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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文化传统差异巨大，台湾“全盘西化”的结果，必然是橘逾淮而为枳。
台湾在上世纪70年代之后，迎来了一波长达20年的经济高速成长期，这使得台湾由一个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小岛，蜕变为以电子、化工、机械、医药、服务业为主的经济发达地区。台湾能够获得这样的成就，离不开两项因素：一个是决策符合台湾的实际情况，并得到执行;另一个是有稳定的社会秩序，老百姓对未来有希望。
2017年6月3日，台北市民在雨中行走匆匆。
然而，在推行所谓的西方式民主数年之后，台湾社会冲突开始加深，族群撕裂情形严重，经济发展进入长期迟滞现象。台湾老百姓现在尚能维持一定的体面生活，乃受惠于以前积累下来的老本。台湾政客们为了个人利益或是报复上一代积累下的仇恨，不断地操弄不切实际的政治议题，许多政策分裂社会，堪称荒谬。连向来是稳定社会秩序基础的军、公、教群体都不断地涌上街头抗争，前景令人极为忧心。
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台湾，一直是以实践三民主义，建设台湾为全中国的模范省而自诩。当年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也尤其强调“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现代意义。而台湾社会却走到今天的地步，让我们不得不深思：在西方体制与中国传统之间应当如何取舍，才更容易达到老百姓所期待的幸福生活。
严复将约翰·穆勒的《On Liberty》一书翻译为《群己权界论》，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的个人主义与西方个人主义的异同点是：相同的是都肯定个人自由和解放的价值;不同点是：西方是以个人为本位，中国却是在群体与个体的界线上考虑自由的问题。
学者尚会鹏在许烺光的研究基础上建构了“心理文化学”理论。尚会鹏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伦人”社会，“伦人”状态下的自我认知，强调人的相互性，个体并不是以个体这个单一状态来理解与感知世界，其所依赖的是人的相互性，也就是从自己与他人的互动关系中来认知自己与看待外部的世界。换言之，中国传统社会是通过在面对各种不同的人时，随时调整并确认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并且不断地从不同的关系中确定自己的身份、对方的身份、彼此的关系以及自己在整个“场”中应所遵循的“规矩”。
规矩自然是从礼而来，不按规矩行事，就是失礼。传统社会考虑问题的重点不是对错，而是整件事情是否合乎礼法。如果一个人的做法不合乎礼节，那么即使是对的，也可能会因为失礼而失去了正当性。所以在河洛语（闽南语）中，“失礼”很接近道歉的意思。在中国古代，虽然也强调对真理的追求，子曰：“朝闻道，夕死可以”，这个道并不是礼节本身，而是在礼法之后所体现的价值，亦即仁与道，也就是一种类似西方的自然法，不证自明的超越性价值。但是中国毕竟只有极少数人能达到行仁入道的境界，在“伦人”社会的强大影响下，是否符合礼节已经内化为判断对或错的标准。
中国传统社会构成自我认知群体的人际关系圈是以“自己”为核心，由内而外分为三层，分别是“亲人圈”、“熟人圈”与“陌生人圈”。“自己”与圈中其他个体的亲密程度，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权利义务的強度，乃由内向外递减。在不同圈子使用不同的规矩，是“伦人”行为模式中最突出的特征之一，而这也是礼法的重要特征之一。为什么中国传统社会特别愿意论关系呢？因为在不同的圈子里，适用的规矩不同，交易成本自然也就不同。因此，攀亲戚、论师门、讲乡情，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几千年来的基本人际互动模式。
台湾当前所实践的西方式民主制度，在不知不觉间就走进了一个误区，因为西方人是积累了千百年的独特经验之后，在自己民族的文化基础上，反复琢磨，不断调整，然后逐步出台符合西方文化特色的法律，建构了匹配西方人思维模式的政治体制。然而到过台湾的人都知道，在当今全球的华人圈里，台湾的老百姓保存了许多中国传统社会的特色。在这样的背景下，台湾贸然的全盘采用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后果，就是民主的好处并没有出现，民粹却开始在台湾普遍流行。
民粹现象并非台湾所独有，民粹所体现的是群体无序后所呈现的一种乌合之众带来的狂暴力量。古斯塔夫·勒旁在论及群体的感情和道德观时，就指出群体是刺激因素的奴隶。群体所服从的各种冲动可以是豪爽或残忍的，勇猛或懦弱的;这种冲动总是极为强烈，因此个人利益，甚至保存生命的利益，也难以控制他们。由于刺激群体的因素是各式各样的，所以群体可以转瞬之间从血腥的狂热变成最极端的宽宏大量和英雄主义。因此，群体根本不会做任何的事先策划，他们可以先后被最矛盾的情感所激发，但是他们又总是受到当前刺激因素的影响。他们就像被风暴卷起的树叶，向着每个方向飞舞，然后又落在地上。
民进党在中国国民党执政时，就反复地利用民粹的力量，想尽办法为难执政党;等到民进党自己执政时，民粹依然存在，反噬的力量同样强大;民进党现在举步维艰，这是自食恶果，但台湾老百姓也跟着遭殃。
实际上，西方民主制度所需要的前提，是公民对一种超越宗族利益的政治生活的体认，这是建立在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特色的基础上的。近代西方个人主义起源于14、15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及人文主义，这是上承古典的传统;在宗教方面，马丁路德主张个人与上帝直接沟通;到了加尔文教派，即所谓的“清教徒”，把个人地位提得更高。美国是一个清教徒社会，以18、19世纪为例，小孩很早就离家外出闯天下，成人后才回家与父母重新建立关系，以此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而西方人认为人是上帝所创造的，人对上帝必须绝对的服从，美国可以说是最极致的个人主义社会。
余英时表示，上述这种西方式的个人主义，对于中国人来说十分难理解;中国人的家族观念浓厚，自古已然。孔子强调孝悌视“为仁之本”，后世则有“移孝作忠”之说。汉、晋两代都号称“以孝治天下”，正是因为政治理论必须依附于家族伦理的基础之上。 西汉初年南粤王赵佗与大汉交恶，最关键的原因在于吕后毁其祖坟、杀其家族。汉文帝想要与赵佗示好，就不能不改变吕后的错误。文帝在给赵佗的信上表示：“亲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存问，脩治先人冢。”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以家族关系进行统战的例子，并且对后世发生了示范作用。魏晋南北朝母子相依的事例不胜枚举，当时的道德观念是把亲子关系看得比君臣关系远为重要。曹丕问：“君父各有笃疾，有药一丸，可救一人，当就君耶？父耶？”邴原毫不迟疑的答道：“父也。”更鲜明的例子是，诸葛瑾、诸葛亮二人，分别在吴、蜀出任要职，却不因政治而断绝手足之情，现存诸葛亮给兄瑾诸札可证，而且刘备与孙权也表现了高度的政治智慧与雅量。
亲情影响政治的情形，在中国的历史上十分普遍，有的例子还十分突出。北宋时真宗藩邸旧臣王继忠为契丹所俘，后为契丹所重用，曾致力于宋辽之间的和平。宋真宗待其妻子甚厚，而且子孙在宋朝仕宦者亦甚多。当时京师号为“陷藩王太尉家”（见文莹《玉壶清话》四及叶梦得《石林燕语》十）。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看到中国人怎样重视家庭伦理。一般情形下，中国人是不肯为政治而牺牲亲情的。“国”必须以“家”为基础，这可以当作是中国传统特色下的现代“国家”涵义。
由于中西文化的客观差异，在理性的选择下，选择与中国传统结合，同时又富含现代化意义的体制才是正道。
在此值得进一步申论的是，心理文化学理论中指出，西方“个人”状态下的交换模式属于“交易型”，而“伦人”状态下的交换模式则属于“信用借贷型”。“恩”与“报”是“信用借贷型”交换方式的重要特点。中国传统中蕴含了很深的“还报”文化。在“熟人”圈中，一方“贷出”“人情”或“礼”，（期待）引发的是另一方的偿还行为。中国传统社会人与人之间交换（财物、金钱、情感、服务等）的比率，是根据与彼此间身份关系相关联的伦理规范来达到平衡的。换言之，这是一种符合伦理规范的“等意义交换”，而不是物质上的“等价交换”。
这种特点，使得中国传统社会对具有一定关系的人，会有较强的责任感，以及较重的“亲情”和“人情”负担。因此谋前途、做事业的人，很容易就会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力图促进自己与对自己有用处的人的关系。
因此，“全盘西化”的结果，必然是橘逾淮而为枳。南美、南亚，一直到非洲，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威权体制或贤能政治为什么在东方国家能够成功？因为执政者居于中央層级，他必须向全体老百姓负责，这里算的是一笔总账，而不是切割成一小块一小块后的零星账目。由于施政的效益是以全国老百姓的福祉来考虑，而不是通过无数个小单位的绩效积累来体现，集中力量办大事情，有时候确实需要特别的牺牲，但是总体而言还是利远大于弊的。如此一来，施政成本降低，总体效益自然就能提高。蒋经国在台湾推行十大建设时，就是以全台湾为范围进行通盘的考虑，全局式的规划，建设成果全台湾的老百姓都能受惠。
民进党现在推行的前瞻计划，主要的建设与预算都落在绿色执政的县市，由于缺乏整体规划，资源重复的浪费情形非常严重，即便是倾绿的学者专家，也忍不住要提出严厉的批评;但是民进党利用执政优势，仍然强行推动。蒋经国主政时期，并没有太大的选票压力，但是他有必须把整个台湾建设好的压力。现在的民进党，只要能确保击败选举时的竞争对手即可。实际上，蔡当局不必向全台湾老百姓负责，政客们只要能够取悦足够多数的选民即可，至于方法是否道德，方向是否正确，并不是最需要关心的事情。
威权体制或是贤能政治不能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权与能之间的关系。如何有效的监督权力，又不影响权力的正确与正常施展，始终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在中国的传统“伦人”社会里，占据较高位置的人比处于较低位置的人，有更多交易上的优势。在这样的系统中，因为缺乏有效的监督与制衡，所以系统治理失灵的现象十分普遍。
孟子说：“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尤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生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之而善，故民之从也轻。”手段是为目的而服务的，幸福生活是本，民主法治是手段，中国所追求的幸福生活内容，有许多部分与西方人完全一致，但是也有许多部分与西方人并不相同，而且这个不同的部分，是没有办法通过西方式的手段来达成的。这就赋予了当代中国知识人在学习西方优点之时，也有必要深刻反思固有文化，然后提炼出符合中国人需要的精华的责任。
台湾在上世纪70年代之后，迎来了一波长达20年的经济高速成长期，这使得台湾由一个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小岛，蜕变为以电子、化工、机械、医药、服务业为主的经济发达地区。台湾能够获得这样的成就，离不开两项因素：一个是决策符合台湾的实际情况，并得到执行;另一个是有稳定的社会秩序，老百姓对未来有希望。
然而，在推行所谓的西方式民主数年之后，台湾社会冲突开始加深，族群撕裂情形严重，经济发展进入长期迟滞现象。台湾老百姓现在尚能维持一定的体面生活，乃受惠于以前积累下来的老本。台湾政客们为了个人利益或是报复上一代积累下的仇恨，不断地操弄不切实际的政治议题，许多政策分裂社会，堪称荒谬。连向来是稳定社会秩序基础的军、公、教群体都不断地涌上街头抗争，前景令人极为忧心。
台湾的误区
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台湾，一直是以实践三民主义，建设台湾为全中国的模范省而自诩。当年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也尤其强调“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现代意义。而台湾社会却走到今天的地步，让我们不得不深思：在西方体制与中国传统之间应当如何取舍，才更容易达到老百姓所期待的幸福生活。
严复将约翰·穆勒的《On Liberty》一书翻译为《群己权界论》，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的个人主义与西方个人主义的异同点是：相同的是都肯定个人自由和解放的价值;不同点是：西方是以个人为本位，中国却是在群体与个体的界线上考虑自由的问题。
学者尚会鹏在许烺光的研究基础上建构了“心理文化学”理论。尚会鹏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伦人”社会，“伦人”状态下的自我认知，强调人的相互性，个体并不是以个体这个单一状态来理解与感知世界，其所依赖的是人的相互性，也就是从自己与他人的互动关系中来认知自己与看待外部的世界。换言之，中国传统社会是通过在面对各种不同的人时，随时调整并确认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并且不断地从不同的关系中确定自己的身份、对方的身份、彼此的关系以及自己在整个“场”中应所遵循的“规矩”。
规矩自然是从礼而来，不按规矩行事，就是失礼。传统社会考虑问题的重点不是对错，而是整件事情是否合乎礼法。如果一个人的做法不合乎礼节，那么即使是对的，也可能会因为失礼而失去了正当性。所以在河洛语（闽南语）中，“失礼”很接近道歉的意思。在中国古代，虽然也强调对真理的追求，子曰：“朝闻道，夕死可以”，这个道并不是礼节本身，而是在礼法之后所体现的价值，亦即仁与道，也就是一种类似西方的自然法，不证自明的超越性价值。但是中国毕竟只有极少数人能达到行仁入道的境界，在“伦人”社会的强大影响下，是否符合礼节已经内化为判断对或错的标准。
中国传统社会构成自我认知群体的人际关系圈是以“自己”为核心，由内而外分为三层，分别是“亲人圈”、“熟人圈”与“陌生人圈”。“自己”与圈中其他个体的亲密程度，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权利义务的強度，乃由内向外递减。在不同圈子使用不同的规矩，是“伦人”行为模式中最突出的特征之一，而这也是礼法的重要特征之一。为什么中国传统社会特别愿意论关系呢？因为在不同的圈子里，适用的规矩不同，交易成本自然也就不同。因此，攀亲戚、论师门、讲乡情，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几千年来的基本人际互动模式。
台湾当前所实践的西方式民主制度，在不知不觉间就走进了一个误区，因为西方人是积累了千百年的独特经验之后，在自己民族的文化基础上，反复琢磨，不断调整，然后逐步出台符合西方文化特色的法律，建构了匹配西方人思维模式的政治体制。然而到过台湾的人都知道，在当今全球的华人圈里，台湾的老百姓保存了许多中国传统社会的特色。在这样的背景下，台湾贸然的全盘采用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后果，就是民主的好处并没有出现，民粹却开始在台湾普遍流行。
亲情影响政治
民粹现象并非台湾所独有，民粹所体现的是群体无序后所呈现的一种乌合之众带来的狂暴力量。古斯塔夫·勒旁在论及群体的感情和道德观时，就指出群体是刺激因素的奴隶。群体所服从的各种冲动可以是豪爽或残忍的，勇猛或懦弱的;这种冲动总是极为强烈，因此个人利益，甚至保存生命的利益，也难以控制他们。由于刺激群体的因素是各式各样的，所以群体可以转瞬之间从血腥的狂热变成最极端的宽宏大量和英雄主义。因此，群体根本不会做任何的事先策划，他们可以先后被最矛盾的情感所激发，但是他们又总是受到当前刺激因素的影响。他们就像被风暴卷起的树叶，向着每个方向飞舞，然后又落在地上。
民进党在中国国民党执政时，就反复地利用民粹的力量，想尽办法为难执政党;等到民进党自己执政时，民粹依然存在，反噬的力量同样强大;民进党现在举步维艰，这是自食恶果，但台湾老百姓也跟着遭殃。
实际上，西方民主制度所需要的前提，是公民对一种超越宗族利益的政治生活的体认，这是建立在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特色的基础上的。近代西方个人主义起源于14、15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及人文主义，这是上承古典的传统;在宗教方面，马丁路德主张个人与上帝直接沟通;到了加尔文教派，即所谓的“清教徒”，把个人地位提得更高。美国是一个清教徒社会，以18、19世纪为例，小孩很早就离家外出闯天下，成人后才回家与父母重新建立关系，以此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而西方人认为人是上帝所创造的，人对上帝必须绝对的服从，美国可以说是最极致的个人主义社会。
余英时表示，上述这种西方式的个人主义，对于中国人来说十分难理解;中国人的家族观念浓厚，自古已然。孔子强调孝悌视“为仁之本”，后世则有“移孝作忠”之说。汉、晋两代都号称“以孝治天下”，正是因为政治理论必须依附于家族伦理的基础之上。 西汉初年南粤王赵佗与大汉交恶，最关键的原因在于吕后毁其祖坟、杀其家族。汉文帝想要与赵佗示好，就不能不改变吕后的错误。文帝在给赵佗的信上表示：“亲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存问，脩治先人冢。”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以家族关系进行统战的例子，并且对后世发生了示范作用。魏晋南北朝母子相依的事例不胜枚举，当时的道德观念是把亲子关系看得比君臣关系远为重要。曹丕问：“君父各有笃疾，有药一丸，可救一人，当就君耶？父耶？”邴原毫不迟疑的答道：“父也。”更鲜明的例子是，诸葛瑾、诸葛亮二人，分别在吴、蜀出任要职，却不因政治而断绝手足之情，现存诸葛亮给兄瑾诸札可证，而且刘备与孙权也表现了高度的政治智慧与雅量。
亲情影响政治的情形，在中国的历史上十分普遍，有的例子还十分突出。北宋时真宗藩邸旧臣王继忠为契丹所俘，后为契丹所重用，曾致力于宋辽之间的和平。宋真宗待其妻子甚厚，而且子孙在宋朝仕宦者亦甚多。当时京师号为“陷藩王太尉家”（见文莹《玉壶清话》四及叶梦得《石林燕语》十）。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看到中国人怎样重视家庭伦理。一般情形下，中国人是不肯为政治而牺牲亲情的。“国”必须以“家”为基础，这可以当作是中国传统特色下的现代“国家”涵义。
由于中西文化的客观差异，在理性的选择下，选择与中国传统结合，同时又富含现代化意义的体制才是正道。
西式民主的橘逾淮而为枳
在此值得进一步申论的是，心理文化学理论中指出，西方“个人”状态下的交换模式属于“交易型”，而“伦人”状态下的交换模式则属于“信用借贷型”。“恩”与“报”是“信用借贷型”交换方式的重要特点。中国传统中蕴含了很深的“还报”文化。在“熟人”圈中，一方“贷出”“人情”或“礼”，（期待）引发的是另一方的偿还行为。中国传统社会人与人之间交换（财物、金钱、情感、服务等）的比率，是根据与彼此间身份关系相关联的伦理规范来达到平衡的。换言之，这是一种符合伦理规范的“等意义交换”，而不是物质上的“等价交换”。
这种特点，使得中国传统社会对具有一定关系的人，会有较强的责任感，以及较重的“亲情”和“人情”负担。因此谋前途、做事业的人，很容易就会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力图促进自己与对自己有用处的人的关系。
因此，“全盘西化”的结果，必然是橘逾淮而为枳。南美、南亚，一直到非洲，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威权体制或贤能政治为什么在东方国家能够成功？因为执政者居于中央層级，他必须向全体老百姓负责，这里算的是一笔总账，而不是切割成一小块一小块后的零星账目。由于施政的效益是以全国老百姓的福祉来考虑，而不是通过无数个小单位的绩效积累来体现，集中力量办大事情，有时候确实需要特别的牺牲，但是总体而言还是利远大于弊的。如此一来，施政成本降低，总体效益自然就能提高。蒋经国在台湾推行十大建设时，就是以全台湾为范围进行通盘的考虑，全局式的规划，建设成果全台湾的老百姓都能受惠。
民进党现在推行的前瞻计划，主要的建设与预算都落在绿色执政的县市，由于缺乏整体规划，资源重复的浪费情形非常严重，即便是倾绿的学者专家，也忍不住要提出严厉的批评;但是民进党利用执政优势，仍然强行推动。蒋经国主政时期，并没有太大的选票压力，但是他有必须把整个台湾建设好的压力。现在的民进党，只要能确保击败选举时的竞争对手即可。实际上，蔡当局不必向全台湾老百姓负责，政客们只要能够取悦足够多数的选民即可，至于方法是否道德，方向是否正确，并不是最需要关心的事情。
如何用好民主是一门大学问
威权体制或是贤能政治不能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权与能之间的关系。如何有效的监督权力，又不影响权力的正确与正常施展，始终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在中国的传统“伦人”社会里，占据较高位置的人比处于较低位置的人，有更多交易上的优势。在这样的系统中，因为缺乏有效的监督与制衡，所以系统治理失灵的现象十分普遍。
孟子说：“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尤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生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之而善，故民之从也轻。”手段是为目的而服务的，幸福生活是本，民主法治是手段，中国所追求的幸福生活内容，有许多部分与西方人完全一致，但是也有许多部分与西方人并不相同，而且这个不同的部分，是没有办法通过西方式的手段来达成的。这就赋予了当代中国知识人在学习西方优点之时，也有必要深刻反思固有文化，然后提炼出符合中国人需要的精华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