洲消费增长既是机遇，也是威胁，特别是由于我们自然资源稀缺。每个经济体如何适应气候变化恶化的新环境，并为所有人提供就业和食物的需求，将是亚洲面临的主要挑战。
　　（翻译：臧博，编辑：袁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