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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是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文化和艺术的审美需求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李贽和徐渭的离经叛道思想深深影响了时人对传统的认识，思想和文化艺术的变革也随着思想的转变同时进行着。在书法艺术方面，书家们努力革新，试图开创一种崭新的局面。这种创新主要是出现了反对束缚、突出个性的浪漫主义书风。然而作为文人，古代儒家思想中以人论书的观点同样影响着明末清初的书法家，欧阳修曾说“古之人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颜真卿自古以来就被文人们当作道德君子的楷模，对人品的敬佩使得人们对他的书法更加激赏。在明末清初这个改朝换代的历史时期，对颜真卿的崇拜更能表现一个书法家的志向和追求。明末清初宗颜法的主要书家有倪元璐、傅山、杨宾等人。
倪元璐（1593—1644），字玉汝，号鸿宝，浙江上虞人。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后历官翰林院编修、兵部右侍郎、户部尚书。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克北京，崇祯帝自缢煤山，得知这一消息的倪元璐自缢殉国。倪元璐、黄道周、王铎三人同为天启二年进士，三人“盟肝胆，孚意气，砥砺廉隅，又栖止同笔研，为文章。”他们三人在当时被称为“三株树”又被称为“三狂人”。倪元璐的父亲倪冻同东林党人交好，他性格耿直，敢于直言进谏。这对倪元璐的影响很大，倪元璐为官后也同东林党人交好。这种忠正耿直的性格使得他对颜真卿的人品更加敬佩，因爱其人而慕其书也是合情合理的。王铎曾在评价颜真卿时说过“刚毅而以礼为国，因扶公室，弱以强之，世不及知之。”倪元璐同王铎交好，王铎对颜真卿的赞赏也会得到倪元璐的赞同。清代人吴德璇在他的著作《初月樓论书随笔》中写到“明人中学鲁公者，无过倪文公。其书深得鲁公厚实劲健之笔意，呈欹侧之势，以险寓正。”这段评语较为中肯，我们在看倪元璐的代表作品《舞鹤赋》时不难发现，其苍茫壮美的风格同颜体书风相一致，其线条的“屋漏痕”笔意也是他晚年致力于颜书的结果。倪元璐在学古的同时敢于创新，清代康有为评价他说“明人无不能行书者，倪鸿宝新理异态尤多。”；倪后瞻评价“倪鸿宝书，一笔不肯学古人，只欲自出新意。”而倪元璐自己则说“坡公有言，不在形似。”从这些评价中我们可以发现倪元璐的书学观点也是敢于创新的。倪元璐的创新同颜真卿开创的壮美一路书风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傅山（1607一1684年），初名鼎臣，后改名山，字青主，号丹崖翁，山西太原人。傅家是书香世家，家学深厚。傅山自幼聪敏好学，博闻强记，然而在明朝未考取功名。傅山生性耿直仗义，其为师袁继咸赴京诉冤请愿的事迹。在当时影响较大。清军入关之后，为了表示对明朝的忠诚，傅山出家为道，自号“朱衣道人”。傅山正是在明朝灭亡以后开始更加的敬佩颜真卿，也在入清以后开始对颜真卿心慕手追。 他在回忆自己的学书经历时说道“吾八九岁即临《元常》，不似。少长，如《黄庭》、《曹娥》、《乐毅论》、《东方赞》、《十三行洛神》下及《破邪论》，无所不临，而无一近似者。最后写鲁公《家庙》，略得其支离。又溯而临《争坐》，颇欲似之。”从这段自述中我们可以得出傅山对颜真卿的书法是较为用心的。傅山同样在他的两则笔记中表达了对颜真卿的敬佩“常临二王，书羲之、献之之名几千过，不以为意。唯鲁公姓名写时，便不觉肃然起敬。”、“才展鲁公帖，即不敢倾侧睥睨者。臣子之良知也。”傅山在明清鼎革以后开始了对赵孟頫书法的极力贬低，他说道“予极不喜赵子昂书，薄其人而遂恶其书，近细视之，亦未可厚非，熟媚绰约，自是贱态。”一个贱字，表达了他对赵孟頫书法的极度厌恶。傅山在国变之后这种态度的转变，不得不让我们与政治联系起来，赵孟頫身为宋代皇室后裔，却入仕元朝。在深受儒家忠君爱国思想影响的傅山看来，他道德败坏，大节有亏，所以书法也熟媚绰约，有贱态。而颜真卿则是千古忠臣，他在平定安史之乱时立有战功，并在劝降李希烈时不屈而死。颜真卿“忠臣烈士，道德君子”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傅山对颜真卿的激赏也表达了他要忠于明朝的志向。傅山在《训子戒》中写到“未习鲁公书，先观鲁公诂。平原气在中，毛颖足吞虏。”诸如此类对颜真卿赞赏的描述还有很多，从中我们可以推测颜真卿忠臣烈士的形象对于傅山在风格上的取法转变必然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傅山在书论中提到“四宁四毋”的美学观点。同样为他对颜体书风的赞赏提供了理论支撑。傅山以颜为宗，一方面与他经历的政治背景有关，更本质的原因则是他的审美理想在颜真卿的书法中找到了现实的参照。傅山的书法创作在践行着他的书学理论。他的楷书《竹雨茶烟》联有着鲜明的颜体楷书风格。傅山在追慕颜体书风提出的“四宁四毋”的观点对清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理论为碑学的滥觞提供了理论基础，促进了整个清代碑学书法的兴盛。
杨宾（1650-1720），字可师，号大瓢，浙江绍兴人。杨宾的《大瓢偶笔》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书法理论著作。书中对古今书家、碑帖名迹、学书要诀等无不加以品论，为后人研究清代前期书法提供了宝贵资料。杨宾自幼学书，终身不辍，在他晚年的自述中写到“余六七岁时，即临先府君扇书《曹娥碑》，得其形似。十三四岁，九有公命学《黄庭经》。十六七出就外傅，随俗学董宗伯，继又学颜鲁公《刘太冲序》。”杨宾“随俗学董宗伯”说明了他后来对董其昌的不懈。文中写到“十六七出就外傅，随俗学董宗伯，继又学颜鲁公《刘太冲序》”说明了他对颜体书法有着较早的接触。康熙十七年，清廷开博学宏词科，巡抚举荐杨宾。杨宾故意逃逸，拒不应试。他忠正耿直的性格同深受儒家传统影响的颜真卿有着相同的特点。杨宾对自己的书法也相当自负，他不仅将自己独创的用笔之法教授学生，更是在与同时代书家相比较时说“瘦劲淳古则余亦不敢让”。可见他对自己的书法很是自信。
“颜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严庄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欧阳修的这段评语为人品即书品的最好论断。后世深受儒家忠君爱国思想影响的文人们更是将其奉为宗旨，尤其是在明末清初这个改朝换代的时期，书家们对颜体书法的追慕也自然少不了政治因素，以赞赏颜真卿的书法和为人来表达自己忠君爱国的志向和追求。
倪元璐（1593—1644），字玉汝，号鸿宝，浙江上虞人。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后历官翰林院编修、兵部右侍郎、户部尚书。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克北京，崇祯帝自缢煤山，得知这一消息的倪元璐自缢殉国。倪元璐、黄道周、王铎三人同为天启二年进士，三人“盟肝胆，孚意气，砥砺廉隅，又栖止同笔研，为文章。”他们三人在当时被称为“三株树”又被称为“三狂人”。倪元璐的父亲倪冻同东林党人交好，他性格耿直，敢于直言进谏。这对倪元璐的影响很大，倪元璐为官后也同东林党人交好。这种忠正耿直的性格使得他对颜真卿的人品更加敬佩，因爱其人而慕其书也是合情合理的。王铎曾在评价颜真卿时说过“刚毅而以礼为国，因扶公室，弱以强之，世不及知之。”倪元璐同王铎交好，王铎对颜真卿的赞赏也会得到倪元璐的赞同。清代人吴德璇在他的著作《初月樓论书随笔》中写到“明人中学鲁公者，无过倪文公。其书深得鲁公厚实劲健之笔意，呈欹侧之势，以险寓正。”这段评语较为中肯，我们在看倪元璐的代表作品《舞鹤赋》时不难发现，其苍茫壮美的风格同颜体书风相一致，其线条的“屋漏痕”笔意也是他晚年致力于颜书的结果。倪元璐在学古的同时敢于创新，清代康有为评价他说“明人无不能行书者，倪鸿宝新理异态尤多。”；倪后瞻评价“倪鸿宝书，一笔不肯学古人，只欲自出新意。”而倪元璐自己则说“坡公有言，不在形似。”从这些评价中我们可以发现倪元璐的书学观点也是敢于创新的。倪元璐的创新同颜真卿开创的壮美一路书风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傅山（1607一1684年），初名鼎臣，后改名山，字青主，号丹崖翁，山西太原人。傅家是书香世家，家学深厚。傅山自幼聪敏好学，博闻强记，然而在明朝未考取功名。傅山生性耿直仗义，其为师袁继咸赴京诉冤请愿的事迹。在当时影响较大。清军入关之后，为了表示对明朝的忠诚，傅山出家为道，自号“朱衣道人”。傅山正是在明朝灭亡以后开始更加的敬佩颜真卿，也在入清以后开始对颜真卿心慕手追。 他在回忆自己的学书经历时说道“吾八九岁即临《元常》，不似。少长，如《黄庭》、《曹娥》、《乐毅论》、《东方赞》、《十三行洛神》下及《破邪论》，无所不临，而无一近似者。最后写鲁公《家庙》，略得其支离。又溯而临《争坐》，颇欲似之。”从这段自述中我们可以得出傅山对颜真卿的书法是较为用心的。傅山同样在他的两则笔记中表达了对颜真卿的敬佩“常临二王，书羲之、献之之名几千过，不以为意。唯鲁公姓名写时，便不觉肃然起敬。”、“才展鲁公帖，即不敢倾侧睥睨者。臣子之良知也。”傅山在明清鼎革以后开始了对赵孟頫书法的极力贬低，他说道“予极不喜赵子昂书，薄其人而遂恶其书，近细视之，亦未可厚非，熟媚绰约，自是贱态。”一个贱字，表达了他对赵孟頫书法的极度厌恶。傅山在国变之后这种态度的转变，不得不让我们与政治联系起来，赵孟頫身为宋代皇室后裔，却入仕元朝。在深受儒家忠君爱国思想影响的傅山看来，他道德败坏，大节有亏，所以书法也熟媚绰约，有贱态。而颜真卿则是千古忠臣，他在平定安史之乱时立有战功，并在劝降李希烈时不屈而死。颜真卿“忠臣烈士，道德君子”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傅山对颜真卿的激赏也表达了他要忠于明朝的志向。傅山在《训子戒》中写到“未习鲁公书，先观鲁公诂。平原气在中，毛颖足吞虏。”诸如此类对颜真卿赞赏的描述还有很多，从中我们可以推测颜真卿忠臣烈士的形象对于傅山在风格上的取法转变必然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傅山在书论中提到“四宁四毋”的美学观点。同样为他对颜体书风的赞赏提供了理论支撑。傅山以颜为宗，一方面与他经历的政治背景有关，更本质的原因则是他的审美理想在颜真卿的书法中找到了现实的参照。傅山的书法创作在践行着他的书学理论。他的楷书《竹雨茶烟》联有着鲜明的颜体楷书风格。傅山在追慕颜体书风提出的“四宁四毋”的观点对清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理论为碑学的滥觞提供了理论基础，促进了整个清代碑学书法的兴盛。
杨宾（1650-1720），字可师，号大瓢，浙江绍兴人。杨宾的《大瓢偶笔》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书法理论著作。书中对古今书家、碑帖名迹、学书要诀等无不加以品论，为后人研究清代前期书法提供了宝贵资料。杨宾自幼学书，终身不辍，在他晚年的自述中写到“余六七岁时，即临先府君扇书《曹娥碑》，得其形似。十三四岁，九有公命学《黄庭经》。十六七出就外傅，随俗学董宗伯，继又学颜鲁公《刘太冲序》。”杨宾“随俗学董宗伯”说明了他后来对董其昌的不懈。文中写到“十六七出就外傅，随俗学董宗伯，继又学颜鲁公《刘太冲序》”说明了他对颜体书法有着较早的接触。康熙十七年，清廷开博学宏词科，巡抚举荐杨宾。杨宾故意逃逸，拒不应试。他忠正耿直的性格同深受儒家传统影响的颜真卿有着相同的特点。杨宾对自己的书法也相当自负，他不仅将自己独创的用笔之法教授学生，更是在与同时代书家相比较时说“瘦劲淳古则余亦不敢让”。可见他对自己的书法很是自信。
“颜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严庄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欧阳修的这段评语为人品即书品的最好论断。后世深受儒家忠君爱国思想影响的文人们更是将其奉为宗旨，尤其是在明末清初这个改朝换代的时期，书家们对颜体书法的追慕也自然少不了政治因素，以赞赏颜真卿的书法和为人来表达自己忠君爱国的志向和追求。