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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前，我就想写一本当代作家与鲁迅传统的书，然而这工作一直断断续续，不成规模。直到朋友催促成书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所写的是那么少。交稿的时候，仿佛没有完成作业的学生，内心多是惭愧的感觉。
我曾在鲁迅博物馆工作了十一年，由于专业的性质，我的研究趣味一直没有绕开鲁迅。而文学批评的话题，多是与鲁迅传统有关的。
在鲁迅博物馆工作的日子里，一面阅读鲁迅的原始文献，温习其中的思想与审美意识，另一方面追踪当代文学与学术的变迁。这过程让我处于一种矛盾、焦虑的状态：一方面苦于无法找到进入鲁迅的入口;另一方面对于当代作家渐多不满，觉得松散的、单一化的表达与鲁迅的成就难以比肩。但偶尔遇到好的作品，发现多少与五四的语境有关，于是在鲁迅遗产的背景里讨论当代问题，就成了写作的主旨之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我的工作是参与《鲁迅研究动态》的编辑，也因此认识了许多学人。王瑶、唐弢、林辰、孙玉石、王得后、钱理群、王富仁、王世家、汪晖、高远东、黄乔生等，都在一些方面影响了我。后来结识了陈忠实、林斤澜、贾平凹、莫言、刘恒、阎连科、张炜、余华等作家，感受到了他们身上的某些鲁迅遗产的闪光。我的一些文字与读解熟悉的人有关，其中并非学理的沉思，也有借他人来认识自我的意味吧。在这种学习中，我开始进入鲁迅研究与当代文学研究的世界，其中的苦乐，也留在了粗糙的文字间。
由于相当长的时间是游离于学院派之外的，所以文章写得较为随意，并无深刻的、系统的论著，也由于没有严谨的训练基础，精神飘忽的时候居多。鲁迅一生厌倦学院派，但他有这样的资本，文章总有生气的地方。而我们这一代人不行，基本的训练缺乏，非学院派中人也多带野狐禅的味道。不过后来的学院派成为一统的时候，问题比非学院派似乎更为严重，一个事实是，把鲁迅精神放封闭性的处理，总还是有些错位的。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就有人意识到了此点，仅仅以学院派的方式读解鲁迅，可能会遗漏一些思想。最根本的是，与现实的隔膜渐多。学院派只能阐释文本，却不能呼应文本，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关于鲁迅的传播，一直是在不同的路径中进行的。至少在八十年代前，呼应鲁迅的研究多于学理的研究。我们在各种运动中看到的思想的交锋，差不多都有鲁迅的影子在晃动。
而学院派后来避免了呼应式研究的缺点，这有历史的必然性。它在细节与宏观框架下克服了思想的随意性。在今天，学院派的鲁迅研究在学理上取得的成绩已经有目共睹。我的周围大多属于学院派中人，这些年在资料研究、文本研究、背景研究、比较研究方面，都有佳作出现。在《鲁迅研究月刊》《上海鲁迅研究》几个平台上，一些青年学者的涌进，带来了勃勃生气，鲁迅传统是被深记在这些学人的思考里的。
但没多久我就意识到，除了我们这些专业研究外，还有另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在影响着精神生活。那就是在非学科意义上的知识群落里，存在着另一种精神叩问，在那个群落，鲁迅一直是被作为重要的参照而存在的，且融进了社会转型的复杂语境里。
举两个例子就可以发现，鲁迅是一个被不断发现和阐释的存在，作为一种资源，给人文领域带来动力性的传导，且伴随几代人在寻觅新的道路。
一是作家的创作中，鲁迅主题和意象一直存在于许多人的文本里。从1978年开始，小说家、诗人的写作，呼应鲁迅文本的一直没有消失。有的是作为复写的方式而存在的。莫言《酒国》就自觉地再现《狂人日记》的意象，贾平凹《古炉》在内蕴上暗袭《药》，而阎连科《四书》与余华《第七天》是从《野草》的底色里开始自己的精神书写的。张承志在写作中的语态，时常在沿袭鲁夫子的激情，他自觉地从鲁迅那里拿来思想，在文坛有着爆炸性的冲击波。刘庆邦创作的《黄泥地》对于乡村社会的打量，让我们听到了《呐喊》的声音，刘恒的《虚证》《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跳动着《孤独者》《阿Q正传》的灵魂。当作家将自己的经验与鲁迅的经验重叠起来的时候，现代文学的一个链条便清晰可见了。这种重复性与扩展性的书写，也是我们今天文学的一个特色。
二是学人对于鲁迅思想的阐发。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李泽厚、刘再复、邓晓芒等人的治学理念中，除了对于古典哲学的借用外，不同程度借鉴了鲁迅的资源。那些有创造性的学者并不是在鲁迅一个维度里吸收营养，而是把鲁迅视为自己思考问题的参照之一，在不同的语境里丰富自己的思想语汇。李泽厚的积淀说，就是在康德主义的影子里，暗接荣格的思想，而主旨取自鲁迅的改造国民性的意识。邓晓芒对于中国社会的分析中，尽管应用了许多西方资源，在知识阶级的立场上是坚持鲁迅的理念的。我们看近些年历史研究、文化遗产研究中，一些鲜活观念的形成，都能够感受到鲁迅遗产的魅力。比如郑欣淼的故宫学研究，其实隐含着鲁迅学的背景;吴冠中对于美术史的感悟，多的是鲁迅的逻辑。可以看出，在文化领域，鲁迅被分解成不同的碎片，折射在不同的文本里。这是静悄悄的辐射，是一个传统的延伸。非鲁迅研究界里活着的鲁迅，恰证明了其不朽的价值。
作家的兴奋点与学人的聚焦点如此巧合地汇入一個调色板里，其实无意中丰富了“五四”后的一个特定精神。这或许是对于未完成的启蒙的一种代偿。当人们还存在于《呐喊》《彷徨》的某些时空里的时候，要跳出旧有的思路，其实是大难的。
在没有热点的地方，鲁迅是热的。网络上的鲁迅小组讨论的问题很多，争论里也流出诸多妙想。在许多民间思想者那里，鲁迅一直被阅读着。一些非学院派的写作，在某种层面撕开了沉闷思想的罩子，将野性的思维引来，对应了鲁迅的某些特质。只要我们看看林贤治、张枣的写作，是有淋漓的元气在的。木心、陈丹青的笔下关于国人精神难题的审视，以及高尔泰、邵燕祥的随笔里的气氛，都像《且介亭杂文》一般散出热力。
这种现象也蔓延在亚洲各地，在日本冲绳，鲁迅读书会的活动，催生了一批艺术品。而韩国的民间思想者在思考本国问题时对于鲁迅的阐发，也有新鲜的视角在。那些文字的出版，背后牵引出几代韩国知识人的苦梦。尼泊尔的鲁迅小组对于民族命运的思考，闪现诸多优思，那些滚烫的文字里有着民族自新的冲动。想起这些人与事，我们便不再感到孤单。这些人声与片影里有更动人的景观，我们在学院里不太能有着类似的激情。 从一些迹象看，鲁迅主题的传播，不再是单一体的闪动，其思想与审美意识是融合在不同的话语空间里的，或者说，作为一种因子和来源而存在着。
但一面也给我们许多的提示，从那些人的经验里会发现许多学术的话题。同时也要求我们鲁迅研究者要有类似鲁迅那样开阔的眼光。鲁迅从来不倚傍在一个或几个精神资源中，而是不断吸取各种有意味的遗产的精华。孙犁先生就认为，学习鲁迅不是总在鲁迅的语境里走来走去，而是像他那样在古今中外的文化习得中形成自己的特色。复兴我们文化中美好的传统，不是简单地回到文本的特定的世界，而是在开阔的视域里重新召唤出远去的灵思。在这个意义上说，那些激活了鲁迅遗产且走出新的精神之路的人，是领略到鲁迅的精神实质的。
所以，除了继续我们专业性的思考外，应当承认，这也是一个反省我们自己的机会。鲁迅研究与其他作家研究的不同之处是，它一直纠缠着历史、现实以及自我意识里本然的存在。在对象世界里反观自我，乃今天的学人应有的选择。
我们今天的研究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如何绕过流行的语言逻辑，贴近鲁迅的语境。鲁迅去世后，一直存在着这样的问题，我曾经说过，我们曾经不断用鲁迅厌恶过的思维方式解释鲁迅，后设的概念与对象世界的原态颇为隔膜。我自己就曾想当然地用时髦的观念去铺陈思想，后来发现，强加给前人的东西是多的。深味鲁迅文本的人可以发现，鲁迅有一个特殊的精神表达式，他说出什么的时候，一定要用另一种词语限定自己的话语，因为一切表达都有自己的限度，而特指的表述脱离一定的语境，就会变成荒谬之论。在这个意义上说，提醒我们注意自己的论证的方式的有限性是多么重要。鲁迅就是在有限性里开启了无限的可能性，他拒绝圆满、自欺与自大，对于一个敢于颠覆自己思想的思考者，在研究的时候也要有强大的自我批判的勇气。我在今天的许多青年学者的论文里，感受到了突围的渴念。
回想我这些年的写作，很少使用流行的理论。这里既有修养的不到位的问题，也有自己的担心。那就是用一种新的模式去接近鲁迅，其实可能存在悖谬的东西。理论不能涵盖一切，倒是鲁迅式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对于我们是一个提示，那就是，在形成新的表达式后，当要警惕自己成为语言的奴隶，而思考在不断深入的时候，也应不断地反观自己，不要沉入自设的陷阱里。庄子与尼采以及德里达的思想，就含有类似的元素。研究鲁迅传统，尤其不要忘记此点。
当代的文学批评，涉及到鲁迅遗产的话题很多，但却不都在鲁迅式的语境里展开的，它越来越受西方文论的影响。在学院派一统天下的时候，读者的反应也在减少。什么样的批评是好的，这是一些人追问过的问题，但恐怕永远都没有答案的吧。批评界已经形成定势，对于读者的反应并不在意。批评家照例用蹩脚的方式吞吐文字，在经院化的模式里自满自足着。可是作家与读者并不满意于此。好的作家，是不太在意那些批评文字的，他们知道自己的路，是在选择中形成的，过多的理论介入可能是一个问题。批评不都能指导创作，它更多的时候还是一种诠释或对话，这样的时候，批评与创作似乎各在不同的路上，希望批评具有大的影响力，恐怕也是不易的。
对于写过许多批评文字的我而言，更喜欢读的是作家笔下的读书笔记和评论文章。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的批评文章，我们可以反复阅读，那是美的表述和深的沉思，在辞章里亦有凡人没有的东西。王蒙、汪曾祺的批评文字就好于同代的一些批评家，因为他们知道创作的甘苦，而且精神深处有更为高远的气息。所以，批评家也要借鉴这样的作家文本，深味他们脱俗的品位。这种冲动可能会引领我们造访陌生之所，恰在那没有人走过的地方，我们窥见了精神的神秘一隅。
然而，一百年来，作家文本不断给批评界带来启示的人物毕竟是少的。鲁迅是作家中兼具批评家品格的人物，他自己的批评文字就很有内涵，在审美的幽玄处，流出现实的真实情态，笔锋之下，波澜种种;点滴之间，光影斑驳。在无法辨认的词语里看出隐秘，于寻常中读出苦楚之音。而在面对灰暗之影的时候，又能以讥讽之语点破玄机，对于坏处毫不留情。这种批评，在今天的学界也甚为稀少，重温其各种文字里的批评之语，总还是让人感慨万千的。
我一直觉得，以鲁迅为参照的写作，对于当代文学和学术研究都是一个值得去做的工作。但这也存在一个问题，过分在一个精神语境里，会出现写作的重复。我自己就遇到过这样的困难，所以在长期的思考里，难免走向狭窄的路径。我一直想从这个困境里走出，然而现在还在徘徊的路上。
为什么鲁迅遗产能够不断在知识界延伸，这是我们不能不回答的話题。也许像康德一样，其思想指示了一个长恒的存在。当我们无法解开主体的内在矛盾性的时候，可能一直在这样的语境里。鲁迅与康德都发现了认知先验形式的边界，不正视这些，终究要落入精神的陷阱里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持续关注鲁迅遗产的解释工作，对于我们这代人是一种责任。
这一本书算是先前出版的《鲁迅遗风录》的续集，关于当代文学与文化的一些心得都在这里了。所写的人物都是自己感兴趣的，也遗漏了些重要的作家与学人，然而只能以后补救了。书是应贺仲明先生之约而编订的，感谢他的信任和关爱，并为此付出了许多心血。开始编辑此书的时候，内心不免有点踌躇，因为那是特殊心境里的特殊的表达，未尝没有遗憾的地方。有判断力的读者，自然会发现内中的缺失，所以也真诚地希望听到质疑的声音。从事批评写作的人与读者是平等的，没有对批评的批评，便没有进步。对于我们这类写作者，尤应如此。
2018年12月14日
（本文为作者即出著作《在鲁迅的背影里》的序言）
我曾在鲁迅博物馆工作了十一年，由于专业的性质，我的研究趣味一直没有绕开鲁迅。而文学批评的话题，多是与鲁迅传统有关的。
在鲁迅博物馆工作的日子里，一面阅读鲁迅的原始文献，温习其中的思想与审美意识，另一方面追踪当代文学与学术的变迁。这过程让我处于一种矛盾、焦虑的状态：一方面苦于无法找到进入鲁迅的入口;另一方面对于当代作家渐多不满，觉得松散的、单一化的表达与鲁迅的成就难以比肩。但偶尔遇到好的作品，发现多少与五四的语境有关，于是在鲁迅遗产的背景里讨论当代问题，就成了写作的主旨之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我的工作是参与《鲁迅研究动态》的编辑，也因此认识了许多学人。王瑶、唐弢、林辰、孙玉石、王得后、钱理群、王富仁、王世家、汪晖、高远东、黄乔生等，都在一些方面影响了我。后来结识了陈忠实、林斤澜、贾平凹、莫言、刘恒、阎连科、张炜、余华等作家，感受到了他们身上的某些鲁迅遗产的闪光。我的一些文字与读解熟悉的人有关，其中并非学理的沉思，也有借他人来认识自我的意味吧。在这种学习中，我开始进入鲁迅研究与当代文学研究的世界，其中的苦乐，也留在了粗糙的文字间。
由于相当长的时间是游离于学院派之外的，所以文章写得较为随意，并无深刻的、系统的论著，也由于没有严谨的训练基础，精神飘忽的时候居多。鲁迅一生厌倦学院派，但他有这样的资本，文章总有生气的地方。而我们这一代人不行，基本的训练缺乏，非学院派中人也多带野狐禅的味道。不过后来的学院派成为一统的时候，问题比非学院派似乎更为严重，一个事实是，把鲁迅精神放封闭性的处理，总还是有些错位的。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就有人意识到了此点，仅仅以学院派的方式读解鲁迅，可能会遗漏一些思想。最根本的是，与现实的隔膜渐多。学院派只能阐释文本，却不能呼应文本，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关于鲁迅的传播，一直是在不同的路径中进行的。至少在八十年代前，呼应鲁迅的研究多于学理的研究。我们在各种运动中看到的思想的交锋，差不多都有鲁迅的影子在晃动。
而学院派后来避免了呼应式研究的缺点，这有历史的必然性。它在细节与宏观框架下克服了思想的随意性。在今天，学院派的鲁迅研究在学理上取得的成绩已经有目共睹。我的周围大多属于学院派中人，这些年在资料研究、文本研究、背景研究、比较研究方面，都有佳作出现。在《鲁迅研究月刊》《上海鲁迅研究》几个平台上，一些青年学者的涌进，带来了勃勃生气，鲁迅传统是被深记在这些学人的思考里的。
但没多久我就意识到，除了我们这些专业研究外，还有另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在影响着精神生活。那就是在非学科意义上的知识群落里，存在着另一种精神叩问，在那个群落，鲁迅一直是被作为重要的参照而存在的，且融进了社会转型的复杂语境里。
举两个例子就可以发现，鲁迅是一个被不断发现和阐释的存在，作为一种资源，给人文领域带来动力性的传导，且伴随几代人在寻觅新的道路。
一是作家的创作中，鲁迅主题和意象一直存在于许多人的文本里。从1978年开始，小说家、诗人的写作，呼应鲁迅文本的一直没有消失。有的是作为复写的方式而存在的。莫言《酒国》就自觉地再现《狂人日记》的意象，贾平凹《古炉》在内蕴上暗袭《药》，而阎连科《四书》与余华《第七天》是从《野草》的底色里开始自己的精神书写的。张承志在写作中的语态，时常在沿袭鲁夫子的激情，他自觉地从鲁迅那里拿来思想，在文坛有着爆炸性的冲击波。刘庆邦创作的《黄泥地》对于乡村社会的打量，让我们听到了《呐喊》的声音，刘恒的《虚证》《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跳动着《孤独者》《阿Q正传》的灵魂。当作家将自己的经验与鲁迅的经验重叠起来的时候，现代文学的一个链条便清晰可见了。这种重复性与扩展性的书写，也是我们今天文学的一个特色。
二是学人对于鲁迅思想的阐发。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李泽厚、刘再复、邓晓芒等人的治学理念中，除了对于古典哲学的借用外，不同程度借鉴了鲁迅的资源。那些有创造性的学者并不是在鲁迅一个维度里吸收营养，而是把鲁迅视为自己思考问题的参照之一，在不同的语境里丰富自己的思想语汇。李泽厚的积淀说，就是在康德主义的影子里，暗接荣格的思想，而主旨取自鲁迅的改造国民性的意识。邓晓芒对于中国社会的分析中，尽管应用了许多西方资源，在知识阶级的立场上是坚持鲁迅的理念的。我们看近些年历史研究、文化遗产研究中，一些鲜活观念的形成，都能够感受到鲁迅遗产的魅力。比如郑欣淼的故宫学研究，其实隐含着鲁迅学的背景;吴冠中对于美术史的感悟，多的是鲁迅的逻辑。可以看出，在文化领域，鲁迅被分解成不同的碎片，折射在不同的文本里。这是静悄悄的辐射，是一个传统的延伸。非鲁迅研究界里活着的鲁迅，恰证明了其不朽的价值。
作家的兴奋点与学人的聚焦点如此巧合地汇入一個调色板里，其实无意中丰富了“五四”后的一个特定精神。这或许是对于未完成的启蒙的一种代偿。当人们还存在于《呐喊》《彷徨》的某些时空里的时候，要跳出旧有的思路，其实是大难的。
在没有热点的地方，鲁迅是热的。网络上的鲁迅小组讨论的问题很多，争论里也流出诸多妙想。在许多民间思想者那里，鲁迅一直被阅读着。一些非学院派的写作，在某种层面撕开了沉闷思想的罩子，将野性的思维引来，对应了鲁迅的某些特质。只要我们看看林贤治、张枣的写作，是有淋漓的元气在的。木心、陈丹青的笔下关于国人精神难题的审视，以及高尔泰、邵燕祥的随笔里的气氛，都像《且介亭杂文》一般散出热力。
这种现象也蔓延在亚洲各地，在日本冲绳，鲁迅读书会的活动，催生了一批艺术品。而韩国的民间思想者在思考本国问题时对于鲁迅的阐发，也有新鲜的视角在。那些文字的出版，背后牵引出几代韩国知识人的苦梦。尼泊尔的鲁迅小组对于民族命运的思考，闪现诸多优思，那些滚烫的文字里有着民族自新的冲动。想起这些人与事，我们便不再感到孤单。这些人声与片影里有更动人的景观，我们在学院里不太能有着类似的激情。 从一些迹象看，鲁迅主题的传播，不再是单一体的闪动，其思想与审美意识是融合在不同的话语空间里的，或者说，作为一种因子和来源而存在着。
但一面也给我们许多的提示，从那些人的经验里会发现许多学术的话题。同时也要求我们鲁迅研究者要有类似鲁迅那样开阔的眼光。鲁迅从来不倚傍在一个或几个精神资源中，而是不断吸取各种有意味的遗产的精华。孙犁先生就认为，学习鲁迅不是总在鲁迅的语境里走来走去，而是像他那样在古今中外的文化习得中形成自己的特色。复兴我们文化中美好的传统，不是简单地回到文本的特定的世界，而是在开阔的视域里重新召唤出远去的灵思。在这个意义上说，那些激活了鲁迅遗产且走出新的精神之路的人，是领略到鲁迅的精神实质的。
所以，除了继续我们专业性的思考外，应当承认，这也是一个反省我们自己的机会。鲁迅研究与其他作家研究的不同之处是，它一直纠缠着历史、现实以及自我意识里本然的存在。在对象世界里反观自我，乃今天的学人应有的选择。
我们今天的研究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如何绕过流行的语言逻辑，贴近鲁迅的语境。鲁迅去世后，一直存在着这样的问题，我曾经说过，我们曾经不断用鲁迅厌恶过的思维方式解释鲁迅，后设的概念与对象世界的原态颇为隔膜。我自己就曾想当然地用时髦的观念去铺陈思想，后来发现，强加给前人的东西是多的。深味鲁迅文本的人可以发现，鲁迅有一个特殊的精神表达式，他说出什么的时候，一定要用另一种词语限定自己的话语，因为一切表达都有自己的限度，而特指的表述脱离一定的语境，就会变成荒谬之论。在这个意义上说，提醒我们注意自己的论证的方式的有限性是多么重要。鲁迅就是在有限性里开启了无限的可能性，他拒绝圆满、自欺与自大，对于一个敢于颠覆自己思想的思考者，在研究的时候也要有强大的自我批判的勇气。我在今天的许多青年学者的论文里，感受到了突围的渴念。
回想我这些年的写作，很少使用流行的理论。这里既有修养的不到位的问题，也有自己的担心。那就是用一种新的模式去接近鲁迅，其实可能存在悖谬的东西。理论不能涵盖一切，倒是鲁迅式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对于我们是一个提示，那就是，在形成新的表达式后，当要警惕自己成为语言的奴隶，而思考在不断深入的时候，也应不断地反观自己，不要沉入自设的陷阱里。庄子与尼采以及德里达的思想，就含有类似的元素。研究鲁迅传统，尤其不要忘记此点。
当代的文学批评，涉及到鲁迅遗产的话题很多，但却不都在鲁迅式的语境里展开的，它越来越受西方文论的影响。在学院派一统天下的时候，读者的反应也在减少。什么样的批评是好的，这是一些人追问过的问题，但恐怕永远都没有答案的吧。批评界已经形成定势，对于读者的反应并不在意。批评家照例用蹩脚的方式吞吐文字，在经院化的模式里自满自足着。可是作家与读者并不满意于此。好的作家，是不太在意那些批评文字的，他们知道自己的路，是在选择中形成的，过多的理论介入可能是一个问题。批评不都能指导创作，它更多的时候还是一种诠释或对话，这样的时候，批评与创作似乎各在不同的路上，希望批评具有大的影响力，恐怕也是不易的。
对于写过许多批评文字的我而言，更喜欢读的是作家笔下的读书笔记和评论文章。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的批评文章，我们可以反复阅读，那是美的表述和深的沉思，在辞章里亦有凡人没有的东西。王蒙、汪曾祺的批评文字就好于同代的一些批评家，因为他们知道创作的甘苦，而且精神深处有更为高远的气息。所以，批评家也要借鉴这样的作家文本，深味他们脱俗的品位。这种冲动可能会引领我们造访陌生之所，恰在那没有人走过的地方，我们窥见了精神的神秘一隅。
然而，一百年来，作家文本不断给批评界带来启示的人物毕竟是少的。鲁迅是作家中兼具批评家品格的人物，他自己的批评文字就很有内涵，在审美的幽玄处，流出现实的真实情态，笔锋之下，波澜种种;点滴之间，光影斑驳。在无法辨认的词语里看出隐秘，于寻常中读出苦楚之音。而在面对灰暗之影的时候，又能以讥讽之语点破玄机，对于坏处毫不留情。这种批评，在今天的学界也甚为稀少，重温其各种文字里的批评之语，总还是让人感慨万千的。
我一直觉得，以鲁迅为参照的写作，对于当代文学和学术研究都是一个值得去做的工作。但这也存在一个问题，过分在一个精神语境里，会出现写作的重复。我自己就遇到过这样的困难，所以在长期的思考里，难免走向狭窄的路径。我一直想从这个困境里走出，然而现在还在徘徊的路上。
为什么鲁迅遗产能够不断在知识界延伸，这是我们不能不回答的話题。也许像康德一样，其思想指示了一个长恒的存在。当我们无法解开主体的内在矛盾性的时候，可能一直在这样的语境里。鲁迅与康德都发现了认知先验形式的边界，不正视这些，终究要落入精神的陷阱里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持续关注鲁迅遗产的解释工作，对于我们这代人是一种责任。
这一本书算是先前出版的《鲁迅遗风录》的续集，关于当代文学与文化的一些心得都在这里了。所写的人物都是自己感兴趣的，也遗漏了些重要的作家与学人，然而只能以后补救了。书是应贺仲明先生之约而编订的，感谢他的信任和关爱，并为此付出了许多心血。开始编辑此书的时候，内心不免有点踌躇，因为那是特殊心境里的特殊的表达，未尝没有遗憾的地方。有判断力的读者，自然会发现内中的缺失，所以也真诚地希望听到质疑的声音。从事批评写作的人与读者是平等的，没有对批评的批评，便没有进步。对于我们这类写作者，尤应如此。
2018年12月14日
（本文为作者即出著作《在鲁迅的背影里》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