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轮逆周期宏观政策的调整中，财政政策的新思路是一大亮点。以往积极财政政策着重在政府公共投资方面，而今年积极财政政策重点在于降税减费，而投资方面仅在基建方面进行托底。《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要减轻税费负担2万亿元，创下历年新高。
　　与以往的减税相比，今年的减税有两个明显的不同。首先是涉及的范围很广，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涉及的降费减税措施包括：进口关税总水平自去年11月起从9.8%降至7.5%；去年10月开始实施的个税改革和今年元月开始执行的个税专项抵扣；年初出台的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政策；4月1日开始执行的增值税减税，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税率由16%降至13%，将交通运输、建筑业等行业现行税率由10%降至9%；5月1日开始降低企业养老保险缴费费率4个百分点；再加上一系列降低企业成本和收费的措施。这些降税减费措施，既覆盖企业也受惠家庭，既有普遍性的措施也有针对性的扶持，这在以往是非常罕见的。
　　其次，与以往历次减税不同，这次减税主要是降税率，其时效更加长远，而不像以往通常采用的临时性地针对某些企业或某些行业的降税措施（如2015年对小排量汽车的购置税的临时优惠政策）。
　　降税减费一直是本届政府的重点领域，也是专家学者共识度很高的改革措施。减税的好处，对内在于改善企业的营商环境，利于恢复投资和消费的信心。例如，在当前工业产品通胀急剧下行、工业企业利润今年首两月同比下跌14%的情况下，针对制造业行业3个百分点的增值税减税可以舒缓制造业企业面临的压力。
　　相比政府投资而言，降税减费更倚赖于市场机制的发挥而非政府的行政决策，大大降低因政府决策机制不完善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对外而言，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最近几年纷纷推出减税措施的大环境下，降税减费有助于中国企业在全球的公平竞争，尤其考虑到中国企业面临的宏观税负、社保缴费和其他非税负担整体较高的现实情况。
　　但是，减税并非万能药，对于减税的经济影响尤其是短期影响不宜过分夸大。如果對减税效应有不切实际的高预期，可能会导致事后的失望，在政策上可能导致减税这一本身正确的决策的往复。
　　首先，从最近几年的经验看，减税措施实际带来的减税获得感可能较官方公布的数据要打较大的折扣。一个主要原因是税收征管的加强可能会对冲部分减税效应。以社保缴费为例，目前中国规定的社保费率占工资比例在40%以上，在全球最大的20个经济体中排在第二。但是现实中，少缴漏缴的现象不在少数。5月1日起社保缴费费率的调低会降低企业负担，但预计征收方面会相对加强，以确保社保基金不致出现较大缺口。
　　此外，在公布的降税减费措施之外，在某些领域（如资源、环保）的税收可能会增加，在某些行业的政府补贴（如最近公布的新能源车补贴政策的调整）或退税可能会减少。从整体宏观税费负担看，减税最终带来的好处会比公布的数字要低。
　　其次，减税对经济的影响是间接的，取决于企业的投资意愿和家庭部门的消费意愿。相对于公共投资，减税带来的乘数效应会小很多。尤其在经济短期面临下行压力、盈利前景不明的情况下，企业投资意愿通常并不高，这会影响政策的短期效应。
　　逆周期宏观政策，关键是恢复企业的盈利预期和市场信心。降税减费是其中的重要一环但并非全部，信心的恢复需要各方面改革的推进，包括市场准入、公平竞争、金融供给侧改革和法律保护等方面。在市场准入方面，应尽快推进负面清单的修订，扩大竞争性产业的范围，并明确传统政府垄断性产业、基础设施行业、战略性产业的开放路线图。在市场竞争方面，引入“竞争中性”概念以确保国有企业、民企和外资各类企业主体的平等竞争。在金融环境方面，加快处置国企僵尸企业，打破刚性兑付，建立以风险为基础的利率定价机制。同时清理应收账款的逾期拖欠问题。
　　从当前民企和小微企业面临的问题看，融资难是更紧迫的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对国企的刚性兑付的保护，使得所有制成为影响银行信贷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企业还款逾期趋长导致企业融资需求的被动上升。根据科法斯公司的调研，遭遇超长期逾期付款（超过180天）金额在年营业额中占比超过10%的企业从2016年的11%上升到2018年的21%。在法律保护方面，最近通过的《外商投资法》令人鼓舞，其中所含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推动公平竞争环境的精神同样适用于国内各类企业主体，而法律的真正落地和实施更令人期待。
　　（编辑：陆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